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不久以前，教育機構還向我們承諾只要在國家教育上進行更多的投資，他們就能製造出一個國家的愛因斯坦和愛迪生。今天，如果我們的孩子聽說過愛因斯坦和愛迪生，大家就已經很滿足了。
——喬治·威爾
我小時候就下定決心，不讓學校妨礙我去學習。
——馬克·吐溫
如果你能花上幾分鐘時間，寫下你在生活中所學到的10件最重要的事我保證你肯定能從中獲益良多。
我自己的答案是：
1.如何行走。
2.如何講話。
3.如何閱讀。
4.數學。
5.如何進行有邏輯的思考。
6.寬恕。
7.鍵盤輸入。
8.如何安排預算和為未來投資。
9.如何開車。
10.為什麼自由市場運作得如此之好。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再寫下你是如何或從誰那裏學到這些的。
在上學之前我已經會走路和講話了，而且雖然我記得不是很清楚，但我想自己那時已經學會閱讀了。中學的最後一年，先後有四位數學老師給我們上課。我的父親是一位公立學校的老師，在家裏也教我數學。他躺在床上抽著雪茄，而我則忍受著煙味，掌握他所教的概念。上過的課程對我進行有邏輯的思考很有幫助。我仍然在學習寬恕，我記得最好的教育來自父親、母校以及多年來所遇到的各種各樣的人，尤其是我的朋友比爾·海加。我在學校學到了鍵盤輸入，雖然我的母親已經在家中教會了我基本的原理。我自己學會了安排預算，考慮到父母收入不是很高，我不得不自己進行儲蓄。這提醒了我，我遺漏了一件我所學到的最重要的事——如何賺錢。我是不得不學會的：小時候每週的零用錢是25分，十幾歲的時候漲到了1元錢，如果我想要買價錢超過這個數字的東西，就得自己去賺錢。這樣，我學到如何克服應徵一份工作的恐懼，學到把高爾夫球賣給打高爾夫的人。父親教我開車，我的朋友布萊克·麥卡勤教我駕駛他的標準變速本田65，提高了我的技術。我通過自己的課外閱讀學習自由市場理論，與學校沒有什麼關係。
簡言之，在我學到的10件最重要的事中，只有數學和打字兩件事是通過學校學到的，可即使是這兩件，我同樣也在家裏接受了良好的指導。
鼓吹公立學校的人搞出的最大的欺騙是讓公眾將“學校”和“學習”、“學校”和“教育”混同起來。它們是不一樣的。學校並沒有壟斷學習，它們甚至不是學習的主要場所。想一想什麼是學校教育，其中很大一部分無非就是讀、寫和算術。現在是誰教會學生這些？經常是父母、兄弟姐妹、朋友，以及在市場上銷售的“學習點點通”。當然，好的教育應該帶來學習的興奮和滿足一個人好奇心的可能。可如果你上的是公立學校，或者你的孩子上公立學校，你會用“興奮”來形容對學校教育的感受嗎？
我的女兒凱倫比我更懂得使用電腦，可沒有一點是她從學校學到的，她是在不斷試錯的過程中學習的，而讓好這麼做的動力是想要在網上與朋友交流、購物、聽音樂，以及設計一個她所喜歡的螢幕，數百萬的孩子有著相同的經歷。凱倫以自學的方式學會使用電腦，她這麼做是因為有東西在刺激她。感謝上帝，學校在以很慢的速度擁抱電腦革命，否則它們可能已經把它搞得一團糟了。
上一年級以後的幾個星期，凱倫回家想玩一種叫“中國跳繩”的遊戲，她要我們幫忙把住繩子，於是我們就把繩的一端圍在椅子的腿上，另一端則圍在我的腿上。她以嚴格的順序進行一系列精心設計的步伐變換，而且在進入下一階段之前，她必須完成前面一部分的動作。如果她犯了一個錯誤，她必須從犯錯的地方後退一定數量的步伐。規則非常複雜，在幫了她10次以後，我還是不太懂，但她對順序了若指掌。作為一個自豪的父親，我想我的聰明女兒可能是極少數能在6歲的時候掌握所有這些步伐的人。我問她還有多少一年級女生和她做得一樣好，她淡淡地說：“所有人。”所有女生都掌握了這種複雜的遊戲，這是因為她們喜歡這件事。如果她們被學校要求學習中國跳繩，那我想她們不會學得像現在這麼好。
人們在課堂以外學了這麼多東西，這其實說明瞭，美國的教育制度不過是人們學習的許多途徑中的一條而已，當生活中需要這些技能的時候卻可以學得很快。這暗示了公立教育制度浪費的最大資源其實是孩子的時間。
公立學校的確壟斷了孩子的時間和納稅人的金錢，這是法律所賦予的壟斷權。首先，政府要求我們納稅，並用武力強制建立了公立學校。在今天的美國，公立學校超過90%的資金來自當地政府、州和聯邦的稅收，一個更準確的用詞是“政府學校”或“稅立學校”。
這樣的稅收資助給了公立學校在競爭學生方面非常不公平的價格優勢，公立學校不需要做得和私立學校一樣好，它還是能招到學生。如果你送自己的孩子去私立學校，就要付兩次錢；你沒有使用公立學校，但仍然得付財產稅、州所得稅和銷售稅，然後去私立學校你又得付學費。也是為什麼公立學校相當於一把關閉教育市場的大鎖。
斯蒂芬·傑克遜是一位努力的學生，從不缺課，每天晚上學習兩個半小時。他所讀的西部高中位於華盛頓特區，是一所公立學校，作為在畢業典禮上致告別詞的學生代表，他申請就讀喬治·華盛頓大學，但是被拒絕了。他的學術能力傾向測驗（SAT）成績是600分，語言部分得了320分，屬於最差的13%；數學是280分，是最差的2%。（滿分是1600分，最低分是400分，他的分數，根據教育考試服務中心的發言人所說，那就是你“簽上自己的名字、出生日期和社會保險證號碼，然後在考場上睡大覺”得到的成績。）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招生辦公室主任約瑟夫·魯思評論道：“我的感覺是他被騙了，他誤以為已經接受了教育。”
再看看《芝加哥論壇報》的記者布羅特花了很長時間調查高迪小學後所寫的報道：
在高迪，有一種胡鬧的氣氛。喧鬧聲壓過了有線廣播。某個下午，校長打斷正常教學，向整個學校發出警告，說二樓走廊上有一群孩子在撤野。當她想知道某些事情的時候，當她要繼續和一個怒氣沖衝地離開辦公室的教師爭吵的時候，或者在發薪日讓一些老師在上課時間去領“兌現”（這是學校中對薪水的委婉用語）的時候，辦事員會把她的聲音直接傳達到課堂上去。（一個老師抱怨說，在那些高迪學校的低收入學生面前說“薪水”兩個字讓她感到不安全，所以大家開始用“兌現”兩個字。）
妻子和我送女兒去當地公立學校的時候，我們加入了家長教師會（PTA）。有一年我們對她的物理老師的行為提出了意見，一位在場的教師說道：“這不是談論教師行為的地方。這是PTA。”雖然我的會員卡上寫著PTA的目標是加強孩子的教育，我也曾大聲地讀出這一點來回應這位教師的評論，但每個人都知道PTA的真實目的是籌錢。
《聖路易郵報》的一篇美聯社新聞報道：
（芝加哥（AP）——一個持槍者闖入小學體育館之後，諾特瑞幾乎沒有時間反應。子彈飛舞，這位體育老師張開手臂保護孩子，並把他們推到門外的安全地方。他的手腕被擊中了。
他所在的學校和社區讚揚諾特瑞為英雄，但芝加哥教育委員會堅持他沒有權利得到工作人員的補償。他們說挽救孩子的生命不是他的工作。
下面是委員會的原文。
被未知攻擊者射擊的風險並非操場活動中應被合理預期的風險。
我不相信教育委員會中會有人建議諾特瑞在學生被射擊的時候獨自跑掉。委員會成員分擔責任，而被分擔的責任通常意味著沒有責任。
多數人在學校的不快樂體驗是發生在公立學校，的確，一群成年人控制的把一大群年輕人湊到一起的任何一種制度都有點像養殖場。作為教育分析家和活動家，道格拉斯·杜威說，當人們談論公立學校的時候，有一件事是你從來不會聽別人提到的，那就是“一個有愛心的環境”。杜威是兒童獎學金的執行副主席，這是一個位於紐約的基金會，向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獎學金，送他們去私立學校。他說，許多獎學金的領取者描述私立學校“像家一樣”。毫無疑問，私立學校要強過公立學校。儘管多數私立學校都是非營利機構，但仍然在售出服務，必鬚生產人們願意付錢的產品。而公立學校工沒有面對類似的市場考驗。
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之間的另一個差異是人們付錢給老師的方式。在公立學校，薪水是基於資歷和正式教育程度。比如，在1997年～1998年，公立學校老師在教書的9個月中所得的平均薪水是39385美元。調整了通貨膨脹以後，相當於2001年的4400美元。在1993年到1994年，有20年以上教育經驗的公立學校老師，平均所得是43796美元，相當於2001年的54000美元。相反，私立學校的老師，工資要少一些。另一個重要的差別是退休金。公立學校的老師一般有非常豐厚的退休金，在調整了通貨膨脹之後，相當於他們收入最高的那幾年總和的一個很高的比例，而私立學校的退休金就沒有那麼高了。想一想這樣的薪水安排所創造的激勵：一個公立學校的老師獲得全部退休金的辦法就是留在這個系統裏超過30年或更長時間。我的女兒在公立學校所碰到的最差的老師在5年內就要退休了。他們很明顯在幾年前就失去了教書的興趣，只是想挂在那裏等待豐厚的退休金。
孩子被和其他同齡人湊到一起，他們以及他們的父母對還有誰加入進來都沒得選擇。孩子們要在某個時間，比如8點半，學習數學。他們差不多以同一個步伐進行學習。現在的歷史課本要滿足這個或那個利益集團，所以你上完歷史課後，對喬治·華盛頓是誰還沒有多少認識。有一段時間還要上所謂的毒品教育，也就是宣傳毒品如何對你有害。上課的經常是警察，他們的專業技術一般是法律而不是毒品的藥理效應。當孩子到了一定年齡以後，許多學校就會教他們如何把避孕套戴在香蕉上。亞特蘭大一個11歲女生最近因為帶了翠鳥的鑰匙鏈而被趕出學校兩天，原來鏈條是“武器”。
有了這些以後，如果學校能夠運作得符合個人的標準，那真是個驚喜了。
人們經常批評美國的公立學校教得太少，而且教育方式枯燥，但許多人仍鼓吹要增加孩子呆在學校的時間。這讓我想起了一個老笑話，兩個人抱怨餐館的食物。一個人說：“菜太難吃了。”另一個人說，“分量太少了。”考慮到今天公立學校的沉悶和無聊，感謝上蒼它的分量這麼少，這至少留出了時間讓學生在校外進行真正的學習，或者開心地玩。
公立學校只有一點做得非常之好：校外運動。在這樣的項目中，孩子學到了技能、堅持和團隊合作，他們的積極性被高度地激發出來。為什麼在校外運動和課堂的表現之間有這麼大的差異呢？一言以蔽之：強制與否。每一個州政府都要求在一定年齡範圍內的孩子得上公立學校或其他指定的學校，這個年齡段通常是從6歲起，到16或18歲為止，孩子直到18歲都是不自由的。但是沒有一個州政府要求孩子參加校外運動，幾乎所有進行校外運動的學生都是自願參加的，他們的成功是根據成績、學到的技能、自然慾望，或性格的培養來判定的，運動是學校中少數使用客觀標準的活動。沒有人會在學生沒有投中藍的情況下假裝他投中了。
強制所產生的最大傷害是減少了動力。學習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我們從出生後幾天就開始這麼做了。我們學會，只要哭，父母就會過來換尿布，喂奶，或者抱抱我們。我們在幾個月大的時候學到了如果把某樣東西扔掉，有個人就會撿起來放到我們的高腳椅上。我們在一歲的時候會花幾個月的時間學習走路。每當掌握了一個階段的技能，我們都會非常高興。
我的女兒在進入幼兒園之前就開始學習如何閱讀，這不是因為我們要去教她。相反，我們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讀她喜歡的書，過一會兒，她就能明白全書的內容，然後根據記憶幾近完美地向我們“讀”一遍。在4歲的時候，她就想讀她還不那麼熟悉的書。當她碰到一個生詞，需要幫助的時候，我們就會指著每個字母讀出來，告訴她如何把讀音聚在一起讀出整個單詞。我們從來不去糾正她的錯誤，除非這個錯誤重大到會影響她理解故事。在她入學一個月左右，教師告訴我們很驚訝凱倫的閱讀能力，並問我們她是如何學習的。我們就像前面所講的一樣告訴她。老師變得激動起來，“但如果你不糾正她，”她說，“她怎麼能學到什麼是正確的呢？”我回答說，我們每次糾正一個”正在學習的人，都極有可能使他失去信心，這也是我們為什麼小心地避免那麼做的原因。很顯然，這位教育專家沒有看到糾正一個人的小錯誤可能帶來的潛在傷害。我相信這就是為什麼那麼多人學習的時候那麼痛苦，喪失生命中第一次學習時的那種快樂的原因。
1999年，我參加了由11名美國頂尖的教育改革家在胡佛研究所舉辦的講座。他們中的許多人希望更加強硬的管制，要求學校使用統一內容的課程表，讓老師留更多的回家作業，實行州範圍的測試等等，我提出了下面的問題：
我十幾歲的時候，心目中的英雄是小山姆·戴維斯。在他的自傳《是的，我能行》裏，他提到他在兩歲半的時候就和父親、叔叔一起巡迴表演。小山姆·戴維斯從沒有上過一天學，但是今天每個州都要求人人上學。他們威脅要把不服從的父母關進監獄，這樣來推行他們的要求。我對你們每個人所提的問題是，如果你們在那個時候負責這件事，你們會把戴維斯夫婦送進監獄嗎？
答案時顯而易見的。
戴維·弗裏德曼是自學成才的一流經濟學家，他曾經提出過弗裏德曼第一定律，即政府提供的東西要比由私人通過競爭提供的貴上一倍。美國沒有稅收資助的學校在1993～1994學年的平均學費大約是3116美元，調整為2001年美元以後，大概是3800美元。在1998～1999年，公立學校每個學生的平均成本是7896美元，2001年大概是8700美元。如果教育在政府干預之前就運作得如此之好，政府為什麼還要進行干涉呢？經常的情況是，政府干涉是因為各種各樣能夠影響政府的人不喜歡市場運作得太好。據1991年紐約州年度優秀教師、教育學者約翰·泰勒·加托的看法，當美國在19世紀拋棄了教育自由之後，那種按學科進行分割的方式：教學課在10點，歷史課在10點半，等等，“整個制度所建立的前提是，隔離直接的資訊並通過教師來提供破碎的抽象資訊，這可以培養服從以及尊敬獨栽制度的學生。”
我們應當像19世紀那些想要結束奴隸制的廢奴主義者一樣，變成現代的廢奴主義者，取消政府在學校中所扮演的角色。
如果自由得到恢復，正規學校會更多地採取部分時間制，讓父母或其他導師陪著孩子一起去探索他們週遭的世界，包括工作的世界。許多成功人士回憶過去，會指出對他們最有價值的學習體驗就是十幾歲時（個別情況是十歲不到）的兼職工作。比如，我最好的工作體驗就是去當地的高爾夫授課處找高爾夫球，再把它們賣給打球的人。我學到了努力和回報之間的關係，而且通過試錯，我學會了如何在一定的時間裏找到最大數量的高爾夫球。我學到了一些最低層次的談判技能。我還學到了匯率，因為高爾夫課是在加拿大開的，而打高爾夫的有很多是美國人。在那個時候，1加拿大元比1美元略多值幾美分，當他們付我美元的時候，我堅持要這多出的幾分錢。（在美元比較值錢的時候，如果他們問我是否收美元，我就說，“當然了。”）我是在8到13歲的時候學到這一切的。我打賭許多父母會讓他們的孩子用一些業餘時間兼職打工，一些孩子甚至願意當學徒。比如，如果你希望製作電影，想一想你15歲的時候在一個電影組中當勤雜工的話，能學到多少東西。
人們說十幾歲的人之所以很難相處是因為那“成長的一部分”，但是，為什麼十幾歲的人在暑期打工或上學期間做兼職的時候就沒有這個問題？他們會碰到很多人，他們之間的年齡相差很大，但是他們沒有被殘忍地對待，也沒有殘忍地對待別人。他們可以自由地離開工作，工作的時候，就沒有那麼多時間變得殘忍。十幾歲的人會殘忍地對待他人，也可以說部分是由於成長，當強制入學成為成長的一部分的時候。
（摘自《快樂的經濟學》，上海出版社2006年9月版，定價：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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