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精英政治」下，官員的升遷需要經過複雜的官僚升遷路徑，現任中共七常委從他們的仕途起點到現在的最高領導職務平均用了36.5年。（新華社）
觀察站 -【一場艱難的升遷之路 為何說中共是「精英政治」】
議事廳 - 撰文：*王雅* 2019-12-23 11:09
在中國「選賢任能」的精英政治選拔體系中，「如何選才」、「接班梯隊」的話題一直是擺在中共高層面前的現實命題。當世界在問「中國為什麼會成功」這個歷史命題時，如果他們能夠看懂，一個中國官員是如何實現從一名村支書成長為中共這個9,000萬黨員的總書記的三四十年，或許這個問題也就自然有了答案。
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剛剛過去，許多政治觀察人士開始將視線放到了中共二十大上。尤其關於中共領導人接班的問題，將成為未來兩至三年內關心中國政治人士討論不斷的問題。20119年11月19日中共黨校副校長謝春濤在中國記協茶座會上就被媒體問到這個問題，他的回答是「完全不擔心，領導人的平穩、有序地更替問題」。
在這個引起不少關注的採訪中，公眾忽視了謝春濤講話中十分重要的一個信息，他說「中共在選人用人方面，已經形成了比較好的制度，黨內民主也能得到非常好的體現。他說，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用了四十年時間從村支部書記成長為中共總書記，經歷了16次大的職務變動，工作過的地區總人口超1.5億。」對此謝春濤又舉例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產生，指中組部會對候選人進行考察，考察內容包括收入、住房、家庭成員從業等多方面，任何一個環節出現了問題都會失去進入中委的資格。謝又引用中國官方喉舌新華社的報道，稱十九大前作為候選人進行考察，但最終沒有作為候選人提出的人選計有150多人，「知道這個數字我震驚了，有的人可能有問題，有的人不一定有問題，但是可能被更優秀的人比了下來。」
「艱難」的升遷之路
今天中國模式、中國方案正在前所未有的作為中國成功的經驗向世界進行輸出。當我們在討論「中國為什麼會成功」的時候，就一定不能忽視「人」的因素。在過去四十年，以及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是中國精英政治制度中選拔出的官員，他們一手締造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他們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有強大執行力並熟稔規則與人性的群體，在他們之中，只有最優秀的佼佼者才能邁過最後的台階，邁入中南海。一個新入官場的年輕人，真的像謝春濤所說，要經歷「16次大的職務變動，工作過的地區總人口超1.5億」才能成為中共的總書記嗎？
中國「官本位」思想仍然濃厚，每年報考公務員的考生都在逐年攀高。（Reuters）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來看一組「殘酷」的數據。如果你今天22歲從大學畢業，選擇從政的第一步是要參加公務員考試。如果要在中國國家公務員考試（簡稱國考）中突圍取得公務員資格，2014年-2018年國考報考錄取數基本維持在40:1，中共中央黨群機關、國家行政機關直屬機構和派出機構、國務院系統等事業單位，每年招考的職位大約在1-3萬個左右。但是每年的報名人數和最終參加筆試的人數都在百萬左右。更為誇張的2012年報名123萬，招募比例1.45%，也就是平均68個人中，只有一個人被錄取，某些熱門職位錄取率甚至達到1:5000，你需要和5000人競爭。
在進入官場之後，只要正常工作，按規定3年就可以從科員升至副科級，再3年到正科級。大部分人到此為止了。如果你真的有心從政，需要獲得組織的培養。全國科級幹部有90萬人，組織部門要從中選出4萬人作為縣處級幹部的後備人選，升遷機率小於4.4%。如果你很幸運得到升遷，你至少需要7年的時間做到正處級。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年可升級」是必要條件而非充要條件，也有7年之後還是副科甚至科員的。如果你是碩士或者博士，試用期滿後可以分別直接定為「副主任科員」或「主任科員」，相對而言，反而是捷徑。
按照現在的中共幹部職務晉升制度規定，大學本科畢業生進入大陸公務員體系初任職務為科員，晉升副科、副處、副廳和副部職務的要求在下一級職務上任職滿3年以上，晉升正科、正處和正廳職務的要求在下一級職務上任職滿2年以上。根據逐級晉升規定，本科畢業晉升至副部級職務最短時間要求18年以上，年齡最小應在40歲以上。
在此之後的中國官場就是「少數精英的遊戲」，你需要在35歲到47歲這個年齡階段，實現縣處級到正廳級的跳躍。這時候你有60萬縣處級同僚，其中只有6,000人可以成為廳局級後備幹部。完成了從處級到局級官員的跳躍之後，其升遷還可藉助於「交叉鍛鍊」。截然不同的鍛鍊經驗能使官員思路更加開闊，作風也更務實。專家說，官員在其成長過程中，普遍經歷多個崗位，其中正局級官員平均經歷過6－8個崗位，正處級官員平均經歷3—4個崗位。
接下來挑戰才開始。——2.590%，這是正廳局級到省部級的升遷比例。高層職位畢竟有限，哪怕是仕途的佼佼者，他們絕大部分的政治生涯也都止步於局級。當官至廳局級後，這時候組織部門會從4萬個廳局級幹部中選出1,000人，作為省部級後備幹部，升遷機率小於2.5%。尤其是副省部級到省部級這個階段，是中國官員最難跨越的「天花板」，短則五年，平均十年，更多人的是止步於此。
716萬公務員，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93箇中央部門，從普通公務員上升到這些部門黨政一把手的機率是5萬分之一。如果你想從一個公務員成長為中國國家領導人，如同千軍萬馬過獨木橋。這個是一個延續數十年的時間，不能出現任何重大失誤，甚至需要很多政績、人脈乃至運氣的過程。可以說，今天外界能夠在中國重大黨政會議「主席台前三排」看到的人，他們超強的個人能力和經歷的嚴格考驗遠超常人想象。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前排中）也曾是中共梯隊幹部計劃名單上的一員。（中央社）
回到謝春濤所說「習近平用了四十年時間從村支部書記成長為中共總書記」，習近平1974年當選為延安市延川縣梁家河大隊黨支部書記，2012年當選為中共總書記，整個仕途升遷用了38年。中共十九大後履新的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有7名，從他們的仕途起點開始計算，他們晉升到現在的最高領導職務平均用了36.5年，比較特殊的是王滬寧。作為學者型官員，王滬寧看似可以從1995年4月，在吳邦國、曾慶紅的力薦下，由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提拔進京，以「特別助理」身份出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組組長計算，但從他實際仕途來看，198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王滬寧在復旦大學的「仕途」才開始一帆風順。
平均來看，幾乎每一箇中共領導人都有破格（突破規定年限）紀錄，說明他們在不同工作階段因為各種原因得到了組織人事部門或者上級領導的賞識。如果把每一級躍升當作登上一個台階，每個人每登一個台階所用的時間大不相同。少的僅僅是一年，李克強從正處級晉升至正廳級都僅僅用了一年，多的長達10多年，慄戰書從副省部級晉升至正省部級經過了漫長的14年。
儲備人才與升遷路徑
除了升遷之路倍加艱辛之外，能否成為「儲備人才」，也將決定你的仕途。歷史上，中共就是一個注重培養後備幹部的政黨，1949年中共建政初期，時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的安子文向毛澤東和劉少奇建議擬仿照蘇共的幹部職務名單制的辦法，此後這一模式延續至今，其間用人體系雖經過多次修補，尤其是鄧小平時代引入考績制度，但基本上仍完整沿用蘇聯模式。曾任中共組織部長、對人才培養有清晰認識的胡耀邦在1984年擔任中共總書記後，大力提倡幹部年輕化，並提出要建立幹部第三梯隊。一份約1,100人的省部級後備幹部名單，即第三梯隊計劃名單，當時由中組部上報中共中央政治局，隨後中央派出兩批考察組赴地方考察這些青年幹部。多年後，這份名單開花結果。第十七、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除兩人之外，皆在名單之上。現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那時候也名列第三梯隊名單之中，當時去河北正定縣考察的人員注意到，時任正定縣縣委書記習近平的生活非常簡樸，跟群眾一起去食堂排隊吃飯，下鄉調研時，別的領導坐小轎車，他騎自行車。這一簡樸、清廉的作風使得他日後成為重點培養對象，仕途亦青雲直上。
如果將分析的目光下移，看一下並非「黨和國家領導人」，但仍然被稱為「地方大員」的 31省省委書記和省長，可以發現這一批地方大員，幾乎都是從四個系統中脱穎而出的佼佼者。第一個系統是共青團，作為中共法理上的接班梯隊，共青團系統早已成為中共高官的搖籃。從胡耀邦到胡錦濤，再到李克強、胡春華，梯隊式的接班讓共青團出身的高官在中國政治光譜上佔據了重要位置。近幾屆的團派高層多已履新地方或中央，成為中共治理系統的中流砥柱。近年來，共青團出身的官員在應對複雜局面的能力上備受質疑，飽受攻擊，甚至一度出現團派衰落的聲音。但現實局面是共青團的政治優勢依然存在。
傳將出任中銀監主席 其次是國企與高校，近年來，出自國企與高校系統的官員比例出現上升態勢。例如黑龍江省委書記張慶偉（1961年），原為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總經理、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在此樣本之外，航天、重工、金融系統的省部級官員後備梯隊可謂人才濟濟。此外，學者從政也已經體現在地方高層政壇上，擁有專業學科背景的技術官僚逐漸成為重要的政壇力量。高校系的崛起和央企高管的互動正充實政治精英隊伍，而且可預料這一趨勢將延續下去，或者說該群體的佔比將持續擴大。
總體來看，目前佔據中國地方政壇主流的並非共青團或者國企、高校出身的官員，而是那些從基層科員一步步做起，或經營一地，或輾轉四方，政府管理經驗豐富的地方升遷官員。地方逐級升遷的官員，執政的優劣點都很突出。優點在於熟悉地方民情，履歷豐富，通常有一股「闖勁」。但是不足處也極為明顯，如很多人地頭蛇習氣明顯，在地方上關係錯綜複雜，存在作風武斷情況。總之，魚龍混雜，但又不可否認。
在地方主政長官中，還有一項重要的構成就是中央外調官員。他們或者在國務院，或者在中組部等中央中樞部門履職，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後一朝調至地方進行磨練。而這一個群體官員之所以引起關注，是因為一旦外調，除特例外，通常被認為是中央授意官員鍍金的方式。從某種程度上看，中央外調官員的優缺點與地方官員恰恰翻轉——中央外調官員通常對國家政策領悟比較透徹，凡事會多考慮規章制度，但同時也存在對地方現狀認識不清、辦事僵硬教條等弊端。精英選拔的政治制度下，中共需要的是全能型人才，這也是為什麼會出現中央、地方官員輪調的情況，即彌補各自的優缺點。
中國官僚體系彷彿一頭巨獸，或明或暗的規則極為龐雜。雖然粗略地概括出以上五種地方大員的升遷路徑，但是可以預料，人們會逐漸發現，既有的政治標籤比如海派、紅二代、團派等越來越難以清晰地界定一個人的政治屬性，中共的政治精英未來會被冠以越來越繁複的標籤，更多人可能不只一兩個關鍵詞便可以概括，這也從另一面向體現轉型過程中中國政治的複雜性。
中共十九屆政治局常委王滬寧是典型的學者型官員。（新華社）
財經評論 -【「大棒」即將揮起 習近平發佈2020「動員令」】
宏觀解讀 - 撰文：*于小龍* 2019-12-09 22:30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先分析研究了2020年經濟工作之後，習近平緊接着部署了2020年中共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相比於以往的單純經濟研判，中共更加強調了官員的擔當與激勵機制，以及紀檢、監察在促進改革落實中的作用。
在習近平發佈2020年中國經濟的「動員令」的同時，由中共紀檢、監察部門組成的「督戰隊」即將通過「胡蘿蔔+大棒」的策略，通過容錯、激勵與懲戒等機制，督促改革的落實。
要打好「三大攻堅戰」 此次會議對2020年的中國經濟要求十分明確，首先是2020年堅決打好「三大攻堅戰」（確保實現脱貧攻堅目標任務，確保實現污染防治攻堅戰階段性目標，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其次就是要加快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推動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佈局，提升科技實力和創新能力，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相比於2018年和2019年，中國經濟已經從破除不合理的舊制度為主的改革，轉移到了建立新制度、新機制上來。相比於之前的為了改革而犧牲「經濟增速」的做法，2020年將從「破舊」的同時轉入「立新」，並通過改革和諸多新政策的落實，來激發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
改革撼動舊有利益
按照此次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講話，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既不是來自於「中美貿易戰」的外部壓力，也不是一些所謂經濟學家的中國「投資邊際效應」﹑「人口老齡化」等經濟基本面上的問題。所謂經濟，其實背後依舊是人的問題，在中國，尤其地方官員的思想和利益問題。
所謂經濟規律，其實就是各種各樣的人和人們之間的利益構成和趨利避害的行為規律。中國目前的改革無疑已經斬斷了舊的牟利機制，傷害了資本和官僚的既得利益，使得整個經濟運行失去了微觀支撐和動力。即使通過政府進行鉅額資金注入，由於地方政府層面動力的缺失，也無法進行有效的組織和落實，甚至出現了更為嚴重的「消極怠工」、「形式主義」、「一刀切」的情況。
近一年來的中國豬肉價格的飛漲，就是中國小微信貸不暢和政府環保治理「一刀切」、亂作為的結果。（新華社）
一刀切政策引發多個亂象
無論是以環境治理為由「一刀切」的關閉工廠，不許居民做飯取暖；還是「金融整肅」後，銀行的「隱性怠工」，惜貸、抽貸；抑或是限制農民養豬導致的豬肉價格飛漲，等等經濟「亂像」，以致資本市場改革、區域經濟建設、自貿區開放的遲滯，無不都是各級政府逡巡於眼前利益，不作為、亂作為的結果。如果說中國網絡輿論上存在各種「高級黑」和「低級紅」的現象，那麼在政府行為和經濟運行中，各種「高級黑」和「低級紅」的行為就更加隱蔽和危險。
因此，目前中國經濟和改革的關鍵，就是信心與思想的轉變，就是政策的落實與執行。按照習近平的表述就是，堅持用辯證思維看待形勢發展變化，增強必勝信心，善於把外部壓力轉化為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強大動力，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
對於如何實現這一轉變，習近平則要求，深入貫徹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的精神，切實把中共領導經濟工作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全面做好改革發展穩定各項工作，改進領導經濟工作的方式方法，完善擔當作為的激勵機制。
不換思想就換人
為了保障官員的積極性，督促改革的落實。中共似乎是特意將分析研究2020年經濟工作的會議，與部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安排在了一起。習近平極有針對性地提出，深化拓展整治群眾身邊腐敗和作風問題，以及集中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嚴格執紀執法、精準有力問責的要求。
簡單來說就是，中共正在要求地方政府官員要轉變思想，並且「不換思想就換人」。在新的官員「績效考核」﹑「容錯機制」﹑「激勵機制」的保障下，政府要積極引導經濟工作、落實改革，並對依然不思進取、利用形式主義對抗中央的官員進行懲處。
從2020年即將開始重點改革來看，目前在金融機制改革和區域經濟建設，這兩個方面都已經提前行動，並正在逐步形成高壓態勢。截至2019年11月底，2019年中共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通報金融機構高級官員已達36名。同年，已有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慶、江蘇、浙江、廣東在內的超過11個省份配備了分管金融的副省級官員。這無疑將有利於中共對於推行金融監管和金融激勵新機制的溝通與落實。
官員要在執行時有更大擔當 而在加速區域經濟建設方面，習近平則在加緊「敲打」上海的官員。11月2日至3日，習近平在視察上海時表示，「上海自貿試驗區臨港新片區要進行更深層次、更寬領域、更大力度的全方位高水平開放。設立科創板並試點註冊制要堅守定位，提高上市公司質量，支持和鼓勵「硬科技」企業上市。長三角三省一市要增強大局意識、全局觀念。」尤其是最後一句的「要增強大局意識」，這已經是一種近乎於公開的政治批評。
顯然，習近平需要官員在政策落實和執行中展現出更多擔當，湧現出更多時代的弄潮兒。就如同在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之初，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時就曾使用了「膽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的表述。以問題為導向，實事求是，消除思想上的桎梏，以人民滿意不滿意為出發點深化改革。如今，習近平其實也是在進行一場改革的「動員」。
只不過，上一次主要是要消除「極左」的桎梏，而這一次主要則是要消除「教條主義」的桎梏，既要逃出「市場萬能論」，恢復制度自信；又要擺脱「封建經濟」﹑「諸侯經濟」，實施現代治理。
只不過，上次改革有經濟利益作為激勵，而這次更多的則是反腐高壓和法治保障。在習近平發佈2020年中國經濟主要工作的同時，由中共紀檢、監察部門組成的「督戰隊」已經站在了中國各級官員的背後。
習近平正在通過建立新的官員容錯、激勵機制和現代治理體系，團結、調動更多的官員去落實改革政策。（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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