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史前
華夏文明的起源，從時代上看起源於陶器時代，而作為陶器時代重要文化表徵的陶器，不僅意味著這一時期物質文明的重要創造，同時也成為了這一時期最重要的文化內涵。
陶器最早產生於舊石器時代晚期，據考古學統計，在華夏大地上發現的含有陶器的遺址約有8000多處，其中發現和發掘的包含彩陶文化的遺址，約有2000多處，可以說廣佈整個華夏大地，東、西、南、北的遼闊地域上。在迄今發現的所有陶器時代的遺址中，色彩瑰麗、圖紋優美、造型多樣、工藝精湛的各種彩陶，則成為這一時期考古文化上最有系統、最具規模，最有價值的史前時代遺存物。因此要想對華夏民族的審美意識有一個較為清晰的認識，不僅在理論上應有一個邏輯起點，同時在發展序列上也應有一個時間起點，而這一個時間起點，我們將其定在陶器時代。
陶器的出現為人們的飲食生活提供了完備的器具，意味著飲食文化的開始。正如《禮記》所言：“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禮”的開始，也就是文化的起源和開始。可見陶器的出現和陶器時代的到來，不僅標誌著人類文化的開始，同時還標誌了華夏文明總體特徵的形成，因而也就孕育了華夏審美意識的萌芽。
史前人們的審美意識，最初起源於人們的日常飲食活動，這也就是說，華夏文明的審美意識，最初起源於人們的味覺，這可以從“美”字的本義得到證明。許慎《說文解字•羊部》：“美，甘也。從羊大。”這說明遠古時代人們的美意識，最初源于“甘”這一人所共有的味覺感受。中國古代人們的審美意識，就是這樣先起源於味覺，然後依次擴展到嗅覺、視覺、觸覺、聽覺，隨之又從官能性感受的“五覺”擴展到精神性的“心覺”，最後涉及到整個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整體，擴展到精神以及物質生活中能帶來美與美感的一切方面。
由於中國文化中的審美意識最初產生於人們的日常飲食活動，所以飲食中的“味”就成為了後來華夏美學的一個重要範疇。《說文解字•口部》：“味，滋味也。從口，未聲。”由“味”所引起的美感，表現了中國古代人們對美和審美活動的理解，即始終從人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出發去探求和體悟美，並始終以為美就是能夠引起人強烈的生命感、喚醒人強烈的生命意識的東西。因此，審美活動既是一種體驗，又是一種享受，需要全部身心的投入。
由此為切入點，我們來看唐人狂草的一代風流“顛張醉素”，是不是更有眉目？狂草書家借點畫、線條來抒發性情，“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2]清代劉熙載說：“書家無篆聖、隸聖，而有草聖，蓋章之道千變萬化，執持尋逐，失之愈遠，非神明之得，孰能止於至善耶？他書法多於意，草書意多於法。”[3]“意”代表主觀感受，正是書家的全身心投入，使得作品體現出強烈的生命意識，而這一點既為劉氏所欣賞也為古往今來的所有藝術作品劃下了一個評價尺度，即以作品表現出的生命意識的多少為其藝術境界的高低。在那些龍飛鳳舞的線條中，觀者“體味”到了“美”，感受到了生命的勃發與雀躍，草書因此而淩駕於其他書體之上，張旭因此而得到“草聖”的美譽。[4]
彩陶對書畫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書畫工具和材料的發明，一是對書畫藝術風格形成的影響。從現有彩陶紋飾分析，早在仰紹文化彩陶中就繪有大量陶器的圖案，這些圖案的紋飾，線條流利，粗細得體，色彩濃淡適宜，用筆婉轉自如，這種效果遠非一般竹木削成的硬質工具所能做到，而只能是使用軟質的筆才能形成。考古學研究證明，早在陶器時代，就已經發明了用動物的獸毛或植物的藤須加工製作的原始的“筆”。彩陶上的書畫紋飾，可以看作是中國書畫的起源，還有一個證明，即這一發展序列時間連續、脈絡完整，如在隨後發展起來的商周時期的甲骨文和竹簡上，仍然出現了用毛筆書寫的文字，且從甲骨文上的墨書卜辭看，筆觸清晰流暢、揮灑婉轉自如、粗細輕重得體，所有這些都充分說明，只有用質地柔軟而富有彈性的毛筆書寫，才能達到如此優美的藝術境地。
彩陶上的直線與曲線組成的三角紋、波浪紋、圓點紋、繩紋等結構複雜、變化無窮、方中有圓、圓中有方、構思巧妙，有均衡中的變化，有變化中的均稱，這些線條的變化和結構都給予後來書法藝術以啟迪。而陶器造型缽、罐、壺、瓶、盆、甕，無論怎麼變化都不失重心，具有穩、實、重、厚之感，從中我們可以想像當時人們生活節奏的慢和穩，它沉澱于心理也反映在審美上，直接影響著後來的各種藝術，尤其是書法藝術的基本審美觀——穩實、厚重。
從原始人看似隨意揮灑的紋飾中，顯示出了鬼斧神工般的藝術魅力，成為後代人們不斷獲得藝術靈感的不竭源泉，並逐漸形成了一股強大的藝術之流，然追根溯源，則回歸到彩陶的各種紋飾和形制之中，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彩陶文化不僅是中國文化的源頭，同時也是中國藝術之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陶器的所有表徵，無論是器型還是紋飾表現的都是曲線美，這對後來中國藝術以線條為特徵產生深遠影響。同時經過長期的發展過程，後來逐漸形成的整個華夏民族審美意識中以“曲”為美，注重委婉含蓄的特點，也同彩陶文化有著一脈相承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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