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觀是「著眼世界之上」。這是德國知識論中所使用的語言，指的是一個「廣泛世界的觀念」。它指涉的是一種人類知覺的基礎架構。透過它，個體可以理解這個世界並且與它互動。
世界觀是認知哲學和generative science中的重要概念。這個詞表達的是人所擁有的廣泛世界的認知，而這源於他們對於這個世界的獨特經驗，或者更狹義地說，是民族經過長久時間以來對於世界的詮釋。人的語言即反映了他們的世界觀，這個意義由一些語言學的層次上展開，語句上的結構、無法翻譯的內涵和它的外延。
一個以世界觀繪成的世界地圖將會跨越政治領域的障礙，因為世界觀除了是人類政治活動的產物之外，同時也是共同人類經驗、地理區域、自然氣候條件、可用的經濟資源、社會文化系統和語言系族的產物。人口遺傳學者路易吉·路卡·卡瓦利-斯福扎便指出了人類基於血緣和語言而開展出來的共同文明進化的理論。
一個世界觀的地圖將會更加接近世界的語族地圖。
世界觀可以一個穩定（或說大多相同）和整體性的知覺來描述一個存在（existence），並且提供一個生產、維護和應用知識的框架。
班哲明·沃夫的薩丕爾-沃夫假說指出了語言的句法語義結構乃是人們世界觀最重要的基礎，這透過對於對世界的因果關係知覺的組織化、以及語言對於事物的分類來達成。由於語言的分類乃是世界觀與因果關係的表現，它便同樣影響能社會知覺，隨後造成在語言與知覺兩者之間，不斷互動的過程。
這個理論（或說假說）在1940年代廣泛受到歡迎，但是十年後便不再流行，直到1990年代有了新的研究，荷蘭的馬克士普朗克心理語言學研究所的史蒂芬·列文森和他的團隊找到新的資料支持所謂的「語言相對論」。另外史丹佛大學的Lera Boroditsky也使得這個理論受到某些重視。
「整合世界觀的建構」開始於各種不同世界觀提供給我們的知識碎片：不同的科學原則、任何系統性的知識。它由世界上各式各樣的文化給予的不同觀點進行整合。這便是Center Leo Apostel for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的研究主題。
自然語言如為對世界知覺的體現，那麼民族的文學便能揭露民族對於世界知覺的整體特徵。因此民間史詩中的限度和共通性便會成為一個世界觀的限度和共通性。
史詩常為跨越政治和世代障礙的人們所共享著，例如條頓民族和斯堪的納維亞民族的「尼伯龍根之歌」、南印度民族的「Silappadhikaram」故事、美索不達米亞、蘇美人和居住在肥沃月灣民族的「基加美修」史詩，以及阿拉伯民族的「一千零一夜」、非洲民族的「孫迪亞塔」故事。
世界觀的影響，此一名詞指稱對於世界作為人類實作以及人類存有的中介性，即一個綜合意見的集合。世界觀作為框架影響人類的知覺和經驗，以及社會的許多層次：知識、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科學和道德。
舉例來說，對於因果關係的理解的世界觀有各式各樣的面貌，它可能是單向的，或循環的，或是螺旋性的。這樣一個認知結構便反映了對於世界的不同系統性理解，在中文中，我們指稱這樣的世界觀為「世界史觀」。一個單向的世界史觀會是一種一神教的觀點，認為世界歷史只有一種方向，世界有究極的初始狀態，並且將會在某個時間點結束，如同基督教所說「我是開始亦是終結」，回教亦有相同觀點。而循環史觀則認為世界的狀態是系統性而不斷循環的，如同四季不斷更迭，例如祆教、波斯拜日教和印度教。
對於因果關係的世界觀理解不只影響宗教傳統，還有人類思想的其他層面，例如歷史的目的、政治和經濟理論、還有許多其他系統性思想：民主、獨裁、無政府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有了線型史觀和非線型史觀的不同理解，便會產生在科學思考上各具特徵的抽象機構。舉例來說，對於世俗普遍行動和事件的不同理解，便會產生決定論和自由意志的種種對立。自由意志的世界觀認為，世界的原則是簡單的法則，他們總是維持穩定不變，在科學上它們稱作經驗主義；相反地，決定論的世界觀認為世界的原則是由動態的系統組成，在科學方法上稱作理性主義。
某些形式的哲學自然主義和唯物論反對實體會因為本身的限度而無法從事自然科學的命題，他們認為科學方法是最可信賴、建立模型以理解世界的最佳方法。
家庭是由婚姻，血緣或收養關係所組成的社會組織的基本單位。家庭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是指一夫一妻制構成的單元；廣義的則泛指人類進化的不同階段上的各種家庭利益集團即家族。
在古羅馬，famulus（家庭）的意思是一個家庭的奴隸，而familia則是指屬於一個人的全體奴隸。羅馬人用familia一詞表示父權支配著妻子、子女和一定數量的奴隸的社會集體。
對家庭含義本質的認識是從近代才開始的。馬克思、恩格斯認爲：「每日都在重新生産自己生命的人們開始生産另外一些人，即繁殖。這就是夫妻之間的關係，父母和子女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家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頁）。奧地利心理學家弗洛伊德認爲家庭是「肉體生活同社會機體生活之間的聯係環節」。美國社會學家E.W.伯吉斯（Ernest Burgess)和H.J.洛克（Harvey J.Locke）在《家庭》（1953）一書中提出：「家庭是被婚姻、血緣或收養的紐帶聯係起來身份相互作用和交往，創造一個共同的文化」。中國社會學家孫本文認爲家庭是夫婦子女等親屬所組合的團體。中國社會學家費孝通認爲家庭是父母子女形成的團體。也有人說，「家庭是社會的細胞。」
家庭的功能之一是養育兒童。這是由於人類的嬰兒很孤弱，更加需要成人（尤其是母親）的照顧。而且由於不同文化的規定，男性與女性具有不同的性格，要求要有一個同性的成年與之建立一個密切的聯繫，作為成年角色的模範。在同一個居住體中，成年男女的存在提供了這樣的條件。但是養育兒童並不是家庭存在的唯一原因。從理論上講，成群的孩子可以由成對經過訓練的男女專家來撫養。而目前出現的同性婚姻也對傳統的家庭觀念帶來了衝擊。
家庭的功能之二是贍養老人。
家庭的功能之三是性關係的控制。一個人就是通過家庭獲得對另一個人的性接觸權利的。亂倫禁忌是歷史上所有社會都有的規則，禁止家庭內合法配偶以外的成員之間發生性關係。
外遇則是一個不那麼普遍的性關係禁忌。許多社會視外遇為禁忌，少數則容許婚外情。
家庭的功能之四是休閒與娛樂功能。無論在什麼社會中，社會成員的大部分閒暇時間都是在家庭中渡過的。
家庭的功能之五是經濟功能。在古代社會，家庭是最基本的生產單位。在現代社會中發揮著重要的分配、消費和財產繼承的功能。
家庭教育是指具有增進家人關係與家庭功能之各種教育活動，包括：親職教育、子職教育、兩性教育、婚姻教育、倫理教育、家庭資源與管理教育、其他家庭教育事項。
家庭是每個人最早接觸的團體，因此家庭教育險的非常重要，父母給予孩子正確的教導，孩子自然能夠成為有品德的人，若父母不理會孩子的教育發展，孩子可能會因而學壞。家庭教育隨時都存在，家人對每個人的影響深大，言行舉止；帶給人的感覺都和家庭有深大的關係，因此不只是從小開始的教育，更要在平常時給孩子正確的觀念。
文化人類學是人類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它主要在研究比較人類各個社會或部落的文化，藉此找出人類文化的特殊現象和通則性。不同於研究對象類似的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的研究對象大多是弱勢族群和少數團體，以及較為蠻荒的部落。而研究方式大都注重「質」而非「量」，現象的觀察多是「特例」而非「通識」。
由於發展歷史使然，文化人類學在定義上有有歐陸和北美兩大系統：
歐陸：由於承襲自大航海時代所發展出來的民族學和工業革命後期發展出來的社會哲學，歐陸所謂的文化人類學常常只包含社會人類學和民族學這兩個領域。
北美：由於有「人類學之父」雅稱的法蘭茲·鮑亞士提倡以體格、文化和語言這三個層面來研究人類，再加上新考古學提倡以文化人類學為師，故北美的文化人類學常常與考古學、語言學和體質人類學這三門人類學分支有密切關聯。
視覺人類學（Visual anthropology）（或稱「影視人類學」）是文化人類學的一個次學科，它關注對於民族誌攝影、電影與1990年代中期以來的新媒體的研究。雖然視覺人類學這個術語有時與「民族誌影片」（ethnographic film）互用，但視覺人類學有時也包括對於視覺再現的人類學研究，包括展演、博物館、藝術，以及媒體人類學的生產與接收理論。來自所有文化的各種視覺再現形式，例如沙畫、紋身、雕塑、洞穴壁畫、解悶消遣的手工、珠寶、象形文字、繪畫與攝影等等，也包含在視覺人類學的焦點之中。人類的視覺、視覺生理學、多媒體的特質、形式之於功能的關係、某個文化的視覺再現形式的演進，皆為視覺人類學的研究領域。由於人類學是一門全貌觀點的科學，視覺再現形式連結到其他的文化和社會層面的方式，是視覺人類學的核心議題。
象徵人類學 （Symbolic anthropology），有時或稱象徵與詮釋人類學〈symbolic and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是文化人類學主要學派之一，主要人物有克利弗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維特·特納〈Victor Turner〉與大衛．施耐德（David M. Schneider）等。象徵人類學興起於1960年代，其視文化為一套由象徵與意義構成的象徵體系，因此人類學家必須視異文化為文本，藉由田野調查等長時間的研究方式，解讀並細膩地詮釋當地文化。
雖然象徵人類學家對文化的概念主張各有不同，一般而言其主張觀點類似於結構人類學，而與文化唯物論的看法相對，同時也反對結構功能論等人類學家對於親屬等結構性研究的觀點與主張。在後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中，象徵人類學的文化概念往往成為其質疑與批判的對象。
如同其他人類學派，象徵人類學的理論基礎建立在其文化理論的討論之上。雖然象徵人類學強調象徵在文化裡的角色，以及個人與文化之間的相互關係，然而由於對文化與個人的角色解釋不同，其文化理論可大略分成克利弗德·紀爾茲與維特·特納兩種理論取向。
發展人類學 （Development anthropology）是將人類學觀點應用於這個跨學科的發展研究分支。發展人類學將國際發展與國際援助視為主要研究課題。在這個人類學分支學科，發展這個術語係指由不同行動者自發產生的社會行動，這些行動者包括機構、企業、組織、國家與獨立志工，他們試圖改善在世界某些特定地方的經濟、技術、政治或（與）社會生活，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
對發展人類學而言，發展既不是一個目標、一個理想，也不是一場失敗。發展是一個研究課題（某位讀者註：許多發展人類學家可能會反駁這個說法，而清楚表示他們一面提出批評，一面對發展提出貢獻；然而有一些理論家清楚劃分了「人類學的發展研究」'anthropology of development' (其中發展是研究課題) 與「發展人類學」'development anthropology' (做為一種應用實踐)，這種區分逐漸被視為是陳腐的想法(參閱 Escobar, 1997, in Edelman and Haugerud, 2005:40)）。在這個領域的研究中，人類學家可以描述、分析與理解在某個特定地方所採取與發生的各種發展行動。所要檢視的是這些行動對於地方人群、自然環境、社會生活與經濟生活的影響。
大多數的發展人類學家嚴厲批判從1960年代以來的發展工作。他們指責不同的機構，只考慮當地人群生活的一小部份，而未分析更大的後果。再者，在人類學之中，國際發展往往被視為殖民主義時代或後殖民主義的延伸。某些學者，例如艾斯科巴（Arturo Escobar）甚至將國際發展視為西方用來維持對前殖民地資源控制的手段。事實上在1945到1960年間，前殖民地正在歷經解除殖民時代，而且發展計劃有助於維持第三世界對於舊有宗主國的依賴。這個觀點受到依賴理論大力支持。大抵上，發展計劃被視為一種現代化與根絕原住民文化的工作。許多人類學家也指出，有一些發展工作往往試圖進行不具政治色彩的變革，這是藉由將焦點放在工具性的協助（像是興建學校），而不是放在導致這項發展失敗的各種客觀條件，也不是放在這個學校可能教導（或不教導）的內容。就這個意義而言，將各國推動的國際發展工作認定為幫手的這個說法，只指出了症狀，卻沒有指出原因。
在另一方面，某些人類學家直接對發展計劃這個領域提出貢獻。他們將自己對於發展的觀點投入實際運用當中。這個方法有別於在某些領域的經濟學家。經濟學家檢視總體的數據，例如國民生產毛額與國民平均所得，以及一個社會中所得分配與平等狀態的數據。人類學可提供一個更細膩的關於這些數據背後的質性資料分析，例如涉及發展計劃的這些社會群體的性質，以及所得分配狀態的社會意義。因此，發展人類學家往往處理的是，評估某些重要的發展質性面向，這時常被經濟研究取向所忽略。
生態人類學(Ecological anthropology)是人類學的一個次領域，探討在各個時間空間之中，人與自然環境(文化與自然)的關係。它探究一個人群塑造其環境的方式，以及這些關係在往後構成這個人群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的方式。生態人類學將一種體系研究取向，運用於對文化和環境之間相互關係的研究。當代生態人類學的核心在「對於從個人與環境共生的概念出發，所進行的瞭解。」，以及自然與文化之間的相互關係。
在1960年代，生態人類學首次出現，這是對文化生態學的回應，文化生態學是人類學的一個分支，以朱利安史都華(Julian Steward)為首。史都華側重於探討各種不同的生計模式，做為能量轉移的方法，然後分析它們如何決定文化的其他面向，文化成為分析單位。第一批生態人類學家探討做為一個生態群體的人類，應該是分析單位，而且文化成為這個群體改變與適應環境的手段。生態人類學的特色在於系統理論、功能論主義與負面反饋分析。
從一開始，諸多學者批評這個學科過度注重靜態平衡而忽略變遷，這在於它使用循環論證而且將系統過度簡化。 現在的一項評論是，生態人類學的最初版本是依靠文化相對主義為其準則 。但當今世界上，只有極少數文化的隔離程度，足以達到生活在一個真正的文化相對狀態。相反地，文化正在受到媒體、政府、非政府組織、商業等等的影響與改變。回應這種狀況，這個學科正朝著應用生態人類學，政治生態學與環境人類學等方向轉變。
拉巴布(Roy Rappaport)是這個人類學分支領域居於領導地位的人物之一。他出版許多傑出作品，探討文化和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生態人類學在其中逐漸成長，特別是關於儀式在文化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過程關係。他大部分的田野調查(即使並非全部)是在馬林人(Maring)的人群中完成，他們居住在巴布亞紐幾內亞高地區域。
媒體人類學 (Anthropology of media，亦稱大眾媒體人類學anthropology of mass media)是社會人類學或文化人類學的一門研究領域，強調民族誌做為一種理解大眾媒體的生產者、閱聽者及其他文化社會面向的研究方法。
使用質性研究法，特別是民族誌，使得媒體人類學有別於其他研究大眾媒體的學科。在媒體研究中，媒體民族誌已逐漸引起學者的研究興趣。然而這些研究往往並未依循人類學的民族誌研究法，像是參與觀察及長期田野工作。這些差異意味著對於媒體感興趣的人類學家，將他們自己視為一個人類學分支，有別於在媒體研究與文化研究中的民族誌研究取向。
政治人類學關注政治體系的結構，從社會結構的基礎來檢視。是文化人類學和政治學的分支學科。政治人類學試圖建立一套帶有普遍性的政治行為的學科，尋求人類的各種政治行為在各種制度和歷史、地理環境下的共同性。知名的政治人類學家包括了艾德華·伊凡普理查、Pierre Clastres、Meyer Fortes、 Georges Balandier、Fredrik Bailey、Jeremy Boissevain、Marc Abélès、Jocelyne Streiff-Fenart、Ted C. Lewellen、Robert L. Carneiro、John Borneman 與 Joan Vincent。
政治人類學直到1940與1950年代，才發展成為一個公認的、明確界定的人類學分支，當時它成為英國功能論學派的主要焦點之一，這大多來自阿弗列·芮克里夫-布朗的思想啟發，並公開反對演化論和歷史特殊論。這個研究取向是實證論，主要的研究工作在非洲殖民地進行。英國結構功能論隨著《非洲的政治體系》(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一書的出版而制度化，該書由佛蒂斯和艾德華·伊凡普理查所編輯（Fortes and Evans Pritchard 1940）。類似程度的政治人類學制度化過程，在戰後的美國從未發生，部分原因是由於帕森斯學派對於科學的觀點，將人類學歸類到文化和象徵領域。
極力強調社會均衡，這顯然就是艾德華•伊凡普理查的做法，很快就受到質疑，其後的一系列作品更側重於衝突和變遷（Leach 1954）。這些作品試圖呈現個人如何在政治結構之內採取行動，而且變遷因內部和外部的壓力而發生。矛盾和衝突佔了上風。一套特殊風格的衝突導向的政治人類學，在所謂的「曼徹斯特學派」發生，肇始於葛拉克曼。葛拉克曼側重於社會過程，以及對結構與系統的分析，這是基於它們的相對穩定性。他認為，透過建立和重新建立社會行動者之間的交錯連結關係，衝突保持了穩定的政治系統。葛拉克曼甚至提出，若要維持社會的存在，某種程度的衝突是有其必要的，衝突是社會和政治秩序的構成條件。
從 1960年代開始，學者發展了「過程取向」，強調施為者(agent)的角色（Bailey 1969; Barth 1969）。這是個有意義的發展，人類學家開始研究崩解中的殖民體系。對於衝突和社會再生產的焦點是由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取向所採借，這從1960年代開始主導了法國的政治人類學。皮耶·布迪厄對卡拜爾人的研究作品（Bourdieu 1977）受到來自這個發展所啟發，而且他的早期作品是法國後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與過程取向的結合。
雖然在整整一個世紀（大約從1860年至1960年）的政治人類學，發展成為一門主要討論無國家社會的政治的學科，但是從1960年代開始有了一個新發展，而且至今依然持續下去：人類學家開始研究更多的「複雜」社會場景，其中包括國家、科層體制和市場，這都納入了民族誌敘述以及對當地現象的分析。這不是一個突然發展或任何突然「發現」的脈絡所造成的結果。從 1950年代，在拉丁美洲和亞洲研究鄉民社會的人類學家，已開始將地方場景（村落）放在它的較大脈絡中討論，如瑞爾德區分「小傳統」與「大傳統」 (Redfield 1941)。1970年代還見證了歐洲成為人類學研究的其中一個類別。Boissevain 的文章，「邁向歐洲人類學」（Boissevain and Friedl 1975）也許是第一次嘗試對歐洲的各種文化形式進行比較研究；這個人類學不僅是在歐洲進行研究，更是歐洲的人類學。
這個朝複雜社會的研究轉向，使得人類學本身變得更朝向政治研究。首先，不再可能在某些國家進行田野調查，例如西班牙、希臘、義大利、墨西哥、阿爾及利亞和印度，而不考慮當地社會的所有面向以何種方式連結到國家和市場。誠然，早期的歐洲民族誌，有時只做到了：在歐洲南部的鄉村從事田野調查，好像他們是孤立的單位或「孤島」。然而，從1970年代這種傾向受到公開批評，而且 Boissevain (Boissevain and Friedl 1975) 說得最清楚：人類學家已經「將歐洲部落化」，而且如果他們撰寫相關的民族誌，他們再也不能這樣做。相反的是，經常聽取在政治和社會科學同事的意見，在最近半個世紀人類學家一直非常小心地將他們的民族誌研究焦點連結到更廣大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這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放棄將民族誌焦點放在屬於當地的現象，注重細節。
這個朝著複雜社會的轉向，以一種更直接方式，也標示著各種政治主題逐漸成為主要的研究重點，而且在兩個主要的層次。首先，人類學家持續研究處在國家管控範圍之外的政治組織和政治現象（如恩寵關係或部落政治組織）。二是，人類學家慢慢開始將這個學科發展為關注國家及其制度（以及當然也關注在正式和非正式政治制度之間的關係）。以國家為研究主題的人類學發展出來，這是目前發展最繁盛的領域。葛茲對於巴里島國家的比較研究是個早期的著名例子。目前有相當豐富的人類學國家研究（例如，Abeles 1990).。
從 1980年代以來，發展出對於族群和民族主義的強力關注。「身份（認同）」和「身分（認同）政治」很快成為這個學科的定義主題，部分取代了先前對於親屬關係和社會組織的研究焦點。這當然使人類學更明顯偏向政治。民族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國家所製造的文化，而且從這個角度加以研究。族群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依據文化差異而產生的政治組織（Barth 1969）。
對於文化/政治認同建構過程的研究興趣，也超越了民族國家的層面。現在，有一些民族誌是在國際組織（如歐盟）之中研究，將「組織職員」視為一個文化群體，具有特定的行為、服裝、互動守則等(Abélès, 1992; Wright, 1994; Bellier, 1995; Zabusky, 1995; MacDonald, 1996; Rhodes, 『t Hart, and Noordegraaf, 2007)。如今，有越來越多的人類學田野調查是在科層制機構或公司內進行。而且科層體制其實只能置身其中才得以研究 ----它絕對不是我們或職員可能想像的理性制度，正如韋伯自己確實在很早以前就指出的(Herzfeld 1992).
對於政治體制的關注，也促成將焦點放在體制推動的政治機構。現在有政治決策人類學（anthropology of policy making）(Shore and Wright 1997)。這個重點是在發展中最明顯的人類學或人類學的發展，這在過去幾十年來已建立學科為一體的最大的分支。政治行動者，例如國家、政府機構、非政府組織、國際組織或商業機構，變成主要的分析對象。在他們的民族誌研究工作，人類學家將批判的眼光投在體制化的發展機構在遭遇「地方文化」時所做的論述和實踐（例如 Ferguson 1994年）。發展人類學系連結到全球政治經濟學和經濟人類學，因為它涉及觀念性的資源和實際資源的管理和再分配（例如見Hart 1982）。在這方面，埃斯科巴（Escobar 1995）認為，國際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協助了重現前殖民權力結構。
許多其他主題在過去二十年來已逐漸開展，合在一起，正在使得人類學越來越政治：後殖民主義、後共產主義、性別、多元文化、移民等主題，也不要忘了全球化這個總稱。因此，若是說即使人類學一向都會有限度地討論政治，但是這在今天更為明顯。
地球上目前擁有65億人口，這也是地球上人類最擁擠的時候，許多科學家都在談論“人類時代”給地球帶來的破壞，譬如人類排放的二氧化碳造成全球變暖，人類釋放的化學物污染海洋和河流，人類的亂砍濫伐造成森林面積急劇減少。
那麼，假如人類在一夜之間突然從地球上全部消失，那麼地球將會變成什麼樣子？美國亞利桑那州大科學家艾倫·威斯曼博士在其新書《沒有我們的世界》中，對沒有人類的地球將會怎樣戲劇性變化進行了大膽的科學狂想。
美國亞利桑那州大學科學家艾倫·威斯曼博士沒有在書中闡述人類為何突然消失的原因，因為他的新書話題並非關於“世界末日”，而純粹是對於“沒有人類的地球”的科學狂想。
首先在一周之內，全世界441個核反應堆將發生災難，核反應堆冷卻系統的柴油發動機由於失去燃料供應，將會全部罷工，核反應堆將一個接一個由於過熱而燃燒、熔化甚至爆炸，地球上將同時發生數百起切爾諾貝利式的核泄漏災難。大量放射性物質將會被釋放到空氣、河流和海洋中。
核泄漏對於動物和植物的最終影響尚不清楚，不過讓許多人驚訝的是，切爾諾貝利核災難地點的植物和動物卻已經興旺了起來，生態學者詹姆斯·拉夫洛克稱，野生動植物並不關心核輻射問題。
新書預言，當人類從地球上消失後，地球上的生態環境將大大“鬆口氣”，海洋、河流、空氣和小溪都將很快重新變乾淨，在很短時間內，大自然將會重新獲得對地球的控制權。當人類消失後，一些依賴人類生存的動物將會遭受苦難，譬如老鼠、蟑螂、八哥、母牛、綿羊和其他農場動物。寄居人類身上的頭蝨將會在一年之內滅絕， 艾滋病毒也將從地球上絕跡。
不過在非洲草原上，獅子和金錢豹的數量將會爆炸式狂增，它們會進行掠食盛宴，瘋狂捕食非洲草原上數百萬隻牛羊，而不用再擔心獵人們的長矛和獵槍。人類消失後，大多數野生動植物都會倖存下來，到2100年，50萬隻倖存的非洲大象將會繁衍到1000萬隻左右。非洲草原和森林中將充滿了野生動物。
而世界各地的城市鄉村都將雜草叢生，牛毛草、羽扇豆、亂草和野芥菜都將快速生長，在兩個世紀後，英國將重新覆滿森林和灌木叢，一些外來動物，包括狼、野熊和非洲動物，也許將穿過英吉利海峽隧道，移民到英國陸地上。
倫敦和紐約等靠近海邊的大城市，將會首先開始腐蝕坍塌，由於抽水泵停止工作，這些城市的地鐵、隧道和下水道中，將在幾天之內被水淹沒。野草將會吞沒每一條公路，15年內，英國的高級公路將會像上世紀60年代的非洲公路一樣原始。
許多城市的建築都將在20年內坍塌，墻壁會出現裂縫，屋頂瓦片會脫落，墻和屋頂間的接縫會越來越大。大多數英國住宅都將在2040年左右成為廢墟。而美國的城市由於遭遇更嚴酷的氣候，將會坍塌得更快。那些用劣質材料建成的房屋將會先倒塌，設計良好的現代鋼結構住宅，將可能倖存幾個世紀，而英吉利海峽隧道倖存的時間還會更長。
當人類建築紛紛坍塌的時候，人類的其他發明將會是什麼下場？據威斯曼博士稱，鐵和鋼將是壽命最短暫的物質之一，儘管它們非常強硬，但卻很難抵抗腐蝕。新書預言，在一個世紀或兩個世紀內，人類發明的汽車將全部生鏽毀壞，在1000年內，代表人類文明的鋼結構建築物將會崩潰。不過科學家預言稱，來自古代世界的青銅雕塑，以及更多的現代青銅雕塑，也許將會倖存數百萬年的時間。到公元1000萬年，地球上將仍會散落著數百個半氧化的青銅藝術品——包括雕刻、雕塑和精巧的青銅器具，而銅和合金硬幣可能也會倖存相當長的時間。
事實上，在人類的所有發明中，塑料袋也許是最拒絕被大自然力量毀滅的人類遺產之一。當人類從地球上消失後，數十億隻塑膠袋將會像風滾草一樣在地球上飄蕩，即使過去一萬年，大多數塑料袋仍然不會消失。
大多數人認為紙會自動分解，但事實上，如果缺少空氣和水，紙張也可以倖存成千上萬年，這也正是人類可以閱讀具有3000年曆史的埃及卷軸的原因。人類的書籍如果被掩埋在沙土層中，可能過1萬年後仍然可以被閱讀。
10萬年後，金字塔和巨石陣可能仍會存在，一些核反應堆外面的碩大混凝土掩蓋物也可能仍未消失，一些塑料袋也許仍在地球上飄蕩。
到那時，另一種生物也許將快速進化，接管被人類遺棄的地球。威斯曼博士認為，最可能的候選者是狒狒，儘管它們也許沒有黑猩猩聰明，但它們數量龐大，此外它們也更能適應環境。威斯曼博士相信，當人類從地球上消失後，狒狒將可能成為下一個主宰地球的靈長類生物。
威斯曼博士猜想，25萬年後，一只好奇聰明的狒狒可能會從地下挖出一個車輪、一隻塑料袋或一張計算機碟片。威斯曼博士說：“由於發現人類現成的工具，它們的智能水平也許會突然進化，發展到一個更高的水平。”
不管什麼動物將繼人類之後主宰地球，它們的命運仍將和地球一樣“命中註定”要毀滅。目前太陽正處於中年期，在幾億年後，它會變得更熱更亮，到公元10億年，太陽的熱量將會毀滅地球上的幾乎所有生物。到那時，也許只有一些昆蟲和植物能夠倖存下來。當海洋也被蒸發光後，地球的進化史將寫完最後的一章，因為連植物也開始枯萎蒸發了。又過幾億年後，地球將徹底淪為一個擁有超熱蒸汽大氣層、被沙漠覆蓋、沒有生命的地獄般星球。
如果那時有 外星人來訪，他們將很難從地球上發現人類或其他靈長類動物生活過的痕跡。
不過，外星人卻可以從月球上尋找到人類的痕跡，月球上目前擁有數噸金屬器械，3輛電子月球車、6面美國國旗和數千個宇航員腳印。由於月球上沒有雨和空氣，所以這些人類的遺跡將和 火星、金星表面的人造金屬垃圾一樣，也許可以倖存到太陽系的末日。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