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總統為美國《國家利益》雜誌撰文：《偉大勝利75年：對歷史和未來的共同責任》***
二戰勝利75週年 2020年06月21日14:55
距離二戰結束已有75年過去了。幾代人在這些年間成長起來。全球政治版圖亦發生了變化：曾經取得戰勝納粹的輝煌偉大勝利並拯救全世界的蘇聯，已經不復存在。對於參戰國而言，二戰的各種事件本身——也已成為遙遠的過去。但俄羅斯為何要把5月9日當作最主要的節日來慶祝，而在6月22日這天，俄羅斯人則喉頭哽住，就像生活停止了一樣？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專為美國《國家利益》雜誌（The National Interest）撰寫的文章就是這樣開頭的。
人們常說：戰爭在每個家庭的歷史上都留下了深重的痕跡。隱藏在這些話語後面的是——千百萬人的命運、他們的苦難與喪親之痛。驕傲、正義與記憶。
對我的雙親來說，戰爭——是被封鎖的列寧格勒的可怕苦痛，當時我兩歲的弟弟維嘉死去，媽媽卻奇蹟般活了下來。父親有留下證，他卻志願保衛故鄉城市。他在“涅瓦皮亞塔喬克”進攻基地戰鬥，受重傷。這些年代逝去得越久，與父母交談、更詳細了解他們生命中的戰爭時期的必要性就越大。但已經無法再詢問什麼，因此我在心中虔誠地珍藏著與雙親關於這個話題的談話。
對我和我的同齡人來說，重要的是使我們的子女、孫子女、重孫子女明白，他們的先輩們到底經歷過何種考驗和痛苦。他們怎樣、又為何能夠經受得住且獲得勝利？他們令整個世界為之震驚的、為之嘆服的、真正如鋼鐵般的心勁兒究竟是從哪裡來的？是的，他們是在保衛家園、孩子、親屬和家人。但把所有人連結起來的是對祖國的熱愛。這種深沉的個體的感覺淋漓盡致地反映在我們民族的實質本身中，成為我們民族英勇忘我抗擊納粹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我經常自問一個問題：當前的一代人在危機情況下將怎麼表現，怎麼行動？年輕的醫生、護士，有時還是昨日的大學生就在我的眼前趕赴“紅色地帶”救人。我們的軍人在北高加索與國際恐怖主義作鬥爭時、在敘利亞死守時，——尚且還是年輕的孩子！但他們所有人都展現出，他們配得上在二戰期間曾經保衛我們祖國的戰士們所建立的功勳。
自我犧牲精神、愛國主義、對故土家園的熱愛、對家人的熱愛、對祖國的熱愛——這些價值觀直到今天依然是俄羅斯社會的基礎與核心價值觀。根據最嚴格的要求，我國的主權在很大程度上就靠這些價值觀的支撐。
現在我們出現了一些諸如“不朽軍團”等誕生於民間的新傳統。這是我們感恩記憶的遊行，是代際鮮活聯繫的遊行。千百萬人高舉粉碎納粹的家屬肖像參加遊行。
我不止一次與世界各國領袖討論過這種想法，得到了他們的理解。去年年底，在獨聯體成員國峰會上，我們所有人在一件事情上意見統一：重要的是向後代們傳遞首先是蘇聯人民、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代表們戰勝納粹的記憶。當時我與同僚們還談到了艱難的戰前時期。
這次談話在歐洲和全世界引起了極大反響。一些政治家們按照習慣急於聲明，俄羅斯試圖篡改歷史。但在此情況下，他們卻無法拿出共同的事實來反駁、無法舉出一個論據來反駁。自然，對正本文件提出爭議是困難的，而且是不可能的。順便說一下，正本文件不僅保存在俄羅斯檔案中，也保存在外國檔案中。
因此有必要繼續分析導致世界大戰的各種原因，思考世界大戰的艱難事件、悲劇、勝利，以及教訓。在這裡，只依據檔案材料和同時代人的證據，排除任何意識形態和政治化的推測，具有原則性的重要意義。
我再次提醒一個明顯的事情：二戰的深層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於一戰後所作的各種決議。《凡爾賽和約》（Treaty of Versailles）成為德國遭受深重不公的標誌。實際上這裡指的是削弱德國，德國必須耗盡本國經濟，向協約國支付巨額賠款。一戰協約國軍隊總司令、法國元帥斐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有先見之明地描述凡爾賽：“這不是和平，這是為期20年的和解”。
正是民族屈辱孕育了德國極端主義情緒和復仇主義情緒滋長的環境。納粹有能力玩弄人們這些感情、建立自己的宣傳、承諾使德國避免“凡爾賽的後果”、恢復昔日榮光，而實際上，卻是把德國人民推向了一場新戰爭。離奇的是，西方國家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這一切的發生，首先是英國和美國。西方國家的金融界和工業界相當積極地向生產軍用產品的德國輕工業廠和重工業廠投資。而在貴族和政治建制派中，有不少極端、極右翼和民族主義運動的支持者，他們在德國和歐洲積蓄力量。
凡爾賽的“世界體系”引發了大量隱藏的矛盾和明顯的衝突。其基礎是——一戰戰勝國隨意指定歐洲新成立國家的邊界。幾乎就是在這些國家在地圖上出現後不久，領土爭端和互相索賠就開始了。
一戰最重要的結果之一是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國聯）的建立。各國都曾對國聯維持長久和平寄予厚望。
但由戰勝國英國、法國主導的國聯效率低下。在國聯內部，甚至整體而言在歐洲大陸，一直忽視蘇聯關於建立集體安全平等體系的多次呼籲，其中包括簽訂能夠制止侵略的東歐和太平洋公約。
國聯無法預防世界不同部分的衝突，比如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西班牙內戰、日本全面侵華、1938年德國強迫合併奧地利的行動。而在除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外英法兩國領導人也參加的《慕尼黑協定》（Munich Agreement）的情況下，國聯理事會完全贊同瓜分捷克斯洛伐克。有鑑於此，我注意到，與許多時任歐洲領導人不同的是，蘇聯領導人斯大林沒有因與希特勒舉行私人會晤而使名聲受到玷污，而希特勒當時在西方圈子中被公認為是一個完全可敬的政治家，是歐洲各國首都的座上賓。
波蘭與德國共同行動，瓜分了捷克斯洛伐克。他們此前就就一起決定了，誰將侵吞捷克斯洛伐克的哪片領土。波蘭清楚，沒有希特勒的支持，它的侵略計劃注定失敗。
瓜分捷克斯洛伐克是殘忍的、厚顏無恥的。《慕尼黑協定》甚至摧毀了歐洲大陸上那些僅存的形式上的脆弱保障，這表明，相互協議一文不值。《慕尼黑協定》正是那個扳機，之後歐洲大戰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今天的歐洲政治家們，首先是波蘭領導人，意欲“故意不提”慕尼黑。為什麼？不僅是因為他們的國家曾經支持《慕尼黑協定》、背叛了自己的責任，一些國家甚至參與了分贓，還因為一旦回憶起在1938年那些緊張的日子裡只有蘇聯維護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就有點令人難為情。
蘇聯從自己的國際責任出發，其中包括《甦法互助條約》和《蘇捷互助條約》在內，試圖預防悲劇的發生。而波蘭則追求本國利益，竭力阻撓歐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建立。
英國，以及當時身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主要盟友的法國都傾向於宰割這個東歐國家。不僅僅是拋棄，而是把納粹的意圖引向東方，從而使德國和蘇聯不可避免地相遇，爾後互相削弱。
西方的“綏靖政策”(policy of appeasement)正在於此。不僅對第三帝國是這樣，對法西斯意大利和軍國主義日本也是這樣。1939年夏天的英日《有田-克萊琪協議》（Craigie-Arita Formula）是“綏靖政策”在遠東的最高潮，該協議授予東京在中國行動自由。歐洲列強不想承認德國及其盟國對全世界有何致命危險，期待戰爭繞過他們國家。
《慕尼黑協定》向蘇聯表明，西方國家在解決安全問題時不會考慮蘇聯的利益，而且一有機會就可能結成反蘇陣線。
與此同時，蘇聯竭盡全力努力利用任何機會組建反希特勒聯盟，我重複一下，哪怕是西方國家採取了兩面派立場。這樣，蘇聯領導層從偵察機構那裡獲得了1939年夏天英德幕後接觸的具體情報。我注意到：英德幕後接觸進行得相當緊張，而且幾乎是在與法英蘇代表三方談判的同時進行的，相反，西方夥伴們有意識地拖延法英蘇代表三方談判。有鑑於此，我舉出英國檔案文件為例來說明問題——這是曾經於1939年8月到訪莫斯科的英國軍事代表團的指示。其中直接說，代表團應該“非常緩慢地開展談判”；“英國政府不准備承擔在某些情況下可能限制我們行動自由的詳細寫明的責任”。我還注意到：與英國人和法國人不同，率領蘇聯代表團的紅軍最高領導，擁有“就組織英、法、蘇軍事防禦抗擊歐洲侵略的問題簽訂軍事公約”的所有必要全權。
波蘭在談判失敗中起了自己的作用，因為波蘭不想對蘇聯方面承擔任何責任。哪怕是在西方盟國的壓力下，波蘭領導層都拒絕在抗擊法西斯德國的軍隊時與蘇聯紅軍共同行動。
蘇聯與德國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幾乎是歐洲國家中最後一個這麼做的。而且是在遭遇兩個前線作戰的現實危險的背景下——在西方與德國作戰，在東方與日本作戰。當時在蒙古哈勒欣河上已經在進行緊張戰鬥。
斯大林及其同僚應該受到許多公正的指責。我們記得體制對本國人民的罪行，記得大規模迫害的恐懼。蘇聯領導層看到，各方試圖把蘇聯剩下來，與德國及其盟國一對一對決，因此在意識到這種現實危險後立刻行動，以便贏得鞏固本國國防的寶貴時機。
由於當時所簽訂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Molotov–Ribbentrop Pact，又稱蘇德條約、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或希特勒—斯大林條約），現在針對當代俄羅斯有許多議論和要求。是的，俄羅斯是蘇聯的繼承國。但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蘇聯對所謂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給予了法律和道德評價。在1989年12月24日的最高蘇維埃決議中，正式譴責秘密外交議定書是一點都不能反映“對這項陰謀不負責任的蘇聯人民的意志”的“私人權力文書”。
與此同時，其它國家傾向於不回憶帶有納粹分子和西方政治家簽名的多個協定書。更不用提對這種合作進行法律或政治評價了，其中包括與納粹分子野蠻計劃達成沉默妥協，直至直接表揚他們的一些歐洲活動家。
我們還不知道，一些國家是否與納粹分子存在任何“秘密議定書”及協議書附件。有關英德秘密談判的資料至今沒有解密。因此我們呼籲各國開始公開檔案、公佈以前未知的有關戰前和戰時的文件，像俄羅斯最近這些年在做的那樣。在此背景下我們願開展廣泛合作，開展有史學家參與的聯合研究項目。我可以負責地說，沒有可證實蘇聯曾想對德國發動預防性戰爭這種猜測的檔案資料。
但讓我們回到二戰爆發前發生的事件上。如果相信希特勒在搞定捷克斯洛伐克後不會再次提出領土要求，那就太幼稚了。這次他是對自己不久前在瓜分捷克斯洛伐克時的同謀——波蘭提出了領土要求。順便說一下，這裡的藉口同樣是《凡爾賽和約》的遺產——所謂波蘭但澤走廊（Danzig Corridor）的命運。接下去發生的波蘭悲劇——完全就是時任波蘭領導層的責任，他們妨礙結成英法蘇軍事聯盟，對西方夥伴國的援助寄於極大的厚望。
儘管波蘭軍隊進行了激烈的英勇抵抗，但在戰爭爆發一周後的1939年9月8日，德國軍隊已經抵達通往華沙的要衝。波蘭軍事政治高層人物在9月17日前逃到了羅馬尼亞境內。
西方盟國辜負了波蘭的希望。在德國宣戰後，法國軍隊向德國境內腹地推進了區區幾十公里。所有這一切看上去只像是展示積極行動。更何況，英法最高軍事委員會首次於1939年9月12日在法國阿布維爾（Abbeville）聚首，通過了由於波蘭事態快速發展而完全終止進攻的決議。事實俱在——英法方面直接背叛對波蘭的責任。
我曾經請求從檔案中翻閱與蘇德兩國在1939年8月和9月緊張日子的接觸有關的全部材料庫。文件表明，1939年8月23日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秘密議定書第2條規定，在隸屬波蘭國家的地區發生領土和政治變革的情況下，兩國的利益範圍邊界應該“大致沿著納雷夫河（Narew）、維斯瓦河（Vistula）和薩納河（Sana）的河岸線劃分”。換句話說，進入蘇聯勢力範圍的不僅有主要是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居住的領土，也包括位於布格河（Narew）與維斯拉河（Vistula）河間地帶的歷史上屬於波蘭的土地。
在1939年9月初進攻波蘭後，柏林立刻堅決多次呼籲莫斯科加入軍事行動。蘇聯領導層忽視類似呼籲，希望推遲軍事行動。
只有在很明白，英法兩國不會爭取幫助自己的盟國，而法西斯德國的軍隊則能夠快速佔領整個波蘭，並幾乎到達通往明斯克的要衝後，才決定讓紅軍在9月17日早晨往白俄羅斯、烏克蘭和立陶宛當前領土部分進行軍事集結。
沒有剩下其它方案。否則對蘇聯的風險將上升多倍，因為蘇波老邊界距離明斯克只有幾十公里遠。
正是因為蘇聯直到最後都在爭取避免捲入正在燃燒起來的衝突，不想站在德國一邊，才導致蘇德軍隊的實際交火發生得比《蘇德友好和邊界條約秘密附加議定書》中規定的要靠東的多。
1939年9月，蘇聯領導層有機會把蘇聯西部邊界進一步向西推移，直到華沙，但最後決定不這麼做。
德國人建議把新的邊界現狀固定下來。1939年9月28日，里賓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簽訂《蘇德友好和邊界條約》以及改變國界的秘密議定書。此舉承認分界線，兩國軍隊事實上就駐紮在那裡。
1939年秋天，在解決具有軍事戰略意義的國防任務時，蘇聯開始了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合併的過程。這三個國家加入蘇聯是在條約的基礎上，在當選政府的同意下實現的。這符合當時的國際法和國家法準則。
局外人所看不到的外交和軍事政治鬥爭、諜報工作在這幾個月內沒有停止。莫斯科清楚，沒有任何理由把那些年的正式禮賓照會看作是蘇德“友誼”的證據。蘇聯不僅與德國，也與其它國家開展積極的貿易和技術接觸。在此情況下，希特勒一次次地試圖把蘇聯拖入到與英國的對抗中，但蘇聯領導層沒有聽從這些勸告。
1940年11月，希特勒在莫洛托夫訪問柏林時，最後一次試圖勸說蘇聯加入聯合行動。但莫洛托夫精準地完成了斯大林的指示，就德國人有意讓蘇聯加入德國、意大利和日本於1940年9月簽署的針對英國和美國的《三國公約》的想法，僅局限於一般性的交談。11月25日，蘇聯政府正式向柏林提出對納粹來說無法接受的條件，其中包括從芬蘭撤出德國軍隊、蘇聯和保加利亞等一系列國家互助條約。通過這些方式，有意識地為自己排除了任何加入《公約》的可能性。這一立場，最終鞏固了納粹元首向蘇聯開戰的想法。12月，希特勒不顧自己戰略家們有關兩線開戰災難性危險的所有警告，批准了“巴巴羅薩計劃”。他這樣做時明白，蘇聯才是其在歐洲的主要對抗力量。
值得強調的是：西方國家實際上同意蘇聯的行動，承認蘇聯鞏固本國安全的想法。
應該指出的是，在英國外交官和蘇聯外交官各種會談過程中，已在探測改善蘇英關係的可能性。這些接觸，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未來反希特勒聯盟的基礎。在有遠見和有責任感的政治家中，溫斯頓·丘吉爾表現突出，儘管他對蘇聯非常反感，但更早主張與蘇聯合作。早在1939年5月，他在下議院宣布：“如果我們不能建立偉大的反侵略聯盟，我們將處在致命的危險中。如果我們否定與蘇俄的天然合作，那將是巨大的愚蠢。”
第二次世界大戰不是一朝一夕發生的，不是突然開始的，德國對波蘭的侵略也並不是突發的，戰前所有事件形成一個致命的鏈條。但毫無疑問，人類歷史最大悲劇的主要原因在於國家的利己主義、怯懦、對侵略者力量漸增的縱容以及政治精英不想尋找妥協。
因此，認為納粹外長里賓特洛普對莫斯科的兩天訪問是引起二戰的主要原因是不誠實的。所有主流國家，都某種程度上對二戰的爆發有過錯。每個犯下難以挽回錯誤的國家，都過於自信地認為可智勝其它國家，保障自己的單邊優勢，或置身度外於逐漸臨近的世界悲劇。
我寫這些，沒有絲毫想承擔法官角色的想法，指責或者辯解，更不想在歷史問題上激起新一輪國際信息對抗，進而使國家和人民之間發生碰撞。我認為，各國著名專家廣泛代表的學術科學，應致力於尋求對過去事件的斟酌評估。我們所有人都期待真相與客觀。我一直在呼籲、現在也在呼籲同行們，進行平靜、坦誠和信任的對話。這種方法，可使我們不再重蹈覆轍，保障今後很多年的長久和平與順利發展。
但我們的很多夥伴，暫時還不准備聯合工作。相反，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他們正增加對我國的信息攻擊數量和規模，想強迫辯解、體驗錯誤的感覺，通過完全虛偽的政治化宣言。比如，2019年9月19日，歐洲議會批准《為歐洲未來保留歷史記憶的重要性》宣言。直接指責蘇聯與納粹德國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很自然地，不含任何有關慕尼黑的內容。
我認為，此類文件帶有危險的現實威脅。要知道，它是由受人尊重的機構通過的。它顯示的是什麼呢？無論多麼令人傷感，它顯示的是破壞戰後世界秩序的有意識的政策。建立戰後世界秩序，曾是一些國家的榮譽和責任。但這些國家的代表們，現在卻為這份虛假宣言投了票。1945年勝利後建立起來的普世國際機構，以這種方式，向紐倫堡國際法庭的結論、向國際社會的努力舉起了手。鑑於此，我提醒一下，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建起了相應機構，其中包括歐洲議會，而一體化進程本身之所以成為可能，僅是藉助於吸取了過去的教訓以及清楚的法律和政治評價。那些質疑這種共識的人，正在摧毀整個戰後歐洲的基礎。”
除國際秩序基本原則遭受威脅外，還存在精神和道德上的問題。嘲弄和侮辱記憶是卑劣行徑。卑劣行徑有故意的、也有虛偽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5週年的聲明中，列出反希特勒聯盟除蘇聯之外的所有參與者，這種卑劣行徑完全是有意識的。當紀念打擊納粹主義戰士的紀念碑被拆掉、用欺騙性的口號打擊不受歡迎意識形態和所謂佔領來辯護可恥行徑時，這種卑劣行徑是怯懦的。當反對新納粹分子的人被殺害、被燒死時，這種卑劣行徑是血腥的。
忘卻歷史教訓，不可避免地將遭到慘重懲罰。我們將堅決捍衛基於歷史文件證明的真理，繼續誠實和不帶偏見地講述二戰事件。其中，俄羅斯有關二戰、戰前時期的文獻、電影和照片檔案大規模建設項目，即以此為目標。
我深信不疑地宣布，沒有檔案文件，可以證明蘇聯有對德國啟動預防性戰爭的意圖。是的，蘇聯軍事領導層秉承的學說是，遭到侵略時，紅軍將快速回擊敵人，轉入進攻，並將在敵人境內開戰。但這些戰略規劃，並不意味著有意率先對德國發動攻擊。
當然，現在的史學家掌握戰爭計劃文件以及蘇聯和德國司令部的指示。我們知道，情況在事實上是如何發展的。很多人從這個知識高度，去討論國家軍政領導層的行動、錯誤和失算。但蘇聯領導人，伴隨大量虛假信息，還是獲得了納粹準備入侵的真實情報。
戰爭不是突發的，大家都在等待並為此準備著。但納粹分子的打擊，確實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毀滅性的。1941年6月22日，蘇聯遭遇世界上最為強大的、武裝動員的、訓練有素的軍隊。幾乎整個歐洲的工業、經濟和軍事潛力，都在為其工作。參加致命攻擊的，不僅有法西斯德國的軍隊，而且有德國的僕從國和很多歐洲大陸國家的軍事力量。
1941年極其嚴重的軍事失敗，把國家置於災難的邊緣。不得不用極端的方式來恢復戰鬥力和可控性。1941年夏，在敵人的砲火下，開始向東部地區疏散百萬計的公民、數千座工廠和生產能力。極短時間內，在後方地區啟動武器和彈藥的生產，並在戰時第一個冬季向前線供應武器彈藥。到1943年，軍事生產指數已經超越德國和其盟國。蘇聯人民一年半時間裡，在前線和後方完成了不能完成的任務。迄今為止，很難了解、明白和想像，這些極其偉大的成就，需要怎樣難以想像的努力、勇敢和忘我精神。
蘇聯社會的巨大力量，為保衛祖國領土團結起來，與武裝到牙齒的納粹冷血侵略戰車作鬥爭。
當然，在這場可怕的流血戰爭初期，一些人充斥著恐懼、驚慌和失望。有背叛，也有臨陣脫逃。革命和國內戰爭導致的殘酷斷裂，布爾什維克尤其在掌權初期試圖灌輸的虛無主義，對民族歷史、傳統和信仰的嘲笑態度，有了後果。但蘇聯公民保護和拯救祖國的總體精神是另外一種情況。
納粹“戰略家”們堅信，很容易制服龐大的多民族國家。他們期望，突然爆發的戰爭，戰爭的無情和難以忍受的負擔，不可避免地將激化民族之間的關係，將國家肢解成多個部分。希特勒曾直接宣布：“針對居住在俄羅斯廣大地區的民族，我們的政策應是鼓勵任何形式的分歧與分裂。”
但從最初的日子開始，納粹的計劃就已經失敗了。布列斯特要塞，有30多個民族的勇士們流完最後一滴血。對敵人來說，民族友誼和相互幫助，成為真正難以摧毀的要塞。
不管現在有什麼人企圖證明什麼，蘇聯和紅軍都對納粹戰敗作出了主要和至關重要的貢獻。在比亞威斯托克、莫吉廖夫、烏曼、基輔、維亞濟馬和哈爾科夫的圍困戰中，英雄們一直戰到最後。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現在的伏爾加格勒）、塞瓦斯托波爾、敖德薩、庫爾斯克和斯摩棱斯克，他們發起猛攻。勇士們解放了華沙、貝爾格萊德、維也納和布拉格，他們攻下柯尼斯堡（現在的加里寧格勒）和柏林。
我們堅守真正的、不是整理過或經過點綴的戰爭真相。很大程度上，經過戰火和前線地獄考驗的作家和詩人告訴我們，這是百姓的、人類的真相：殘酷、痛苦和無情。對我們這一代和其它各代的人來說，他們誠實、深邃的中長篇小說，犀利的《中尉散文》和詩歌，永遠為我們在心靈上留下痕跡，成為遺囑：要尊敬老兵們。
現在，亞歷山大·特瓦爾多夫斯基的《勒熱夫》讓人震撼。這是一首獻給偉大衛國戰爭蘇德前線中部地區流血和殘酷戰鬥參加者的簡單詩句。僅在勒熱夫和勒熱夫突出部，從1941年10月到1943年3月，紅軍就損失了1342888人，其中包括傷員和失踪者。我指出的是蒐集起來的檔案數據，如此恐怖和悲慘，但這遠非完整數字。
我列舉一份文件，是德國國際賠償委員會於1945年起草的報告。委員會的任務包括，制定戰敗德國為戰勝國損失賠償公式。報告寫道：“德國在蘇聯前線的士兵/日數量，要比其它同盟國前線的數量最少多10倍。蘇聯前線牽制著德國4/5的坦克和大約2/3的飛機。” 總的來說，蘇聯承擔了反希特勒聯盟75%的軍事努力。戰爭期間，紅軍粉碎了軸心國的626個師，其中508個是德軍的。
1942年4月28日，羅斯福對美國人民發表演說時宣布：“俄羅斯軍隊已經消滅並繼續消滅我們共同敵人的有生力量、飛機、坦克和火砲，比其他所有國家的總和還要多。”1944年9月27日，丘吉爾在給斯大林的信件中寫道：“正是俄羅斯軍隊，消滅了德國軍事機器......”
這樣的評價，在全世界獲得了呼應。因為在這些詞語中，包含著最偉大的真理，那時，任何人都沒有質疑過。幾乎2700萬蘇聯公民在前線、在德國戰俘營、以及因飢餓、轟炸、在猶太人居住區和納粹死亡營中罹難。蘇聯失去了1/7公民，英國是1：127，美國是1:320。遺憾的是，蘇聯極為沈重和難以彌補的損失並不是最終數字。恢復所有死難者的姓名和命運，還需要繼續細緻工作。在這方面，搜尋運動、軍事愛國者和志願者協會的參與者將發揮特殊作用。
所有與共同敵人作鬥爭的國家和人民，付出努力迎來了勝利。英國軍隊為保衛祖國免受入侵，在地中海和北非與納粹和其僕從國戰鬥。美國和英國軍隊，解放了意大利，開闢了第二戰場。美國在太平洋對侵略者造成巨大的毀滅性的打擊。我們牢記，中國人民在摧毀日本軍國主義中所付出的巨大犧牲和重大角色。我們不會忘記，《戰鬥法國》的勇士們，他們不承認屈辱的投降，繼續與納粹分子進行鬥爭。
我們將永遠感謝同盟國向紅軍提供武器、原料、食品和裝備的援助。援助的規模很大，相當於蘇聯全部軍事生產的7%左右。
蘇聯遭受攻擊後，反希特勒聯盟的核心很快開始形成。當時，美國和英國，無條件地支持蘇聯與希特勒德國進行鬥爭。1943年德黑蘭會議時，斯大林、羅斯福和丘吉爾組建了強國聯盟，就聯合抗擊共同致命威脅的戰略達成了共識。三巨頭領袖們非常明白，蘇聯、美國和英國的工業、資源以及軍事潛力聯合起來，將對敵人形成無可爭議的優勢。
針對盟國，蘇聯全面完成自己的責任，總是伸出援助之手。紅軍在白俄羅斯展開大規模的“巴格拉季昂行動”，支持美英在諾曼底登陸。
1945年1月，我們的勇士們突破奧德河，在西部前線和阿登地區，將德國軍隊的強大攻擊釘上了十字架。戰勝德國3個月後，蘇聯完全根據雅爾塔協議向日本宣戰，擊敗了百萬關東軍。
早在1941年7月，蘇聯領導層已經宣布，“反法西斯壓迫者戰爭的目的，不僅僅是消滅懸在我國頭上的威脅，而且要幫助歐洲所有在德國法西斯壓迫下呻吟的人民。”1944年年中，敵人實際上已被趕出蘇聯全境，但需要將他們在其老巢消滅掉。由此，紅軍在歐洲開始了解放使命，將各族人民從毀滅、奴役和大屠殺的恐怖中拯救出來。
同樣重要的是，不能忘記蘇聯對被解放國家消滅飢餓、恢復經濟和基礎設施提供的龐大物資援助。比如，1945年5月，奧地利政府請求蘇聯提供糧食援助。奧地利共和國臨時政府總理卡爾·倫納將蘇聯領導層同意提供食品描述為“拯救行動......”，“奧地利人民將永遠不會忘記。”
盟國聯合成立了國際軍事法庭，以懲罰納粹政治和軍事罪犯。法庭為此類犯罪給出清楚的法律判決：種族滅絕、種族和宗教清洗、反猶太主義和排外主義。紐倫堡法庭直接並明確地對納粹幫兇和形形色色的通敵分子做出了判決。
現在，我們的立場依然不變：納粹幫兇的犯罪行為，不可辯護，對他們沒有時效性。因此，在一些國家，那些曾經與納粹合作玷污自己的人，突然與老兵們相提並論，這令人困惑不解。我認為，不能將解放者和占領者劃等號。我覺得，將納粹幫兇英雄化，只能被看成是對我們父親和祖父們記憶的背叛。
當時，毫不誇張，擺在蘇聯、美國和英國領導層面前的是歷史性任務。斯大林、羅斯福和丘吉爾，代表著不同意識形態、國家目標、利益和文化，但卻展現出巨大的政治意志，克服矛盾和偏見，將世界真正的利益放在首位。其結果是，他們達成了共識，做出了對整個人類有利的決策。
一系列會議，其中包括德黑蘭會議、雅爾塔會議、舊金山會議和波茨坦會議，奠定了75年沒有全球戰爭的基礎，儘管存在極其尖銳的矛盾。
我們現在在西方國家看到的歷史修正主義，而且首先涉及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其結果，它的可怕之處是，正粗暴且厚顏無恥地曲解1945年雅爾塔和舊金山會議奠定的和平發展原則。雅爾塔和那個時代其它決策的主要歷史成就在於，協商創建了使主要強國在外交框架下解決他們之間出現分歧的機制。
二十世紀，有過全面的世界衝突，而1945年，核武器又出現在舞台上。這種武器，有能力將地球摧毀。換句話說，武力解決爭端是極端危險的。二戰勝利國明白這點，也明白和意識到自己對人類的責任。
1945年，考慮到國際聯盟的前車可悲之鑑，聯合國安理會的結構設計，旨在使和平保證盡可能具體和有效。因此有了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否決權機制，這是他們的特權和責任。
什麼是聯合國安理會否決權？簡單說，是避免大國直接衝突的唯一理性選擇。五大國中的一國發表聲明，認為這樣或那樣的決定對它來說是無法接受的，與其利益和正確立場的認知相左。其它國家，甚至，如果他們不同意，也要放棄將自己單邊意圖付諸實施的企圖，將聲明看成是客觀事實予以通過。 二戰結束後，新的全球衝突幾乎是馬上開始了，並時不時的相當嚴重。冷戰沒有演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證明三巨頭達成的共識是有效的。
當然，我們看到，聯合國體系目前運行緊張，缺乏應有的效率。但聯合國一如既往地完成自己的主要功能。聯合國安理會的工作原則，是防止大戰或全球衝突的獨特機制。 近年來，經常聽到的取消否決權、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放棄特權的呼籲，實際上是不負責任的。如果這種情況發生，聯合國實質上將成為國際聯盟-- 會議將成為空談。
現代國際關係體系的創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重要結果之一。甚至，最不可調和的矛盾 – 地緣政治的、意識形態的、經濟的，都不能阻礙找到和平共處和相互協作的方式，如果對此有願望和意志的話。今天，世界正經受並非最為平靜的時代。所有的一切都在變化：從全球力量和影響力格局，到社會生活、國家和整個大陸的社會、經濟和技術基礎。在過去的時代，如此規模的變化，幾乎從未逃過大規模軍事衝突和武力構建全球新等級。有賴於盟國政治家的智慧與遠見，成功建立起一套體系，避免世界競爭發展史所固有的客觀極端現象。
我們的同事，習近平先生、馬克龍先生、特朗普先生、約翰遜先生，支持俄方舉行五核國，也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領導人會晤。我們感謝他們的支持，也希望能盡快舉行這樣的當面會談聯合國五核國峰會將有助於為當代挑戰與威脅找到答案。
我們的義務，所有承擔政治責任的人，首先是二戰戰勝國代表的職責，在於保障這個體系能夠保留下來並得以完善。現在，像1945年一樣，重要是展示政治意志，共同討論未來。我們的同事，習近平、馬克龍、特朗普、約翰遜，支持俄方舉行五大核國家、即聯合國常任理事國領導人舉行會晤的倡議。我們感謝他們的支持，也希望能盡快舉行這樣的面對面會談。
我們計劃的峰會議程是怎樣的呢？首先，我們認為，有必要討論國際事務中發展集體性原則的步驟，坦誠討論以下問題：維護和平、鞏固全球和地區安全、控制戰略武器、共同努力打擊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和其它現實挑戰與威脅。
會晤日程的另一個主題是全球經濟局勢，首先是克服冠狀病毒大流行引發的經濟危機。我國正採取前所未有的措施，保護人民健康和生命，為陷入生活困境的公民提供支持。但是，大流行後果嚴重到什麼程度、全球經濟如何擺脫蕭條，取決於我們真正夥伴們共同工作和協商的能力。況且，不能將經濟變成打壓和對抗的工具。需要討論的主題還有，環境保護、防御氣候變化，以及保障世界信息空間安全。
俄羅斯提議的“五大國”峰會議程，對我們國家和整個世界來說都極為重要和迫切。我們針對所有議題，都有具體的想法和倡議。
毫無疑問，俄羅斯、中國、法國、美國和英國峰會，將在尋找應對現代挑戰和威脅中扮演重要角色，我們以父親和祖父們肩並肩而戰的崇高人道主義理想和價值觀，來顯示共同秉承的同盟精神。
依托共同的歷史記憶，我們能夠也應該相互信任。這將是鞏固地球上的穩定和安全、為所有國家繁榮和福祉進行成功談判和一致行動的堅實基礎。毫不誇張，這是我們對全世界、對今世後代的共同義務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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