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寫了篇短文，也就貼上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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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試著多談一些有關台灣民主化的討論。
基本上，研究的二個進路，在套在台灣民主化的研究上，或者說，是在對於民主化的研究上，一直有個問題:二個進路，現代化理論及菁英動員，它們在本質上，都是有個「經濟人」的假設，政治生活是種「利益考量」上的需要，而民主化，則是為了「經濟」，或至少是「利益」考量下，而在體制上的改變。
於是，討論民主化，或者是民主鞏固，也就將重點放在，打造一個民主的體制，是對誰有利。於是，現代化理論就說，因為對「廣大的中產階級有利」，於是，非民主的政體，會逐漸地因為中產階級的增加，而開始民主化。而民主鞏固，也就是中產階級的價值，凝聚了在體制上，取得了絕對的正當性。這之間中產階級的價值，也就是「人權、自由」等等……
對於中產階級與民主化之間的關係，容有許多的批評，不過，可能我覺得一個對於這現代化理論更致命的挑戰是:就算中產階級與民主化之間有關，那麼得要累積到多少的「中產階級」，社會發展到什麼時候，才會民主化，並沒有一個能被普遍接受的答案。然而，既然我們要研究的是「民主化」，那麼，重要的是「過程」，是這個「民主化」的動態，現代化理論實際上，卻很難與這民主化的動態連得上關係。
容我大膽地這樣說，從現代化理論的角度來了解民主化，與其說是想要了解民主化，不如說是要建構一個「從經濟發展的角度，減少第三世界反資本主義陣營」，同時再「深化資本主義國家對第三世界政經支配」的大策略。這大策略倒還不是要說服第三世界國家，實際上它的重點，是要說服資本主義國家內部，透過「民主」的價值，在反共的氣氛下，證成這些中心國家的正當性。現代化理論無助於我們了解民主化，更多是種對第一世界國家內部提供，「明天會更好(安全)」的安慰劑。因為，這理論說的是，有一天，會有更多「與我們一樣的民主國家出現」……
菁英動員理論基本上是在80年代出現，首先是以拉美、南歐為研究的對象，之後再擴及對東亞國家，以致於是東歐、非洲等地區的研究。從現代化理論的「社會中心取向」，向「政治社會」的轉向，我覺得倒是不用去說，這是個「典範轉移」。基本上，他們雖然研究的重點不同，不過我更願意去說，這是二個相互補充的理論，他們處理民主化的課題，並不是提出了「對立」的解釋，而是從不同的切面，來了解民主化(這裡可能有爭議，我想是對於「典範」這個詞與我所了解的二個理論之間的內容有關，我想這也不是什麼重要的問題)。
菁英動員理論的內容，簡單的說，就是認為菁英的分裂，會造成民主化。而此間分裂的原因，則是對於經社問題的處理方式不同，從而造成分裂。而民主化的發動，也就是威權政體內部顯鴿派引入民間的力量，與鷹派鬥爭下的「副產品」。而如果我們回顧理論生產的社會脈絡，請容我同樣大膽地說，菁英動員理論，本身仍是美國中心下，新的霸權論述。這是因為，在70年代，一方面是理論上的討論，依賴理論強力地挑戰現代化理論的有效性; 另一方面，70年代的經濟危機，也已經終結了戰後以美國為中心的「發展的年代」。
發展年代的結束，一個國家在經濟政策上該如何，也就跳脫了過去的一言堂。而實際上，不同的經濟政策，所反應的，也不只是不同的政治菁英的判斷，同時也是這些政治菁英的社會支持者。農民、勞工等社會弱勢，希望的是強大的國家，而資本家需要的，則是一個去管制的政策。經濟危機造成了社會的分裂，而社會的分裂，也就造成了菁英的分裂。菁英動員理論是要分析菁英分裂與民主化的關係沒錯，不過在這個「描述性」的因果分析背後，卻出現了二個規範性的動作:
其一，「民主化」是好的，而這個民主化，不能直接地訴諸於農民、勞工，那將是「民粹主義」。這是種「自滿的菁英式的民主化」，民粹也就在這樣的脈絡下逐漸地「污名化」，同時，對這種民主化的研究，也經常是採用了Dahl的「多元民主」的架構，這也就是Lynn所批評的「選舉中心的民主化」，實際上是讓資本家的價值暗渡陣倉。
其二，為了讓這種「保守的民主」可以有效地推動，中心國家的策略，也就是一方面用「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價值透過國際組織及國家之間的談判「制度化」，以鞏固資本家的地位; 另一方面，再進一步透過國際資本、國內資本，與支持「民主」的國內政治菁英合作，推動「民主」價值，觀察民主化的「選舉」。
必須先說的是，我並不是認為民主化不好，或是威權社會比民主社會好，重點是要解釋二個重點:其一，民主化的討論，實際上也一直負擔著特定的霸權論述; 其二，當下的民主化，呈現了某種「系統性的偏頗(systemic bias)」，而這種偏頗，也就與霸權有關。
註:圖是 Elmer Eric Schattschneider(1901-71)，美國政治學者，1957年開始擔任美國政治學會的會長。他最有名的著作，也就是1960年出版的小書，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A Realist's View of Democracy in America，不過，在他1935年從哥大拿到學位的博士論文，即已展現了他在政治學研究上的慧眼。
偏差的動員(The mobilisation of bias)，是他所提出來的概念，而我也一直相當受用於這個概念。當然，現在寫的這篇文章，對於系統性偏差這概念的使得，我將它與「霸權」的概念連在一起，再加上相應的社會基礎，我想可以對概念，有更動態的掌握。
另外，在【社會運動的生命力】系列下，我再用「庸俗的民主化」這樣的題目來寫自已研究的一些心得，事實上，對比的，就是「生命力」與「庸俗」。我並不是認為，只要有資本家的價值與力量的介入，馬上就庸俗了起來。我希望自已不會變成另一個「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者」，庸俗不庸俗，我並不會將重點放在反對資本主義的光環上。相反的，正是這種不經「生命」反芻的教條，是我認為所謂的「庸俗」的一部分。
這個世界逐漸地庸俗化，是因為個人心靈的自由與創造力受到史無前例的壓迫，而且，這種壓迫正日漸制度化地取得了社會生活的正當性。【社會運動的生命力】在「反抗的策略」之外，還要了解我們當下的「民主化」，倒底是什麼性質的民主化，「庸俗的民主化」，就當是對這課題的討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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