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整體佛教發展應有的正確觀念(摘錄自一篇專訪)
前言
台灣佛教近幾年來的迅速發展已廣獲社會大眾的迴應，不管是傳統寺院專屬的弘法活動也好，抑或學術界熾盛的研究討論風潮也好，在在都顯示著台灣佛教正邁入一個嶄新的紀元。而值此之時，如何攜手共進同創佛教未來的課題，更為每一個佛教弟子所重視著。因此，我們特別採訪甫獲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的惠敏法師，請他來談談台灣佛教發展的契機。
問：台灣佛教近年來學術研究與討論風潮甚熾，學術研究機構現也已頗具規模。然而當年法師所處的學術環境正值草創期間，當時遠赴日本深造，是否遭遇諸多困難？法師您如何克服？又台灣佛教學術研究環境的改善，是否已能彌補當年的缺失與不足？
惠敏法師答：出家以後，主要是在傳統的寺院內修行與學習，然而我卻發覺，既然想要深入佛法，就必須要開拓視野，吸收國內外的研究成果，甚至更應該瞭解國內外從事佛學研究的狀況。不過，要吸收其他人的研究成果，瞭解別人的研究方法，碰到最大的問題就是語言。譬如說，梵文、藏文、巴利文這類經典語言，若要在寺院中學習恐怕不易。再者諸如日文、英文、法文、德文等研究用語言，雖然自修還可以增益，不過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這也就是為什麼我會去念國內佛研所的一個主要動機，主要還是想吸收和瞭解國內外的佛學研究成果。
當時國內的佛學研究所尚處於草創階段，許多佛學有關課程都還在摸索。譬如說，語言方面特別是梵文、藏文等教學均才起步。但是，日本在這方面的研究與基礎已近百年，成果豐碩。再者，他們研究與學習已蔚為風氣，學生們自然會主動去學習這方面的語文，因此他們的語文根基甚穩，使用起來就十分「自然」。當初我們在國內學習這類語文，算是頭幾批,周遭環境與教學要求，尚不是那麼地「自然」，所以初到日本，在那種學風及環境下，當然很難跟得上進度。因此我認為目前國內佛學研究所的基礎教育，特別是在語文訓練與文獻學方面，須要再接再厲，精熟再精熟。
我舉一個較具體的例子，我到東京大學後，仍到大學部上梵文文法的課，教授對學生的要求及教學的進度，都要比國內高出許多。日本學生碩士班以上大部份都能熟讀幾本梵文原典，有的甚至都能夠背誦，所以進入研究所，在這方面他們就不會有太大的障礙。
大體說來，在日本從大學部到碩士班，對於學生的語文訓練及文獻學要求比較徹底，這也是目前國內佛學研究所較弱的一環，也是國內學生到日本較有障礙的地方。
問：從民國七十五年到八十一年六年的留學生涯，除了取得文學博士外，法師認為在日本還有那些收穫？
惠敏法師答：談到六年留學生涯的收穫，無疑地，上述我所強調的語文及文獻學方面的訓練，是我最大的收穫。因為我在日本就是專攻梵文、藏文及巴利文，至於漢籍佛典的課程，我只在碩士課一年級時選了一門。
笫二個收穫，是在日本拓展了研究的視野，特別是在資相當齊備的東京大學，比較能夠迅速獲知一些新的研究動向。大致來說，在東京大學資訊的取得與接觸機會均甚為便捷，而且凡是有國際知名學者路過東京，校方均會自動邀請前來演講，這種面對面的知識傳遞模式，對學生的吸收與剌激，是有其正面效果。
再者，日本與世界各國的學術機構交流甚為密切，新資訊的取得如此快速，自然拓展研究的視野。以上兩點是我在日本學習上最直接的收穫。間接的收穫是從日本的社會及媒體得到的知識，日本是個先進的國家，舉凡政治、經濟、高科技發展、都會予人很深刻的印象，同時也帶來諸多啟發。當然這一點在其他比較先進的國留學都能有相同的感受，不一定只在日本。
另外一點，就在六年的留學生活中所建立的人際關係與管道，這也是相當可貴的資產。而這項收穫就如同日本人講話中常用的（plus a），是一種難以估計之附加價值，憑添始料未及的收穫。
問：留學前後，對台灣佛教整體發展的改變，有何感覺？發展的主要因素為何？
惠敏法師答：在我留學期間，不僅是佛教有了很大的改變，整個國家社會的變化也十分快速，因此我想，佛教的發展與整個台灣的政治、經濟發展有關係，是整個國家在動，整個國家在變，連帶著佛教也動了起來。當然教內的發展也有些前因，就我所知，教內已不像過去定為一處，活動的範圍與空間已擴大許多，且已多元化。我在國外獲知這些消息，常歡喜讚歎，經過國內法師與居士用心的推展，台灣佛教已有長足的進步。
問：聽法師您如此說，是否意味佛教已從傳統的寺院中走出，邁向寺院外（社會大眾）的發展？
惠敏法師答：也不能完全這樣說：因為如此說法容易引人產生錯覺，認為走出寺院是「對」，寺院內就「錯」。整體佛教蓬勃發展，與愈來愈多的青年加入佛教有關，他們為佛教注入一股新血。就拿我這一代來說，當初在學校學佛被認為是少數民族，且為異類，可是現在不一樣，似乎已有不學趕不上時代潮流的趨勢，因此佛教的活動份子愈來愈年輕化，程度也愈來愈高，這自然有助於佛教的發展。
不過，我也感覺到，現在變化的速度要比過去快很多，這或許與資訊的傳遞快速有關，有時更令人眼花撩亂，然而僅管如此，不如將它視為另一種好的轉機，與其驚恐，不如加以期待吧！
問：法師您是宗教師兼學者的身份，日後必大力推展佛教教育與文化的發展。而法師您又甫從日本返國，關於教育文化方面，可否請法師您分析兩國的優劣點？而台灣佛教的發展方向應朝向何方？
惠敏法師答：日本佛教與台灣佛教非常有趣的！她們兩者正好長、短處相反。日本佛教屬橫向關係的發展，而台灣佛教屬於縱向的發展，兩者成為有趣的對比。日本佛教橫向關係的發展，以大本山為中心，寺院與寺院的聯擊力較強，學者之間亦若是，學者之間透過各種學會彼此切磋增長知識。而台灣佛教恰好相反，領導者每天的交流及接觸不是徒弟就是信徒，與同輩間的交流微乎其微，弘法者與弘法者之間鮮有機會互相切磋佛法，個人講個人的經。這種每天面對的上下關係，從某個角度來看，很難察覺自己的缺點，師父講的話是對，老師講的法絕對錯不了。因此自成各個封閉的體系，於是就形成各說各話，各講各的「好」，就這一點，與日本不太相同。
再者，除上述之對比之外，「弘法取向」與「學術研究取向」是日本與台灣主要不同之處。日本學術研究很強，第一流人才幾乎全走上佛學研究的路線。因為日本佛教寺院是採世襲?長子繼承，假若長子會念書，他就選擇學者路線專心去當教授，或許就把寺院交給弟弟去執掌。
問：但是，當住持同樣要能專業弘法？
惠敏法師答：基本上他們沒有弘法。現在我要講的就是這個問題。日本佛教既是學者取向，又是橫向結構，自然寺院與信徒之間的關係就很微弱，可以說日本佛教的住持幾乎不弘法。因為信徒與寺院的關係只建立在納骨塔上面（日本法律禁止土葬，一律火葬），日本人若自稱是佛教徒，並非代表他真正信仰瞭解佛教，只是意味我家的骨塔在寺院內。日本佛教信徒平時去寺院不是向法師請法或去大殿禮佛，只是去掃墓祭祀而已。
台灣的佛教信徒則不然，去寺院有請法師開示的風氣，因此台灣的法師被這些信徒「訓練」的都很會弘法或開示，所以台灣通俗弘法很強。但是日本寺院的住持就不然，他只是專心做「佛事」即可，信徒也無此習慣請法師說法，因此日本寺院住持通俗弘法的刺激幾乎沒有。所以當日本佛教的住持在學校學了幾年的佛法與佛事知識外，長久下來，除了那些與佛事相關的知識外，所有的佛學知識幾乎全用不著，難怪有位日本法師就曾對我說：「用不著，幾乎都忘了！」
所以，在日本討論與研究佛法大多是教授學者，社會與媒體教育有時亦摻入佛學的課程，大多請學者來講，像ＮＨＫ電視台即有「人生講座」講佛學，或者像「心的時代」也有佛教課程。因此日本人接觸佛法，大多數還是透過媒體及書，另外就是寺院以外專門弘法的組織，所以這也是造成日本新興宗教如雨後替春筍般出現的原因。
因為日本新興宗教的經濟基礎不是建立在納骨塔上，所以他們非得弘法不可，否則無法生存。而傳統寺院以骨塔為其主要經濟來源，且相當優厚，因此他無需靠弘法維生。但是實際上，日本社會仍有強烈的宗教需求，在傳統寺院無法滿足大眾需求時，轉而向新興宗教訴求，造成新興宗教非常興盛，並不是沒有來由的。所以這也是日本與台灣很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將來台灣佛教的發展，即然在通俗弘法方面很強，就應該繼續保持不應捨棄。而我們比較弱的一環即是高深的佛學研究，就應該持續加強，當然，這些年來已有改觀，佛教徒正逐漸重視佛學研究的強化工作。
問：橫向發展與縱向發展有其優劣，弘法取向與學術研究各有缺失，在台灣佛教未來的發展中，如何找到平衡點？
惠敏法師答：在日本，學術研究與修行系統並非因橫向發展關係，而達到某種協調的程度，他們幾乎很少交流，說白一點，在談佛學的時候，學者們往往會輕視寺院的僧人，而寺院系統的人認為，既瞧不起我，我也不與你打交道，所以在日本，學者與寺院間並沒有調和得很圓滿。我想將來佛教辦的大學遲早會成立，要成立的話，難免會遭遇這些問題，不過我仍希望是能夠協調比較好。我個人認為，這兩者應該可以互補，應該彼此尊重，各取所需。站在整體佛教的發展來看，兩者均各有其必要性，不是光靠佛學研究或僅遵修行可賴以發展的。兩者理應並重彼比肯價值，各發揮所長，不要彼此否定才好，要知：合者兩利，分則兩敗俱傷。所以整來看，台灣佛教應加強橫向聯繫及重視學術研究的發展，絕不能顧此失彼，反而減緩佛教的發展。
問：與佛教發展有切身關係的人才問題，是否請法師提出您的看法？
惠敏法師答：人才的吸收與培養是佛教要維持穩定成長的重要因素。佛教有兩大培養人才據點：一是寺院，二是寺院外的教育組織。寺院是培育僧才的中樞機構，因此寺院內部如何運作，怎麼把人一、接引，二、培養，三、適得其所的出路，這三個環節做好，是非常重要的。以工廠作譬喻，首先必須先找尋所需的適當原料，這些原料進來後，如何把它加工、製造，而成為有用途之產品。這便是第二個階段須要有完善且健全的培育系統來培養人才，第三階段是，當他完成某種階段的培訓後，是否還有管道使他能更上層樓繼續深造，或者從事他所專精的事務。
嚴格說來，吸收接引、培養訓練及出路這三個階段任何一個地方都不能夠有問題，不然任何一點堵塞都會造成人才的浪費與流失。所以整體來看，佛教寺院方面應該針對這三部分做一個總檢討。也就是說，如何提高學生的興趣來報考及參與。甚至我們還要能夠主動積極去發掘人才，而不應只是被動等他來報考。人才進入以後，必須給予完善健全的培養，甚至幫他選擇適當的出路，我想唯有這樣，才會使得人才的管理可暢通。佛教所需的人才太多太多了，主動發掘人才，因才施教，因才而用，絕不能認為每個人非得走這一條路不可，因此廣泛培育人才，才是佛教賴以發展的憑藉。
問：法師您將來除了在教內研究教學外，是否另有教職？
惠敏法師答：將來我主要擔任的教職是法光佛學研究所及中華佛研所，另外可能將在國立藝術學院擔任通識教育的課程，除了宗教人生這類的宗教課程外，另外則是我比較專門的「佛教藝術中的思想」課程。但是這些均屬共通課程，與研究所的專精性質不一樣。對我來說，兩邊任教比較平衡一點，通通教太專精的課程，卻忘了一些基本的問題也很不好，所以這正好平衡一下我學佛的感覺。
簡介--惠敏法師俗姓郭，名敏芳，台灣省台南市人，生於民國四十三年一月。民國六十年畢業於台南第一高級中學，進入台北醫學院攻讀藥學，於大學期間接觸佛法深受法益，遂發心深入法海，於台北醫學院畢業後進入中華佛研所鑽研佛學，又感佛學研究不能侷處一隅，應有開拓之視野，遂即負笈東瀛（民國七十五年），民國七十六年考進東京大學大學院成為正式院生，兩年後以「『聲聞地』種姓論資糧論」論文，取得東京大學碩士學位，同時更上一層進入博士課程，於民國八十年十二月提出博士論文「『聲聞地』研究序說－－瑜伽行所緣中心」，且通過博士論文口試，正式取得東京大學大學院文學博士。惠敏法師現任三峽西蓮淨苑副住持，且執教於國立藝術學院、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及中華佛研所，臺灣法鼓山佛教學院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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