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嘉璐：構建人類共同新倫理的“危機 期盼 倫理 責任”
許嘉璐
當前，人類陷入了從來沒有遇到過的如此廣泛而深刻的危機，地球上的每個地區和國家幾乎都無法幸免，所有的人都將是危機的犧牲品。這一危機已經為越來越多的人所知，引起了越來越廣泛的憂慮，因此往往不需要羅列所呈現出的種種外在形態，“危機”一詞即可引起幾乎所有人的豐富聯想和強烈共鳴。
各國的智者、技術專家、經濟學家，多年來為緩解和消除這些危機提出過無數的建議、計劃、技術和模型。但是，就在人們焦慮、呼籲，希望挽救人類文明、找到光明前途的同時，造成危機的種種惡行和劣跡並沒有絲毫收斂和消減的跡象，甚至可以認為，從進入新的世紀以來，情況更為嚴重了。
危機根本性的原因在哪裏？主要不在於技術發明，不在於管理模式，不在於技術創新（雖然這些舉措都是很重要的），也不在於種種協議僅僅停留在口頭而無實惠上，而在於無法制止道德和價值的扭曲，在於忽視了倫理道德的重要。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章程》指出了問題的實質：“戰爭起源於人之思想，故務需於人之思想中築起保衛和平的屏障。”我想，這裏的“戰爭”一詞，指的是人類危機在層層積累之後最終爆發的極端形式；“人之思想”之所指，美國過程哲學家，密歇根偉谷的斯蒂芬﹒勞爾的一段話，可以被視為是一種較好的解讀，他說：“現代性最糟糕的部分，是沈溺於物質主義的一己私利的'道德疾病'；對'消費主義'的過度迷戀；導致意識形態僵局的不成熟的將凡事都絕對化的傾向。”“最大的問題是高分貝地謳歌物質生活而貶低精神生活，貶低我們的人性。”(2014年的一次對話)
如何“築起保衛和平的屏障”？怎樣醫治已經侵蝕了全球的“疾病”？正如近些年在世界各地已經出現的，許多學者所指出的，各個民族正在回歸古老的傳統，重新回憶和溫習軸心時代偉人們的教誨，反思民族的既往，認清民族、群體和自身所處的位置，思考建立現代的不同信仰下的共同道德規範。這恐怕是目前我們能找到的唯一藥方。日本哲學家山脅直司（NaoYAMAHAKI）把這種共同道德規範稱之為“公共（共同）善/惡倫理學”（《作為21世紀一門綜合性誇學科的跨國公共哲學觀念》，《第歐根尼DIOGENES》下2010）。但是，我們都知道，這一目標的實現，將是長期的，艱難的，因為需要全世界形成廣泛的共識，尤其需要不同信仰、不同政治體制下的決策者們具有相當程度的，超越了信仰、超越了政治的共識，找到異中之同--對人類未來負責，關懷所有人這一共性--發揮出他們特有的影響功能。然而他們中的許多人癡迷過深，其背後常常隱伏著壟斷寡頭和超級富豪組成的真正決策力量。即使如此，在這一過程中人們的焦慮、呼籲和抗議，並非毫無成效，尤其是各國智者的聲音，將會產生巨大的影響，最終形成數十億人趨向的大勢，因為我們所堅持的，是人類的良知，是社會和歷史的規律，是人心之所向。
為此，應該引起不同信仰對倫理重建這一最緊迫、最核心、最易取得共識的問題的重視，形成一個面向當下、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尋求不同信仰下的倫理之“同”的遍及五大洲的潮流。
就信仰而言，國與國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人與人之間可以有著巨大的差異。如果著眼於不同信仰的基點/基要，彼此間還可能是對立的，例如有神論之與無神論，一神信仰之於多神信仰，天啟神論之於自然神論。但是，兩個多世紀以來人類學、宗教學、歷史學和神學已經用豐富的成果告訴我們，即使是對立的雙方，彼此也有相通之處，嚴肅的神學歷史學家也已經揭示了從古到今的無數例證。同時，如果追尋到人類童年時的環境和文化背景，信仰之所以出現，“因緣”幾乎是相同的，都是要解決初民對死亡的恐懼和由此而生的一系列困惑：宇宙是怎麽形成的？“我”是從哪裏來的？將走向哪裏？“我”是誰？為什麽活著？應該怎樣活著？這些關於終極性的疑問是幾乎所有文明和民族之所以形成信仰與宗教的出發點。而用後代的哲學術語說，這類問題其實就是宇宙觀、社會觀和價值觀。
信仰是自由的，這種自由是信仰的本質和規律所決定的。因而任何時候、任何人都不能對人們的信仰橫加幹涉或強逼他人皈依某種信仰，更不應該因為信仰不同，或以信仰為借口而對他者動用野蠻手段。從另一個方面看，不同信仰間應該並可以避免發生沖突，其關鍵是需要大家認可彼此應該通過對話協商促進相互的了解，尋找共性，消除隔閡和誤解。
研究人類危機的種種問題，就需重新思考如何解開人類就終極關懷所存在的困惑，這涉及到幾乎物質科學、人文科學的所有學科。但是，在尋找危機中的人類出路這樣一個極其復雜、艱難的問題時，後者有著獨特的偉大的職責。誠如俄國當代哲學家尼古拉﹒奧梅利琴科所說：哲學“可以扮演人類靈魂治療師的角色”，“是人類救贖的一項條件。”（《作為一種治療的哲學》，《第歐根尼DIOGENES》，2010）而當前最為緊迫、最為可行的，是越過信仰的鴻溝，探索各民族的倫理是否具有共同性以及共性之中的個性如何保存，因為“世界越擁擠，規範就變得越必要，這是令人遺憾的事實”（羅素：《回憶錄》）。世界的規範，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人類的共同倫理。倫理，是在確定信仰後由信仰所派生，用以指導社會行為的規範，是民族和族群長期生產、生活實踐經驗的總結，不管是通過天啟的途徑還是以人間聖哲為導師把它形成了戒律或信條，作用是一樣的。
倫理的共性是客觀存在。既是由於人類的恐懼和困惑是相近的，也是因為“人”無例外地處在復雜的社會關系、與自然的關系的交叉點上，因而所有不同信仰的倫理之間天然地存在著相同或相通之處。正是因為倫理的這一特性，所以歐洲的偉大哲學家們，三百多年前已經關註到應該與不同信仰下的倫理進行交流並相容。例如從萊布尼茨到羅素都對中國人的倫理稱贊有加。羅素曾經到過中國，並且居住了將近一年；而萊布尼茨只是通過與到中國來傳教的人士通信，搜集有關中國的材料（這些材料主要也是傳教士帶回歐洲的）來了解中國，而且他知道中國人的信仰和歐洲人、和他的同胞有著極大的差異，例如對“善”和“神”的理解（《中國新事》）。他之註意並欣賞中國倫理，恐怕和他的“單子論”有著不可割斷的關系。很可惜，後來黑格爾完全拋開了萊布尼茨；從這點來說，羅素則又正確地拋棄了黑格爾的歐洲中心論，替歐洲發現了中國。這兩件事不能不令人深思：四百年前和將近一百年前的兩位哲人，能夠提出不同信仰下的人民在倫理方面可以相互了解、相互學習，難道不是因為他們站在時代前沿，基於自己的哲學理念，為了人類的和睦與社會的幸福、進步，因而把目光轉向東方，胸懷和膽略遠遠超過了他們那個時代的許許多多政治家和政治學者嗎？
倫理，除了不同民族和族群之間的相同或相通，亦即存在共性，當然還有著各自的特性，彼我之間不但內涵、外延有所差異，而且對社會成員約束的程度、倫理的傳承渠道和方法、在歷史長河中演變的情況等方面也都有很大不同。但是各自的特性並不會阻礙我們尋求共性以形成現代的共同倫理。
各個民族倫理有著同類型的源頭：一個是宗教或信仰；一個是在宗教和環境雙重影響和制約下所形成的習慣和風俗。這兩個源頭出現的時間有先後，但是對倫理的影響卻是難分伯仲的。倫理，無論是神啟的還是自為的，無論是自律還是他律的，也無論是成文的還是不成文的，其原始和終極的指向都是為了協調身心關系、人的社會關系，人和自然的關系，目的是使自己和其他社會成員生活穩定、安全和幸福，使種族可以延續下去--這是人類的宿命。既然終極源頭相近，不同宗教和信仰的倫理中存在共性這個道理，當然是自明的。
試看亞斯貝爾斯所說的“軸心時代”的幾位偉人對當時人們的勸說，都沒有離開“善”和“愛”，只是在不同的思想體系中用了不同的詞語，例如在孔子那裏更多的是用“仁”（Ren），而佛陀用的是“慈悲”（Cibei）。按照中國人的理念，我們的愛和善應該並可以廣延到天地萬物，而天地萬物中也包含著對人類的愛和善（在這點上，與萊比尼茨、釋迦牟尼很相近），於是中國人的倫理系統和網絡就形成了。用這個道理去觀照希伯來文化中的十戒、伊斯蘭教的七戒、佛教的五戒、二十五戒、儒家的“禮”和對修身的種種提示和要求等等，我們似乎看到的是一些堂兄弟的面孔。
我們所生活的環境，早已和軸心時代有了極大差異，即使和萊布尼茨甚至羅素時代比照，也有了很大不同。我們姑且拋開學術界半個世紀以來圍繞著“現代性”、“現代化”和“現代”這些概念的爭論，只看看在社會生活中所呈現的“現代”形態和人類所遇到的種種難題，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現在，人類亟需建立起以平等尊重、和平友愛、共同富裕、保障權利、環境友好等為基礎的人類新倫理，這一倫理的最終目的很簡單：我幸福，你幸福，他幸福，大家都幸福。還是羅素說得好：“如果世界要從目前瀕臨毀滅的狀態脫穎而出，那麽新的思考、新的希望、新的自由，以及對自由的新限制是必須要有的。”（《回憶錄》）這一“新限制”，就是我們在探求的人類新倫理。
要達到這一目標，首先必須充分認識到文明多元化的客觀事實體現了文明的本質。多元，意味著各種文明始終處於平等的地位。即使我們接受“文化多樣性”這一概念，也應該給以科學的定義，闡明這個概念將拒斥在多樣文化中有一個預設為最優秀者淩駕於其他文化之上，被山脅直司稱之為“文化帝國主義”的觀念。山脅直司就此還寫道：“事實上，不是文明，而是忽視文明引起了相互間的沖突。”的確，文明多元化，起碼包含著對任何文明都同樣重視，彼此平等、承認、尊重、包容（不是帶有恩賜色彩的“寬容”），進而了解、理解，從對方那裏發現自己之所缺，於是欣賞之，學習之，充實改善自己，因而也豐富了世界。
在這一可能是非常漫長的旅程中，顯然地，各國的智者承擔著特別沈重的責任，一方面需要用學術的工具、方式、話語和智慧，回答現實所提出的種種難題，並把我們的聲音傳播開來；另一方面我們需要與各種違背人類持續生存、繁衍、發展所需相悖的“理論”進行博弈。從來未經論證的民族優越論、特定民族中心論，以及三百多年來統治著人類頭腦的“不成熟的將凡事都絕對化”（斯蒂芬﹒勞爾）的思維習慣都是實現真正的正義的障礙。
無須論證，智者之間的對話與合作，對今天的世界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事實上，自上個世紀末，在世界各地，人文社會學家和哲學家、神學家、自然科學家就著人類的未來如何擺脫“現代”的噩夢已經舉行了許多次對話，引起了全世界越來越廣泛的關註。現在，似乎到了應該把這類對話推向更加深入層面的時候了。我設想，今後我們可否相對聚焦於如何建構人類共同新倫理進行對話？這裏面核心的問題是：人類共同新倫理包含的內容和標誌性概念是什麽。我們還可以由此再逐步深入到解答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進步”、“發達”和一個個體、家庭和族群安全、“幸福”的內容、標準和指數應該是怎樣的，怎樣測定才是真正科學的。換言之，我們的對話將提供給人們一個另類的思考角度，不再以抽象的自由、人權、民主概念為標記，不再以國家和地區的GDP，個人、家庭和族群所擁有的財富作為評價的主要的或唯一的標準和指數，至少把社會內外部關系、人和自然環境的關系以及個體的身與心的關系納入衡量範圍，而且這些項目的權重應該遠遠超過經濟方面的指數。當然，不同國家和地區情況不一，標準和指數也相應有所不同。重要的是，在這樣一個社會評價標準和指數中，已經包涵了人類共同新倫理的主要內容，因為它是根據對大自然和人類自身以及社會的本質規律而構建的。
我之所以提出這一建議，是因為把用財富衡量社會和個人當作主要或唯一標準，是工業革命以後，即“現代化”社會的產物，亦即“現代性”在社會層面的具體顯現。我們對啟蒙思想、信仰、知識、語言和真理的反思，固然是對造成現實危機的禍根的批判，但是，如果我們給公眾提供的只是信仰和倫理的概念、分析和論證，沒有可供更多的人可見、可懂，可把握、可參與，並與自己的切實感受一致的公共目標，也就很難動員身受其害的無數人民，當然也就很難影響各國各地區的決策者，從而要煞住人類快速滑向萬丈深淵的列車，也更加困難。
在構建人類共同新倫理的偉大事業中，中華文化將會扮演重要的角色。這是因為，中國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合而不同的社會觀、仁以為己任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價值觀，符合大自然和人類生存發展的規律，正好補充現代性的缺口，改正現代化所帶來的荒謬。“尼山論壇”和全中國的學人，都十分願意為了這一事業貢獻自己的知識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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