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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6日晚，在美國白宮，美海軍部長諾克斯、海軍作戰部長斯塔克、陸軍部長史汀生、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和商務部長霍普金斯少見地聚在一起，與總統羅斯福一同消磨時光。他們在等待一件事———日軍進攻珍珠港！

12月7日，日本海軍特混艦隊長途奔襲，以艦載機偷襲了美軍太平洋艦隊基地珍珠港，美軍被擊沉和受重創戰列艦8艘、輕巡洋艦6艘、驅逐艦1艘，損毀飛機270架(一說180架)，傷亡3400余人。次日，羅斯福總統在國會大廈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講和戰爭咨文，正式對日宣戰。美國公眾徹底放棄孤立主義，投入到對軸心國的戰爭中。

白宮歷史性的一幕是由當時在場的海軍部長諾克斯對其密友詹姆斯·斯泰爾曼透露的，它給人們留下一個謎———美國到底是否知道日本要偷襲珍珠港？

　　美國破譯了“珍珠港上空的電波”

1935年，美國陸軍重新組建由口令專家威廉·弗裏德曼領導的監聽機關———信號情報處。它與隨後成立的海軍通信保密科被冠以“魔術”的代號。

至1941年，“魔術”已能截獲並破譯出絕大多數日本人用九七式打字機發出的“紫色口令”外交電報。
1941年底，他們破譯的秘密外交電報平均每週多達200頁。這其中包括許多有關珍珠港的情報：
1941年9月24日，日本海軍通過外務省致電檀香山總領事館，要求了解美軍太平洋艦隊軍艦在珍珠港的停泊位置；
11月15日，日本外務省要求駐檀香山總領事館每週至少報告兩次珍珠港美軍軍艦的動向；
11月18日，日本駐檀香山總領事館向外務省彙報了美軍軍艦進珍珠港後航向變化角度和從港口到達停泊點的時間；
11月28日，日本外務省要求檀香山總領事館銷毀口令和口令機；
12月2日，日本駐檀香山總領事館用低級口令繼續報告美軍的一舉一動……


“魔術”將最重要的情報由特別信使及時遞交給總統、陸軍部和海軍部的部長、作戰部長、情報局長、國務卿等軍政首腦，而其他人極少能接觸到這些情報。
但華盛頓並沒有將上述與珍珠港密切相關的情報通知太平洋艦隊司令金梅爾海軍上將和夏威夷基地司令肖特陸軍中將。金梅爾將軍後來在接受調查時直言不諱：“海軍部扣下了珍珠港將可能遭受襲擊的有關情報，太平洋艦隊被剝奪了一次戰鬥機會，導致1941年12月7日的災難性局面。
”對於這種反常的行為，斯塔克解釋道：“我不希望通知金梅爾司令，因為這樣會泄密。”他怕洩露的究竟是日本人的秘密還是華盛頓的秘密？

　　在危險面前削弱太平洋艦隊實力


即使美國高層害怕泄密，也應該在大戰即將來臨之際想方設法加強珍珠港太平洋艦隊的實力。
事實上在1941年初，太平洋艦隊包括1艘航空母艦、3艘戰列艦、4艘巡洋艦、17艘驅逐艦在內1/4的作戰力量被調撥給了大西洋艦隊。此外，海軍部還把艦隊中素質最好的指揮官和水兵也成批調往大西洋艦隊。為此，金梅爾曾多次向海軍作戰部長斯塔克陳述加強太平洋艦隊實力的重要性。
他在1941年9月12日寫給斯塔克的信中言語懇切地說：“一支強大的太平洋艦隊，無疑是對日本的威懾，而弱小的艦隊也許會引來日本人……在我們能夠保持足夠對付日本艦隊的兵力之前，我們在太平洋是不安全的。
”但海軍部卻絲毫不理會金梅爾的呼籲。更奇怪的是，當日本飛機對珍珠港狂轟濫炸時，太平洋艦隊的主力———3艘航空母艦恰巧全部外出(“薩拉托加”號停在聖迭戈檢修，“列剋星敦”號正在行駛途中，“企業”號在珍珠港以西200海裏的歸途中)，它們因此逃過劫難。

　　緊急調集醫務人員和藥品

　　1995年9月5日，當時的美國總統克林頓收到一名名叫海倫·哈曼女士的來信。她在信中稱她的父親史密斯曾向她講述過一些關於珍珠港事件的驚人內幕，在二戰時她父親任美軍後勤部副主管。她父親說，珍珠港事件爆發前不久，羅斯福總統緊急召開了一個由極少數軍

　　
官參加的秘密會議。總統在會議上透露了一個驚人的消息：美國高層已經預見到日本海軍將要偷襲珍珠港，可能造成大量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他命令與會者儘快準備將一批醫務人員和急救物資集結到美國西海岸的一個港口，隨時待命啟運。羅斯福總統特別強調禁止將會議內容向外透露，包括珍珠港的軍事指揮官和紅十字會的官員。
面對與會官員的驚訝與不解，羅斯福解釋說，只有當美國本土遭到攻擊時，猶豫不決的美國民眾才會同意他宣佈投入戰爭。這封信引起了很大轟動，但哈曼不是當事人，而她父親史密斯又已于1990年去世，人們無法從中得到更加詳盡和更有說服力的材料。


克林頓收到信後不久，美國紅十字會夏威夷分會的工作人員在查閱該會1941年至1942年財政年度報告的影印件和有關國家檔案時，意外發現美國紅十字會和美軍後勤醫療部隊在珍珠港事件前一兩個月曾進行過非常規的人員和儲備物資緊急調動。
例如，在那段時間裏，夏威夷分會通過正常渠道從國家紅十字會總部得到價值2.5萬美元的醫療急救物品，同時，還通過秘密渠道接收到價值5萬美元的藥品和物資。


這批額外補給，在偷襲珍珠港事件後的急救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1年11月的美國紅十字會總部的月度報告也顯示，那個月夏威夷分會共接收了2534名醫護人員，其中1505名是被秘密調去的臨時人員。有關人員還從夏威夷紅十字分會會長阿爾弗雷德·卡瑟爾的弟弟威廉·卡瑟爾的日記中發現：12月6日，夏威夷分會的全體人員奉命戰備值班。


美國史專家查爾斯·比爾德和著名作家約翰·托蘭等人分析認為：面對國內濃厚的孤立主義情緒，具有遠見卓識的羅斯福總統和他的高級幕僚們為了使美國在納粹德國和日本法西斯全面征服歐亞大陸之前投入戰爭，上演了這出“苦肉計”。同時，為了減少損失，他又將3艘航空母艦調出了珍珠港，並通過秘密渠道不露聲色地運去大批醫護人員和急救物資。但由於人們至今仍未找到最有力的直接證據，有關“苦肉計”之說至今仍然是一個未解之謎。

　　日本妄想借此推卸戰爭罪責

　　對於美國人“自揭家醜”的行為，日本人表現出了特殊的興趣，一些所謂專家、學者更是對此大肆渲染，《大東亞戰爭全史》的作者服部卓四郎和《偷襲珍珠港前的365天》的作者實松讓就是典型代表。
他們稱美國人事先知道了日本偷襲珍珠港的企圖，暗示日本是在美國人“引誘”下被迫發動了對珍珠港的襲擊。他們想通過這種說法，把發動太平洋戰爭的責任推到美國人身上。


其實，日本在全面發動侵華戰爭後，已經開始考慮是“北上”還是“南進”。
1941年10月，主張對美英開戰的東條英機上臺後，最終確定了發動太平洋戰爭，奪取印度支那和太平洋諸島的“南進”計劃。
這決定了他們必然要對美國在太平洋的軍事基地發動攻擊，只不過他們首先選擇了珍珠港的太平洋艦隊而不是駐紮在菲律賓的美國陸軍。
關於珍珠港事件是“苦肉計”之說，只是美國民眾對以羅斯福為首的美國政府以何種方式、多大代價投入反法西斯戰爭的歷史真相的探究與爭論，而日本人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罪責是無論如何也推卸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