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去Tate Modern看米羅(Joan Miro)畫展。
為了避免人潮，早上十點才開館，我已在門口報到。畫展名為「逃避的階梯」(The Ladder of Escape)，集合來自各家美術館的收藏共一百五十件作品(包括油畫、鉛筆畫、雕塑)，使用四樓共十三間展覽室，呈現米羅一生各時期的創作，相當完整而且資料豐富。
館方如此用心，我也比平常更認真--每個展覽室牆上的說明和畫作旁邊的說明文字，每個我都讀過了；這輩子到目前為止，這可是最認真的一次；或許也因為太認真吧，看了三個展覽室，已經餓得前心貼後背。原本還想裝優雅(麵包哪能比精神糧食重要呢？)、等看完再吃，結果仔細讀了介紹，才發現展覽室有十三間，比大唐十二刑房還多一間；我絕對撐不完！識時務者為俊傑，於是乖乖掉頭出去，吃完午餐，再戰米羅。不禁感嘆肉體還真是軟弱啊！
(圖中是美術館貴鬆鬆的三明治和熱巧克力，價值三百元新台幣，也是本人倫敦第一頓外食！)
「逃避的階梯」是米羅代表作之一，以此為名，用意頗深。
其二，「逃避的階梯」也是米羅的藝術理念，他堅信所有的藝術理想必須植基於寫實基礎，取材和靈感應來自於周身環境，而非莫須有的幻想。所以「階梯」，立在地面，往藍天伸展、追求理想；換句話說，這位超寫實大師，骨子裡是踏實的現實主義者，而非天馬行空幻想家。
他在1979年獲頒巴塞隆納大學(Univ. of Barcelona)榮譽博士學位時說的這段話，頗有「吾道一以貫之」的意味：
'I understand that an artist is someone who, in the midst of others' silence, uses his own voice to say something and who makes sure that what he says is not useless, but something that is useful to mankind'.
其二，「逃避的階梯」象徵了米羅本人終生面臨參與革命或遁隱鄉間的掙扎。年輕時的米羅愛國愛鄉，對於加泰隆尼亞地區長期受到政府當權壓迫相當反感，大量繪製加泰隆尼亞地區的風土民情--農田、農莊、農夫、動物等，作為表彰民族信念的一種管道。
大約在三十多歲左右，儘管主題仍為風土民情，但是米羅的藝術語言已逐步從寫實轉向超寫實；除去描述物的具體形象，從中抽繹出他認為最核心的型態，好比用十字代表人體、一條線代表海平面，發展到日後便成了我們印象中的米羅作品。其後因為西班牙政爭、戰事不斷，他避居法國諾曼第，成為流亡海外的異議份子(可能有點像艾未未那樣~~)，持續用那套超寫實語言表達對西班牙當權者不滿，此時用色都非常沉重，主題帶有諷刺意味；階梯便是此時期出現的，有幾幅女人爬樓梯的作品，象徵著他呼籲人要反抗現況、追求理想。也好比五十幅炭筆繪製的Barcelona series，米羅直接取材自當時西班牙的諷刺作品，繪製成類似諷刺漫畫的單幅作品(想像一下幾米的作品、但是是CoCo的內容)，相當尖銳。
好巧不巧，米羅避居到諾曼第之後，作品大受超寫實主義之父Breton推崇，讓米羅搭上超寫實主義的順風車，成為潮流下代表人物；四、五十歲在法國已相當知名，一有作品，便有人收購(運氣真好！)。二戰期間，德法開戰，米羅帶著老婆避居西班牙馬約卡小島，鄉間封閉靜謐的生活讓他更專注創作，他也相當樂在其中，星座系列(Constellations)作品便是後人最熟知的代表作。也是在此時他面臨人生的掙扎：繼續追求反政府理想？抑或回歸個人象牙塔？不過終究，他仍然選擇前者。
米羅在法國紅了以後，持續紅去紐約，二戰後站上國際舞台，成為國際知名的大家畫家。我覺得妙處有三，第一，此時他的作品，底色逐漸鮮豔起來，但主題人物卻不復以往複雜，藝評家給他的詮釋是「他的心態逐漸樂觀起來」；第二，隨著年紀漸增，作品尺寸越來越大，線條更簡單，其中有幅三連作(triptechs)，每一幅有一整面客廳牆那麼大，底色全白，中間只用炭筆隨興畫了條不規則的線(我心想，這我也能畫，只是畫完沒人要而已)；第三，年紀越大、怪招也越多，甚至有幾幅畫是畫好以後，放火燒掉一部分的作品(據說當時歐洲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重燃米羅的革命血液，創作出的實驗作品)。
你要問我的話，我覺得一九七五年法朗科將軍(General Franco)獨裁政權被推翻，西班牙步入民主政體這件事情，對米羅晚年影響最大。長年西班牙內戰，各種獨裁政權的傾軋、對人民的壓迫，這是米羅長久以來藝術生命賴以維生的命脈，現在這些全都結束，西班牙變得開放、自由、尊重人權，我想對於米羅，恐怕無異於人生目標的消失，反映在畫作裡，自然便是衝突遞減，免不了輕鬆寫意起來。至於他有沒有超脫出反對，另尋主軸，坦白說我不知道，看到比較多的是回顧、整理過往的人生記憶。
相較於作家、音樂家，畫家真的是比較激情、比較刺激的藝術家。少壯時耗盡力氣，用具體的藝術型態表達意見，也更熱衷於用感性的方式推動社會變遷；但是轉進晚年，當抗議的對象消失之後，天下太平，畫家似乎也比其他藝術家面臨更大的轉型挑戰。作家、音樂家似乎比較容易將重心從反應外在環境，轉回沉澱內心；畫家至此，很大一部分將重點轉至宗教信仰，像米羅這樣最終沒有「一心向佛」的，好像就停滯不前了。我猜，或許畫家比作家、音樂家更需要具象的創作刺激和動機吧；當然，所知有限，純屬臆測。
來倫敦之前，赫然發現有好多人出國，扣掉觀光，很多時間都花在找吃的，不是找新鮮有趣的異國美食，就是找文藝氣氛的咖啡館。有一回我跟有此闢號的同事提起自己只要出國，食慾頓減，因為很難有比台灣更好吃的地方，以及有趣的事物太多，根本來不及把注意力轉到食物上；同事說，她也知道國外文化事物有趣，尤其歐洲，但是總要有熟門熟路者說明，否則無法理解。我「喔」一聲，沒有下文，事實上我想說的是：「到處都有說明和介紹，何必靠人解說？搞不好還說錯」。是啊，上述所有關於米羅，扣除個人所見所感，其餘全以十三個房間的說明文字為基礎。
記得09年與Francis同遊倫敦，她一直要找景觀最好的露天座位，怎麼找找不到；這回終於發現，是在四樓兩側。臨河遠眺，以聖保羅大教堂為中心直接輻射出去的倫敦北岸天際線，清晰可見，這裡真是看聖保羅大教堂的最佳座位。不過為明年奧運，現在的倫敦跟台北一樣，處處施工，左右天際線上插滿起重機、挖土機，破壞原本坡陵起伏的線條，頗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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