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訊》是一份雜誌，但又不只是一份雜誌。它是文學的傳燈者，文化的引領者，藝術的推動者，文壇的守護者，更是台灣輝煌時代的見證者與記錄者。都說林海音家的客廳是半個文壇，我覺得《文訊》的編輯部就是整個文壇。
1982年的夏天，離sogo百貨不遠的復興南路上，「文藝資料研究及服務中心」成立，第二年，《文訊》創刊。這份由黨部支持的刊物，為服務作家及藝文界而生，以文學史料整理研究為使命，從一開始，就安靜地走著自己堅持的一條寂寞的路，雖然它就位在喧鬧繁華的中心市區。40年來，它用史料、創作、研究、活動四個面向生動紀錄了台灣文學最真實的聲音，建立了一種新的文藝傳媒範式，參與了台灣文學最充沛、最轉折也最精彩的發展階段。跨越兩個世紀，這份雜誌竟然存活了下來，這是台灣文學的奇蹟，也是台灣文學的幸運。
在眾聲喧嘩與百年孤寂之間，《文訊》一直走著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面對時光無情的侵蝕，它用理想的力量和時間對抗。但是，就如小說家莫言說的：「一隻蠶吐絲，牠怎麼樣也沒想過有一天牠會吐出一條絲綢之路。」《文訊》用40年的時間重量為台灣文學，為世界華文文學鋪就了一條絲綢之路，至今依然銀閃閃地發著光。這是文學的魅力，也是《文訊》的能力。曾經，我們在《書評書目》、《新書月刊》看到過同樣理念的光芒，但40年後，唯獨《文訊》留了下來，成為台灣發行最久的書訊雜誌，而且還將一無所懼地繼續前行，這樣安靜又巨大的身影，任誰看了都會動容。動容之餘，也一定會有一份尊敬油然而生。這份尊敬不分黨派，不論立場，超越國界，穿越時間。40年來，和《文訊》不曾打過交道、沒有受到《文訊》關照過的台灣作家學者，我想應該沒有。從台灣出發，《文訊》的關懷觸角伸向大陸港澳，東亞日韓，星馬菲泰，甚至是歐美紐澳，這不是旅遊航線，這是《文訊》40年來一步一腳印的跨域文學行旅，透過專輯製作、作家專訪、新書推介、活動舉辦，《文訊》早已走出台灣，走向世界。但凡想了解過去40年來台灣文學軌跡風貌者，除了《文訊》，我說不出第二份雜誌。
1983年的夏天，因為《文訊》的出現，註定將成為永遠值得記憶的歷史瞬間。歷史的機遇往往稍縱即逝。《文訊》40年來為台灣寫史，也將自己寫進了台灣文學史。顯然，《文訊》幾位重要的推手如孫起明、李瑞騰、封德屏抓住了歷史難得的機遇，因為《文訊》，他們將永遠被記得和感謝。
孫起明是第1-14期的總編輯，時間較短，但明確定位和走向，功不可沒。他後來進《中央日報》擔任總經理、出版部主任，我在中副工作，見過幾次面，但沒有太多交往。我進中副是1989年4月，因為請李瑞騰先生擔任碩士論文指導教授的緣故，經常從八德路二段走到復興南路上的《文訊》向他請益，因而認識了封德屏和高惠琳等人，感受到李老師和封姐二人絕佳的合作默契，親歷《文訊》在文壇影響力與日俱增、發光發熱的關鍵時刻。1990年7月起，《文訊》推出「近代學人風範」系列研討會，我負責了幾場的會議側記工作，「文藝界重陽敬老聯誼活動」舉辦時我也去幫忙了幾次，很開心這麼早我就和《文訊》結緣，而且至今情緣不改。
從一開始，「李主外，封主內」的印象便深印腦海。李老師擔任總編輯，編了15-83期，春秋鼎盛、活力十足的他，規劃了種種充滿創意與意義的專輯和活動，編輯人的運動性格在他身上發揮得淋漓盡致，《文訊》從此不再只是一份雜誌，而是如大陸學者廖彬所言集「檔案館」、「研究院」、「資訊站」於一身的文學重鎮。卸任總編輯工作後，他在學術界一展長才，系主任、文學院長、圖書館館長、台灣文學館館長，沒有一項工作能難得倒他；封姐從84期接任總編輯至今，則為《文訊》寫下了另一則傳奇。紀州庵文學森林的經營，各種大小文化專案的執行，各項專輯活動的持續推出，溫柔細膩的心思加上韌性堅持的性格，是《文訊》能邁入40年最大的功臣。幾次在停刊的邊緣又起死回生，幾次閃現放棄的念頭又因捨不得而重新振作，環境越折磨，《文訊》越精彩，因為封姐不服輸。她能將微薄的人力與經費發揮到極致，她總是比別人更早知道文壇的動態，對遭逢困境的作家也不吝伸出援手，沒有人能拒絕封姐的邀稿和請託，一如沒有人會忘記《文訊》。1984年以前，封姐換了十個工作，進入《文訊》之後，她竟一天都沒離開。我不知道她那素樸的勇氣從何而來，但我每次看到她，總會想起林徽音說的：「溫柔要有，但不是妥協，我們要在安靜中，不慌不忙地堅強。」沒有譁眾取寵的炒作，沒有大眾市場的追逐，只是單純地想用文學召喚這塊土地上最美麗的聲音，讓這些聲音被聽見。40年來，《文訊》初衷不改，一往無前，留下了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聲音，也留在了所有人的記憶深處。
中華副刊2023.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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