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几篇有关于目前大学教育制度状况的文章。阅读后，觉得还蛮震撼的。所以特地放在这与大家分享。第一篇是收入在龙应台《野火集》里头的〈幼稚园大学〉。
〈幼稚园大学〉
这是一班大三的学生：聪明、用功、循规蹈矩，标准的大学好学生。
看完期末考卷，批完论文报告，我把总成绩寄出，等着学生找我；零分或是100分，他们总得看着卷子的的眉批，与我印证讨论过后，才能知道为什么得了100分或零分。
假期过去了，新学期开始了，学期又结束了。
学生来找我聊天、吃宵夜、谈功课； 就是没有一个问起成绩的事。
有一个成绩应该很好的学生，因为论文得注脚写的凌乱散漫，我特意大幅度地降低了他的分数，希望他来质疑时告诉他一个教训；做研究，注脚与正文一样重要。
但是他没有来。
等了半年之后，我忍不住了：“你们为什么不跟教授讨论成绩？”
学生面面相觑 ，很惊讶我问这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敢呢？教授会很生气，认为我们怀疑他的判断能力，不尊重他的权威。去讨论、询问，或争执成绩，等于是跟教授挑战，我们怎么敢？”
那么，假设教授打了个吨，加错了分数呢？或是一个不小心，张冠李戴呢?或者，一个游戏人间的老师真的用电风扇吹考卷来决定成绩呢？
逐渐的，我发觉在台湾当教授，真的可以“get away with murder”，可以做出极端荒唐过分的事而不致遭到学生的反抗，因为学生们被灌输了20年“尊师重道”的观念；他不敢。
有一天，一个泪眼汪汪的女学生半路拦住我的车子：“有个同学扭伤了脚踝 ，你能不能送我们下山搭车回台北？我拦了三辆路人的车，他们都不肯帮忙！”
好吧！于是泪眼汪汪的女学生扶来了另一个泪眼汪汪的人，一跛一跛的，进了我的车。
下山只有几分钟的车程，可是车后两个人拼命掉眼泪、吸鼻涕。受伤的哭，因为脚痛，想妈妈；没受伤的也哭，因为她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状况。
事实上，这个惊天动地的“情况”只需要两通的电话：第一通打给校医，第二通打给计程车行，如此而已。
我很惊异地看着这两个女生哭成一团。她们今年20岁，正在接受高等的大学教育。
她们独立处事的能力，还不到5岁。
开始的时候，课堂上问学生问题得不到回音，我以为是学生听力不够，于是我把英语慢下来，一个字一个字说，再问，还是一堵死墙；于是改用普通话，再问。我发觉，语言的问题其次，思想的贫乏才是症结所在。
学生很用功。指定的小说或剧本上课前多半很尽责地读完。他能把故事的情节大纲说得一清二楚，可是，当我开始问“为什么”的时候，他就瞠目以对——不知道，没想过。
他可以都市偏爱伦坡的谋杀小说，每一篇都读懂，但不能够综观十篇整理出一个连贯的脉络来。他可以了解苏格拉低为什么拒绝逃狱，也明白梭罗为什么拒绝出狱，但这两个事件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他不知道。他可以说出诗人艾略特对艺术独创与模仿的理论，但是要他对王三庆的仿画事件发表意见——他不知道，他没意见，他没学过，老师没教过，课本里没有。
我爱惜我的学生；像努力迎取阳光的黄色向日葵，他们聪明、纯洁、奋发，对老师又起一片真情。但是，他们也是典型的中国学生：缺乏独立自主，盲目地服从权威，更严重的，他们没有——完全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错在学生吗？
当然不是。学生是一坯混沌的黏土，在教育者手中搓揉成型。从小学大专联考这个漫长的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暂且不谈，让我们看看这些“不敢”、“泪眼汪汪”、“没意见”的大学生正在接受什么样的大学教育。
20岁的人表现出5岁的心智，往往是因为办教育的人对学生采取一种“抱着走”的育婴方式。常常会听到一些大学校长说，“我把学生当自己的儿女看待”，一派慈祥。他也真做得像个严父慈母：规定学生不许穿拖鞋在校内行走，上课不许迟到，周会是要正襟危坐，睡眠要足8小时，熄灯前要洗澡如厕，清晨6点必须其创做操，讲话时不许口含食物，夏天穿短裤上课，看电影有害学业，看电视有伤眼睛，吃饭前要洗手，等等等。
我一直以为大学校长高瞻远瞩，指导学术与教育大方向的决策人，而不是管馒头稀饭的保姆，但这点暂且不提。这一类型的教育者的用心，毋庸置疑，当然是善意的，问题时，我们论“事”的时候，用心如何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实际的后果，而教育的后果何其严重！这种喂哺式、育婴式的大学教育刚好吻合心理学家Levy早在1934年给所谓“过度保护”（Overprotection)所作的诠释：第一，给予过多地接触——“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第二，禁止他独立自主——“你不许……”,第三，将它“婴儿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价值取向加诸其身——“你听我的….” 。在这种过渡呵护的幼稚教育下成长的大学生，遇事时，除了“泪眼汪汪”之外又能做什么呢？
教育者或许会说：这些学生如果进大学以前，就已经学好自治自律的话，我就不必要如此提之携之，喂之哺之；就是因为基础教育没教好，所以我办大学的人不得不教。虽然是亡羊补牢，总比不教好。
听起来有理，其实是个因噎废食的逻辑。这个学生之所以在校、中学12年间没有学会自治自律，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接受喂哺式的辅导，那么大学继续进行“育婴”这岂不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恶性循环？把学生口里的奶嘴拿掉，我们总要有一个起点；大学不做，更待何时？再说，我们对大学教育的期许是什么？教出一个言听计从、中规中矩、不穿拖鞋短裤的学生，和教出一个自己会看情况、做决定、下判断的学生——究竟哪一个比较重要？为了塑造出“听话”、“规矩”的青年，而牺牲了他自主自决、自治自律的能力——这是我们大学教育的目的吗？
在生活上，教育者采取怀里“抱着走”的方式；在课业上，许多教书的人就有用鞭子“赶着走”的态度。
就上课点名这件小事来说。以学生出席与否作为评分标准的老师很多，他们的论点是：学生都有惰性，今天我逼你读书，日后你会感谢我。
这个说法也很动人，却毫不合力。首先，我们不应该忘记，开一门课程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在传授知识，而不在铃响与铃响只见清数“少了几头牛”。照逻辑来说，如果一个学生不听课就已经具有那门课所要传授的指示，并且能够以考试或其他方式证明他的程度，那么他就没有必要为了一个人头点名的成规而来报到。归根究底，这个“成规”当初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帮助学生获取这一门知识——让我们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去听同一个人有系统地讲——但是，一个学生，不论原因为何，已经拥有那个知识，那么要他来作充数的形式就是舍本逐末，也是为师者见林不见树的错误。
反过来说，一个学生没有纳闷之时却一再缺课，教授当然要淘汰他，但淘汰的理由应该是：你没有得到知识；而不是：你点名未到。上课出席率与知识吸取量并没有因果或正比的关系。
为师者“严”，我绝对赞同；越严越好。但是那份“严”与“逼”必须在实质的知识上，不在僵化的形式上。换句话说，教授可以用比较深奥的教材，出比较灵活的考题，指定比较繁重的作业，来逼使学生努力。但他如果尊重学生是一个有自主判断能力的成人，他就没有理由拿着鞭子把学生抓到教室里来；充其量，做老师的只能严肃地说：上不上课在你，努力不努力也在你；你要学会如何为自己的行为担负后果。
从小学到高中，我们的学生已经在“鞭策”之下被动了12年，如果最后的大学4年他们也在鞭下长大——他们会长大吗？毕业之后又由谁来执鞭呢？
这种“赶着走”的鞭策教育贻害极深。学生之所以不能“举一隅以三隅反”，固然是因为在“抱着走”、“赶着走”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学过如何去思考，有一个实质上的困难使他即使想开始也不可能。
信仰鞭策教育的人不相信学生有自动好学的可能。于是设置了七七八八的课目，塞满学生的时间。大一的学生，比如说，一星期就有三十多个小时的课。大四的课少了，有些系就强迫学生修额外的学分，作为防范怠惰的措施。
可是我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
文学是思想；每一小时的课，学生除了必须做两个小时的课前预读之外，还得加上三小时课后的咀嚼与消化，否则，我付出的那一小时等于零。文学，也不是象牙塔里的白日梦；学生必须将那一小时中所听到的观念带到教室外面、校园外面，与广大的宇宙和纷扰的现实世界衔接起来。否则，这个新的观念也等于零。
这些，都需要时间与空间，可是学生办不到。他们的课程安排得满满的，像媒婆赶喜酒一样，一场接一场。他们的脑子像一幅泼了大红大紫、没有一寸留白的画。
如果怕学生怠惰，我们应该增加学分时数强迫学生把“身体”放在教室里呢，还是应该加深加重课程的内涵使学生不得不把整个“心”都投入？这是不是又牵涉到一个本末的问题？
我们如果不给学生时间与空间去思考，我们又怎能教他们如何思考呢？
在外教书的那许多年，我踏出教室时常有生机盎然的感觉，因为学生激烈的反应与挑战中，我也得到新的成长。在这里，走出教室我常有被淘空的感觉，被针刺破了的气球一般。学生像个无底的扑满，把钱投进去、投进去、却没有什么惊奇会跳出来，使我觉得富有。
说学生缺乏自治自律的精神，说他们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其实还没有碰触一个更基本的先决问题：我们的教育政策究竟希不希望教出独立自主的学生来？答案若是否定的，这篇文章便毫无意义，可以烧掉。我是在假定我们的社会有意造就独立自主的下一代的大前提之下写这一篇检讨。
可是，如果这个假定的大前提是对的，为什么我们在思想的训练上，还是采取“骑着走”的方式？
一方面，学生懦弱畏缩，成绩有了失误，不敢去找老师求证或讨论。教授解错了题目，不敢指出错误，大家混混过去。对课程安排不满，不敢提出任何异议。不愿意被强迫住宿，却又不敢到训导处去陈情。私低下批评无能的老师、社团的限制、课外活动的规则，或宿舍管理方式，可是又不敢光明正大地对当事机构表达意见。偶尔有人把批评写成文章，要在校刊上发表——“不必试，会被压下来！”学生很肯定地说：“反正没有用，我毕业就到美国去！”
另一方面，做老师的继续努力强调“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连学生少鞠一个躬都当作对5000年中华文化与民族的背叛。“尊师重道”这四个字在历史上的意义我不去谈，在现代讲究分工与专业的社会里，却很有商榷的余地。“重道”毋庸置疑；对知识的肯定与尊重是教育之所以成为制度的基础。但是“尊师”，如果指凡“师”必“尊”——只因为这个人在这个位子——那就是鼓励盲目地服从权威。到处都有误人子弟的师，有不学无术的师，更有招摇撞骗的师；我们有没有权利要求学生“尊”无“道”的“师”？
学生怯懦畏缩，是他们缺乏勇气，还是我们迷信自己的权威，又缺乏自信，不敢给他们挑战的机会？
我们若真心想培养出有能力“慎思、明辨‘笃行”的下一代，为什么又惧怕他因为“慎思、明辨”而对我们的权威造成威胁？
台湾的大学在师资与设备上，比我自己的学生时代要进步得很多很多。中国学生的聪慧、诚恳，与一心想讨好老师的认真努力，常常深刻地感动我。而学生资质愈好，这种幼稚化的大学教育就愈令我焦急难过。办教育的人，或许本着善意与爱心，仍旧习惯地、固执地，把大学生当“自己的儿女”看待，假定他们是被动的、怠惰的、依赖的。这个假定或许没错，可是教育者应对的方式，不是毅然决然地“断奶”，而且继续地呵护与控制，造成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
令我忧心不已的是，这些“不敢”、“泪眼汪汪”、“没有意见”、“不知道”的大学生，出了学校之后，会成什么样的公民？什么样的社会中坚？他明辨是非吗？他敢“生气”吗？
恐怕答案全是否定的。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真心要把台湾治好，我们需要能思考、能判断、有勇气良知的公民；在位在权的人必须张开手臂来接受刺激与挑战。如果我们真心要把教育治好，为这个民族培养能思考、能判断、有勇气良知的下一代，那么办教育的、教书的，就不能迷信自己的权威；他也要禁得起来自学生的刺激与挑战。
把我们的大学生当“成人”看吧！给我们一个机会，不要前者他的手。
第二篇是我国自由撰稿人所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
〈教育是摧毁人性的工程〉
这是一个理想失落的年代。空荡荡的大学论为理念屠宰场，大学生犹如绵羊般乖乖地排列着队伍，经过满目狰狞的博士教授等候此起彼落的屠刀。而总是细声叮咛孩子“不要闹事，读你的书就好”的父母，眼怔怔目睹血淋淋这一幕而始终无动于衷，心中反复祈祷默念无数遍，只为了等待那纸“品质保证”的文凭。
我敢断言，在现代社会父母的眼中，儿女根本没有“人”的价值。儿女只是光宗耀祖的工具、只是成全父母虚荣心的手段，从来不曾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有尊严的生命。至少，父母午夜梦回中不会闪过这样的画面——年轻的孩子昂着头、同着胸，哼着青春的歌、朗诵岁月的诗，在生命的长廊上，走路有风。
“处处为了子女好”的父母只是期待——三年以后，头戴方帽、身穿毕业袍的孩子，手里握着一纸文凭，抱着样子与子女脑袋一样白痴的Hello Kitty，拍一张光宗耀祖的全家福。至于这一千多个日子以来，儿女究竟是不是被当成“人”来教育，根本就无所谓！孩子可以市区说话的权利、毫无思考判断的能力、活在强权散播的恐惧中、被商品化、被奴化、被物化——这一个摧毁人性、扼杀正义感、践踏良知的工程在每日上演，我们的父母，眼睛都不眨一下。
刚结束、但尚未落幕的校园选举，我们亲眼目睹当权者如何恐吓校园内的大专生。理科大学的一名女学生由于拒绝任由校方主导支配，联合其组织一同发派《学生议题》的传单，为这一场只有标签没有内容的选举掀起议题，试图唤醒沉静的大专校园。9月11日凌晨二时，来自保安局的粗汉硬闯女生宿舍，强行单独带走这名女生，到保安局拷问一个小时。
去年，一名过投票年龄的22岁大专生，在全国选举为人民公正党候选人助选，校方以《大专法令》控告她。听证会那一天，两名手握冲锋枪的制服警员出现在校园里，面对几个手无寸铁的学生。
在数下去，两年前，一名文弱书生身带数个废除《内安法令》徽章，逻辑思维错乱的署理校长指他破坏校园宁静，判他停学一个学期。再来，四名辩论员远赴新加坡参与辩论赛，没人被罚款马币150元。
发生这种极其荒谬、恐怖的事件，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竟然没有引起多大的回响。暴力固然可怕，但是社会如果选择对暴力沉默，就是无耻！外国的朋友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美育哦人投诉？为什么你们没有追究？为什么孩子的父母么没有站出来抗议？为什么你们社会好像很麻木？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要息事宁人、因为不要把事情闹大、因为害怕得罪校方、因为害怕好不容易几进大学国却要失去文凭！
其他父母心里盘算的是——只要你不闹事，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你生上。多少个父母没有这样吩咐过：“孩子你要听话、你不要闹事、你读你的书就好！三年后我要看你带四方帽、穿毕业袍！
你说父母世故、现实，是的。他们曾经对现实愤怒过，焦头烂额以后他们选择明哲保身。前人撞得头破血流，你不要再试了，行不通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父母也是最天真的。他们单纯地以为，叫孩子屈膝跪在强权的坦克前，坦克就不会辗过去。然而，现实中的情况是——我们今天活在这样的一个制度里，这个制度允许里面一小撮人无时无刻滥用他们的权力来伤害我们，而不必受到任何制裁。
也许有人不同意——我们的社会很有正义感、我们的社会拥有优良的东方传统价值观。你瞧，小学老师在大的教育课堂上孜孜不倦：在为证明某人有罪之前，它是清白的；你走进圣洁堂皇的教堂，看牧师率领众弟兄姐妹，为耶稣背拷打的遭遇而祈祷、忏悔；你观察力稍微强一点，你会发现，青年废寝忘食追看着《大长今》，当楚楚可怜的主角被冤枉时，他们心中抽着痛，久久不能平复。
但是，这样的教育、这样的感动、这样的“正义感”，是真诚的吗？你想证明，这就是人性的体现吗？很抱歉，我拒绝天真。我要说的是，这些泪眼汪汪的水牛，恰恰是伪善的体现。如果知道体现“正义感”之际会威胁本省的利益，而我们还可以义无反顾——我坚持——唯有经得起考验的，才是真正的正义。
慈悲虔诚的焦土，你要她联署签名，呼吁政府公开审讯《内安法令》扣留者，他说这是政治化的东西，和肮脏；看到大长今从此信服美满以后，面对《内安法令》扣留者的妻子，她擦干眼角的泪，冷到：谁叫她们的丈夫是恐怖分子！
大专生的冷漠，是无知，还是无情？我姑且假设“知识就是德行”。大专生缺德，是因为他们缺乏知识。然而，我倒想转过来质疑：我们的社会，真的要我们的下一代有良知吗？
那名女生，若发派的是美容产品广告单，她可以安详度过911的凌晨；22岁的助选团员若拉队为足球明星大为帕罕欢呼打气，甚至献吻，也不会飞来什么莫名其妙的《大专法令》；那个携带废除《内按法令》徽章的书生，换成是戴着印有蔡依林肖像的徽章，保安人员不会把他挟到保安局去；远赴新加坡参与辩论会的四名学生，倘若是去听SHE的演唱会，校方也不会伸手向他们各讨150元。
换句话说，大学宁愿学生为明星献吻鬼叫，也不愿学生参与国家政治民主的建设过程；大学宁愿学生在周末期间到最近的购物商场溜达，剩下犹如坟场的象牙塔，也不愿意学生组织借用校园场所，举办一场又一场的研讨会、生活营，把校园闹得热烘烘。在博特拉大学，超过五名学生坐在一起参与导读会，因“非法集会”为由而被驱散。本地著名政策研究机构（Institut Kajian Dasar, 简称IKD）配合国庆举办一场“重建马来西亚意义”的研讨会，马来西亚大学当局发出警告，禁止学生参与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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