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問-第一篇-【不要總為中美關係貼標籤】-分析評論
撰文：評論編輯室-2019-12-18 11:52-香港01-
中美貿易談判已經進行了一年有餘，十數輪的高級別洽談、兩次「習特會」，依舊未能終止「硝煙」。即使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於近期簽署，也不能排除兩國再起糾紛的可能。
需要認知到的是，中美貿易戰只是中美衝突愈發激烈的一個維度，中美關係結構持續發生轉型，近年來尤其凸顯，無論是貿易戰、兩國金融科技情報糾紛、國際輿論對壘，還是美國政府對中國內政事務的干涉及指摘，這一系列表徵性事件，都將在可預見的未來數年、十數年乃至數十年內持續爆發，而未來數月也將新聞不斷。
因此，我們有必要對盤綜錯節的中美關係，予以較為完整的框架性評述。《香港01》將以8篇文章陳述我們對中美關係結構性轉變的核心判斷。
【中美之問】系列
第一篇【中美之問】不要總為中美關係貼標籤
第二篇【中美之問】中美能夠邁過「修昔底德陷阱」的三個理由
第三篇【中美之問】丟掉幻想-中美關係想好也好不起來
第四篇【中美之問】互惠vs衝突：中美關係的一體兩面
第五篇【中美之問】熱戰可避 冷戰難逃：中美衝突的數個領域
第六篇【中美之問】篤信「真理」的美國人
第七篇【中美之問】美國鷹派的中國政策：只脱不顧
第八篇【中美之問】中美是否必有一戰 關鍵在中國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的關係就開始被各種標籤所圍繞，從「中美國」到G2，再到新型大國關係，以及近來被熱炒的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戰、脱鈎等等，不一而足。在世界百年未有大變局的關頭，究竟該如何認識中美關係？撕開貼在中美身上的各類標籤，又有哪些被忽略的真問題？
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有必要簡單梳理一下中美關係的各類標籤。立足於當前，早些時候的「中美國」、G2以及新型大國關係等，已經因各種主觀或客觀的原因被拋棄，或不再沿用。而隨着中美在各個領域的對抗加劇，以結果論的標籤，比如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戰以及脱鈎等，開始成為斷定兩國關係走向的熱門說法。於是我們看到，每每中美之間爆發衝突，比如華為被制裁，貿易戰陷入僵局，抑或是美國介入新疆和香港問題，外界輿論都會路徑依賴式的聞風起舞，斷言「中美正在進行一場新冷戰」、「中美必有一戰」，「中美正在脱鈎」，等等。
隨着中美貿易戰第一階段協議達成，外界對於這兩個大國之間關係的認識，也亟需進入新階段。（新華社）
這樣的斷言說對也對，因為中美在未來二三十年都將處於結構衝突期，是「老大」對崛起的「老二」的不信任和敵意，這是不以中美兩方的意志為轉移的，是必然的。而且就中美之間關係的張力而言，與冷戰、修昔底德陷阱沒有「本質」上的差異，甚至在科技和觀念的倒逼下要更甚一籌。但同時這樣的說法也不對，因為今日中美之間在經貿、社會、科技領域「互惠互利、難以割捨」的共生關係，是全然不同於以往冷戰時期的美蘇，更不同於得以驗證修昔底德陷阱的那12個案例（「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首任院長、貝爾弗科學與國際事務中心主任格雷厄姆•艾利森和他的團隊認為，在世界上主要的16個崛起大國挑戰守成大國的案例中，有12個都落入了這個「陷阱」）。因為今天全球化帶來的，不僅是經濟、政治層面的，更是文化、觀念、生活方式層面的，各種傳統關係都被引入改變中，而且這種改變還在繼續進行。
基於此，如果簡單給中美關係貼上新冷戰或是修昔底德陷阱的標籤，不僅片面化了中美關係，也低估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本質意義。而緊隨新冷戰或是修昔底德陷阱之後的「中美必有一戰」，則不過是另一種標籤化。透過這一標籤，或許最先要回答的是，中美之間的這「一戰」，究竟是怎樣的「一戰」？是軍事衝突，還是持久的貿易戰，抑或是文明的衝突？
如前文所說，既然中美在未來二三十年都將處於結構衝突期，那就意味着這個周期中，必然既有經貿層面的「戰」，也有文化觀念層面的「戰」，是全方位的，而且亦不可避免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因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依然活在以往的權力格局中，對世界老大的執念尤其深重，「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概念本身也是這一認知的產物和直接證明，這種對權力格局的迷戀和執念很容易演變為力量的衝突，也就是軍事衝突。雖然現在還沒有到最糟糕的局面，而結構性衝突導致兩國關係最終「想好也好不了」。
所以，究竟該如何認識今天的中美關係，撕開新冷戰、修昔底德陷阱等標籤，以及拋開貿易戰第一階段協議的握手言和，或新疆、香港問題上劍拔弩張的「表象」，中美關係的本質就是誰當老大的問題。雖然中國一再承諾，中國無意謀求霸權，太平洋足夠大，能容納得下中美兩國，中美完全可以跳出修昔底德陷阱，9月份中國官方發佈的《新時代的中國與世界》白皮書也明確表示，中國無意挑戰美國，也不想取代美國，但深陷過往權力格局中的美國並不相信這樣的「天方夜譚」。
雖然中美今天的關係與當年雅典和斯巴達的關係不可同日而語，但一方勢力的增長所引發的另一方的恐懼，卻是相通的。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美國會對於中國和平崛起的承諾不以為然，因為當「恐懼」與「焦慮」佔據了主導，戰略誤判某種程度上已經不可避免。
這就是當年中美關係的現實，既有必然性，比如隨着中西權力重心轉移必然到來的長時間的結構性衝突，也有偶然性，比如在恐懼和焦慮以及各種現實角力之下可能發生的軍事衝突，既有矛盾衝突，也有相互利益，究竟是「矛盾衝突」壓倒「相互利益」，還是「相互利益」壓倒「矛盾衝突」，已經對彼此丟掉幻想的中美，顯然已經意識到了這兩種因素不斷變化主次、裏外共振以及共同作用就是彼此的「宿命」，不僅過往的歷史如此，未來也擺脱不了這一宿命。
當前被標籤化的中美，不僅掉入了話語陷阱，也掉入了歷史的陷阱。所謂的話語陷阱，就是簡單粗暴地給當前中美關係貼上新冷戰或是修昔底德陷阱的標籤，進而斷言「中美必有一戰」；而所謂的歷史陷阱，就是過於從歷史的前例出發，將歷史前例當做「鐵律」，進而得出同樣的結論。如果人們對於中美關係的認知繼續被各種標籤裹挾，繼而一再跳入一個又一個話語陷阱和歷史陷阱，那到頭來可能真的「必有一戰」了。
中美之問-第二篇-【中美能夠邁過「修昔底德陷阱」的三個理由】
分析評論-撰文：評論編輯室2019-12-18 11:03-香港01-
古希臘時代的雅典將軍及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曾在其撰寫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寫到，「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無可避免，肇因於斯巴達對雅典崛起的恐懼」。這是「修昔底德陷阱」這個詞彙的由來，意思也就是一個新興崛起的大國必然挑戰既存大國，而既存大國也必然予以回應，使得兩者間必然發生戰爭。
這種論斷是否符合與中美？對此人們已經討論多年了。而自從哈佛大學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其2017年出版的《註定的戰爭：美國和中國能否避開修昔底德陷阱？》一書中再次提到這個論斷，國際輿論界的相關討論便隨之興起。由2018年5月正式開啟的「中美貿易戰」，以及逐漸爆發於各領域的中美摩擦，更是起到了推波助瀾之效。以至於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還專門在12月4日於美中貿委會年度晚宴的演講中強調「這世界上本無所謂修昔底德陷阱」。
圍繞中美關係和「修昔底德陷阱」的討論被熱議，這可以理解，畢竟這個詞彙是很好的噱頭，且中美關係確與「修昔底德陷阱」所描述的狀況有可比之處。
「修正主義外來者」
之所以中美關係可類比於「修昔底德陷阱」，在於兩個原因。
其一，中美的結構性矛盾源於「老大」對崛起的「老二」之不信任和敵意。一個新興國家的崛起必然尋求既有秩序的改變，而既存大國則是既有秩序的最大受益者。
這與今日中美關係的情況是類似的。數十年間的國際既有秩序，是由北美、西歐及日本澳洲等國為主要構成體，以美國為絕對主導的政治、軍事、貿易、金融、科技網絡。中國自1970年代起逐步融入該「既有秩序」，然而卻一直是被動參與，缺乏制定和調整規則的權利。這在中國經濟體量僅佔全球1%時尚不覺得有問題，可是當中國坐擁15%的全球經濟體量，卻仍沒能在世貿組織（WTO）、國際貨幣組織（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機構獲得對等的規則制定權，那麼該既有秩序必然會逐步失效，中國也會尋求更多的話語權。
從這個維度來講，中國就是那個尋求既有秩序改變的「外來者」，就是那個帶有修正主義傾向的新興崛起大國。
誕生於慾望和恐懼的產物
其二，中美摩擦頻發，並可類比「修昔底德陷阱」的另一個原因，源於美國保持自身領導地位的慾望，以及擔心失去自身領導地位的恐懼。這與當年英國德國之爭、西班牙英國之爭、斯巴達雅典之爭都是類似的，是原有戰略佈局、軍事、政治、經濟利益受到了挑戰，是「慾望和恐懼」相互摩擦所產生的結局。
中國經濟體量僅佔全球1%時，世界尚不覺得有問題，可是當中國坐擁15%的全球經濟體量，卻仍沒能在世貿組織（WTO）、國際貨幣組織（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機構獲得對等的規則制定權，那麼該既有秩序必然會逐步失效。
今日的美國政治依然受權力博弈的思維所影響，無論是奧巴馬的「21世紀是美國世紀」或是特朗普的「讓美國再偉大」，以及他們的當選，都凸顯了美國社會從上到下對自己全球絕對領導權的執着，斷不能接受「美國並非當世最強大的國家」。這種對權柄的執着很容易演變成國家硬實力的衝突，包括軍事衝突在內。
要改變這種情況，首先需要改變當下許多政界人物、媒體輿論界人士、乃至普通公民以權力博弈格局為主導的思維。
這在中國並非太大的問題，因為北京的決策者並不以這種思維制定中美外交政策，中央也對中國的對美政策有絕對話語權。美國則不然，一方面是華府的決策者很多仍相信「權力博弈」、執着於「美國第一」，另一方面美國社會也普遍抱持類似思維，且社會通過選舉和媒體輿論，對美國外交政策有相當影響力。在維持美中關係和平穩定這一維度，美國該現況實則是一種惡性循環。
與中國類同於精英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不同，美國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輿論制約，美國對華政策不僅受白宮與國會左右，且也受民情影響。（Getty）
中美必有一戰？ 社會心理學有一個「防禦性溝通」（defensive communication）的概念，意思是當一個人主觀地認為，有外來者正帶來改變或威脅時，這個人會傾向於採取防禦式反擊，並常常伴隨衝突性意識。用該概念來形容今日之美國對華思維，是恰當的。
這也決定了中美至少在未來20-30年內都將處於結構衝突期——中國會尋求既有秩序的革新，而這必然需要以美國為首的各西方國家「交出部分規則制定權」，令美國相對實力受損，觸碰到美國的神經。 但是，中美終會邁過「修昔底德陷阱」。這是因為，「修昔底德陷阱」的核心在於「難逃一戰」的結局。可是今天中美之間不僅還難談「必有一戰」，便是連小規模軍事衝突都未曾發生，這不同於以往「修昔底德陷阱」的案例。
為什麼？理由有三。
理由一：經濟社會牽絆 中美能夠邁過「修昔底德陷阱」的第一個理由，在於歷史上所有「修昔底德陷阱」的前例，都沒有今天中美這般緊密的交織。
二戰之後，世界各國迅速融入全球化進程，眾多傳統關係都被引入改變當中，且過去數十年的改變不過是全球化的初級階段，很大程度上還只是資本的全球化，當全球化進一步加深，國際經貿滲入到產業鏈的每一個層級，社會人文交流的壁壘被進一步打破，政治科技等方面都會發生根本性變化。
2019年秋季因美國體育界人士支持香港社會運動而引起的「NBA風波」，一方面凸顯了兩國對「國家主權」和「言論自由」的認知，另一方面也昭示着兩國各領域交織的實情。（Getty）
全球化所帶來的改變當然有其「陣痛」，人們需要適應，但即便是今天的程度，也已經讓中美「互惠互利，難以割捨」，更何況以後呢？在這種共生關係之下，「敵」不再是敵，「我」也不僅僅是我，又如何開戰？
理由二：國際阻力 中美能夠邁過「修昔底德陷阱」的第二個理由，在於國際阻力。
在發生戰爭的歷史前例中，國際社會也大多事不關己，僅憑道義或血親關係而出面調停。而在今日這種全球政經佈局緊密相連的情況下，「在認識到分歧的同時以和平手段尋找共識」已經成為國際普遍接受的原則，即便是頻頻參與、發起戰爭的美國，至少在明面上也秉持着維護和平的口號。
各國積極維護和平的動力空前高漲，這不僅僅是出於政治正確和人道考量，更是因為今天世界各國都與中美密切交織，僅是中美貿易戰都已然令各方受損，何況進一步衝突？
中美之外，諸如俄羅斯、日本、歐盟各國都是國際事務的重要持份者。圖為德國總理默克爾（左），法國總統馬克龍（中）和普京12月9日在巴黎會晤討論東烏克蘭問題。（AP）
理由三：沒有人想要戰爭 而中美能夠邁過「修昔底德陷阱」的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理由，在於沒人想要戰爭。這不僅僅是因為兩個擁核大國之間的「共同毀滅原則」（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簡稱MAD）形成了有效的相互震懾，也不僅是因為現代戰爭的殺傷力讓人們找到了恐懼的新視角，更是因為一些更為細膩的社會因素。
首先，戰爭的目的永遠是政治利益，而今兩國交織過於深廣，戰爭已經無法帶來利益，又或者說，人民再也無法體會到這種政治利益，然而戰爭的社會經濟成本卻大幅增加，這又會轉化為政治損失。因此，今天中美之間沒有發起戰爭的政治理由。
再者，過往歷史上的早期帝國皆有強大的榮譽感，無論是「為了法國而戰」、「為了德意志而戰」、「為保大明而戰」、「為了大英帝國而戰」，這種榮譽感與各帝國是密切相連的，可是今天全球化之下人與人之間相互依賴的關係，讓這種榮譽感變得愈發虛妄和不切實際。
中國如何「圍魏救趙」
先說美國本身。美國軍事佈局覆蓋全球，參加了二戰之後每一場世界主要戰爭，自越南戰爭起，軍事收縮的聲音便未曾間斷，伊拉克戰爭乃至阿富汗戰爭以來便更是如此。對人民而言，美國社會的共識便是不願再捲入戰爭，否則力推全球撤軍的特朗普也不會當選；而對軍人而言，軍人最怕的從來就不是人死身殘，而是找不到奮戰之意義，無法獲得社會的認可，而這正是美國軍人們當下面臨的困惑。
至於中國，今日之中國相較於美國，民族主義精神更為高漲，尤其是軍隊。與美國尋常百姓和軍人厭戰的情況不同，今日中國軍隊反而頗有鬥志，尤其是基層、中層與中高層，中共十八大之後的數年軍改，能否做到「戰之能勝」尚待實戰考驗，卻已經做到「揮之則來、來之能戰」。可是中國舉國上下都非常不願意發生戰爭，這是因為戰爭是一個賭局，會大概率為中國發展進程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阻礙中國發展。中國人懂得這種賭局的虛妄性，中共領導集體就更是如此。
再者，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再是當年一窮二白、無退可退的處境。窮的人「沒有什麼可再失去的」，而富裕的人更不願意打仗。 要區分的是，若是在台灣等問題上，中共和中國國民會在必要時毫不猶豫地與他國打上一仗，但如果是因為國家主權遭侵犯以外的原因，譬如搶佔資源等等，則很難想象中國訴諸武力的可能。畢竟對中國文化而言，和氣才能生財，而「武」的意義，在於「止戈」。
中美之問-第三篇-【丟掉幻想-中美關係想好也好不起來】-分析評論
撰文：評論編輯室 -2019-12-18 11:48-香港01-
隨着中美在同一時間宣布雙方已達成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只有全球金融市場出現了類似於「鬆了一口氣」的表現，兩國的輿論聲音則更多在談論未接下來的中美經貿談判以及中美關係可能面臨的問題，「不會盲目樂觀」。
相比一年多前中美貿易戰剛開打的時候，輿論風向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彼時大多數觀察者對於中美關係充滿焦慮，現在則更多是「丟掉幻想」之後的冷靜。 應該說，這種變化之後的結果更符合中美關係的本質——「矛盾衝突」與「相互利益」相生相剋、相互作用。在中美關係的歷史上，如果「矛盾衝突」的因素高於「相互利益」，那麼兩國的紛爭、摩擦和敵意就會增加，反之亦然。
中國外長王毅12月13日在「2019年國際形勢與中國外交研討會」開幕式上發表講話，透露給外界最大的觀感就是中國對美國已經「丟掉幻想」。（Reuters）
華盛頓方面目前充斥着要與中國「脱鈎」的聲音。（Getty）
特朗普（右二）一心想要把製造業帶回美國。圖為特朗普參觀蘋果公司的工廠。（VCG）
中美達成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成為現階段特朗普為大選造勢的有力武器。（Reuters）
中美關係似乎正變得想好也好不起來。（VCG）
只不過近40年來中美關係在大部分時間中「相互利益」的部分佔據主導，以至於讓很多人形成了某種思維定式：中美關係終究要好起來才行。而這句話又有一個重量級的出處：1989年12月10日，已經退休的前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在北京會見老布殊總統特使、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鄧小平在會談一開始便說：「中美兩國之間儘管有些糾葛，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和分歧，但歸根到底中美關係是要好起來才行。」
那次談話發生在中美關係剛剛經歷了異常困難的半年的背景下，「歸根到底中美關係要好起來才行」也因為被收錄進《鄧小平文選》而成為了某種意義上的「金科玉律」。在很多中國學者看來，當下中美關係所經歷的困難遠遠比不上1989年6月之後的情形——其中隱含的意思是，中美關係在那樣的「大風大浪」下都能走出來，今天的中美關係更沒有理由在困難中持續「壞」下去。
但從邏輯上說，中美關係本沒有什麼道理一定要好起來才行。政治學上認為外交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一個好的中美關係符合中美兩國的各自利益，雙方當然會追求好的中美關係；如果一個壞的中美關係符合兩國的利益，雙方自然不存在修好的動力。
所以，當全球大變局處於正在進行時、中美關係似乎正發生質變的背景下，有必要對「中美關係一定要好起來」進行重新思考。40年前，中美雙方都尋求「好起來」而快速建交，除了平衡蘇聯這一中美共同的戰略需求，中國國內戰略轉向改革開放也是重要原因——鄧小平在1978年曾多次在講話中表示，良好的中美關係有利於中國實現現代化。30年前，六四事件讓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跌至冰點，但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在全球快速擴張的新自由主義，已經將中美之間的「相互利益」抬到了更為顯要的位置，最終在風波與考驗之中，美國對華「接觸戰略」（Engagement Strategy）得以延續。
美國克林頓政府1993年曾將對華最惠國待遇與人權問題綁定，但是在商界等力量的遊說下，1994年就決定分別處理。（Getty）
時至今日，中美實力日益接近引起的結構性變化正在讓中美關係發生某種根本性的變化，同時兩國在政治體制、經濟體制乃至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差異越來越明顯，「矛盾衝突」的一面取代「相互利益」的一面成為主導的趨勢亦越來越明顯。 近年來，中國在政治上加強了中共的領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日益定型，美國眼見中國不可能成為另一個自己，心理上無法接受，於是焦慮、失望的情緒被無限放大。從美國自身的角度來看，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模式無論在美國國內還是在全球多地都遇到巨大的質疑與挑戰，這一變化不但打破了與中國維持總體合作態勢的必要性，更使中國成了美國轉移國內矛盾的最佳目標。
中美兩國的發展戰略在40年前、30年前相向而行，今天則有漸行漸遠的趨勢，似乎變得「想好也好不了」，這正是中美之間「矛盾衝突」與「相互利益」在主次易位的過程中共同作用、裏外共振的結果。當然，這並不意味着中美之間已經沒有了相互利益——即便華府的政客對於「脱鈎」叫嚷的再兇，中美之間的經貿與社會文化往來也很難出現大幅度下降——只是更應該看到的是，因為中美之間的分歧與差異愈發明顯化，兩國對一個相對較「差」的中美關係的接受度正在逐漸升高。
事實上，能有效管控分歧，維持「鬥而不破」，就已經算是當前中美關係的很好的狀態。從目前披露的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來看，美國在農產品進口和知識產權方面「得到好處」，中國方面對於關税的核心關切得到體現，並且在產業補貼方面沒有妥協，雙方明顯在尋求一份「管控矛盾衝突因素，加強互惠互利因素」的協議。
這恰恰說明，中美之間的「相互利益」依然在各自的國內戰略中佔據重要地位（只是不如此前那般顯赫），雙方都有保持兩國關係平穩的需求，因此中美關係「想好也好不起來」的判斷中還藏着後半句：壞也壞不到哪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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