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這個詞﹐是2006年看到李木子的部落格時一個欄目的名稱﹐好像是和中國有關的文章欄目。心裡還納悶﹐為什麼要用開往中國的慢船﹐難道是說慢慢接近中國的意思﹖
直到很久以後﹐約略知道這可能是一本書的名字﹐大概是某個文學家寫他的中國印象吧﹗呵呵﹗再後來﹐才發現這是村上春樹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的書名﹐而且是他第一篇短篇小說的名字﹐寫于1980年﹐我大學畢業那年﹐而當我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看這篇小說時﹐時間是2009年7月21日﹐我51歲﹐剛從小姑家探望85歲的婆婆回來後﹐村上寫這篇小說時31歲。
1980年到2009年﹐29年的時間﹐這艘開往中國的慢船﹐才開到遠在土耳其的我家港口﹐而這本時報出版社出的書﹐是中國人李木子去年送給我的一百多本書裡的一本。前些時在看村上的“邊境近境”時﹐對村上式的幽默筆法大為欣賞﹐一邊拍案叫絕﹐一邊東劃西勾﹐還寫眉批﹐好不痛快﹗大約就在同時﹐和在廣州的木子通信時﹐他寫到自己有潔癖﹐都把書保持得很乾淨﹐我就回他﹐哈哈﹗那你最好別再看到給我的那些書﹐我看書總喜歡畫來畫去﹐寫來寫去﹐他笑我﹐像給牲畜烙印般是在宣示對書的所有權﹐不過﹐加上一句﹕“書給你了﹐就是你的﹐你愛怎麼做就怎麼做吧﹗”﹐語氣很豁達﹐可我暗笑他這個書痴﹐午夜夢迴時﹐不免會痛心一番。
回過頭來談我今天看了開往中國的慢船後﹐腦子裡浮出的第一個問題﹐村上在寫什麼啊﹖﹗當然喜愛音樂的村上﹐是用了一首英文老歌的歌詞當書名﹐可是﹐我實在看不出來開往中國的慢船這書名跟小說內容有什麼關係﹖除了都有中國一詞。很難想像我這麼沒腦袋﹐小說最後一段都說了“我”坐在港邊的石階上﹐等待著空白的水平線上﹐可能會出現的開往中國的慢船﹐並想像著中國街道上閃著光輝的屋頂﹐想像那綠色的草原。....朋友啊﹗中國實在太遙遠了﹗”
沒腦袋的我﹐看了最後一段﹐還是問了這麼個問題﹕“村上這篇在寫什麼啊﹖”然後我去搜尋一下﹐想看看人家寫了些什麼書評﹐我笨歸笨﹐還很懂得去求知﹐結果就找到下邊這篇分析﹐看完了﹐很慶幸自己去查了一下﹐現在知道為什麼“開往中國的慢船”會變成一句認識中國的流行術語了﹗也知道村上在寫什麼﹐也笑自己第一回看的時候﹐超級沒有用大腦﹐大概是看韓劇把我看笨了﹐腦子變成只能接受簡單的訊息。幸好我還看了幾部木村拓哉的日劇﹐尤其是最後看了華麗一族﹐腦子還用了一下﹐所以會上網去查﹕村上春樹開往中國的慢船到底在說什麼﹖而且還真有人跟我一樣問這個問題﹐也有人回答耶﹗哈哈﹗
心得一﹕人要是肯承認自己的無知﹐就能獲得新知。
心得二﹕散文也能變成小說。
心得三﹕看韓劇達到了我麻醉腦子的目的後﹐應該功成身退了。不然﹐我的大腦會退化。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83943184.html
林少华在《孤独是联系的纽带一一东京访村上春树》一
文中，有如下记录：“我(村上春树)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
侨非常多，班上就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有中
国因素进来。父亲还是大学生的时候短时问去过中国，时常对
我讲起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我和中国 黾很有缘分的。我的一
个短篇《去中国的小船》，就是根据小时——在神户的时
候—— 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不难看出，村上春树从小就对
中国存在感情。这种感情，在根据亲身体验而创作的短篇小说
《去中国的小船》中，得到了集中真实的反映——令人向往而
又遥远，这就是村上春树心目中的中国。
文章开始引用了～段旧时歌谣：“很想让你坐上／去中国
／的小船／只坐你我两人／船儿永借不还⋯⋯ ”歌谣里传达出
的希望与温暖已经为“我”的中国观作了铺垫。值得注意的
是，“我”对中国的感情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后天环境
中逐步形成的。接下来的正文便围绕“我”与三个中国人的故
事展开，一步步揭示出“我”对中国向往之情的形成过程。
认识第一个中国人，让“我”了解到中国人的积极乐观。
在遇见第一个中国人之前，“我” 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
候，“我”对中国的印象是陌生而糟糕的。“我”对自己被分配
到一所中国人小学参加考试感到无奈和不满，认为这是“某
种事务性差错造成的，因为班里其他人都被安排去附近考
场”。当“我”带着“极为黯淡的心情”来到中国人小学时，情
况却完全“出乎我朦胧的预想”：
中国人小学外表上与我们小学不但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甚至清爽得多。又黑又长的走廊、潮乎乎的霉味儿等两个星期
来在我脑海中随意膨胀的图像根本无处可寻。⋯ ⋯ 一切都是
那么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除了超乎想象的环境，真正让年幼的“我”印象深刻的是
监考的中国老师，也就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中国人。
“大家也都知道，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说起来像是一对
邻居。⋯ ⋯ 再要好的朋友，有时候也不能沟通，对不对?我们两
国之间也是一回事。但我相信，只要努力，我们一定能友好相
处。为此，我们必须先互相尊敬。这是⋯ ⋯ 第一步。”
按照小说的时间推算，“我” 去中国小学的年代应该在
1960年左右。那时离二战结束不过十余年，仅仅十余年的光
阴没有办法化解两个国家的历史恩怨，中日关系的僵化不难
想象，这也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我”想象中的中国小学会
如此阴暗可怕，为什么“我”如此不愿意到中国小学去考试。
因为整个日本社会对中国都充满了排斥和敌对情绪，“我”
尽管年幼，但毕竟是社会中的一员，自然也会受到影响。那位
中国老师的话无疑给“我”一种完全不同以往的全新观念：
原来两个国家还能够友好相处，还需要互相尊敬，而不是互
相仇视。监考老师——仍然生活在战争遗留的阴影中，但是
能够积极客观地看待两国的关系，并且心怀希望—— 这种乐
观向上的态度深深感染了“我”这个小学生，同时也使“我”
对中国的看法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二十年后，“我”依然记
得那个中国老师，“还有抬头挺胸满怀自豪感”。这里“抬头
挺胸满怀自豪感”不仅仅是对学生仪表的要求，而是包含了
对整个人生态度的追求：无论身处何时何地，无论面对何人
何事，都要积极乐观。
认识的第二个中国人是一个女大学生，她让“我”觉得
“愉快”和“地道”。
“我”告诉她：“和你在一起我非常愉快。不是说谎”“总
之我觉得你这个人非常非常地道，为什么我不清楚。” 虽然
“我”自己说不清楚为什么觉得她“地道”，但实际上其中的原
因还是有迹可寻的。首先，尽管做的是非常“简单、乏味、忙碌”
的工作，但是“她干活非常热心”，“她的热心则大约属于迫近
人之存在的根本那一种类”。这种从心底生出的热情无形中感
染了“我”，“在她的影响下我也干得挺热心”，即使“我们”的
热心“本质上截然不同”。其次，她对工作一丝不苟，不容许自
己犯错。在“我”看来任何人都在所难免的失误，她却不能接
受。“一条小小的裂缝在她的头脑中逐渐变大，不一会竟成了
无可奈何的巨大深渊，她一步也前进不得”，这也许就是“我”
觉得她“有神经质的地方”，但是正是这样认真得近于苛刻的
态度才显出她的与别人的不同，所以“我”会“对她怀有本能
的好感 ，不停地安慰犯错的她。再次，她是一个简单自律的
人。在“我”邀请她去舞厅之前，她从没跳过舞。虽然玩得很尽
兴，却没有忘记要在十一点之前回去。此外，她又是一个孤独敏感的女孩。她是一个中国人，尽管生在日本，但毕竟不是在
自己的国家，所以她会说“这里终究不是我应在的场所，这里
没有我的位置”。她觉得自己无法真正融入日本这个社会，这
是她“有点过于沉默寡言”的关键原因，因为她的位置不在这
里，这里让她感到陌生。“我” 把她送错了车，她并没有怪
“我”，反而认为“我”生气了才会这样做——因为和她在一
起根本没意思。责任本来在“我”，但她却归结在自己身上，并
且因此而难过落泪，说明她的内心十分介意她的边缘人身份。
她的性情虽然内向，却很真实纯粹，没有丝毫矫揉造作的成
分，所以“我”才会从心底生出愉快和地道的感觉。
认识的第三个中国人，让“我也不明所以地觉得亲切，很
有些不可思异”。
在遇上第三个中国人的时候，“我二十八，结婚都已六
年。六年里我埋葬了三只猫，也焚烧了几个希望，将几个痛苦
用厚毛衣包起来埋进土里”，生活很不尽人意。“我”过去留
给他的感觉是只知道看书，“原本不像买卖人来着”。所以他
听到“我”现在的工作是在做小买卖时，会“怔怔地张大嘴”，
隔了一阵才反应过来。而他过去给“我”的印象是“教养不
差，成绩也应在我之上”，“并非干百科事典推销员的那个类
型”。双方以前给对方的印象与现在所处的实际情况都迥然
不同，这是“我”和他的第一个共同之处。“我”过去只知道看
书，读书似乎是生活的全部乐趣，而现在却只能苦笑着说：
“书现在倒也在看。”可以想见，除了看书以外，“我”不得不
面对许许多多自己并不乐意的事情。他的情形并不比“我”乐
观。他说：“自己现在也闹不清，到底是因为什么才落到沿街
向中国人推销百科事典这个地步的。”两人都在做着违背自
己意愿的工作，这是“我”和他的第二个共同之处。第三，两个
人都在生活中挣扎，心里都充满了对未来的迷茫。一个是“眼
下没钱，真正一文不名。一大堆债，刚开始还”，另一个也穷得
和对方半斤八两。一个早已把希望焚烧掉，把痛苦埋藏起来，
渐渐麻木地面对眼前的生活。另一个不知道往后要做什么，
“反正总有什么可卖吧”。总而言之，“我”和他最初一定都是
怀着对生活的憧憬走进社会的，而残酷的现实总是让希望落
空，人们往往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而疲于应付生计。“我”
和他虽然国籍不同，但都走上了有悖自己初衷的道路，陷入同
样潦倒的境地。相同的起点、相似的遭遇、相通的无奈，恐怕就
是彼此之间虽不熟悉却莫名亲切的根源。
小学老师、大学女生、高中同学，他们分别在“我”的幼
年、少年、青年时代出现，给了“我”造成了不同的影响。这些
影响虽然差别很大，但留下的都是好感。正是这种延续的对中
国人的好感促成了“我”对中国的向往。文章末尾，这种感情
被明显而直露地表达出来：“(我)坐在港口石阶上，等待空
漠的水平线上迟早会出现的去中国的小船。我遥想中国街市
灿烂生辉的屋顶，遥想那绿接天际的草原。”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于“我”，除了吸引以外，又具有相当
的距离感。虽然曾有中国人给“我”亲切感，但从整体上看来，
“我”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还是相当陌生的。这在文中有明显
体现：第一节中“不知何故，死使我想起中国人”。“对我来说，
考虑死是非常不着边际的作业”，可是“我”却把死和中国人联系在了一起。第二节中提到“天涯海角的中国人小学”，“天
涯海角” 这恐怕不仅仅是指要乘半个小时电车才能到达的实
际距离，还有对中国的不了解造成的心理距离；第五节中每次
谈到“我”想象中国，用的都是“遥想”这个词，如“我望着东
京遥想中国”“我遥想中国街市灿烂生辉的屋顶，遥想那绿接
天际的草原”。而文章的最后一句“朋友哟，中国过于遥远
了”，则把对中国的距离感渲染到了顶点。可以体会到，“我”
对中国并非了如指掌以后生出浓浓的眷恋，而是在朦胧中怀
抱着憧憬。“我”所向往的中国，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客观
存在的中国，而是建立于“我”主观想象之上的中国。
中国仍然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中国，是唯我一人能读懂的
中国，是只向我一个人发出呼唤的中国。那是另一个中国，不
同于地球仪上涂以黄色的中国。那是一个假设，一个暂定。而
在某种意义上，那是被中国一词切下的我自身。
因为“我”并没有到过中国，我对中国的认识完全来自于
“我”与在日本的中国人的交往以及阅读的关于中国的书籍。
事实上，“我”同文中提到的三个中国人的交往也并不深。这
种初步的交流虽然让“我”触及到中国人心灵深处的一些特
质，但无疑留下了大量的空白。正是这些空白拉开了中国和
“我”的距离，让“我”觉得中国离“我”很远很远。然而距离
也不无好处：“我”拥有了足够的空间去想象这样一个一水之
隔的国度—— “我在中国漫游，但无须乘坐飞机。”因为想象
不需要借助任何交通工具。“漫游是在东京地铁的车厢内或
出租车后排座上进行的，这种冒险是在家附近牙科医院的候
诊室以及银行窗口进行的。”因为想象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
的限制。实际上“我”虽然中国的“任何地方都不能去”，但在
想象中，“我可以去任何地方”。
当然，小说中的“我”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村上春树本人，
但是“我”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可以算作村上春树的代言人。正
如在本文开头引用的村上春树的原话所说：“我的一个短篇
《去中国的小船》，就是根据小时——在神户的时候—— 的亲
身体验写出来的。”这篇小说带有浓郁的自传色彩：村上春树
出生于1949年，《去中国的小船》发表于1980年，他31岁。
文章中提到“作为一个年逾三十的男人”，可知“我”的年龄
也在三十阶段。文中说“重逢时我二十八岁，结婚都已六年
了”，推知“我”在22岁结婚。而1971年村上春树和阳子结婚
的时候，正是22岁。“我”在东京读大学，村上春树本人也在
东京早稻田大学读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更近于一篇
散文。“我”对中国的看法实际上也是村上春树自身中国情结
的写照——充满向往，同时又因缺乏对中国的客观了解而产
生出距离感。可以说，他的中国情结是在小部分事实和大部分
想象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种理想化后的中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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