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 全球走向重新開放，生活在“試錯”中繼續※
MAX FISHER 2020年5月8日《紐約時報》
世界正進入一個高風險的實驗期，城市和國家成了露天實驗室，研究如何在新冠病毒肆虐下最安全有效地重新開放。
由於不能無限期地等待科學來回答每個謎題——哪些情況會導致感染激增，哪些情況不會——各國政府所推動的政策建立在對這種病毒不斷增長但並不完善的認識基礎上。
對於如何更好地平衡公共衛生與社會和經濟需求，幾乎沒有共識達成，各個社會正在權衡利弊中摸索，就算可以更深入了解特定政策可能造成的生命和生計損失，這種權衡也將是很痛苦的。
“我們正處在一個全球反複試驗的時期，努力在一個非常困難的情況下找到最佳解決方案，”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衛生安全中心(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主任湯姆·英格斯伯里(Tom Inglesbury)說。
第一波重新開業潮主要在亞洲和歐洲，這是一個可能會不斷持續下去實驗和調整過程的預演。 諸如丹麥的學校讓學生保持距離，或者香港餐館內的體溫檢查，每項政策都是基於科學知識和成本效益計算，也是在試驗什麼措施有效、什麼東西有價值、人們會接受什麼。
雖然在生活中獲得的經驗會將一些未知轉化為已知，但在預計將持續一到兩年的危機期間，許多問題可能仍然沒有答案。
其中包括那個最困難但也最緊迫的問題：挽救生命的代價，究竟幾何？
各國別無選擇，只能在猜測中做出那個令人痛苦的道德考量。要讓多少人冒著生命危險，才能使1000人免於失業？才能防止一代孩子的學業落後？才能挽回一種常態的感覺 ?
雖然英格爾斯伯里博士強調，“有很多基於公共衛生和常識的原則”可以用來指導我們，但他也說，“這方面沒有路線圖”。
香港一家快餐店給食客檢測體溫。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未知中航行
在一定程度上，許多國家的政策是由對病毒認識的不同所決定的。
例如：將活動轉向戶外是否能大幅限制傳播？
立陶宛相信這是可行的，因此封閉了首都的街道，以便餐館和酒吧提供僅限戶外的服務。
其他地方則以更溫和的方式檢驗這個假設。曼谷重新開放了公園，但禁止大多數涉及多人的活動。悉尼重新開放了海灘供人們游泳和衝浪，但不允許日光浴或社交活動。
另一個謎是：兒童是否容易並且廣泛傳播新冠病毒？
因為有跡象表明兒童可能相對安全，一些國家正在冒險重新開放學校；同時也實施限制措施，以防出現安全隱患。
丹麥讓年齡較小的兒童返校，因為暫時認為他們的風險較小，但同時也對班級規模實行限制。
與此同時，德國讓年齡較大的兒童返校，理由是，他們雖然可能會造成更高的傳播風險，但更能遵守有關口罩和保持距離的規定。
還有另一組未知數：它們與人們的行為有關。
韓國政府把賭注押在公民會自願遵守一系列日常交往的指導方針上，比如在葬禮上鞠躬而不是擁抱。
在其他地區，政府對人們就不是那麼信任了，它使用罰款和數字監控來強制隔離被認為與感染者有過接觸的人。
加州將允許一些企業提供路邊提貨服務，希望有足夠多的勞動力和消費者接受這種方式，在足夠安全的情況下阻止經濟直線下降，而又不會導致感染的增加。
與此同時，佐治亞州取消了對企業的限制，結果卻發現消費者基本上不願回來。
丹麥的學校重新開放，孩子們被要求保持社交距離。 EMILE DUCK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高風險的試錯
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醫學倫理與衛生政策系主任伊齊基爾·J·伊曼紐爾(Ezekiel J. Emanuel)說，任何重新開放的措施都旨在“平衡至少三件不同的事情” 。
它們是：保持低感染率，防止衛生服務不堪重負；保持較低的病亡率，這需要遏制較高風險的感染；控制經濟和社會負擔。
但是，即使能預測到某個既定政策將改善其中一項指標或惡化另一項指標，對新冠病毒的認識不足仍意味著，我們無法確定改善或惡化的程度有多大。 “找到合適的平衡點顯然是最主要的問題，”伊曼紐爾博士說。“這真的很難。”
例如，將工廠部分重新開放的德國官員幾乎無法預知這樣做會使多少人患病，或能因此保住多少人的工作。
在許多情況下，要確定一項政策的益處是否值得所付出的代價，唯一方法就是嘗試實踐並觀察會發生什麼。
因此，重新開放的每個步驟也是一系列將整個社會作為小白鼠的實驗——或者你也可以說，這是探險家大膽地踏入未知之地。無論是哪種，不會有多少人指望這個過程會是整齊有序的。
英格斯伯里說：“由於所有這些都是我們第一次嘗試，我認為我們不可能一開始就面面俱到。” 可以肯定的是，儘管在適度地持續緩慢開放，德國的感染人數還是回升了。
另一方面，印度在取消一些限制後感染急劇增長 ——這增加了恢復封鎖的可能性，就像中國一些城市已經做的那樣。
即使失敗的實驗也可能會提供來之不易的教訓，從理論上講，每次重新開放都要比上一次更安全。 “在某種特定模式的社交間距限制放鬆下，病例是否重新出現了？”英格斯伯里問道。“我們是否發現了公共交通中發生的病例？香港對餐館所做的措施是否起效？”
但是有一個問題：城市和國家趨向於同時作出幾個改變，這導致難以將教訓的歸因分離開。一項政策在某些情況下似乎會失敗，而在另一些情況下會成功，從而減慢了世界的學習能力。
週三，柏林一家重新開張的服裝店的員工。 EMILE DUCK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痛苦的權衡
即使世界可以將某項特定政策如何影響病毒和社會福利確定無疑地量化，也沒有辦法平衡兩者。 這迫使世界各國領導人面對多年來一直困擾倫理學家的一個問題：社會願意為拯救生命作出多少犧牲？
換句話說，如果已知長期失業與預期壽命的降低相關，為了挽救一條生命，可以有多少人失業？如果讓社區保持當地工廠的運轉，可以允許多少人死亡？
醫學倫理學家伊曼紐爾說：“這裡的一個新事物是人們的長遠未來之間的權衡。” 他說，沒有簡單的公式或答案，“必須做出一些權衡。我不知道還能怎麼辦。”
對於特朗普總統而言，重新開放的好處甚至超過了最極端的風險，他比任何領導人都相信這一點。他還是唯一幾個在全國許多地區病例持續上升的情況下推動重新開放的領導人之一。專家警告說，由此帶來的經濟損失可能多於緩解。
其他行動準則需要在人類生活與公民自由、社會不平等甚至文化價值之間權衡。
韓國正在著手重新啟動其職業棒球聯賽，這既是商業，也是百萬人的娛樂之源。香港允許部分開放圖書館。
而且，美國人已經在爭論強制實行保持社交距離——通過監督、罰款或直接的強迫——所犧牲的個人自由在何種程度上會令人無法接受。
週四，在曼谷等待登記接受政府財政援助的泰國人。 ADAM DE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重塑社會
起初是經濟或公共衛生的問題，便很快成了難以回答的哲學和價值觀問題。
學校應該以多大的步幅進行重新開放？新的疫情也許會威脅到老人或存在基礎病的成年人。但是一年的失學給孩子造成的阻礙將是影響一生的。
重新開放像百老匯這樣的文化場所的價值，是僅從經濟角度衡量，還是以為觀眾帶來的歡樂以及對文化的貢獻來衡量？它的價值是否值得冒生命危險？
個人主義的韓國已經作出了對自由和隱私的讓步，這種讓步在疫情結束後可能會延續下去。這些抉擇，可能會疊加到已經根據所獲得的價值觀進行了重組的社會上去。
抉擇的後果日漸累積，抗疫的代價會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清晰。 “這將是一種非常困難的權衡，”英格斯伯里說。
Max Fisher是《紐約時報》的國際新聞記者和專欄作家，曾在世界各地報導衝突、外交、社會變革和其他主題。
他與Amanda Taub共同撰寫“解析”專欄，該專欄探討重大世界事件背後的想法和背景。同名的每週新聞簡報內容包含原始報導和洞察。他目前居住在倫敦。
※“就像胸口壓了一塊鐵砧”：感染新冠病毒是怎樣的感受※
《紐約時報》 2020年5月7日
Covid-19的臨床症狀包括乾咳、發燒和氣短。而這種疾病給人帶來的種種真切感覺，就像一場漫長的宿醉；就像胸口壓了一塊鐵砧；就像被外星人接管；就像和邁克·泰森(Mike Tyson)打了一架。
在美國，一百多萬人不情願地成了這種冠狀病毒的宿主。我們採訪了一些患者——其中許多人病情嚴重，但後來都康復了——他們生動地描述了患上這種可怕的、令人困惑的疾病究竟是什麼樣的感受。
亞倫·M·金辰(Aaron M. Kinchen) 39歲的金辰先生是澤西城的電影行業髮型師。
我醒來時頭痛得厲害，可以列入這輩子最痛的五次之一，就好像腦子裡有人想把我的眼睛推出去。我燒到100.6°F（約合38.1°C）。
退燒後我覺得噁心，嘴裡有金屬味。我餓了，但是食物的味道讓人倒胃口。我在即食鍋裡放了點洋蔥炒了炒。我把臉伸進鍋裡，還是聞不到洋蔥的味道。我還拉肚子——持續了幾天。
我的伴侶也咳嗽，呼吸急促。我有時會哭。我嚇壞了。我們一起做了鼻咽拭子，感覺就像取走了大腦的一部分。
我的伴侶在10天內拿到了結果。我是在22天后拿到的。
拉托婭·亨利(LaToya Henry) 43歲的亨利女士在密歇根州拉斯拉普村擁有一家公關公司。
事情發生得太快了。週一那天，我在我的過敏醫師的診所停車場裡，覺得背部疼痛，還有點咳嗽，我以為是鼻竇感染。週六，我就坐著救護車去了急診室。
三天后，醫生用藥物使我昏迷，還給我接上了呼吸機。我在醫院住了兩個星期。 渾身上下都難受。
身體感覺不到任何部位還是好的。我感覺要散架了，就像和邁克·泰森打了一場拳擊。我又發熱又發冷——前一分鐘牙齒還在打顫，下一分鐘就像在蒸桑拿一樣出汗。
還有嘶啞的狂咳，天哪。咳嗽咳得撕心裂肺。你知道汽車引擎發出的聲音嗎？就是這種感覺。
我的家人一直鼓勵我要堅強。我能做的就是祈禱，因為我的身體已經不行了。
戴維·哈默(David Hammer) 45歲的哈默先生是新奧爾良的一名調查記者。
第10天，我在凌晨2:30醒來，胸前抱著一個枕頭。感覺就像有鐵砧壓在胸口上。沒有疼痛，沒有任何刺痛——只是很沉重。 我告訴妻子我感覺胸部的壓力很大，她說，“坐起來。”她給我沏了些茶，讓我咳出來。
我以前從來沒有經歷過恐慌症發作，但是當時那種感覺是前所未有的。我的手指和四肢開始感到刺痛，我想，“這是心髒病發作了。” 我經歷的並不是呼吸極度困難，而是對是否出現呼吸極度困難的恐慌。
可怕的是，它不是線性發展的，復甦過程也不是線性發展的。
露絲·巴克倫德(Ruth Backlund) 72歲的巴克倫德女士是華盛頓州阿納科特斯的一名退休法語教師。
你變得疑神疑鬼，因為所有那些從來沒聽說過的奇怪症狀都在你身上出現了。有那麼多症狀，你只能等待另一隻鞋子落地。你不停自問，“這是那種病毒嗎?”
我有個朋友本來已經開始好轉——然後她去世了。
有幾個人開始感覺好些了，然後又急轉直下。所以，你從來不會真正有信心。至少好幾個星期都不會，因為事情可能會出岔子。
我再也不想經歷這種事了。這是一種非常可怕的感覺，你敢說自己的身體每天都在變異，又得經歷些別的東西，真是太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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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 巴克倫德(Mark Backlund) 現年73歲的貝克倫德先生是華盛頓州阿納科特斯的一名精神病醫生。
感覺失去了所有的精力和乾勁。我只想整天躺在家裡，隨便哪個平的地方。
我什麼都不想做。我的大腦不怎麼工作。我把這種感覺叫做“冠狀霧”。
《洛杉磯時報》還派了一名記者和一名攝影師來到我家，拍了一張我妻子彈鋼琴、我唱歌的照片。第二天我看了照片，感覺自己看上去像骷髏。
我看了又看，然後想，“我得開始認真對待這件事了。”我不得不扇自己一個耳光，說：“你必須開始吃東西。你必須開始喝東西。”
賈里德·米勒(J ared Miller) 27歲的米勒住在布魯克林，是一家食品外賣平台的總經理。
感覺就像宿醉了很久。聞到了什麼，覺得噁心。頭痛。身體整個感覺很虛弱，但還要更嚴重。
那是一種我從沒經歷過的寒意。強烈地打顫。很難移動。身體疼得很厲害。感覺自己就像在打終極格鬥的賽事，身體要散架了。
除了躺在床上和睡覺，做任何事情都很困難。你必須處在合適的姿勢，胸部才不會難受。或者你必須保持一個特定的姿勢，這樣才能充分、舒適地呼吸。
它就好像在你的胸腔深處。你能感覺到它。肯定是有什麼東西在我體內，我肯定是被什麼東西感染了。
克萊門特·週(Clement Chow) 38歲的克萊門特·周是鹽湖城的一位人類遺傳學助理教授。
走路讓我喘不過氣。我一直喘著粗氣。感覺像是溺水了。 住院整整五天，我一直在重症監護病房裡。沒人陪伴是最可怕的地方。妻子把我送到急診室後，被要求離開。直到出院，我才看到她和孩子們。
重症監護期間，我整夜醒著，在想自己會不會死。第一晚，他們告訴我可能要給我插管，那一整晚我都在想，我還能不能再見到我的家人。
藥物和氧氣大部分的作用是帶走身體上的疼痛。但帶不走孤獨感。每個醫護人員都穿著防護裝備，因此互動也是極其非人化的。我仍然不知道任何醫護人員的模樣。
我的醫護都很棒。他們很了不起。只是我沒有意識到，看到別人的臉對於安全感是如此重要。
勞倫·泰勒(Lauren Taylor) 71歲的泰勒是紐約的老人照護社工。
我的胸部感到緊繃，發燒，沒有食慾，消化也有問題。我掉了7磅體重。我給我的醫生打電話，她說我需要去醫院。
他們把我安置在隔離室，檢測了我的各項體徵，取了拭子，並照了胸部X光片。X光片顯示多灶性肺炎。一位急診室醫生對我說：“你仍然可以自主呼吸。你最好回家。有什麼變化就告訴我，但是我們的裝備將在6天內用盡。”
從急診室回來的兩週後，我的高燒緩解了。有幾天，我在想：“我要完了——這東西已經接管我的身體。”
我正處於一個非常漫長的康復的初始階段。昨天早上，我醒來感覺呼吸困難。醫生說這可能是一種恐慌，不是複發。
大衛·拉特(David Lat) 44歲的拉特是紐約的法律記者和招聘者。
我幾乎沒法走路，甚至沒法站立，可能是因為氧氣不足。但幸運的是，我有足夠的力氣走到離我最近的急診室，那是我應該去的地方。
插管本身感覺像是《急診室的故事》(ER)或《芝加哥希望》(Chicago Hope)裡的場景，有一種受控的緊張。連上呼吸機後，我睡了大約六天。後來，他們告訴我，我曾經幾次醒來，有時試圖拿掉呼吸管，或試著寫下問題。但是我都不記得。
醒來時，我感覺就像瑞普·凡·溫克爾(Rip Van Winkle)。好像那六天從未發生過。拔管後與丈夫的第一次交談中，我回到了插管前我們還在討論的話題：他能不能拿一袋衣服和書到醫院來。
卡丹巴里·韋德(Kadambari Wade) 44歲的韋德住在亞利桑那州錢德勒，在一家安保和監控公司工作。
那是一種從未有過的怪誕感覺。我覺得我的身體不屬於自己。我的背疼得要命。有時我感覺我的肩膀沒法動。 我會劇烈地干咳，晚上發高燒。由於咳嗽太厲害，10年前剖腹產留下的傷疤開始疼痛起來。
不管做什麼都讓我覺得喘不上氣，光是起床和洗澡就會很累。
我沒有胃口。我強迫自己吃東西。我掉了9磅體重。
我唯一能告訴大家的是——尤其是不知道自己得了什麼病並且想知道的人：“如果你能起身走幾步，那就多走兩步。盡你所能多走動。”
託卡·梅爾(Thoka Maer) 35歲的梅爾為本文繪製了插圖，她在紐約生活。
這不像會喉嚨痛流鼻涕的普通感冒。它直接進入你的肺部，你還會感覺到那裡有其他的症狀。
我的胃痛得很厲害，感覺像得了闌尾炎。我也有嚴重的咳嗽，呼吸急促，肺部感覺很沉重。我每天睡19個小時，還是覺得沒睡夠。
開始恢復的時候，我失去了嗅覺和味覺。持續了一天。
整個康復的過程是走兩步，退一步。你會不斷想：“這下好了吧？”
一切結束後，我醒來時感覺就像放下了一個重擔。我感覺自己好像拿到了一塊免死金牌，可以在外面稍微自由活動一下了。
插圖：Thoka Maer
Antonio de Luca製作。訪談進行了編輯和刪減，採訪由Audra DS Burch、Clinton Cargill、Jake Frankenfield、Amy Harmon、Campbell Robertson、Shreeya Sinha和Farah Stockman進行。
翻譯：晉其角、鄧妍、Mengtian Dong
【新冠肺炎】研究發現16%男性確診者精液有病毒 包括康復中病人
聯合新聞網 2020-05-08 20:45
中國河南省研究人員檢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男性病患的精液發現，部分病患精液中含有 SARS-CoV-2病毒，但新冠病毒是否會透過性行為傳播，有待進一步研究。
河南省商丘市立醫院研究人員針對38名15至50歲新冠肺炎男性病患進行研究，發現16%病患中的精液含有新冠病毒。6名病人中，4人仍受感染，2人處於康復期。
研究人員表示，因研究樣本數目少、研究結果為初步發現，仍需要更多研究證實性行為是否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扮演傳播病毒的關鍵因素。
這項5月7日發表在《美國醫學會雜誌・網絡開放》期刊的研究指出，「關於病毒脫落、存活時間及在精液中的濃度需要更進一步的研究。如果能夠證實新冠病毒會透過性行為傳播，這可能是預防的重要關鍵。尤其是考量到復原中病患的精液中也含有新冠病毒」。
其他科學家表示，研究結果很有趣，但必須謹慎檢視。其他小型研究並沒有發現新冠肺炎病患的精液中有病毒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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