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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任時沒做出什麼業績，人品不好，口碑不好，這樣的官員退休後很快就會人走茶涼，不能發揮企業期待的作用。”

　　退休官員怎麼“再就業”

　　文_劉星

　　“我給您的建議是，最好找一個已經退休的官員幫你。”

　　4月，在博鰲亞洲論壇上，聯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柳傳志支招樂購集團董事長理查德·佈羅德本特，讓他請退休官員負責研究業務與哪些官員、部門有關系，並負責把關系理順。

　　不知道佈羅德本特是否聽懂瞭，中國企業傢肯定是聽懂瞭，也聽進去瞭。有研究機構曾對近千傢在A股市場上市的國企進行瞭統計分析，發現其中49.3%的國企都聘請瞭退休官員作為高管，這其中包括不少部級官員。

　　不過，《公務員法》中規定：公務員辭去公職或者退休的，原系領導成員的公務員在離職三年內，其他公務員在離職兩年內，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

　　卸任後去哪兒

　　各個層級的退休官員，“再就業”情況並不一樣。相對而言，省部級官員“再就業”的渠道更為廣泛。

　　除瞭到國企做高管外，民企也是部分省部級官員“再就業”的渠道之一。

　　知名服裝企業雅戈爾的獨立董事李國光退休前擔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8年。而該公司另一名獨立董事葉如棠，退休前為建設部常務副部長。

　　盡管輿論對此頗有爭議，也十分關註，但這其實並非“再就業”主流，更多退休省部級官員是去協會，甚至成立一個協會。

　　據媒體報道，中部某省企業發展促進會的會長雖是該省經信委原副主任，但7名榮譽會長，除排名最末的一名是企業傢外，其他6名分別是省軍區原政委、省人大原副主任、省政府原副省長等。

　　還有部分退休省部級官員進入大學或者智庫做起瞭研究。

　　今年2月，中國高校當中首個以公共外交為研究主題的中國人民大學公共外交研究院揭牌成立，而其名譽院長和院長正是剛從政壇退休的前國務委員戴秉國、前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趙啟正。

　　地廳級以及一些處級領導，退休後“再就業”很少有進入大學或者智庫的，也很少進入基金會等組織，部分進入協會或者出任其他公職，部分則到企業任職。

　　與省部級官員到企業多任虛職不同，他們到企業，一般需要承擔一些具體事物。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教授張建君曾在溫州、蘇南等地實地調研近一年。他發現，溫州一傢著名企業聘任瞭它所在的縣級市退休的財政局長為財務主管。此人曾經當過三任財政局長，現在這個市財政局、稅務局等部門的負責人，大多是他以前的下屬。

　　另一位曾在市裡工作的官員，退休後在這傢企業當辦公室主任。他這樣解釋企業聘任他們的目的：“主要是發揮我們的‘四餘’：餘熱、餘權、餘威、餘網。除瞭我們的經歷外，我們在政府部門的關系對他們來講，是很有用的資產。”

　　更多普通公務員退休後，“再就業”的渠道更窄，基本上沒有國企、人大、協會等“制度性安排”，更多是到民企或者自己創業。

　　什麼樣的退休官員搶手

　　級別不是決定退休官員“再就業”的主要因素。官員退休前的影響力以及退休後比較超脫的身份等均決定著他們退休後是否搶手。

　　據筆者瞭解，中部某省副省長原分管工業，退休後就成立瞭該省的企業傢聯合會，定位於為企業服務。

　　官員自身的專業能力、經驗也決定著其退休的“再就業”情況。其中“專傢型”官員，“再就業”更多被高校等看重。

　　卸職高官從教被認為是疏通瞭此前為“官本位”觀念所淤塞的退出通道。從目前的任職情況來看，大多是“專業對口”。

　　北大等大學的新聞傳播學院都和退休高官有著密切淵源。成立於2001年的北大新聞傳播學院，在第二年就聘任曾任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人民日報社長等職的邵華澤中將出任院長。另外，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名譽院長李肇星是前外長，清華大學新聞學院院長柳斌傑是前新聞出版總署署長，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名譽院長李榮融是國資委原主任等都是典型案例。

　　此類“專業對口”的高官上講臺，既為其發揮餘熱提供瞭舞臺，也能促進大學專業方向的調整，找準人才培養的方向。

　　對於到企業“再就業”來說，決定退休官員是否搶手的因素就更復雜瞭。“如果在任時沒做出什麼業績，人品不好，口碑不好，這樣的官員下臺後很快就會人走茶涼，不能發揮企業期待的作用。”張建君說。

　　真正能將餘熱變現的官員需要有能力，有人脈，還要學會轉型。“官員到企業之後，一個重要的挑戰是人生態度需要轉變。”張建君分析，官員往往覺得自己高高在上，而做企業則需要四處求人，如果放不下官員的架子，就很難適應。

　　在企業這一邊，若以行業區分，房地產、能源等高度依賴行政權力的壟斷行業，更傾向於和政府搞好關系。根據相關研究，聘用前官員比例最高的是房地產行業，58傢民營上市公司中的25傢都聘用瞭前官員，建築建材行業和信息設備業緊隨其後。

　　在退休官員這一邊，從事金融、財務、稅務工作的成瞭“香餑餑”。

　　中國石油5名獨立董事中3人是退休官員。其中劉鴻儒退休前曾任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崔俊慧於2000年至2007年任國傢稅務總局副局長，從2008年5月起被聘任為中國石油獨立非執行董事。

　　“權力保鮮期”有多長？

　　官員，尤其是部分高級官員退休後“再就業”引起一些質疑。但客觀說，官員“再就業”無可厚非，美國等國傢這種情況也很普遍。如果將為官作為一種職業，那麼就應該允許從事這項職業的人在退休後，從事其他職業。

　　隻不過需要註意的是，如何避免退休官員延長其“權力保鮮期”。

　　我國法律認定“權力保鮮期”為3年，這也是多數國傢規定的期間。

　　但由於我國協會等半官方組織同樣擁有一定的權力，部分官員退休後到協會任職或者被政府聘用，被看作是“制度性安排”。

　　而且退休官員能否協會任職、如何任職，中央沒有非常明確的指導性意見，各地的規定也各不相同，或是像安徽“嚴格限制在其他類型社會組織兼任領導職務”，“確因工作需要兼任的，應按照幹部管理權限從嚴審批”；或是像山東，必須在卸任三年、向原單位黨組(黨委)報告後才能到協會任職；或是像廣東“一刀切”，一律退出行業協會商會。

　　這就在無形中延長瞭部分退休官員權力的“保鮮期”，讓他們得以規避法律的規定。

　　對於退休官員的“再就業”管理，還需要進一步細化，也應出臺相關的制度安排。一方面要堵死一些出路，另一方面也要為他們開放一些東西，厘清哪些東西可以公開，給他們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