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缺「人才」到缺「人品」
在台灣經濟逐漸起飛，人才依然外流的1970年代，政府首長常常公開宣稱：「台灣缺資源、缺技術、缺資金、缺市場；最缺的還是人才。」
時序進入2003年中，此刻的現狀是：「台灣最缺的不再是人才，而是『人品』」。「人品」變成了台灣社會最稀罕的資源，這真是社會進步中的弔詭。
沒有人，不能做事；沒有人才，不能做大事；沒有人品，不論做小事大事，都會壞事。「你做事，我放心」的前提是這個人要有人品。
回顧台灣經濟奇蹟創造過程中的財經人才及他們的人品，就能體會為什麼近年來台灣經濟陷入困境！
（二）人品的標準：君子與小人
儘管台灣社會一直在力爭上游，但到處仍是缺少「品」的例子。消費者缺少「品味」，家庭生活缺少「品質」，政商人物缺少「品格」。
「人品」是指：做事有原則；做人有誠信；態度上不爭、不貪，不獻媚；品德上有格、有節、有分寸。我們也許可以廣義地界定：既有才幹又有人品的人，可以尊稱他們為「君子」。當「人品」喪失時，「人才」就淪於「小人」，小人一旦當道，劣幣驅逐良幣的惡性循環就從此開始。
討論到「小人」，就必須要引述余秋雨「小人——歷史的暗角」的論點。他對小人的特性有深刻的描述：「小人見不得美好、小人見不得權力、小人不怕麻煩、小人辦事效率高、小人不會放過被害者、小人需要博取同情、小人必須用謠言製造氣氛、小人最終控制不了情勢。」余先生的結語是：「最終受極刑的仍是他……。小人的悲劇，正在於此。」
細看這些小人的描繪，十餘年來台灣政壇的風波不斷，不正就是一些小人翻雲覆雨的成績嗎？其中一些或已入獄，或已被起訴，或已受到社會唾棄。這是遲來的正義，但多少也產生了警惕的作用。
正因為小人的猖獗，君子就更難求。
為了台灣的全面進步，政府與民間需要培養、鼓勵、發掘、愛惜六種類型的君子：
（1）有擔當、有品格的政治人物。
（2）堅持理念、堅持理性的實踐主義者。
（3）敢做夢、敢實驗的先驅者。
（4）肯創新、肯投資的創業家。
（5）改變人類思考及生活方式的科學家。
（6）開拓人類想像力的創造家（文學、繪畫、音樂、舞蹈、媒體……）。
在人類發展的長河中，是這六類君子挑起了歷史的大樑，推動了文明的進步。
（三）設立「人品獎」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對人才有嚴格的要求。他指出，除了教育程度、分析能力、實事求是、想像力、領導力、衝勁，「最重要的還是他的品德與動機，因為愈是聰明的人，對社會造成的損害可能愈大。」（參閱《李光耀治國之鑰》一書第四章）
如果以「品德」與「動機」來評斷，台灣當前政治人物（包括民意代表）能夠得到社會大眾高度評價的，為數不會很多。
台灣社會每年舉辦各類的獎項。可惜，我們最需要的一個獎項還沒有出現——「人品獎」。
在我的構思中，組織一個超然的、公正的民間團體，先從評估政治人物開始（包括政黨領袖、中央部會首長、民意代表、縣市長），然後擴及大企業中的董事長與總經理。
評估「人品」的指標可以包括：政策見解的一致性、個人及家庭財產的透明度、每年實際納稅金額與繳納比例、公益事業的捐獻或參與、有無犯法或被起訴的紀錄、黨籍的改變、競選經費的來源等等。
如果台灣人民有足夠的幽默，這個民間評選團體也可以把「人品獎」分成二類：「國家君子獎」與「國家小人獎」。前者當然是公開讚揚公眾人物的才能與品德；後者當然是公開譴責公眾人物的奴才性格與惡言惡行。
這個評選結果——儘管會有它的爭議性——會對當事人的「無所不為」有所警惕，對選民的投票會有所助益。這個獎的評選標準要嚴格而挑剔。獲得「國家人品獎」榮譽的政治人物，至少增加了我們對公眾人物的信心。只有挑剔的選民，才會識人與識貨。識人是包括候選人的才幹與人品；識貨是包括個人識見與政黨政績。
1950年初去世的經濟大師熊彼德，在臨終前曾對彼得．杜拉克的父親講過這樣寓意深遠的話：「人們若只曉得我寫了幾部著作及發現了一些理論，我認為是不夠的；如果沒能改變人民的生活，你就不能說你已改變了世界。」
我相信擁有才幹與品德的君子才能改變這個世界。
附言：關於「行政院顧問」
7月12日《聯合報》有則消息，大意謂「行政院長游錫絷於日前悄悄聘請威斯康辛大學榮譽教授高希均為行政院顧問。」刊出後引起一些朋友的關注。容我說明兩點：（一）自1991年起，我就一直被聘為行政院顧問，歷經郝、連、蕭三位院長；民進黨執政後，也歷經唐、張、游三位院長。（二）當初接受聘約時即說明：不領取任何薪資及不報銷任何費用；不影響我個人評論公共政策的獨立性。
轉載---遠見雜誌網站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