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玉鳳
｢高官有補償，市民呢？｣
這是最近《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法案（以下簡稱“離補法案”）引起爭議期間，聽得最多的一句話。這句話的表面含意是，如果澳門的高官在離職離任時可以得到金錢補償，那一般市民是不是也可以獲得那樣的補償。從這個角度解釋，這是個關於制度的發問，問的是澳門人的薪酬福利保障制度是不是平等，問的是個人利益的問題，也是制度的公平性問題。可是，對更多反對“離補法案”的市民來說，那是一個很直接的感覺問題，回歸十五年，經濟好了，但住屋、交通、醫療以至法律和公共行政改革普遍沒有改善，不少人的感覺是每下愈況，套用一位遊行人士說的：｢你在那裡十五年弄得我們那麼慘，我沒叫你賠已經偷笑了，還想要補償？｣這種詰問表達的不滿情緒，代表的是對政府整體管治效能的不滿，對官員表現的不滿，這些不滿，也許很情緒，卻非常的政治，因為那是對政府政績的一個明確否定。如果一個政府明白自已的管治需要認受性，也就是來自公眾的信任與肯定，撤回法案就是一項政治決定，而且是明智的政治決定。
澳門式的政治決定
只是，政府一開始的取態卻非如此。自五月中有香港報章以頭版頭條報導“離補法案”的內容，並直接以“高官自肥”來形容法案內容開始，反對法案的聲音日益強大，輿論強烈要求政府暫緩表決開展諮詢再行交立法會審議。反對聲音日益擴大的同時，政府不是大大方方的召開記者招待會解釋法案引起的疑慮，交待立法的理據，而是由支持法案的議員和團體出面說項，甚至由沒有任何職銜平日從沒在社會輿論出現的具名人士以來函方式在報章反駁反對意見，最後還由司長和議員出面以“政治決定”為理由強調法案無需重議。表面上諱莫如深，實際是用“政治決定”四字來為法案加持。
可是，當一個官員離任時可以領取過數百萬以至過千萬的補償，政府卻竟然沒有準備資料與理由向公眾交待，還說這是一個“政治決定”，要知道，在這樣的背景下做的“政治決定”，相當於“政治酬庸”，是用政治權力分享不具政策理性的利益予曾經支持政府的人。全世界的正常政府，在“政治酬庸”支持者的時候，通常會用專業政策包裝而不敢堂而煌之，特區政府卻敢於開世界先開，公然用“政治決定”來為一個沒有充足理據的薪酬福利制度護航。如果今天這樣的“政治決定”可以成立，他日政府會否又以“政治決定”為由，大幅增加立法議員的薪酬福利以投桃報李？如果是的話，這種澳門式的“政治決定”，根本就是“政治分贓”，是用法律工具來私相授受。如果我們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就是允許政府他日以“政治決定”為由公然作出“政治酬庸”以至“政治分贓”的行徑，我們的公帑以至其他公共資源將會成為政府答謝盟友的工具，而不是建設社會的資源。這樣的“政治決定”，是一切腐敗的根源，足以毀掉整個社會。
政治決定VS政策決定
其實，世界上所有政府都需要做“政治決定”，可是，這種“政治決定”，通常指稱那些具有足夠專業理性的政策，因為沒有獲得公眾認同而需要修改以至放棄，像很多國家的一些長遠政策，因為短期會影響某些公眾的利益而無法推行。例如，政府早年要在北區設立戒毒所，如果因為居民反對需要撤回計劃，這類情況，“政治決定”代表的是因為居民反對所以決定撤回，不一定是設立戒毒所的政策本身有問題。可是，這次的“離補法案”，當中的各種保障除了理據欠奉，還是個為少數官員重開政府早已宣佈要取消的“長俸”制度的不公平政策，是個顛覆了公共行政邏輯，違反了澳門現有的各項動用公款的保障原則的政策，對整個社會而言，是不公平、不公義的，政府卻反過來希望以“政治決定”為由通過法案，當中的非理性與非專業，不可能用一句“吸引人才”或為少數官員提供“免其後顧之憂”保障就能掩飾。尚幸政府最後還是在萬人上街千人包圍議會後撤回法案，這個撤回，才是真正的“政治決定”，政府明白施政需要民意支撐需要公眾認受的決定。
過去兩個星期，澳門變得前所未的政治。我們見證了澳門式的“政治決定”，也迫使政府作出了真正的“政治決定”。後者成立，因為政治的核心，是關乎我們如何使用手中的權力，做好政策，分配好公共資源，為社會大眾謀幸福，而且是長遠的幸福。
文：原載2014年6月2日《澳門日報》｢視野版｣“純屬角度”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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