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陣子寫【惡的意義:看SARS隨想】，其實寫的更多，是一直試著反省方法論上的一些問題，也連著再往之前所寫作的【批評的方法】，二個主題到現在都還沒寫完。這裡就先試著做一個階段性的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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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可以這樣說，我將語言的使用，分成二種:一種是學術語言，公共空間的語言，需要認真地對待; 一種是日常語言，是私空間的，有點戲劇性。當然，這只是理想型，當代很多理論就在檢討，這種公私領域二分的概念，是否正當。而實際上，我也覺得二分是不正當的，甚至，我自已在這裡所說的二種語言的二分，不是以議題、不是從具體的事上來區分，而是以說話者與聽眾之間的認知來了解的。
於是，我說，當陳水扁總統為了鮪魚季所喊的，吃黑鮪魚抗SARS，對於這種語言，就不用太認真。但是，當陳水扁總統，同樣的人，同樣的議題，說了:「早採強硬措施就不會如此。」 這樣的話是，就要受到認真的對待了。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他在怪罪台北市政府?還是怪罪衛生署?沒有早一點採取強硬的措施。
錯都在別人，自已有沒有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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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聽了個朋友說了句話:「你們這些書唸太久太多的人，就會批評，自已有機會時，事來了，自已做做看!」。
誠實說，我完全認同這樣的批評，批評像我這種學究臭味十足的人的亂批評。在這裡，我再提出兩種批評的型式，一方面也將這一系列【關於批評】作個小結，另一方面，也回應上述的批評。最後，再回到對於二種語言的討論。
兩種批評的型式，其實，從這一系列的【關於批評】，就已經約莫有個樣子了。從第一篇【關於批評】開始，我就拉出了二條對立的價值體系，從本體論、知識論，到方法論上，一方面從「自古文人相輕」開始，說明這種批評的「清談」之風的宏觀社會結構，另一方面來談三種課堂上，常見的問問題的方式，最後再具體的問到，怎樣的問題是適當的。
同樣的，我們也可問:怎樣的批評是適當的?就學院裡，適當的提問是，落到作者的脈絡與前題下，再進行討論、辯論，或批評，是適當的。
不過，我並不是要說，對於政治的批評，落到具體的脈絡，才是唯一適當的。其實，適不適當，就要看批評的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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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有二種目的，而也就是這二種不同的目的，可以分類成二種批評的形式。
第一種批評的目的，是建設性的批評。既然是「建設性」的，也就要在同一個地基上，接受同樣的價值，而在「體系內」的邏輯上，進行精鍊論證的推敲。這也就是我在留言時所說的，以解決問題作為取向的「政治思維」。
另外一種批評的目的，叫做「價值對立的批評」。誠實說，這種批評，經常是無效的，而過程也是火爆味十足的。因為基於不同的立場，接受不同的價值，前題也就不同，整個世界觀也就不一樣。有時候，我們就很容易看到學院中的辯論，就會出現這種狀況，而同樣常看到的是，有些學者對特定的政策作出批評時，也是一樣基於不同的價值的，這些批評，就是我說的「價值對立的批評」。
我想，可能會很容易有一種誤會的是，我像是有意貶抑學院的意思。前一種落到政策脈絡中的「政治思維」，就是建設性的，隱隱地好像是說，第二種基於不同價值的批評，就是「非建設性的」。不過，這顯然不是我的意思，實際上，這種基於不同價值的批評，雖然不會直接與當下的政治有什麼明顯的互動，目的並不在於解決問題。不過，它的價值，而且將是非常重要的價值是，它提供了一個不同於當下政治的，可能是短視的，也可能是霸權宰制的，一種另類的、不同的視野，正是這種非即時的「哲學思維」，在提供了另一個不同的價值體系的同時，給了我們對於當下生活，不同的想像。而是這種不夠現實的「不同」，提供了人們夢想。
另外，也要強調的是，既然這種「價值對立的批評」，突顯了的是不同的價值參照體系，它的重點並不在於解決問題。那麼，就解決問題為取向的「建設性的批評」，它的重點又是什麼呢?實際上，這也就是這一系列文章一再想討論的重點，如何達成具有建設性，除了具有同樣的價值，相應的邏輯，要能有「有效的批評」，就要有足夠的證據，及更重要的，找出此間論證的「社會機制」，在用力在適當的社會機制上，才能成就其「有效」與「建設性」。否則，說不出個具體的策略，找不到此間社會運作的機制，所謂的批評，都會變成浮在空間的概念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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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叫，找出有效的「社會機制」?前幾天與個朋友討論NGOs對國際政治的影響，他說到:「NGOs的影響力，早就可以影響國際政治了，像是國際紅十字會、國際特赦組織、無疆界醫師組織等等。我們不能因此說，NGOs只有在『全球治理』的時代，才具有政策影響能力。」
是的，這樣講沒有錯，這些組織早就有影響力，但社會科學要處理的，不是「有沒有」影響力，而是怎樣的影響力，傳遞影響力的社會機制，是一種制度化了的「社會機制」。就好像，我們不能說，易經裡說了「潛龍勿用」，就說中國早就有潛水艇的想法，只是因為老祖先的警告，沒有發展而已(真的有人這樣說，我不是亂說的)。或者因為港大出了個報告，說SARS是果子狸身上流出來的，台北的動物園就要馬上遊客銳減。
「潛龍」是不是就是潛水艇(我覺得我自已都有點無聊，怎麼會將這種白痴話，這麼認真的對待。)即使就只是作為思想史上的討論，這裡一樣地，也必須要找出思想史上的「社會機制」:當時是不是已經有了「潛水艇」這樣的概念出現的歷史脈絡，也就是說，戰爭中需要這種武器，於是會有「去想到發明這種武器」的社會機制，又如果老祖先說不要用，那麼原因是什麼?又是出於怎樣的「社會機制」?說得清楚一些，在回答中國科學史中，有個非常有問的問題，被稱作【李約瑟難題】，這是這是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於1964年最先在〈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一文中提出的，他的問題是：「為甚麼近代科學只在歐洲，而沒有在中國文明（或印度文明）中產生?」
答案有很多個，像是中國哲學欠缺理論化的抽象思維。這並不是社會科學的論證方式，社會科學，像是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會再進一步問:「那麼為什麼中國哲學欠缺理論的面向?」，也就是說，社會科學同樣要問的是:「是怎樣的社會機制，造成中國科技發展的落後?」比如說，之中有個答案是:「因為中國的人口過多，為了避免科技的發展，取代人力，造成無業流民的大量出現，於是有種抑制科技發展的社會力存在。」這個「人口因素」與「科技發展」的因果關係，也就是我所謂的「社會機制」。
從這裡，我們再回頭問:「潛龍勿用」所說的「中國人早知道有潛水艇，只是老祖先警告了不要去用」，這種詮釋，有它的社會機制嗎?
再說「因為港大出了個報告，說SARS是果子狸身上流出來的，所以台北的動物園就要馬上遊客銳減。」這中間看似合理的推論，是不是有確實的相關?還是只是記者先生女士想當然爾的推論?就像，當1989年東歐民主化時，有大量的示威抗議出現，接下來就有了政府的民主化，於是就有許多文章出來了:「人民的力量，推翻了極權政府。」這樣的推論是有效的嗎?它的社會機制又在那裡?又是「想當然爾」嗎?這是像蘇軾這種文學家才有資格用的託詞。
再往前拉一點，NGOs有沒有影響國際政治?我們總是可以找到各種例子，然後說有，就像也有可能找到「潛龍勿用」，所以說中國有潛水艇的科學概念一樣。重點並不在於「有/沒有」，而在於是不是存在了一種可以讓NGOs影響國際政治，成為常態而有效的制度性社會機制，像是世銀或IMF就「全球治理」的倡導，與將援助與這些民間組織掛勾的政策等，一旦這些「社會機制」出現了，我們也才能說，NGOs已經可以有效地影響國際政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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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具體的社會機制，才能形成「建設性的批評」。而也就只有這種語言，才是「政治思維」的語言，因為這種語言，才能有效地找出問題，進而解決問題。
那麼，陳總統說的:「早採強硬措施就不會如此。」這句話，是什麼樣的批評呢?這不叫批評。
註:圖是Joseph Needham(1900-1995)，他的【大滴定】，台灣有中譯，可以說是他的巨著【中國科技史】的簡約本。其實，我一直覺得他問錯了問題，「中國為什麼科學發展落後?」這個問題本身，有很大的問題。中國科技的發展，其實速度不一，我們能說的是，「為什麼在近代，會落後於西方?」而且，這個問題還要進一步精確化，實際上，不是中國科技落後於西方，這樣的問題是錯的，各個文明的科技發展，本來就是起起落落，有快有慢，中國並沒有特別特殊，以致於特別突顯中國科技的地位，去問它為什麼會落後西方，這樣的問題，只要將「中國」換成其它的文明，像是埃及、印度、瑪雅，甚至是班圖，都是對的，但也會有不同的答案，以致於不能建立具有社會科學意義的答案。能問的是，為什麼「西方文明的科學發展，不同於其它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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