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盡天涯 成長是包容傷心的一切理由；生活是早上的兵荒馬亂與晚上的燈下樹影；寫作，不過是與自己和世界對話的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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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一個研討會，聽到在中學當老師的一位講者說，不少澳門學生從來沒聽說過澳門文學，有時還會反問“澳門有作家的嗎？”，聽到這個故事我有點驚訝。講者解釋，她覺得是因為澳門文學研究的文本分析不足，作品出來以後，在社會引不起討論。聽到這裡，我想起了曾幾何時，文學跟澳門社會的關係很大。

              我唸初中時，學校的黃曉峰和鄭卓立老師都是澳門的活躍詩人，因着他們的關係，我們幾個愛寫詩的同學，有機會參加當年剛剛萌芽的詩歌活動。最初的一次，是去澳門日報社參加的。當年的澳門日報社還在伯多祿局長街，我和文輝、頌陽在晚上七、八點左右到了報社大堂，幾個人戰戰兢兢坐電梯到了燈火不特別明亮的會議室。會議室中央是一張淺棕色的大長桌，當我們抵達時，大家都已坐下了，有好些人嘗試跟我說話，我不記得自己有沒有回話，只知道不一會兒，一位像主持人的長者宣佈會議開始，一位穿了短袖襯衫的男詩人，一手拿着稿紙，一手不停擺動地開始朗誦自己的詩。

              朗誦過後，大家開始提問，詩人會解釋自己的創作意圖、修辭手法以及是否重視節奏，有時答問之間夾有尖銳的批評，讓我們幾個少年人好長見識。後來知道，主持人叫胡曉風，詩人叫江思揚，那個活動叫“新詩月會”，在場的那一群人，是澳門上世紀八十年代最重要的詩人，當中包括當年東亞大學中文學會的骨幹成員。再過了很多年我才知道，澳門作家開始有自主意識，開始討論什麼叫澳門和澳門文學，都和那群人、澳門日報社的那個會議室，以及中文系的師生有很大關係。

              作為澳門人，因為要思考什麼是澳門文學，我也幾乎是在那時開始，會思考什麼是澳門，什麼是澳門人。文學與社會，其實比我們想像的近。

文: 原載2019年09月05日澳門日報「亂世備忘」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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