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王顥中

香港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日前在立法會二讀《2014年撥款條例草案》會上，衝到財政司司長曾俊華面前大撒冥紙，稍後曾俊華後在其個人網誌上，暗諷梁國雄「只會挑選一些明知不會反抗的人來找麻煩去『展示實力』，自己安全地在街坊面前『做騷（秀）』。」曾司長的文章一出，不少人均對其言論讃好，認為他展示出了高官的風範，抨擊梁國雄行為野蠻、不理性。但他們知道梁國雄灑冥紙背後的原因為何嗎？是他這些年來一直為港人爭取全民退休保障，但這些高官仍舊充耳不聞，他才一次又一次以行動對高官們進行衝擊。所以「找不會反抗人的麻煩」的人，到底是曾司長，還是梁國雄？正因為大眾沒有關注全民退休保障的議題，所以這些高官才對此一拖再拖，把公帑都拿去建高鐵、炒地皮。到頭來被找麻煩的，不還是小市民們？普羅大眾對於曾司長的讚譽，充分反映了「現代文明人」追求理性背後，實際上根本是無知與愚昧的假理性。我們如此愚昧，輕易地被官員們漂亮的說辭欺騙，忘記了他們實則上作為既得利益者的可鄙面目；我們如此無知，從主流媒體得到片面的訊息，便以膚淺的知識，去建構出自己深信不疑的「理性」立場，而放棄去探究激進抗爭者背後的訴求。這種假理性、真無知的態度，最後害的，也正是自己。

許多人以理性、中立包裹自身的愚昧與無知，他們認為明哲保身才是上上之道，對於政治這潭渾水，能避則避，甚至認為激進的抗爭，都只會為社會帶來更不穩定的局面。然而面對一個橫蠻無理的政府，你認為有誰是真的能夠自保？當人爲了理性而理性，最後縱容出來的，只會是一個更不講理的政權。這一點，似乎仍舊很少人能夠意識到。現今不論是在香港或是台灣，稍微激進的抗爭行動，就會遭受巨大的輿論壓力。「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簡稱和理非非），似乎已經成為大部份「現代文明人」心目中，抗爭正當性的唯一來源。他們對於一些激進的抗爭，大多有著「這些是野蠻人的行徑」、「你自己都不和平理性，如何教別人信服你的立場？」等等說辭。這些說法背後，正是假定了我們的抗爭對象，是「講理」、「開放」的，然而這些年來的抗爭經驗告訴我們，我們面對的是一群厚顏無恥的高官。和理非非的抗爭，只能換來高官們人肉錄音機般，毫無意義的回應。如果當五十萬人以和理非非的方式上街，仍絲毫不動搖掌權者專斷的意志，那麼抗爭者的行動就只是一場無意義的、維持環境整潔的鬧劇，所以每次遊行走到盡頭，我們都只能以「我們已經得到了階段性勝利，為自己鼓掌！」的說辭自慰。

假理性的人們，站在虛偽的道德至高點，仍以法制（the rule by law）、不合時宜的倫理規範作為反動的核心，藉以批判行動者以法治（the rule of law）為其反抗正當性的基礎；他們以奴性的意志緊守著體制的高牆，依照這種秩序恐怖主義的行事，那麼到最後，我們甚麼也無法改變，終究只能成為體制、法制下的犧牲品。

秩序的神話，正是將任何反思反抗的意志、慾望、論述的行動壓制成二元廉價的假理性平面。那些以秩序理性為名，批評反抗者破壞民主體制的聲音，完全誤解了民主的意義，民主不是體制秩序，而是多元包容; 它內建的是公民不服從的未來式，而不是傳統禮法的過去式。

那些在僵化體制之下苟延殘喘的小生命，承受不起一丁點衝擊體制的力道，企圖以和理非非之名袪除鼓譟的聲音與力量。他們漠視一群不知羞恥的官員，僅待在體制的保護傘下，享受著無關痛癢的小確幸。對秩序無限上綱的信仰態度，只是縱容國家權力繼續囂張跋扈。每一個抗爭者，背後所付出的勇氣，都是難以想像的，他們衝破法律的底線，甘願被扣上違法、野蠻的帽子，這一切暴力的目的，終究是爲了每個人的基本權利。這都是爲了從那些身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官員手上，奪回一些公民應該有的尊嚴和權力。運用成熟且真實的理性思考吧！打開Google，去了解這些抗爭者的背後訴求，而不是只相信媒體呈現給你的畫面，或是高官的語言偽術。身在亂世之中，我們假如放棄思考，放棄行動，繼續以假理性包裝自己的無知與愚昧，就是對於暴政的最大縱容。

在以秩序理性的神話壓制著社會運動的想像力之際，可否傾聽這些激進抗爭行動背後的理性論述？也不要忘了那句至今仍飄蕩在太陽花社運賤民解放區的話──「我覺得大家要冷靜下來，聽聽感性的聲音」，正視激進行動背後，那驅使他們勇敢上街的感性因素：對無能政府的憤怒意志、以及對於正義最原初的慾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