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榮幸的“學運世代---眾聲喧譁十年”﹐在我開始網路書寫時﹐給了我很多啟發﹐今天我的書出版之後﹐看到他另一本關於台灣新聞史的採訪著作問世﹐覺得跟我的書能夠配合著看﹐對那個我們渾然不知的時代﹐會有比較中肯的了解。
誠如何榮幸所寫的﹕“在時間的快速流動中，總是有一群奇特的人，比別人更容易看見歷史的容顏。因為，任何特殊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們總是站在最近的距離—這是這項工作所有榮辱的來源：用他們手中的筆，寫下後人口中的歷史，詮釋新聞的價值與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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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歷經約四十年的戒嚴統治，終於游過了一條又一條湍急、凶險的河流，渡到了民主的對岸；而這群新聞人也歷經身心煎熬，在時代洪流裡載浮載沉地到達彼岸。他（她）們的靈魂深處必然埋著這樣珍貴的種子：深信人類可以更美好，台灣可以更烏托邦；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應該更相互尊重、更相互寬容、更訴諸理性、更追求正義。──政治大學前任校長∕鄭瑞城
以下文章轉載自何榮幸在中時的部落格﹕鴕鳥日記。(他算鴕鳥的話﹐我算笨鳥)
http://blog.chinatimes.com/turtle/
本文為《黑夜中尋找星星──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新書自序。這本書的十七位受訪者，依各章順序為司馬文武、薛心鎔、黃肇珩、俞國基、南方朔、吳豐山、李旺台、殷允芃、周天瑞、戎撫天、楊憲宏、楊渡、王健壯、李永得、徐璐、黃年、陳銘城。
過去一整年，我是在老靈魂與新生命的奇妙交織中度過。
這本書的由來，應該從解嚴前後那幾年談起。當時我還在台大校園搞社團、編刊物，看到顏文閂在《自立晚報》勇於報導「機場事件」真相，司馬文武、王健壯、南方朔、周天瑞創立《新新聞》週刊，李永得、徐璐率先到大陸採訪，楊憲宏去當《人間雜誌》總編輯，在自由主義、理想主義與人道關懷的激盪中，暗暗醞釀「有為者亦若是」的記者情懷。
一九九一年入行後，我將新聞工作視為志業，帶著滿腔熱血與理想熱情衝鋒陷陣。這些新聞前輩的身影，仍然令人心嚮往之。但我逐漸發現，每個世代的記者，都有不同的時代命題與挑戰，我們這一代記者，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複製上個世代記者的足跡。我們可以學習借鏡或模仿效尤，但最後仍必須走出自己的路。
在這種意念驅動下，我從一九九四年「自立事件」開始投入媒體改革運動，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同業與戰友相濡以沫，成立台灣第一個自主性新聞團體—台灣新聞記者協會，以此回應我們這個時代的挑戰。由於各種因緣巧合，我也陸續與當初仰之彌高的新聞前輩們產生互動，甚至有幸與其中部分人士成為忘年之交。
報禁開放十週年時，我正擔任記協《目擊者》雙月刊總編輯，一口氣專訪了本書中多位受訪者的老靈魂，以四十頁篇幅回顧報禁時期新聞工作者面貌、體檢報禁十年後媒體發展亂象。在某種程度上而言，一九九八年一月出版的這期目擊者，正是與本書前後十年遙相呼應的前身。
過去十年，我有更多機會近距離觀察這群資深記者的起伏際遇與生命情懷，在此同時，台灣新聞工作者的專業形象與工作尊嚴卻快速沉淪。面臨新聞工作愈來愈深沉的無力感，我希望為本土資深記者留下完整新聞歷程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但始終缺乏足夠的工作團隊奧援，難以啟動這項吃力不討好的龐大工程。
直到二○○六年九月我出版《媒體突圍—二○○五年新聞獎大滿貫的幕後故事》一書，並於十月獲聘擔任台大新聞研究所「傑出記者駐所講座」，才讓多年心願得以成真：《媒體突圍》中的世代對話，再度激起我勾勒資深記者生命圖像的動力；台大新聞所師生的積極參與，則讓最重要的工作團隊應運而生。
王健壯總編輯在《媒體突圍》的序言中，以「尋找指路的星星」形容戒嚴時期的困頓環境（「星星」是指記者典範），以此對比當前新聞工作者的自由與幸福；我則期待在多元分殊、藍綠撕裂的新時代命題下，新聞工作者能以不同的姿勢努力突圍。由於我們對當前記者處境的看法明顯不同，這項世代對話再度激起我勾勒資深記者生命圖像的動力，讓我決心以「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作為台大新聞所講座的主題，最後並成為本書「黑夜中尋找星星」的書名靈感來源。
台大新聞所張錦華教授的熱情號召、積極促成與高度執行力，林麗雲、洪貞玲兩位媒體改造學社戰友的支持投入，加上參加講座的十七位優秀研究生積極參與，終於形成最重要的工作團隊，讓這項龐大計畫踏出重要的步伐。我們密集討論這批老靈魂的點點滴滴，希望找出支撐他們走到現在的關鍵密碼。
人生真是奇妙，就在我開始和這批老靈魂深深糾纏之際，一個新生命正準備悄然進入我的世界。二○○六年十二月，這項計畫啟動兩個月之後，太座大人宣布了懷孕喜訊，我的生活自此進入另一個嶄新世界。
接下來往返台大新聞所進行講座、深度訪談資深記者的過程中，我的生命同時在老靈魂與新生命之間交錯：一方面對這批老靈魂的過往有愈來愈多的瞭解，一方面對小小新生命的未來有與日俱增的期待。
隨著資深記者訪談的持續累積，老婆的肚子也一天天大了起來。二○○七年中旬訪談告一段落時，老婆的預產期已逐漸逼近。到了八月底，我還在為這批老靈魂的生命史定稿奮鬥時，某一天我走進了產房，欣喜迎接寶貝女兒的來臨。
然而，就如同這批老靈魂的歷程頗多坎坷一樣，新生命的到來也未必平順。老婆自然生產後出現若干後遺症，截至本書出版為止，已經進過三次急診室、動了一次小手術。這本書的定稿，有部分是在醫院中照料老婆時，等老婆入睡後抱著電腦走到醫院光亮處完成。
因此，這本書的策畫完成，對我個人確實具有深刻意義。在我向這批老靈魂不斷靠近的過程中，我其實是在尋求現實新聞環境充滿無力感的脫困鎖鑰，希望為包括自己在內的當前新聞工作者找到安身立命處所。而在小小新生命不斷向我靠近的過程中，我的人生更產生前所未見的根本性變化，從此進入承受甜蜜負擔的另一輩子。這兩者在過去一年奇妙交織，共同譜寫我的記者生涯中極其特殊的交響樂章。
能夠出書了卻多年心願，我要特別感謝這十七位老靈魂的高度配合與前輩風範。儘管部分受訪者在解嚴後出現若干爭議軌跡，但這一點也不影響我藉此書向新聞前輩們（不論是否在此書受訪之列）高度致敬的心意。當前新聞工作者其實是踩在這些老靈魂的腳印中前進，希望這本書能夠稍微彌補過去台灣新聞發展歷程的記憶斷裂。
台大新聞所三位老師、十七位同學的付出與努力，讓我對台灣新聞教育增加很多信心，我很珍惜這段難得的學術、實務界攜手合作的經驗與情誼。張錦華教授整合台大新聞所資源、爭取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贊助本計畫，是本書能夠順利出版的關鍵。林麗雲副教授犧牲身體健康以做好訪談的初稿修訂工作，認真負責的態度令人敬佩。本書所有版稅捐贈台大新聞所，希望未來「資深記者生命史」計畫還能延續。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總編輯林馨琴的促成，讓此書列入具有傳統的「歷史與現場」書系。人文科學線主編陳俊斌當初編輯的第一本書，正是我所撰寫的《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我們再次合作愉快，是這項計畫的另一項歷史巧合。編輯潘乃慧對於本書的用心，在此一併致謝。本書工程浩大，掛一漏萬與不足之處，尚請讀者包涵指正。
此外，李金銓老師在台大新聞所舉辦解嚴二十週年研討會的發言，對於本書導論亦有若干啟發，我彷彿又重回當年閱讀李老師從傳播社會學角度所寫系列作品時的悸動。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愛妻淑媛在過去一年的長期支持與包容。我雖已學會新手奶爸的十八般武藝，但很多時間仍有賴淑媛在新聞工作之外全心照顧寶寶，才能讓我沒有後顧之憂，過了四十歲還能做自己喜歡但非常辛苦的傻事。希望我們的女兒采融健健康康長大後，能跟我們一樣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在未來不同情境下老靈魂與新生命的交織中，同樣對生命保持樂觀、熱情與喜悅。
【後記】
部落格中斷好一陣子，部份原因是忙於立委選舉新聞處理，部份原因則是投入這本厚達五百二十頁新書的後製工作。如今兩件事都告一段落，可以從容繼續紀錄寶寶的成長過程了。先貼上一張寶寶近照，「四十菜鳥老爸手記」恢復開工囉。
(上面這張照片是甲面拍的﹐看到時只想到董狐“如椽之筆”﹐我知道木子看到又要笑我“太有歷史感”﹐沒辦法﹐我們本來就活在歷史中﹐活到我這個年紀時﹐我想木子不會再笑我﹗)
◎戒嚴時期的報老闆們
在本書受訪者眼中，戒嚴時期的報老闆們，一方面是黨國體制打壓言論自由的幫凶，另一方面卻在某種程度上扮演民主化的推手；報老闆的處境有時候比記者還凶險，其角色雖極具爭議，功過卻難以遽下定論。至於戒嚴時期報老闆們的愛才行徑，及其與子弟兵之間亦師亦父的互動糾葛，如今則早已成為絕響。
戒嚴時期的台灣報紙生態，常被學者批判為「侍從報業」結構，意指報業只是黨國威權體制的文化控制工具，報老闆則是維護政權利益與安定的執行者。例如兩大報老闆余紀忠、王惕吾，長期雙雙擔任國民黨中常委，或多或少必須服膺國民黨以黨領政的意志與操控，戒嚴時期媒體與政治的關係因而常遭嚴厲抨擊。
余紀忠、王惕吾一手打造兩大報家族企業，無疑是戒嚴時期最成功、也最受爭議的媒體巨人。在兩大報新聞工作者眼中，他們的角色遠比外界想像的更加複雜與深刻。
當初因為被打「小報告」而被迫離開中時的司馬文武，對於余紀忠的處境有第一手的觀察：「有一次，余老闆在國民黨中常會，聽到中美關係生變的消息，回來就叫我去追新聞。後來安全單位找上我，問我怎麼知道這個消息，還說這是洩漏國家機密，要我把余老闆供出來。我當然抵死不說，但也因為如此，才知道余老闆面對的是多麼困難的情勢。報社老闆即使是中常委，情治人員也是照查……。」
余紀忠後來在國民黨保守派壓力下，面臨無法匯出五百萬美金給美洲中國時報困境。當時他為了拿掉《時報雜誌》一項敏感的座談會紀錄，氣得拍桌子對負責時報雜誌編務的愛將王健壯說：「你的好朋友連米都沒辦法下鍋，你還在這裡講個人理想，講你的堅持、你的期待，你有沒有替這些好朋友想一想？」王健壯因此辭職，但余紀忠最後仍被迫宣布美洲中時停刊。
即使如此，余紀忠對於在中時「惹過麻煩」的子弟兵仍照顧有加。以王健壯為例，他去美國進修的所有費用都是余紀忠出的，時報還照付他薪水，連編輯部門的夜點費也照發。而俞國基因觸犯言論禁忌被余紀忠拔掉美洲中時總主筆後，余紀忠亦持續「按月給予補貼」長達一年。
類似故事與案例，在王惕吾身上亦處處可見。黃年在受訪時另外告訴我們：「當年我從中國時報回任聯合報的時候，王惕吾有天派了一部三陽喜美的車子給我，還配了駕駛，我可能是全台灣唯一一個三陽喜美有駕駛的人。我跟王惕吾說：『不行啊，採訪主任都沒車子。』王愓吾則告訴我說，過幾年我就會升主任了。我是第一個專欄組主任有配車的人，那時候連採訪主任也只能搭公務車、採訪車。」
黃年認為，王惕吾和余紀忠在那個年代，都有他們的侷限，但也有他們的本事，其實並不容易。「那是一個很關鍵的年代，大家都在揣摩蔣經國的底線在哪裡。余紀忠絕對比王惕吾聰明，余先生跟知識份子在一起談話，很自然，語言也相同；王先生則是非常努力地參與知識份子的對話，幾乎到了攏絡的地步，很能夠禮賢下士。他們兩人可能在方法、風情上不相同，但努力的方向都是一樣的。」他更強調：「王惕吾先生在新聞界也是蠻有爭議性的人物，但他後來說：『總統有任期，報紙沒有任期。』我覺得能夠留下這句話，他的一生就值得了。」
余紀忠、王惕吾在兩大報扮演的「家父長」式角色，是戒嚴時期媒體發展的重要篇章。但在本書受訪者眼中，那個媒體巨人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
被自立報系員工尊稱為「三老」的精神領袖吳三連，則是戒嚴時期另一位影響深遠的報業領導人。因為吳三連一句話，吳豐山因此放棄參選省議員；因為吳三連一項指示，吳豐山跑了一千三百公里，寫出在自立晚報二版連續刊登一個月的「今天的台灣農村」系列報導；吳豐山多次被「挖角」時，更都因為與吳三連之間「如師如父」的深厚感情而未跳槽。
吳豐山對吳三連的整體觀察則是：「一般人都認為，吳三連先生對台灣人民抗日和政治民主發展都有貢獻。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吳三連先生是『大器』的台灣人。他的胸懷、度量都十分寬闊。一般海島國家，不太容易產生大器的人，他卻例外。」
同樣得到本書受訪者高度肯定的，還有台灣時報老闆、眼科醫生出身的吳基福。李旺台有一次寫特稿批評吳基福的恩人、當時中山大學校長李煥，第二天台時布告欄就貼出「李旺台派調資料室」公文。「後來吳基福對我說，懲罰我是給李煥一個交代。我在資料室待了三個星期，吳基福一直對我說：『你不可以離開，也不可以生氣，一定要忍過這段期間。』在資料室的第三個星期，我被調升台北特派員，我知道這一切都是吳基福對我的愛護。」
與多位報老闆有過長期共事經驗的俞國基，則在本書中對戒嚴時期的報老闆們作出整體評價：「台灣所有報老闆都太政治了！」
俞國基認為：「台灣時報舊老闆吳基福比較天真、沒有心機，但他辦報還是想影響政治，尤其希望本省人也涉足媒體。台灣日報舊老闆傅朝樞，雖然對黨外幫助不少，但也想藉此獲得與國民黨議價的籌碼。甚至他後來到美國辦報，與中共高層接觸，都是在玩弄政治。而中國時報雖給人比較清新、較有人文性的印象；但余紀忠先生其實也是政治人，雖然他具有人文氣質，但仍免不了想在政治上發揮他的影響力。後來我到自由時報，老闆林榮三先生不願得罪政壇主流，顯示台灣報紙走向都是隨老闆的政治關係而轉變。台灣沒有一個報老闆能擺脫政治的影響。幾年前進入台灣的《蘋果日報》。雖然沒有政治目的，卻完全市場取向，其未來發展有特觀察。」（註：俞國基未曾與王愓吾共事，因此未對王直接評價。）
我們認為，「報老闆學」是還原戒嚴時期媒體風貌的重要面向。讀者可在本書中找到諸多案例與線索，初步瞭解戒嚴時期報老闆們的行事作風，及其在台灣從威權邁向民主過程所處的位置。
至於戒嚴時期報老闆們的個別功過、解嚴前後報老闆們的差異、兩大報第二代「小老闆」與上一代媒體強人的比較、當前報老闆們的新聞控制方式、台灣報老闆們與政治剪不斷理還亂的複雜關係，都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重要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