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國傢體育總局副局長馮建中在參加健身工作會議後透露，對各級體育部門官員考核的評價體系今後將向群眾體育傾斜，而“金牌考核”將從一些發達地區逐步淡出。
在廣州一些發達地區，已開始明確淡化金牌考核體系，市縣以下的體育部門已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群眾體育上，而國傢體育總局也出臺並正在試行針對群眾體育的“剛性”評價體系。
“唯金牌論”背後，是舉國體制
淡化金牌，並非新話題。
2008年北京奧運會結束後，要求趁後奧運時代對中國體育體制改革的呼聲，此起彼伏。胡錦濤在一次講話中也提到：淡化金牌，強化國人體質和健康，提倡大體育和大健康的概念，讓體育理念真正回歸。
2010年廣州亞運會，中國獎牌數和總分數遙遙領先於所有參賽國傢和地區。資深體育記者楊明在一篇題為《一騎絕塵引發的思考》的文章中，炮轟“唯金牌論”。楊明說：“在亞洲，我們的體育人口和體育設施人均比絕對排不進前10名，就在中國競技體育取得輝煌成就的這20年中，中國人的體質正在明顯滑坡！”他提出，應該淡化金牌，讓更多業餘選手參賽。
此文一出，再次引起國人對“舉國體制”的爭議與反思。國傢體育總局副局長肖天，也在幾天後的一次講課中，回應瞭楊明。肖天坦承，為瞭追逐金牌數量，竭澤而漁、功利主義、違反事物發展規律的做法，將會給中國競技體育可持續發展帶來嚴重後果。
實際上，最近幾年，唯金牌論和舉國體制，一直備受詬病。前浙江省體育局局長陳培德回憶，新中國成立後，基本照搬瞭蘇聯的體制，體育亦然。
當時，蘇聯依據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制定高度集中的競技體育體制，即“舉國體制”，幾乎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都照搬這個模式。這個體制，使蘇聯和東德在奧運會長期穩坐亞軍和季軍的交椅。而中國則將“舉國體制”進一步完善，形成舉全國人力、財力、物力，從縣到市到省最後到中央的四級訓練網絡，分級負責、分級投入、分級管理、分級選拔、淘汰和訓練，最後形成一支龐大的國傢隊。
蘇聯和東德解體後，其“舉國體制”亦隨之瓦解。現在，依然沿用“舉國體制”搞專業隊訓練模式的，唯有中國和朝鮮。“舉國體制”的模式，在中國處於“東亞病夫”“一窮二白”國際地位不高的時代，曾經出色地完成瞭“為國爭光”和“振奮民族精神”的歷史使命和政治使命。
陳德培說，特別是容國團為新中國榮獲第一個乒乓球世界冠軍、陳鏡開榮獲第一個舉重世界冠軍、中國女排三連冠等等重大榮耀，都曾經產生比當時任何其他行業都要轟動的社會反響。
金牌背後之怪現狀
隨著中國經濟、社會、文化的飛速發展，“舉國體制”的體育模式，正在越來越多地暴露出它的弊端和歷史局限。
“我們現在的體育考核一般分為5部分，競技體育、群眾體育、體育產業、體育基礎設施建設業餘體校建設和其他方面。”重慶市體育局一位官員介紹，除這些基本考核項目外，還有加分項目，包括體育部門的獲獎情況和輸送培養運動員名額。在省市一級，還有奧運金牌和世界冠軍、全國冠軍的金牌指標。但一般來說，除瞭競技體育可以量化外，其餘的項目都不是很好評定。因此，體育部門的考核標準實際上跟金牌的多寡有很大關系。
陳培德說，正因為體育考核標準實際上是金牌的多寡，就誘導體育主管部門和運動員、教練員弄虛作假，服用興奮劑、吹黑哨踢假球……
陳培德回憶，2000年，奧運會羽毛球女子單打半決賽，對陣的是兩名中國女將—湖南的龔智超和浙江的葉釗穎。為瞭保證金牌，有關方面找到他，讓他做葉釗穎的工作，促成她讓球。因為，有關方面覺得龔智超進決賽後，勝算更大；有關方面甚至允諾，以奧運金牌計入全運會浙江代表團，為瞭“國傢利益”，陳培德最終還是同意瞭。
“回來之後，我一再表揚葉釗穎，但還是覺得很難補償她。”陳培德說，因此，他把這件事情對媒體說瞭出來，也是促進自己反思。
四川省體育局一位知情人回憶，2004年雅典奧運會時，中國女排有望奪冠。“當時，川籍女排運動員陳靜就在國傢隊，她技術鮮明，之前也是主力，但當年有個原因，就是她是年齡最大的隊員，而且備受傷病困擾。因此，她是否能參加奧運會的問題，一直有爭議。但如果她入選，四川基本就確定能有一塊金牌。”這位知情人回憶，為瞭能讓陳靜參加奧運會，四川省體育局多名領導出面遊說。最終，陳靜在最後一刻入選奧運十二人大名單。
那一年，中國女排雅典奪冠，四川也如願以償地得到瞭一塊金牌。
“奧運會、世錦賽，畢竟要講實力，但全運會、城運會上，那就是亂象叢生瞭。”資深體育記者徐燦說，全運會因為是地方體育局考核重要指標，也是政績展示臺，因此，在各地方體育局心中，全運會分量遠遠大於奧運會，這導致每次全運會上醜聞層出不窮。
“我是山東籍球員，最後卻代表河北隊去參加全運會。”球員嚴舟（化名）對時代周報記者回憶，他當時在一支球隊踢球，河北省足管中心的人直接找到他，希望他代表河北隊去參加全運會。嚴舟說，他是以人才交流的身份去的河北隊，這是“潛規則中的明規則”—隻要在全運會開始前一定時間內“交流”過去，就不違反規則，各個體育局之間也互相打好瞭招呼。嚴舟說，由於“打好瞭招呼”，他的交流手續很方便，本人都不用去。
“我們那次代表河北隊比賽，第七名，最後每人拿瞭10萬元獎金。”嚴舟說，這個價格也算是明碼標價瞭，在體育圈裡打聽一下就知道。而他們山東的球隊，則從東北借調瞭球員，最後拿瞭亞軍。而獎金，則是以“退役費”的名義發放。“你都不知道，發這個錢，比我們當時借調時還積極。”
地方、中央博弈賽場
一塊金牌的背後，牽扯著一整條利益鏈：運動員受益，教練、隊伍也跟著有成績瞭，主管體育部門地方政府同樣有成績，有成績就有獎金、撥款；當然，還有政績。
一個流行的說法是，運動員脖子上的那塊金牌，等同於自己的房子、教練員的票子、地方的面子以及官員的位子。
因此，金牌對於地方體育局來說，茲事體大，是關乎命根子的事情。國傢體育總局在1998年以前叫國傢體委，在改革開放前，國傢體委是一個不受重視的部門，國傢體委辦體育的宗旨是提高人民的身體素質，其本職工作—搞好大眾體育，一直就沒怎麼做，但另一個職能—實現“錦標體育”，卻是在改革開放後才成為其主要工作。
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是新中國成立後首次參加奧運會，15金8銀9銅的成績，排名金牌榜第四位，令全球矚目，極大激勵瞭當時中國人。此後，“錦標體育”悄然興起，全國體育工作圍繞著如何多拿金牌展開，中央出臺《奧運爭光計劃綱要》。
國傢層面就是圍繞奧運會，省一級就是圍繞全運會。這兩場體育賽事，決定瞭體育官員的經費、獎金、待遇和職稱。1988年漢城奧運會，中國慘敗，時任體委主任李夢華在幾個月後卸任；1987年第六屆全運會後，新疆、山西、安徽、北京體委主任因成績不佳被撤換。
因中央和地方的關註焦點時有不同，利益沖突在所難免。1992年之前，全運會是在奧運會前一年舉行，後來發現這樣不行，因為運動員們在全運會拼盡全力，反而影響奧運成績，所以，全運會調到瞭奧運會後一年舉行。為瞭保住全運會上的金牌，地方教練不願去國傢隊，甚至有些優秀運動員也被雪藏起來不能去參加奧運會。後來，隻好出臺應對措施：一枚奧運金牌可折算成兩枚全運會金牌，如此一來，局勢立馬出現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地方紛紛拉關系走後門，千方百計送自己的運動員到奧運會。所以，地方體育局重獎奧運獲獎運動員，事實上還是為全運會著想的。
國傢體育總局官員曾多次提到淡化重獎冠軍的政策，但地方體育局置若罔聞。在今年的全運會上，盡管國傢體育總局已放口風說，希望淡化重獎的概念，但各省依然按照30萬-50萬元的標準發放重獎。盡管如此，淡化金牌的跡象依然開始顯現。
“以前，我們大運會的選手，基本上都是國手掛著大學生的牌子，但現在就變成瞭真正的大學生。”楊明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說。
“我們重慶雖然也重視競技體育，也會重獎世界冠軍，但我們的口號如今是‘健康重慶’。”前述重慶市體育局官員說，他們現在的重心，更多地放在群眾體育上。
這次的七城會取消金牌榜，即為淡化“金牌至上”觀念，引導地方運動隊將精力和心思真正放在全面培養體育後備人才的基礎技能和整體素質上。
盡管七城會取消金牌榜，但各代表團對金牌獲得者仍有獎勵，並視項目重要性及各省市整體成績背景而有所區別。單項金牌獎金幾萬元，集體項目則在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元不等。而在這些代表團中，私底下依然有金牌排名榜。
（時代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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