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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生死遊戲》)

去年的最後一天，台灣校園終於發生了石破天驚的一「擊」：上午十一點，位在高雄縣湖內鄉的東方技術學院，爆發台灣教育史上第一件校園鎗擊案；一位林姓學生率領三位校外人士，開著一輛白色自用小客車，進入到校園後門停車場之後，四人手持棍棒衝入校園尋仇，見到一名四年級的陳姓學生時，四人握著棍棒一陣狂打；棍棒斷了、陳生倒地，四人的眼睛充滿血絲，斷掉的棍棒與手臂沾滿著鮮血，繼續狂打倒臥在自己血泊中的陳生。

圍觀的師生大驚失色，火速通報教官，教官帶著驚慌失措的師生一起湧上前時，其中一人突然拔出一把改造手鎗，眾師生大驚狂退中，那人突然扣板機開鎗，狂退的人潮瞬間四散躲竄而去，四名歹徒也趁機跳上車子，火速衝出校園。路竹分駐所警員接獲上級指示後，立即派出荷鎗實彈、身著防彈背心的員警，從中午開始在校園內外進行戒護。

幾年前，與一位完全中學的訓育組長談到，當今學生以及當前教育等問題時，我忽然好奇地問她：「妳認為學校為何存在？」她偏著頭以莫名的眼神看著我說：「不是教育嗎？」我先點頭、又立即搖頭：「學校是為教育而設，但它必須先為自己的生存而打算，而恐怕辦教育是與學校的存在，有一段不小的距離──有時候，乃至於是分屬在兩個絕然不同的世界？」她既驚訝又憤怒我的說法，並批評我很殘酷地把學校「貶低」成，一個先為自己生存打算的「機構」。

看到這則新聞時(2003年的第一天！)，我突然有個怪異的念頭：如果學校膽敢把「先為學校自己生存」，而設想出各種維繫學校生存的「教育與行政體制」，這種殘酷的生存事實「教給學生」的話，人生是不是會因而少掉了許許多多的迷霧，以及不敢面對現實的心理障礙？

如果，教學內容必列的一課是：學生如何自學校(當下所身處環境)裡求生存；那麼，世上絕大半的人，也許不致於要走那麼多迷惘路，才能找到「自己真正要什麼」(不少人過了一輩子，卻還不知道自己真正要的是什麼)？

我不禁想起前年金馬國際影展上映的一部北野武主演的電影《生死遊戲(又譯大逃殺)》(深作欣二導演)，這幾年愛台灣上映的電影再也沒有比它更殘酷的了。

電影敘述人類社會來到一個小孩與成人激烈對抗的時代，大人的生命乃至不時受到來自小孩的暴力威脅。於是，國家頒佈了一個叫作「大戰鬥(battle royal──這也正是此片的英文片名)法」，簡稱作BR法。被BR法抽中的班級，全班將被送到一個與外界完全隔絕的小島上；特種軍隊將這班學生困在這個島上，沒有人可以離開這座島，除非他們經歷過三天三夜的生死遊戲，而這個遊戲最重要的規則是：這班同班同學必須彼此自相殘殺到最後只剩一個人！

只有最後那一個唯一活下來的獲勝者，才可以生離這座島；如果在三天期限內，沒有出現這種「最後只有一人活著」的結果，那麼，原先扣在頸上的那個電子儀器項圈，將準時引爆，炸死當時所有還活著的人。每個人被分送了一個求生包袋後，被迫立即離開了教室；一出了教室，這批同班同學有的立刻自殺，有的立刻殺同學。

這部殘酷無比的電影是否在象徵著什麼？恐怕不是。校園外的社會正是如此：「屍體」如果不是囤積在我們體內(理想與精神的死去)；便是我們不敢去殘酷地去面對真實的情況，而每天視幻覺為友，乃至自己──光聽當代人口口聲聲讚美「酷！」便知這種殘酷絕不會下於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