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如何两制 是的，一国，两制！作为中国步入现代化进程以来，对世界为数不多因而格外值得珍视的一项原创性制度贡献，一国两制曾被期待可以垂范列邦之中那些仍受主权分裂之苦的国家和地区。
“君子和而不同”，孔夫子的话，似乎在为千年后现代国家的“创新”做注解。然而全球化近了，天下大同远了，今日世界的问题或许就在于：制度上缺乏比较优势的国家在津津乐道“和而不同”，已经发达了的国家道临天下的时候却总是放不下“舍我其谁”、“时不我待”的猴急劲儿。试想，如果后发地区怀着“时不我待”的心情，而制度领先者能“和而不同”，这世界该有多么温柔可爱。 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趋势并存的今天，局限于香港一地回归10周年的各种纪念活动的意义，似乎并不如探讨奠定了香港回归乃至繁荣的制度性基础——一国两制本身更有意义。正如人们所知道的，这一制度创想原本发轫于和平统一台湾的设想。能否垂范列邦，当由列邦自作主张；能否拷贝到海峡对面，却是许多中国人不免常常思考的问题。两种制度的现状，恰恰成为岛内分裂分子鼓动民众排斥统一的口实。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十载实践，百年大计。一国两制的政治宽容精神，已被充分挖掘并认识；而两种制度是否就是统一问题的终结性安排？“学习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想必包括两种制度的互相学习和补充，德必有邻，隔着一座罗湖桥、一道拱北口岸、一脉台湾海峡的大中华文明圈的不同地区间的彼此借鉴，理应更富成效。 消极性的共存，固然是合作的基础；积极性的制度整合，才是决定中华文明未来的关键。 从一国两制到政治包容 杜 平 香港回归之前，笔者还在布鲁塞尔担任常驻记者。
有一次在北约总部采访时，英国驻北约代表团的一名外交官和我聊起香港的前途，包括香港回归之后与中国内地的关系。 这位官员向我提出了两个十分悲观的看法。第一种看法在当时的西方社会非常普遍，那就是，英国撤离香港之日，便是香港的自由走向终结之时，因为“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容忍任何政治异己”；第二个观点是，即便中国政府有诚意维持香港的既有制度，一国两制政策也会受到中国自身的挑战。原因是，这种政策在一国之内制造了“不平等和不公平”，中国内地省份必定会要求享受与香港同等的地位，包括决策和施政的自由度。 皮之不存，毛将附焉 现在，香港回归中国已经10年，西方对一国两制的种种诅咒早已宣告失败，至于上文提到的两种看法，也同样如此。第一，即使用西方的观点来审视，虽然中国共产党和西方任何政党一样，不会鼓励和欢迎任何形式的政治挑战，但香港的反对派势力今天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还相当活跃；第二，一国两制在实施之初确实遇到了不少困难，但来自中国内地的挑战并没有出现，内地省市要与香港“平权”的呼声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然而，现在平心静气地看，在中国当时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特别是在那种极为不利的国际政治氛围之下，西方世界对香港的所有诅咒和恶意“祝福”，以现在的眼光看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用“政治不正确”的话语来说，假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拥有现在的经济实力、政治信誉和国际地位，那么，中方就会在谈判中占据更加明显的强势地位，香港在过渡时期所遇到的麻烦，特别是英国人的故意刁难，也就会少很多。 值此香港回归10周年之际，人们都在谈论一国两制的得失。中外媒体都给予比较积极中肯的评价，认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基本上取得了成功。 何以取得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人们可以将其归功于中国中央政府对一国两制承诺的严格遵守，归功于内地对香港经济所提供的巨大支持，也可以归功于特区政府日益改善的施政能力，还有香港社会所蕴藏的进步的活力。但是，归根结底，一国两制之所以实施成功，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自身的稳定、繁荣与强盛。皮之不存，毛将附焉。没有母体的健壮，即便是再好的制度设计，到头来都会变成营养不良的胎儿。 假若读者由此而联想到台湾问题，那么笔者就不妨顺便捎带一句，那就是，台湾问题与香港问题不同，没有固定的时间表，所以不能操之过急。只要大陆把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做了，而且做好，两岸的政治融合就必然会有水到渠成的时候。既要有所作为，又要顺时就势，这才是比较务实的策略。当然这是题外之议。 自我妥协的精神 然而，笔者在此无意对香港回归后的现实作出更多评价，而是试图超越香港的历史与现状，从一国两制构想的背后，挖掘出对当代中国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 其中的隐性价值，那就是中国当时的决策者在某些原则上愿意自我妥协的智慧和勇气。 自我妥协的精神，就是一国两制构想的精髓。因为愿意和敢于自我妥协，所以中国政府才能在香港问题上摆脱种种脱离实际、不符现实的原则和教条，继而使政治思维有所突破、思维模式有所创新，最后才在决策和执行上有所建树。 什么是自我妥协？在一国两制构想确立之前，中英两国曾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了长期和艰苦的谈判。要谈判就要准备妥协。因此，在本质上，一国两制是妥协的产物，不只是中方有妥协，英方也有让步。从中国的角度看，一国一制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结果却变成了不同寻常的一国两制。在此过程中，中方作出了巨大妥协是显而易见的。 可是，中国究竟向谁作出了妥协？从表面上看，是中国向英国作出了让步。其实不然。从局部来看，中方作出妥协，香港直接获利；宏观地看，香港获益就是中国获益，香港的成功就是中国的成功。因此，中国作出妥协后的最终获益者，依然是中国自己。可以这么说，中国的原则向中国的根本利益作出了让步。 一国之内存在两个实体，收回主权却得不到治权，国家最高管理者对本国某地之事不能干预，更不能做到随心所欲，反而还要处处谨言慎行，丝毫不得逾矩。这些事实在今天看来早已变成理所当然之事，但在当时政治禁忌无处不在、极左思想或集权思维尚浓的历史背景下，都是一般人所不可想象的。前文所述，英国驻北约外交官认为一国两制在中国领土上制造了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和不公平，其中所谓的不公平，中国中央政府实际上是首当其冲。 除了受到某些“原则”的束缚、某些陈旧思维的禁锢之外，中国当时的决策者在规划香港前途时，还面对着特殊的民族心理所构成的巨大障碍。众所周知，香港问题是历史留下的伤疤，其高度敏感性不言而喻。由于与香港相关的很多事情都与民族耻辱、自豪、自大和自卑心理交织在一起，因此，一不小心，就会有人误入“雷区”，甚至被怀疑有“卖国”之嫌。 事实上，直到今天，只要决策者或者有识之士们基于现实和长远利益的考虑，试图对某些无关痛痒的原则进行灵活变通，或暂时搁置，或适当淡化，结果都有可能获罪于天下，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仍有可能纷至沓来。 因此，一国两制的最可贵之处，不在于这种构想本身的高瞻远瞩，而在于这种模式确立之前，中国的决策者愿意正视和接受现实，敢于放弃自己曾经死死坚守的某些原则，敢于打破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条条框框，思维开放，应变灵活。也就是说，自己对自己作出妥协。 和谐来自包容与自律 要做到自我妥协，就需要高度的自信。既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又要对未来方向有明确和现实的规划，还要对最终结果有足够的把握。从过去和现在，不论是中国的经济改革，还是政治体制的改良，凡是没有自信、没有方向感、对未来没有任何期盼和预见的人，往往都是思维僵化，不求进取，甘愿自缚于某些背离现实的所谓原则，并且利用形形色色的陈规陋习来自我辩护、自我保护。 有些原则当然是不能放弃的，但有些原则显然是不值得坚守的。可是，在现实社会里，很多该坚持的原则并没有坚持，不该坚持的条条框框反而碰之不得。 结果，在很多事情上，中国一直在跟自己较劲，一直和自己过不去，一直是自己为难自己。这是导致新问题不断产生、老问题无法解决、政治和社会弊端越积越多的根源之一。 香港回归10周年，完全值得庆祝，因为这是百多年来中国人第一次真正而又成功地管理着香港。但是，假若只是浮光掠影地歌颂香港的稳定与繁荣，假若对前人的智慧和勇气没有深刻的体会，那就看不到一国两制思维背后所蕴含的核心价值。 这种核心价值，就是最大限度的政治宽容，最大限度的权力约束。既然一国之内可以容许另一种制度的存在，那么，以中国如此之大，还有什么不可以容忍？还有什么不可以宽容？既然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都不能动摇中国既有的国本，那么，以中国当今国力之强大、国民之善良，究竟还有什么个人、什么主张、什么思想、什么言论，足以令当政者惶恐不安？ 值得再次强调，一国两制的构想当初得以确立，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头脑开放，愿意接受任何新的思维；今天，一国两制在香港之所以实施成功，关键在于中央政府严格遵守这一承诺，始终有高度的自律意识和极大的政治容忍度。包容不同的思想，容忍异己之见，允许各种价值观的存在，尽量去了解不同的思维模式，想香港人所想，急香港人所急，这就是一国两制成功的奥秘。 假若泱泱中国大地都是如此，假若中央和各级政府对内地人民也是如此地恪守承诺，假若他们能够善用权力而不是滥用权力，假若他们能够严于律己而又宽待百姓，那么，整个中华民族就能真正地崛起，其前途也就不可限量。 人们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在社会制度的层面，内地还要继续务实地走自己的道路。但以长久计，内地和香港必须在价值观上逐步趋同，这才是和谐之路。为了走向和谐，中国内地也必须有宽松的政治环境，社会成员之间必须彼此容忍、彼此宽容，特别是在官民之间的关系要和谐。其先决条件是，处于绝对强势地位的政府，必须学会自我妥协。 在庆祝一国两制获得成功的时候，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进行思考再思考。否则，在热烈的场面结束之后，我们依然得不到任何有益的启示。 区域经济合作的香港样本 袁易明 香港回归既承载着在社会制度上一国两制伟大战略构想的实现：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又承载着两种类别经济制度的并存：香港充分自由的市场制度和内地的转型经济制度。
在回归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实现平稳过渡、维持香港稳定是中心议题，其后5年，关于促进香港的繁荣又成为讨论的焦点。 对内地而言，香港回归给国人带来政治上的自豪感，这是政治收益；在经济上，内地同样分享了合作创造出的利益。香港对于内地发展有三大贡献：体制贡献，为内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提供借鉴与启迪；要素贡献，大量港资北上减低内地发展过程的资本约束；沟通贡献，搭起内地与国际间双向交流的桥梁。这三大贡献是回归后两地共同繁荣的根本理由，也是香港保持稳定繁荣的重要基础。 制度差异意味着机会 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区域化趋势的基本背景里，世界上产生了两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典型案例：一个是出现在欧洲大陆的欧盟，另一个就是中国境内罗湖桥连结的香港与内地之间。 欧盟可以称得上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完美的例证。在众多不同经济体和不同政治体之间建立起来的欧盟，其一体化程度远超人们原来的预期。经济方面，成员之间不论是微观经济领域，还是宏观经济的变动均已进入趋同的状态，形成了实际利润率的均等化，成员经济周期已出现同步化，并实现了失业状态的趋同和成员国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趋同。 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建设过程经历了处于不同层次的两个阶段：功能一体化和制度一体化。功能一体化过程消除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市场阻碍，经济要素在成员国间自由流动，以实现经济过程的融合。通过这一阶段，成员国间自然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得以整合。功能一体过程中要素流动带来任一成员国资源配置空间的扩大，共同创造出欧洲经济的发展“红利”。 内地与香港间的合作在世界经济合作历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区域经济合作范式，其独特意义在于一个国家内不同社会制度的两个地区间的合作。如果说，欧洲27个国家创造了世界上制度相同，体制、机制相近，发展水平相当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合作的经典，那么，在香港和内地间的合作，则是社会迥异、经济制度不同、发展水平悬殊条件下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范例。 内地处于经济体制变革转型期，不完善的市场体制是内地经济制度的主要特征，与香港成熟、完善而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强烈的制度对比，这是香港与内地10年来经济关系深化的制度背景。另外一面，香港已经成为国际著名金融、贸易、旅游、信息大都市，其经济发展成就举世公认，而内地人均GDP少于香港的1/20，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稀缺，这与香港经济形成巨大落差。 正是在制度差别和发展水平差别同时存在的背景里，香港与内地间的生产力分工迅速深化：大量香港制造业跨过罗湖桥北上，其本质内涵是资本、管理和一般性生产技术的由南到北，其间，数百亿、上千亿资金的跨境移动是引领力量。香港本土制造业平均资本收益率已大为降低和资本融资成本小是香港资本移动的两个前提性因素，相反的是，即使在毗邻的深圳，由于发展初期资本要素的严重匮乏（相对地，劳动力和土地极为丰富），使得资本要素的边际收益率很高，在经过从香港到深圳的短距离迁徙之后，香港资本就实现了从低收益率向高收益率的转换，同时，内地资本在短期内的大量增多大幅度地提升了土地和劳动力两个要素的生产率，内地创造财富的能力快速起步，在内地与香港间开始出现区域经济“增长红利”。 内地与香港间的经济合作始于1980年代，而全面的发展和深化则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1997年以后，香港资本依然是内地外来资本的主体，在与其相邻的广东地区更是如此，至2003年8月的10多年时间，该省共引进海外投资1200多亿美元，其中约825多亿美元来自香港。要素的北移，极大地扩大了香港产业的生存空间，形成香港经济对内地区域性资源的调配能力，同时通过其“桥梁”角色，提升香港调配国际资源的能力。 市场力量一直是两地合作的主体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双方自发合作开启之时，已经拥有了一个必要的前提，即内地改革与开放方略的实施。这一前提为香港要素进入内地开启了大门，虽然如此，两地之间的以制度安排作为协调合作主要途径的局面始终未出现过。 在两地产业合作开始的前几年间，得先机的深圳和广东省就取得过很高的经济增长成绩。而香港分享的合作效益也大得惊人，数百亿美元的港资获得丰厚的回报，更有意义的是，香港产业获得历史上罕有的升级转换机遇，为在新的发展阶段里使香港在全球保持强劲竞争力准备了“伏笔”。 制度性整合决定未来 制度整合是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各参与方之间的体制与机制的协调过程。 正如丁伯根所言，区域经济一体化存在着消极一体化与积极一体化两种类别：在区域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产生的，只涉及消除歧视与流通限制等方面的经济整合是消极经济整合；在此基础上发生的通过修订已有法律与机构和设置新的法律与机构，以保障市场的有效运行和集团内宏观政策目标的实现的整合，被丁伯根定义为积极整合。 要真正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需要在合作形态上实现由消极整合到积极整合的升级，并且完成积极整合过程，只有这样才可以出现经济政策趋同和经济发展的趋同，由此充分地挖掘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的两种效率：市场扩大产生的规模效率和来自制度整合后的制度协同效率，以推动区域经济持续繁荣。 香港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已经完成了丁伯根消极整合阶段，即功能整合阶段，在近30年的合作之后，合作形态依然止步于功能整合。现实看来，两地间功能整合的空间已相当有限，两地的体制、机制间的差别已经成为继续推进一体化进程的约束因素，这表现在：高度自由而成熟的香港经济体制与建设中的内地不完善的市场体制（框架）相对应，形成两地对合作推进主体在认识上的差异；两地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规范、标准不同，局部地损害两地产业合作的范围与深度；制度原因导致两地人口的非对称性流动——香港居民的自由流动和内地居民的管制流动；管理的协调不足使得海关两地两检长期存在，大幅增加区域内的交易成本等。 基于现有的合作框架与协调机制，香港与内地间的制度整合可以起步于三大内容：建立特定的两地一体化组织与管理机构，以弥补常规管理的缺失，强化现有的协调机制（如泛珠三角合作框架、粤港联席会议等）；修订两地的不利于合作的规定、规章、政策；促进原来民间的分离、游离交流形态向组织化转变，建立有效的产业间、行业间的一体化机制，促进产业发展规范、产品标准的趋同化。 在这之上最为重要的当属加快内地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与完善步伐，只有当两地的市场制度差别已大幅度减少，两地货物、人员、服务、资本的流动自由而充分时，两地产业分工才会高度深化，基于两地比较优势的内地与香港、深港经济共同体才会出现，“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与华南地区才有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区域的可能。 (作者为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两地书] 香港这10年 本刊记者 赵灵敏 发自香港 由中英谈判开始，香港社会就出现了信心问题，持续的移民潮最炽烈之时，即使非洲小国如佛得角的护照亦受到热烈追捧。
当时有不少外交领事因为涉嫌以贪污手段签发移民签证而被递解出境。这个移民潮一直到回归前一至两年，随着西方经济，特别是加拿大、澳洲出现经济衰退才渐渐平息下来。 除了个人移民之外，企业也出现迁册潮，最著名的就是英资怡和洋行将总部从香港迁至百慕大，并在1990年代初将公司及旗下多家子公司的上市地点从香港移至新加坡或者伦敦。 对于香港当时已有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也有人抱着非常悲观的态度。“一位立法会议员，在九七前访问加拿大时就预言，这是他最后一次出访。九七后，他恐怕会被禁止出境，以作报复。”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回忆。 然而，糟糕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时至今日，香港繁荣的经济、兴旺的股市、自由的言论、有效率的政府，优势基本都没有变，“马照跑、舞照跳”的生活方式也在香港延续，这一切都被当作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证明。 早在1995年，美国《财富》杂志曾预言，回归将令香港死亡。这差不多是当时西方舆论的主流看法。但在回归10年的时候，香港却收到了来自全世界的祝福。最新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推出长达25页的封面文章，坦承其姊妹杂志《财富》当年的预言落空，并确信“香港比从前更有活力”。而在2004年认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运作出了问题”的英国驻港总领事柏圣文，也在日前转而认为“一国两制在香港整体上运作良好”。 当然，无论西方主流判断是悲观还是乐观，都只是一种参考，而不应代替中国人自己的判断，特别是不应左右香港居民的切身感受。宏观上一片大好之下，不同的个体仍然需要面对各自的现实问题。 同时，相对于香港此前沦受的漫长殖民统治和此后广阔的发展前景，10年时间还远不足以证明一切。香港仍然需要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更具创造性地提升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质量，真正无愧于历史的机遇和肩负的使命。 贫富的差距 “大家都说景气好，我们的生意却没有明显改观。”51岁的陈先生抱怨道，他是香港将军澳地区的小巴司机。尽管恒生指数突破2万点创下历史新高，乐坏投资人，但这个司机先生显然丝毫未能感受到。 2002年8月，地铁将军澳支线油塘站正式启用时，小巴被打压的序幕就拉开了。据陈先生反映，当日新地铁站启用后，小巴所受冲击尤其严重，部分路线虽然大幅减价应战，但生意额仍然锐减五成至七成， 在很多内地人的心目中，香港是一个没有平民百姓的地方，但现实是，和世界任何地方一样，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香港故事背后，依然有草根阶层的挣扎求存。 香港统计处6月初公布的2006年中期人口统计报告显示，香港的家庭收入在过去10年出现下降，去年中位数为17250港元（约3400新元），比10年前减少了200多港元。与此同时，月入4000港元或以下的香港家庭，从10年前占住户总数的6.7%，上升至去年的9.2%，入息超过4万元的家庭则由15%升至17%，反映香港贫富差距在过去10年进一步扩大。显示贫富差距程度的基尼系数，去年香港为0.533，而10年前为0.518，有显著恶化的趋势，而且这个数字在亚洲各国中是最高的。 以前香港人坚信，只要金融好、房地产好，香港经济就不会有问题，现在，香港经济与中国紧密融合，早已走出阴霾，有如飞龙在天，气势如虹，但很多草根阶层并没有从中获益。从早期的制造业中心，到后来第三产业兴起，再到后来成为金融中心，这是香港经济半个世纪以来的足迹。但从1980年代开始，香港的制造业不断外移，香港转而以金融服务业为主，很多教育水平不高的草根阶层适应不了这种变化，从而产生了大量的结构性失业。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教授黄洪批评，近年香港经济复苏，但只向金融和房地产业倾斜，中产及基层人士并未能分享经济成果。香港的财富相当集中在一些大财团手中，这些机构的打工皇帝年薪百万、千万甚至逾亿；但是，绝大多数升斗市民终日忙碌只为两餐，贫困人口超过百万。 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主任陈文鸿就此认为，香港最大的问题是专营企业垄断，以及地产业吞噬了香港盈利。过往的十多年，从整体上说，香港经济发展创造了非常多的财富，不过这些财富最终大多流向了地产商，以至于香港富豪首十位都是地产商。而一些专利事业例如电力公司、巴士公司，收费高踞不下，影响民生及中小企业的营运。 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实业、和记黄埔的市值曾一度占据香港股市总值的1/3，它们在房地产业居领导地位，控制着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港的大部分港口，垄断着香港的电力供应，经营着香港最大的移动通信网络，在商业批零售领域与怡和集团平分秋色。 近年，对李嘉诚的垄断指责一直没有停息。几年下来，辉煌一时的数码港最终成了一个地产项目，这对李嘉诚的声誉打击很大。2005年，李嘉诚捐赠10亿元予香港大学，港大校务委员会建议将有118年历史的港大医学院命名为“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引起医学院毕业校友不满，斥责校方“财迷心窍”，酿成了很大的风波。对“李超人”的这种态度，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香港市民心态上的变化，由此可见一斑。 香港中文大学一位不愿透露的学者则对改善的前景表示悲观。他认为香港历史上形成的商人治港的传统，一时难以改变，政府虽然一直声称要改善民生问题，但大财团一说要撤资，政府就不得不有所考虑。所以，香港到现在既没有劳动法，也没有最低工资保障。 自我设限 James
是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的教师，热心社会活动。最近几年每到回归纪念日前，都会有报纸找他谈对“七一大游行”的看法。“每到这时，我就很挣扎。从本意上讲，我是支持人们上街表达意见的，但同时，我也有研究项目是和国内的大学合作的，我不愿意影响这种合作。我是如此，那些和国内有商业往来的公司，不用说就会自己考虑一番。” 1997回归前夕，国际媒体对香港媒体的自由有一个很负面的预测。他们认为，回归之后香港的媒体都会跟内地的党报一样成为政党的喉舌。但事实是，香港直到今天为止依然保有言论自由。在香港可以看到一些在大陆鲜见的异议人士，在天星码头散发海报、小册子。从广州、深圳等地到红●火车站，一出门就会看见一大堆让内地人触目惊心的标语。 David曾是香港某大报的助理总编辑，几个月前刚刚辞职，他说不能忍受老板每天派人来坐在旁边，暗示他不要有过多的负面报道。“这种情况在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他告诉记者，香港新闻界一向是高度自主的。在彭定康时代，左派传媒天天批斗彭定康，港英政府理也不理。历史上虽然发生过1952年《大公报》煽动罪案和1967年《香港夜报》《新午报》《田丰日报》虚构新闻、煽动罪案，但也是仅有的两宗。现在的情况是，新闻自由度表面上没有变化，但一方面存在着滥用新闻自由的现象，另一方面，人们开始不自觉地自我设限。 现在香港的媒体普遍有走向小报化的倾向，有自由但是没有品质。《苹果日报》、《东方日报》、《太阳报》等3份报纸，占香港报纸销量的85%以上，他们头条新闻的选择取向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一些热闹眼球的社会新闻，副刊则有很多色情小说，大视野大格局的分析报道反而登在不起眼的地方。刘嘉玲裸照事件、阿娇被偷拍事件，都是这种风气造成的恶果。一个小学三年级学生，一样可以拿6块钱去买份《苹果日报》、《太阳报》去看那些色情内容和明星八卦。这是言论自由被滥用的现象。 尽管耍尽八宝，多家在香港上市的报业股，近几年均录得较差的业绩。但仍不断有新投资者加入，大家无非是想在香港争取发言权。 但另一方面，自我审查的意识开始出现了，并可能形成一种文化。很多香港媒体的老板还有其它身份和产业，与政府有关系，他们不会跟政府对立。还有的媒体老板在内地有产业，需要内地的支持，所以，现在香港的媒体虽然也能不断见到批评性的内地新闻报道，但力度小很多。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胡丽云就认为，回归10年以来，新闻工作者普遍感觉到言论自由的变化趋势，主要原因是新闻工作者出现了自我审查以及香港政府意图以发放消息的方式操控传媒。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淡化有关内地的负面消息；另一方面，淡化可能被认为敏感的消息；第三就是对老板利益可能受到冲击的负面消息淡化；最后，就是涉及特区政府的负面消息。 胡丽云说，特区政府利用本身的优势作为利诱，例如在公布一些重大决策之前，只会单独接见一少部分被当局认为是“听话”的媒体，向他们发放“独家消息”，以这种姿态向其它媒体示范，要求媒体编辑与当局合作，保持口径统一。胡丽云说，虽然业界对此感到担忧，但是也同时看见很多新闻工作者坚守专业立场而感到安慰。 香港一向被认为是亚洲地区新闻自由度较高的地区。在无国界记者组织2006年的全球新闻自由排行榜中，香港在亚洲位居第四，仅次于韩国、中国台湾和日本。但10年间，也发生过香港廉政公署为办案搜查报馆等一系列引发争议的事件。但香港毕竟有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和法治传统，这是香港新闻自由的根本保障。 人心回归尚需时日 日前，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在《明报》发表长文，讲“人心尚未回归，国人仍需努力”。梁振英举出港大民意调查的数字，有31%的香港居民宁愿做“97前的殖民地人”，若加上21%对做“殖民地人”或“特区人”都无所谓的，就是52%了。另一位香港行政会议成员郑耀棠则表示，回归10年来，港人的国民意识是提高了，但要完全改变港人的心态仍需要一点时间，他指出，“香港人过去没有根，百多年殖民地统治，不可能十来年就抹杀。” 回归10年，香港与中国的关系，经历了两次大转变：回归初期，部分港人仍沉醉在“亚洲四小龙”的光环之中，拥有“大香港”心态。他们坚持“两制”，强调香港要与内地建立一道防火墙，出现“主权回归，人心未回归”的深层次矛盾。后来亚洲金融风暴突袭，香港经济一落千丈，港人身家大贬值，后来靠着个人游、CEPA、开放人民币业务等一系列挺港政策出台，香港经济才迅速回暖。此时，港人对内地的态度是矛盾的：想趁中国发展之机赚钱，同时却竭力维护自己的独特性。 港人人心回归的问题之所以还没有解决，除了回归时间尚短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港人认为，香港在过去建立了良好的法治基础，这些法治基础下所隐含的自由、人权精神能得到充分的保障，而大陆的发展只是经济上迈向了市场经济。因此，增加认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内地改革的全方位推进，加快民主法制建设的速度。 2006年12月12日，数十名香港年轻男女闯入空置待拆的中环旧天星码头，并在外墙高挂布条、叫喊口号，要求香港特区政府保留天星码头和钟楼这两个英殖民政府管治下的历史文物，示威者认为香港特区政府为了抹掉殖民历史这一章而匆匆忙忙的拆除行动是罔顾民意，“当局醉翁之意不在天星而在附近的皇后码头，因为皇后码头是英殖民时代总督就职和离任的地方。”最终，事件连续数天并演变成警民冲突。 随着时间的推移，香港这个以往充满殖民地风味的国际大都市，其殖民地文化正一步一步走向历史。前殖民地旧建筑物一座座被拆光，警察制服渐渐与内地公安一致化。这被很多人认为是特区政府试图通过不断铲除港人沦受殖民统治的集体回忆，来增加对祖国的认同。但问题是，不管你对沦受殖民统治历史如何评价，它已经成为香港历史的一部分。 正如梁振英所说的，没有一个社会有与生俱来的向心力。向心力不是强加于人的，必须耐心和努力培植，而且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走进“澳门神话” 谭志强 今年3月，澳门的人均生产净值（GNP，约2.8万美元）首次超过香港（约2.7万美元），更远远超过过去数以万计澳门市民前往打工的台湾（约1.5万美元），失业率也自8年前的6%左右下跌至3.2%（亦即几乎完全就业），经济发展之快速，实在是出人意外。
不少香港传媒的新闻报道，几乎都对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给予一个可以称之为“澳门神话”的肯定答案。 并非无根 一国两制在澳门的8年半实践，其实是有一套国际公认的客观标准的，那就是联合国所通过的两个国际人权公约且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五条至第四十二条里列举出来的，多项澳门居民1999年之前享有的基本人权。 迄今为止，这些对澳门居民基本人权的保障都没有改变，继续在澳门生效并被有关部门执行落实。部分过去澳葡当局没有积极落实的（如对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残疾人等弱势团体的辅助），过去8年来还有所加强。 所以，即使以这套严格的标准来衡量，而并非单纯地与香港过去10年的表现相比，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是相当成功的。“澳门神话”并非无根。 1990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通过后，中国政府花了约3年的时间，于1993年3月31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考虑到澳门的特殊情况，该法第一百一十八条明载：“根据本地整体利益自行制订旅游娱乐业的政策”，委婉地“允许”在澳门存在已久且早已成为该地最重要经济支柱的博彩旅游业，可以在1999年底政权交接之后继续经营下去。 谁也没有想到，2002年澳门赌权开放之后，随着中国内地的高速经济发展，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内地城乡人民纷纷富裕起来之后，再加上澳门开放赌场经营权，赌场经营者自1家增加至3家（最后是6家），中央政府宣布开放“港澳自由行”，大量中国内地旅客前往澳门，令博彩旅游业在政策开放所带来的巨额消费和外来投资的推动下，突然出现史无前例的高速增长。 根据澳门特区政府博彩监察协调局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澳门博彩业已从2002年2月的“1个牌照、1个经营者、11个赌场、339个张赌桌”的独占市场，发展到2007年6月“3个牌照、6个经营者，26个赌场，3190张赌桌”的完全竞争市场。 今年年底之前，至少还有威尼斯人度假村、银河度假村、美高梅金殿三个大型赌场/休闲度假村落成，估计至少还要雇用1万员工和申请开设1000张赌桌。由此可见，目前澳门博彩旅游业竞争之剧烈，实在已经到达前所未见，几乎追及世界第一赌城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也有风险 然而，光芒满目的太阳表面仍会出现黑子。事实上，澳门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存在一些问题，因为它并不表示澳门当地已经发明足以长期支撑高速经济成长的种种技术创新，例如具国际市场竞争力的高新科技产品，其人力资源的知识水平或管理素质更是没有太多提升。相反，单边经济的畸形成长，目前甚至演变成如《雪狼湖》的作者、在澳门出生长大的文学家钟伟民所称的，博彩旅游业已经演变成一条正在吞食所有澳门本地社会资源的“大恐龙”。 不久之前，笔者整理澳门本地著名学者曾忠禄、冯家超、关锋等人的相关研究结果后，发现除了经济泡沫随时可能爆破之外，目前澳门已经浮现和将来可能发生的问题尚有多项理当予以关注。 赌权的开放，对澳门本地的物价和房地产价格影响甚大。由于空前的经济繁荣和大量投机性外资涌入，澳门的物价楼价狂升，远远快过工资上升的速度，受薪阶层的购买力大幅减低，未曾买楼的普通市民，已陷入一屋难求的地步。与此同时，亦有数千个被称为“无壳蜗牛”的澳门本地无屋家庭，争相申请入住澳门特区政府兴建的公屋，至少要排队两年以上。 同时，外来资金的大量涌入，使本地人才供应不足。即使澳门迄今已经至少引进8.5万名外地劳工，同时数以百计的内地黑工（持双程旅游通行证到澳门非法打工的内地劳工）充斥新赌场的建筑工地，但人力供应仍然不足以满足准时落成新赌场的兴旺需要，承包商必须要采用24小时工作的方式赶建新赌场。但是，如此一搞，赶工时发出的巨大噪音便严重影响新赌场工地附近居民的生活素质，环境污染、热岛效应等问题也日趋严重。 而外资只集中投资在回收速度较快的博彩旅游业之上，澳门的整体经济结构是否能够自博彩旅游业（龙头产业）升级至休闲娱乐业（龙身）、会议展览业（龙尾）的较高层次，一直成为疑问。换言之，即是澳门问题专家黄东所指出的，澳门经济迄今“只见龙头，未见龙身龙尾，甚至可以说是连龙的手指甲都还未看到”。 目前澳门特区的年度开支，过分倚赖博彩旅游业，2005年占政府总开支75%，去年占政府总开支72%。经济增长的最初源头是由政策带动的，一旦政策有变，消费和投资便会马上停滞甚至倒退。即使政策不变，内地“自由行”效应亦会逐步消散，其它邻近地区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跟进开设赌场，抢走澳门大量游客。 而“商人治澳”有优势，但也有缺点，特区政府的某些不当政策或不作为，迄今已令雇用最多本地工人的澳门中小企业的基本利益被某些拥有特权的大商人、大财团不断侵夺。 澳门土地资源有限，在大型发展商及港资房地产中介商的炒作下，土地及房屋售价以倍数暴涨，商人向官员行贿圈地以牟取暴利的传言频频传出，政府却一直未能提出一套合情合理的说法来有效说服市民。去年12月4日澳门特区政府高官、运输工务司司长欧文龙被揭发涉嫌收受商人贿款约8亿澳元（约合人民币7.66亿元）而被捕，证实了民间的传言。 上述的种种澳门内部深层矛盾，随着今年五一劳动节大游行澳门便衣警员的5声枪响，顷刻间几乎全部爆发出来，几乎打破了过去10年以来不少香港传媒所制造出来的“澳门神话”。 仍需努力 5月上旬，澳门论坛节目《风火台》主持人、澳门大学传播系课程主任林玉凤博士首次在当地指出，每张赌桌经营成本与可赚利润的平衡随时会被打破，可能已经形成的“经济泡沫”正处于随时爆破的边缘，一旦中央对澳门的政策有变，博彩旅游业在外来冲击下出现严重衰退，各种社会危机便可能在澳门纷纷浮现。 预言很快变成现实。 6月19日端午节的中午，一名在澳门关闸出口西侧停车场，带领内地游客登上赌场免费直通巴士的工作人员在接受访问时表示：“相比过往人山人海的场面，这几个礼拜内地游客确实是少了很多。以前是三五分钟便坐满了人并要马上开出一班巴士，现在往往半个小时都坐不满人。” 迫在眉睫的是，澳门特区政府在没有经过充分的咨询和讨论的情况下，不理澳门“2.5万个电单车停车位，8万架电单车存在”的实际情况便匆匆制订通过并带有许多不合理罚款规定的《道路交通法》，即将在10月1日生效，已经引起大批澳门市民的不满。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澳门电单车从业员工会领袖对笔者证实，澳门电单车从业者可能会动员大家假期“走上街头，反对恶法”。 当然，不管外界人士如何看待澳门的变化，却始终不及在澳门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居民来得真实。 澳门当地最畅销的青年刊物《新生代》（5月号），在相隔5年之后，于今年3月重做“澳门是赌城，你喜欢吗？”的民意调查时，以同样的问卷和方法，电话成功访问了419位被访者，得出来的答案竟然是：被问及“对澳门有机会成为世界级赌城，你是否感到自豪？”的时候，表示“一定会”和“会”的受访者，自2002年的76.2%，大幅跌至2007年的33.2%；被问及“现在澳门是一个赌城，你喜欢吗？”这个问题时，表示“不喜欢”和“极不喜欢”的受访者，也自2002年的14.2%大幅上升至2007年的40.1%。 这些反应均反映出不少澳门人并未因过去几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而更加自豪或快乐，反而是不满程度大幅增加。换言之，愈有钱，可能愈不快乐。 当笔者于6月18日在澳门市中心常常挤满内地旅客但当天却空空荡荡的市政厅广场，问及一名看起来很高兴的崔姓本地少女有何感受时，她很爽快地回答：“这不是很好吗？完全没有人来当然不行。可是，没有那么多的内地游客在广场挤来挤去，现在我们（澳门人）终于可以像以前一样，轻松愉快地在这里逛来逛去！” (作者为澳门大学教授、资深时事评论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