12月1日世界愛滋病日，今年聯合國焦點放在婦女的身上，因為全球愛滋病感染者到今年底已經達3940萬人，而婦女佔了一半左右。然而宣導性別平權的觀念並不是高愛滋病患的國家所真正需要的，我們可以看見，在台灣這個性別越來越平等的國家，愛滋病的男女比例卻從前幾年的9:1到今年的2.6:1，女性並沒有因為權力抬頭而減少得病比率。
全球的女性得愛滋的比率是男性的.2.5倍，而HIV病毒又容易經由生產傳給下一代，因此台灣即將施行的愛滋篩檢納入產檢項目，雖然每年需要4千5百萬的經費，然而卻比一位愛滋病患一生耗費1千4百萬來的划算。台灣的愛滋病兒童中有90%來自於母親是帶原者，桃園縣衛生局在今年三月推動準媽媽免費進性愛滋篩檢，施行以來有一萬七千名孕婦接受篩檢，比例高達孕婦的九成六，其中也篩檢出四位陽性反應的孕婦得以進一步追蹤調查。政府的用心我們看的到，但是有很多的HIV帶原者並不是一般的孕婦，而是娼妓。娼妓即使有了身孕也不會隨意去看醫生，那麼我們就很難進行篩檢，更何況現在的娼妓並沒有健保。再說，娼妓即使篩檢出來有愛滋病，政府也很難進行追蹤，HIV病毒將難以防範蔓延。對於這樣根本性的問題，政府應該正視。
相對於全球性的狀況，全球愛滋病病毒愛滋病疫情報告顯示，全世界有超過3,700萬人攜帶愛滋病病毒，其中約一半為女性。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感染愛滋病病毒的成年人有近60%為女性。顯而易見地，這些地區的國家在經濟各方面皆處於弱勢，然而我們卻沒有看到聯合國在實質上的支援，只有觀念上的宣導，尤其今年的女性平權、女性自信心提升以及經濟收入的提升等等，看來只是紙上談兵，對於這些國家的疫情並不會有顯著的改善。
在資本主義的世界，一個國家的經濟改善能夠讓國民的生活水準、教育程度以及經濟收入就會相對提高，疾病的防治也相對容易進行，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連基本的生活都沒有辦法顧的好，再多的觀念也都徒勞無功。中國性病愛滋預防控制中心的研究顯示，愛滋病患者有將近6成的人無法再工作，一名無法工作的愛滋病患對社會的總經濟損失就達13萬元。雖然經濟扮演重要的角色，政府的政策制訂與醫療規劃也擔任相當重要的責任，因此，為了人民的健康與社會的福祉，政治介入是必然的，也只有政治媒介才能將權力轉置成制度的運作，讓制度成為社會結構，使社會的公義不斷運轉。
政治經濟的力量在防治愛滋病、治療愛滋病中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2000年底特律線上新聞報導，根據贊助會議的聯合國AIDS組織加勒比海地區領導人佩姬．麥克伊娃表示，官方統計顯示該地區有36萬人帶有HIV；然而專家相信感染人數應該更高，約50萬人。貧窮、社會準則、早期性經驗、多重性伴侶與歧視都是該地區AIDS流行的相關因素。但大部分的政府都很少有錢去解決，的確如此，千里達全國AIDS計畫的年度預算只有10萬元。再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導，來自南非受HIV與肝炎病毒污染的血液經由英國被運往印度、中國與其他國家已有二十年。仲介商已在其中獲利一千萬元以上。不過我們卻都沒有看見政府的抵制行動，即使政府想要抵制也都限於經濟的問題而無法改善。
國際組織聯合國雖然願意正視二十世紀的黑死病—愛滋病，卻無能力對這些國家有實質的支援行動，只提出願意協助的意識形態，這是令人惋惜的，或許聯合國的會員在促進全體人類的利益時，摒除政治私利讓受愛滋病毒感染的國家有持續性的實質經濟與醫療的援助，才能根本性的解決愛滋病的蔓延，否則口號只會使一個美麗的空殼不斷建構，內在的實質行動卻視而不見，愛滋病的問題依然一直存留在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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