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潔西卡蘭芝與傑克尼柯遜在《郵差總按兩次鈴》中的狂野演出，正常的性行為與正常的性關係「究竟有什麼關係」，在當時引發一片狂野的討論聲浪)
「刺入的刀子自胸口拔出，
繩套自頸間解下，
....
自殺的女士屈膝行禮，
被砍落的頭點頭致意。」
──〈劇場印象〉，
辛波絲卡(199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波蘭女詩人，梁詠琪在《向左走 向右走》中唸唸不忘的女詩人，原作從辛氏的〈一見鍾情〉獲得不少靈感)
六‧站起來做愛
「拍電影就是跟生活做愛」，我遠遠看著被稱為狂人的杜可風，禁忍不住這麼喃喃自語。
去年(2002)金馬獎慶功宴時，媒體對於黎明拿下影帝還在議論紛紛，我卻想問杜可風一個問題；之前我看過《三更之回家》(2002)，沒多久我才剛過看《英雄》(2003)的預告片。
我們在頒獎典禮開始前的「入闈記者室」裡，提前從評審團主席侯孝賢的口中知道，影帝是黎明時，在室所有人一片譁然。我突然想起杜可風，眼睛為之一亮；只我沒想到杜可風低調到，近乎華人所謂的靦腆。
杜可風不僅在頒獎前的人潮中，儘低著頭，像在躲人；就連在慶功宴上，雖然媒體對這位名聞兩岸三地的攝影師，這次又以《三更之回家》拿下最佳攝影獎依舊興趣不高，但杜可風還是儘擺手迴避著媒體稀落的訪問，一副羞怯樣。
他進到電影公司安排的慶功宴飯店時，時間已是凌晨快一點了。我跟著他到飯桌邊，問他能否讓我問「一個問題」，我這麼強調。
不知為什麼，他猶豫了一下，正要抬起頭時，卻被導演陳果與陳可辛等人找去。我回到我門口的座位，在一片喧譁的吵嚷聲中抽起煙來，已經很多年沒抽的百樂門。我正拿出第二根，開始揉轉起百樂門特有的煙嘴時，遠遠看去杜可風正好在望著我。
我走了過去，他對我點頭，我問他：「如果這次不是你掌鏡，你覺得黎明會得獎嗎？」
杜可風愣了一下，然後仰頭笑了幾聲，他的食指在半空中點指著我了好幾下：「為什麼你會這樣想？」
他的聲音比我想像中的還小，「我覺得黎明在電影裡面，被你拍得像個英雄。」杜可風又愣了一下，就在他似乎又在低頭細想中，他又被人「抓走」了。
1999年，杜可風去維也納參加電影節，當時有個女孩對他說，她很喜歡他拍的電影，那種感覺好像「跟生活做愛（having sex with life）」，杜可風聽了大為欣賞這句話，之後便不時把這話掛在嘴上。
說來一點也不詭異的是，人們於今所謂的愛情，更多是給拿來「視」為一種新奇的經驗，更多的也許還是給拿來「做」為一種震醒麻痺的神經之用。但這兩種無論是「視」或「做」，必也都抵不過於今廣為宣傳的性愛活動。
在喃喃「跟生活做愛」聲中，我默默地看著在場的得獎者、媒體、我的同事，望著天花板聽了一下在場吵雜的聲音、有點搖晃的光線，低頭把煙蒂按熄在煙灰缸裡，粉碎的煙灰隱約浮現出我欲言且不得的「追求個人自由」的影像。
愛情，本身或許並沒有變得更複雜(但也許更蒼白)，只是空氣、陽光與水，已然朱顏大改。
太多的新興成份滲進了這生命活水三大元素之中，同時使得太多的性愛活動「(像電扶梯)自動地」與愛情擦肩而過。於是，於是(讓我們再呼喚一次！)，我們也「不得不」「回歸」向電影求助：對於這每日看似輕飄在我們身邊的性工業，這已經滲透進空氣、陽光與水的新床上夢幻運動，電影可有能暗示出某種教我們「逆轉」的另一種不玄之機？
是的，電扶梯；是的，變天(九二一)之變。
我們些些地離開了這部道盡純純之愛的電影；也許許地進入某幾部包藏著情色場景的電影中──我們準備著，準備著與這兩種電影同時擦身而過──在attraction與animal兩條軌道相互滑動之間，左觀右察。
在這樣的軌道上滑動，一點也不沉重的輕瞥著與《激情劊子手》同年出場的《悲情城市》，發覺正是從這裡開始，我們逐漸與台灣電影發生向左走向右走的現象。我們曾為台灣電影禁忍不住笑出來的淚水，而今已然乾枯；從淚水而乾枯的滑動，教我們默默回望當初台灣新電影中，是放射出如何生野的大自然之光、如何意氣風發地在大街之上，翩翩交錯著animal與attraction的動蕩風情。
而今台灣電影之「變天」，也許與我們日漸包裹在有線電視、網際網路與數位影音裡的腳，竟譜著同病而不相憐之曲。
經過《英倫情人》中那樣(沙漠)乾淨的空氣、原始的陽光的重新梳洗，我們吃驚地發現，激情的《激情劊子手》那三場性愛戲，與純情的《向左走 向右走》有著僅只一牆之隔的一個共通秘密：走。
是的，激動起這既性且愛的三場戲，都存在有一隻力氣無邊的腳：B小姐全裸前後，禁忍不住提轉又向前進的左腳；B小姐如約走進超市，忍不住從風衣裡亮出來的白如雪的右腳；帕先生一探鞋店中，悠然忍不住伸進B小姐雙腿之間的那神來一腳。
愛情是什麼？愛情不當與性，一個向左走、另一個向右走──「尤其」是在大庭廣眾「下」。愛情與性是交錯並行的同一雙腳，就像金馬影帝黎明是由，黎明演《三更之回家》與杜可風掌鏡，這一雙腳交錯並行而來。
愛情給人一股空前的勇氣與嬌媚，會令兩人在不知不覺中於眾人面前輕聲細語，敢在大庭廣眾之「下」悄悄做愛──不拘一定得躺在床上，不拘一定得躲在室內，更有一種禁忍不住會把室內變成室外、把室外變成室內「色膽」──開展出當代的「另類偷情」。
如是，我們可以像《第六感追緝令》(1992)裡的莎朗史東與麥可道格拉斯，在窗簾搖蕩的窄小窗檯上露骨地調情；也能夠《出軌》(2002)裡的戴安蓮恩與奧立佛馬丁尼茲，在樓梯旁放肉地做愛；可以像《香港有個荷里活》裡的(2002)周迅與少年，不知天高地厚地在大樹下悠然做愛；還敢像《郵差總按兩次鈴》(1981)裡的傑克尼柯遜與潔西卡蘭芝，在廚房之桌上開天闢般地做愛。
從腳開始把身體(尤其是床上的身體)遊走起來，這既是電影一再暗示我們，電影最曼妙的本質與活力，也是愛情在最初時總予人一股，禁忍不住再度趨動起來的本質與活力(過去的人生動地將兩人正在談戀愛稱之為「走」)── 一旦把愛情之腳限制在室內與床上，無庸婚姻的到來，墳墓之門也已開始擁抱起戀人們。
真正的愛情教男人放射出一股不由自主的英雄力，教女人懷抱著一股溫暖天下之嬌媚氣；真正能教當今大都會人生氣蓬勃(不只是春意盎然)的愛情──在前人的「視」或「做」的觀點下──必得生發出相當程度的「另類偷情」。
沒有這股「把腳，站起來，做愛」的色膽，我們既抵擋不住天天在變的變天情色活動，更無從在一旦情變之後的天空下，得以將死去的愛情吸收進來、改造出去，更不用說能從各種日新月異的賴床式麻痺神經活動中，一步接一步地甦醒──如一池春水般游「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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