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秦是中國第一個大一統的朝代，為達到鞏固統一的目的，秦採取了許多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統一思想。
揮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秦掃平六國以後，法家代表人物丞相李斯提出了極端嚴厲的建議﹕“史官(書)非秦記者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之、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處以死刑示衆)，以古非今者族(滿門抄斬)，吏見之不舉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史記‧秦始皇本紀》)
李斯的建議，目的非常清晰，也就是希望只有一個天下、一個政府、一個歷史、一個思想。醫藥之類實用方技之書之所以免於焚燒，是由於它們與“意識形態”無關。
然而，正是秦朝的殘暴促使它迅速垮台，漢朝繼之而興，大量的古代文獻和百家著作又重見天日。漢朝統治者雖然不贊成前朝的極端措施，可是他們也感到，如果要維持政治上的統一，一定要統一帝國內的思想，於是又有了另一次統一思想的嘗試，沿著與秦朝不同的路線進行。
漢武帝時，董仲舒進言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 “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漢書‧董仲舒傳》)
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把儒學定為國家官方學說，六經在其中佔統治地位。儒家為了鞏固這個新獲得的地位，用相當時間從其他對立的各家中擇取許多思想，從而使儒學變得與先秦儒學很不同，其中又以和陰陽家的結合最多。
董仲舒採陰陽家五行之說，以木、火、金、水各主四季的一季，四方的一方。木主管東方和春季，火主管南方和夏季，金主管西方和秋季，水主管北方和冬季，土主管中央並且扶助木、火、金、水，四時變換則用陰陽運行來解釋。
另外，他又採用了陰陽家的思想，認為天與人之間存在密切聯繫：由於人是天的一部分，所以人的行為的根據，一定要在天的行為中尋找。從這個前提出發，他把主要來源於陰陽家的形上學與主要是儒家的政治、社會哲學結合起來，把人性、倫理、政治、歷史等全部歸結於天人一體。
從秦帝的“坑儒”與漢帝的“尊儒”中，我們看見了甚麼？
其一，看見了目的的相同與手段的不同。兩者無疑都希望只有一個天下、一個政府、一個歷史、一個思想；在這裡，我不談這個目的正確與否，只說為達到這個目的的兩種不同手段。
秦帝採取的是純高壓的手段，在未有深思熟慮之下使用一刀切的辦法，摒棄、禁絕百家思想，做成偏聽則暗的一家之言，其他百家當然難以信服；而且採取禁止的辦法，則人們並不是甘願放棄百家，而是被迫如此，即是治標而未能治本，所達到的只是禁止思想，而其終極目的──統一思想，始終未能實現。
在此漢帝比他高明得多，一方面高姿態的把儒學定為官方學說， “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這樣，你可以不去遵循儒家，然而只要想仕官、求富貴的，莫不以儒學思想為自身所求，使得“摒棄百家思想”的方針由直接衝擊變為間接要求，由被迫捨棄百家變為你自己主動去追求儒學，追求漢政權所訂立、所認可的唯一思想。另一方面，儒家又吸納百家之能為己用者，正是所謂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陰陽家說“陰陽相生”、道家說“上善若水”、儒家說“中庸之道”，這就是為甚麼漢景削藩失敗，而漢武推恩成功。蒙古殘暴，未過百載而亡；滿清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陰慘案，又有強迫薙髮，卻垂史三百年。凡此種種，也和秦帝的“坑儒”與漢帝的“尊儒”大有共通之處。
孟子說過，天下要安定，只有“定於一”，誰能統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但是數百年後，秦統一了中國。秦在耕、戰兩方面，也就是經濟上、軍事上超過其他國家，秦國是出了名的“虎狼之國” ，它靠武力、靠法家殘忍的意識形態，勝利地征服了一切敵國；如此觀之，孟子似乎錯了。然而，秦朝於公元前221年建立之後，只存在了大約十五年。 始皇帝死後不久，就發生一系列的造反，反抗暴秦統治，帝國由此崩潰了；如此觀之，孟子又似乎沒錯。
我要說的第二點，正是“時勢的需要”。比方說，一瓶水對於現在身處城市的我來說，最多不過值幾塊錢，然而對於一個身處沙漠將要因渴而死之人，又可值幾多呢？這是水在不同時勢下的變值。同樣地，亂世需要重典，所以法家思想能在戰國大行其道；及至天下已經一統，這種極端嚴厲的思想已不再是時代所需，從秦帝的選擇中，已經暗埋失敗的伏筆。
歷史的長河是教訓與經驗，理哲的思考使人看得更清。以史為鏡，聯繫我們的生活與思維，化前人智慧為己用，將獲益非淺、更上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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