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取式的個人主義(possesive individualism)」是C.B.Macpherson研究 J.Locke 一系的自由主義哲學後，所提出來的概念。借用了Macpherson的概念，再加上「俗世(profane)」的內涵，我想可以更有效地解釋「均衡」出現的背景。
就姑且稱「均衡」，是上帝死亡之後的「俗世宗教」吧!!
「上帝之死」，並不是一個新的課題。不過，在討論「均衡」概念時，再說明一次「上帝之死」，倒是有幾個要的意義。
首先，提到「上帝之死」，這表示曾經「上帝」的概念佔據了文明生活中的核心位置，也就是說，曾經人們認為有「上帝」存在。或精確點說，有「一個上帝」存在，這種「一神教」的文明，也就是基督教文明。中古歐洲的社會形式，一方面是邦國林立的封建莊園政經社會; 另一方面是普世教會的政教混同體制。在這樣的架構下，可以再進一步申論幾點:
1、封建王國之間誠然有所衝突，但我們不要以當下國際之間的衝突來理解，更不要有所謂「權力平衡」的概念。這是因為封建王國，並不成為一個「主權國家」，也就是說具有「獨立人格的政治體」並不存在。一方面，封建王國與其它政治體之間，存在著不同密度的「契約關係」，不管是聯姻、同盟，或是政治隸屬上，都使得封建王國不能也不會主張「主權」，而沒有一個「主權獨立的政治體」，也就不會有「權力平衡」的概念; 另一方面，宗教是中世紀最重要的一個生活面向，不僅教會有權也有能力介入政治決策，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對伊斯蘭教幾次的「十字軍東征」裡，教會更有組織、串連封建王國的地位，而也就在這之間，封建王國之間的衝突，不只消化在東征裡，更多也為教會所調解。
2、中世紀前期有羅馬帝國，後期有普世教會系統，在這樣的「天下觀」下，自然法的概念，也就容易出現。而且，這種「自然法」的概念，可以拉得更早，即在希臘化時代晚期，城邦體制瓦解，眾神歸依，從「一神論」取代「多神體制」而得到正統之後，更使得歐洲社會成為自然法發展的沃土。從斯多葛學派，到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的這一過程，「自然法」已經駐紮在文明生活的核心中。
其次，跟著有關中世紀的討論，進一步再比較中世紀前後有關「權力平衡」與「自然法」之間的差異時，我們可以先說到的是:希臘時代的「權力平衡」與當代的「權力平衡」，並不相同。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要強調，當代「權力平衡」的概念，與修昔提底斯的<<柏羅奔尼撒戰爭>>所提到的城邦外交戰之間，並不能等同。當代的「權力平衡」，確實可以從修氏的著作中，找到「權力平衡」的靈光，但這並不代表城邦之間的戰爭與權力遊戲，是基於權力平衡的原則而進行的。權力平衡是理論，外交戰爭是實際，就像我們不能因為孫文建立了一個「五族共和」的理論，然後就說黃帝軒轅氏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祖先一樣。可以更進一步地說明如下:
1、希臘城邦確是各自相對獨立的「政治體(polity)」，城邦政治的參與，也與各城邦自已對「公民資格」的定義有關。但城邦的運作，仍然具有相當高的「宗教性」，各城邦有各自的守衛神，城邦政治的運作，其所依據的理性原則，與當下權力平衡中「俗世的理性」並不相同，或者說，與「佔取代的個人主義理性觀」不同。於是，權力平衡在具有宗教性連結的架構下，並不會像當下現實主義所主張的「權力平衡」那樣運作。
2、當下的「權力平衡」(雖然我這篇文章討論的是「均衡」，不過權力平衡是一個很具體可討論的對象，並作一篇簡單的區分)，可以說是現實主義的理論建構，現實主義是二戰之後美國學圈所提出來的，而「權力平衡」則是奠基在一種「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下，各主權國家利益極大化下，透過權力運作的結果」。這群學者他們透過歷史，去證成「現實主義」的正確性，與「權力平衡」的真實性。於是，有的找到了1815年之後的歐洲國家之間的外交，有的拉得更遠，找到了修昔提底斯書裡的<<柏羅奔尼撒戰爭>>，而也「確實」就看到了這些歷史的長景裡，有著現實主義的痕跡，就好像「我們」可以在黃帝的身上，看到他偉大的「中華文化的道統」一樣。但，如果我們問軒轅先生，請問他對於兩岸分裂的情勢，破壞了中華民族的感情之類的看法，他可能不只會回答:「什麼是中華民族?」，甚至還會更驚訝自已竟然變成「中華民族的始祖」。同樣的，會不會拿了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去找奧國外相梅特涅，或是問問參與城邦運作的蘇格拉底，梅特涅可能會問「權力是什麼?」，就像蘇格拉底會再問「平衡是什麼?」一樣。
特定的理論，會因為他們想看到什麼，而看到什麼。這也就是「發現傳統」的意義，或者是「所有歷史都是現代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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