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 灣 】
“台灣”名源於居於今台南安平的平埔族原住民西拉雅族 “ 台窩灣 ”社的社名，意為濱海之地，並取全稱中的“ 台 ”字作為簡稱。明朝萬曆年間官方正式啟用“台灣”一詞。春秋戰國時期稱台灣為“ 島夷 ”； 秦朝稱“ 瀛州 ”；三國時期稱“ 夷洲 ”；隋朝至元朝稱“ 流求 ”。 明朝中期以後民間對台灣的稱呼很多，如“ 雞籠 ”（指台灣北部）、“ 北港 ”（台灣西部沿海的通稱）、“ 大員 ”、“ 台員 ”、“台窩灣”（指今台南安平地區附近），官方稱為“東番”。鄭成功改稱“ 東都 ”，後鄭經改為“ 東寧 ”。清朝更名為“台灣”，並設置台灣府，隸屬於福建省，這是台灣的正式定名。而台灣由於物產豐富，又稱“ 寶島 ”。
史前時期-台灣史前時期、台灣文化古蹟、澎湖巡檢司
台灣同大陸的淵源深厚而久遠。遠古時代台灣與大陸相連，約幾百萬年前由於地殼運動，部分陸地下沉，海水進入，形成台灣海峽，台灣島才與大陸分離。台灣早期住民中大部分從中國大陸直接或間接移居而來。1971年和1974年兩次在台南市左鎮區發現了台灣迄今最早的人類化石 “ 左鎮人 ”。左鎮人和北京周口店的山頂洞人有親緣關係，同屬中國舊石器時代的晚期智人，於3萬年以前從大陸經由福建長途跋涉移居台灣，是最早開發台灣的先驅。台灣早期住民中還有少部分屬於尼格利陀地域人種的矮黑人和屬於琉球人種的瑯嶠人。
上述台灣早期住民是台灣少數民族（高山族）的祖先。夏商時期台灣屬於九州中的揚州。台灣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可追溯到公元230年。三國時期，吳王孫權派將軍衛溫、諸葛直率一支由一萬餘名軍士、三十多艘船組成的船隊到達夷洲（今台灣），是中國大陸居民利用先進的文化知識開發台灣的開始。三國東吳丹陽太守沈瑩的《臨海水土志》詳細記載了當時台灣的生產和生活形態，是世界上對台灣最早的記述。隋代大陸和台灣的接觸增多。隋煬帝曾3次派朱寬、陳棱等人前往流求（今台灣）。9至10世紀的唐末宋初開始有漢族人定居澎湖。宋元時期漢族人民在澎湖已有相當數量。漢人開拓澎湖後開始向台灣發展，帶去先進的生產技術。12世紀中葉南宋將澎湖劃歸福建路晉江縣（今福建晉江）管轄，並派兵戌守。大陸和台灣的聯繫日漸頻繁。
元朝進一步加強對台灣的管理。元世祖曾派員到台灣宣撫，並 台灣地區歷史地圖及行政區劃沿革在澎湖設澎湖巡檢司，隸屬福建泉州路同安縣（今福建廈門），雖然沒有直接將台灣島併入其內，卻是中國中央政府對台灣地區的首次官署設置。明朝初期仍設澎湖巡檢司，直至1387年因實施海禁而廢除，並把居民遷到漳州、泉州一帶。1563年考量沿海治安等因素，復設澎湖巡檢司。明朝以後大陸與台灣的人民往來不絕。永樂年間鄭和率船隊曾在台灣停留。17世紀20年代的明朝末葉大陸居民開始大規模移居台灣，給台灣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以極大推動。其時福建人顏思齊、鄭芝龍為抗拒官府欺壓率閩粵居民遷居台灣，一面從事農耕、貿易，一面組織武裝力量抗禦倭寇和荷蘭人。1628年閩南大旱，百姓無以為生，鄭芝龍組織災民數万到台灣墾荒定居，各地逐漸形成許多村落。台灣自此進入大規模開發時期。
荷蘭、西班牙殖民統治時期
隨著15、16世紀的地理大發現，世界進入海權時代，歐洲新興的海權國家紛紛往亞洲拓展勢力。 1624年屬於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荷蘭殖民者為建立與中國、日本貿易的據點侵入南台灣。1626年至1642年西班牙殖民者也曾侵占北台灣，後被荷蘭人驅逐。
荷蘭殖民者盤踞台灣38年，在今台南市修築熱蘭遮城（今安平古堡）和普羅民遮城（今赤嵌樓）作為殖民統治的中心，為增加米、糖等農作物產量招募福建沿海和澎湖居民遷往台灣開墾。荷蘭殖民者實行強制統治，把土地據為已有，強迫人民繳納各種租稅，掠奪台灣的米、糖，將其收購的中國生絲、糖和瓷器經台灣轉口運往各國，牟取高額利潤。
荷蘭殖民者的統治激起了台灣人民的反抗。1652年郭懷一領導了最大規模的一次武裝起義，雖最終被鎮壓，但表明荷蘭殖民統治已出現危機。九年後他們配合民族英雄鄭成功驅逐荷蘭人，收復了台灣。
明鄭時期-鄭成功收復台灣、明鄭時期
鄭成功是鄭芝龍之子，1624年生於今日本長崎縣平戶市，早年以廈門為根據地起兵抗清，被南明永曆帝封為延平王。因進攻南京受挫，後回師廈門大修船艦，傾力籌劃驅逐侵據台灣的荷蘭人，收復國土。1661年4月，鄭成功留下部分兵力守衛廈門、金門，以大明招討大將軍國姓爺的名義率2.5萬將士及數百艘戰艦，從金門料羅灣出發，經澎湖向台灣進軍。
4月30日鄭軍在鹿耳門（今屬台南）登陸，在民眾積極支援下與荷軍展開多次激戰，最終將荷蘭東印度公司台灣長官揆一和殘敵圍困在熱蘭遮城內。鄭成功在致揆一的“諭降書”中嚴正指出：“然台灣者，早為中國人所經營，中國之土地也，……今余既來索，則地當歸我”。圍城9個月後，台灣長官揆一於1662年2月1日不得不簽字投降。至此中國人民收回了被荷蘭殖民者侵占的寶島台灣。
鄭成功收復台灣後改赤嵌樓為承天府，設一府二縣，另設一司為澎湖安撫 鄭成功在台灣建立的第一所高等學府台南孔廟司，總稱台灣為東都，後鄭經改稱東寧。為紀念故土改稱熱蘭遮城為安平鎮。同時實行屯田政策，令數万軍眷隨軍赴各地大力墾荒，在南部和西部形成一大批村鎮。 鄭成功收復台灣後僅4個月即病逝，時年僅39歲。爾後其子鄭經、孫鄭克塽前後治理台灣22年，獎勵製糖、製鹽，興辦工商業，發展貿易，開辦學堂，改進原住民的農業生產方式，推動經濟、文化迅速發展。明鄭末期台灣人口已近趨20萬 。
清朝時期-台灣清治時期
明鄭政權末期與清政府處於軍事對峙狀態，逐步演變成地方割據政權。1683年7月8日，清政府派福建水師提督施琅率水陸官兵2萬餘人、戰船200餘艘，從銅山（今屬福建漳州）向澎湖、台灣進發。清軍向澎湖守軍發起攻擊，鄭軍潰敗。鄭克塽率眾歸順清政府。至此台灣在清政府直接統治之下。1684年（清康熙二十三年），清朝設置台廈道，台灣與廈門共署，設一府三縣，置台灣為一府，稱台灣府，府治設在今台南，下轄台灣縣（今台南）、鳳山縣（今高雄左營）、諸羅縣（今嘉義），隸屬於福建省，道署設於廈門。台灣重新納入中國中央政府的統一管轄之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與大陸的聯繫更加密切，成為國家統一整體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1727年，台廈道分出台灣道，道署移至今台南，設一府四縣二廳。
1811年，不包括山地的少數民族，台灣居民已超過200萬人，多數是來自福建、廣東的移民。移民大量開墾荒地，使台灣成為新興的農業區域，並向大陸提供大量稻米和蔗糖。由大陸輸入的日用消費品和建築材料等使台灣經濟得到相當程度的發展。此時台灣與福建、廣東來往十分密切，中華文化更加全面地傳入台灣，台灣成為了“糖谷之利甲天下”的中國寶島。
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侵略矛頭直指中國，中國邊疆危機四伏，而台灣戰略地位顯要，成為英、美、日、法等列強武力侵犯的重點。由於西方列強逼迫中國開放通商口岸，1860年起台灣（今台南安平）、滬尾（今新北淡水）、雞籠（今基隆）、打狗（今高雄）相繼開港。開港後，台灣洋行林立，茶、糖、樟腦賺取大量外匯，刺激著台灣經濟、社會快速變遷。明治維新伊 清代的台灣社會 清代的台灣社會(80張) 始，日本確立“開疆拓土”的侵略總方針，琉球和台灣成為其對外擴張的首選目標。1874年5月，日本以琉球漂流民在台灣被殺為藉口入侵台灣，10月中日簽訂《北京專約》，雖然清政府對日本作出妥協，但《北京專約》仍表明中國對整個台灣行使主權。日本第一次對外侵略擴張，首選的目標即為台灣，給清政府敲響了警鐘，也暴露了日本霸占台灣的野心。此後清朝官員提出台灣設省的建議。
1883年法國挑起中法戰爭，戰火擴大到中國東南沿海，侵略目標首指台灣，使得劉銘傳被清政府重新啟用派往台灣。劉銘傳率部抗擊法軍，成功保衛台灣。中法戰爭後，清政府為了加強海防，於1885年（清光緒十一年）將台灣從福建省析出升格設立台灣省，成為中國第20個行省，由劉銘傳出任台灣省首任巡撫。1887年台灣建省行政工作完成，下設三府十一縣三廳一直隸州，省會設於彰化縣橋孜圖（今台中），1894年省會移至台北。劉銘傳在台灣積極推行洋務運動，清理田賦，增加財政收入，購買輪船，架設電報線，設立郵電總局，建造鐵路；購買軍艦，增設砲台，設立機器局自造武器；成立煤務局，安裝新式採煤機器；設立興市公司，建街造路；創立西學堂、電報學堂，培養建設人才。台灣現代化事業進展頗多，在馬關割台前已是中國現代化最進步的省份之一。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馬關條約、台灣民主國、乙未戰爭、台灣日據時期
1894年日本蓄意挑起中日甲午戰爭，翌年清朝戰敗，派遣李鴻章前往日本議和，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於1895年4月17日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把台灣和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消息傳出後舉國同憤，在北京會試的包括台灣在內的18省千餘舉人公車上書，反對割台。台灣全省哭聲震天，鳴鑼罷市。台灣人民不願淪為亡國奴，決定以自己的力量浴血奮戰、抵擋到底。1895年5月25日，為了免於被割讓，丘逢甲等台灣士紳建立台灣民主國，推舉原台灣巡撫唐景崧任大總統，清軍將領劉永福任大將軍，率黑旗軍和以徐驤為首領的義軍等抵抗力量反抗日本的侵占，堅持了5個月的戰鬥，歷經大小百餘仗，使日本侵略者付出慘重的代價，但因武器落後和後援不繼終遭失敗。6月7日日軍佔領台北。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 6月17日在台北舉行始政儀式，正式建立起在台灣的殖民統治。10月21日日軍佔領台南。10月23日台灣全島淪陷。
面對台灣人民風起雲湧的抗日鬥爭，日本設台灣總督為殖民台灣最高長官，實行武官總督專制獨裁的統治體制，在台北設置台灣總督府，為在台最高統治機關，建立嚴密的警察制度控制台灣社會，並複活保甲制度輔助警察政治。一戰後全球“ 民族自決 ”思潮高漲，日本調整統治政策，實施“ 內地延長主義 ”，改派文官總督，企圖把台灣人民教化成日本國民。1937年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後，為徹底動員支持戰爭，重派武官總督鎮台，推行“ 皇民化運動 ”，極力強化皇民思想教育，強制普及日語，鼓勵養成日式生活、改日本姓氏等，企圖從精神層面消滅台灣人民的民族意識，將台灣人民同化為日本的“忠臣良民”。
在日據時代，台灣人民始終飽受日本殖民者的歧視和壓迫。太平洋戰爭末期，除徵兵製造成台灣青年大量傷亡外，1944年後，歷經盟軍25次大空襲，台灣農工產值於二戰結束前降至最低。殖民初期，日本實行“農業台灣，工業日本 ”的經濟政策，榨取台灣廉價的糧食與原料，推銷日本的工業產品，以甘蔗、稻米為中心的商業性農業飛速發展，但利益多被日本財閥所壟斷。1930年代，日本侵略華南、南洋日亟，台灣成為日本南進政策的跳板，故推動以軍需產業為重點的工業化，把台灣當作日軍的補給地，台灣進入半工半農的社會。1939年，台灣工業產值首次超過農業產值。
在日本侵占台灣的五十年間，台灣人民從未屈服日本的殖民統治。日據初期，以農民為主體的抗日武裝進行了持續20年的鬥爭。後來，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台灣共產黨等組織領導了民族抵抗運動。原住民抗日行動有莫那·魯道領導的霧社事件。許多台灣人還從事政治、社會運動以爭取權益。 1937年日本製造“ 七七事變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許多台灣青年奔赴大陸參加抗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12月9日國民政府發布《中華民國政府對日宣戰佈告》，明確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間之關係者，一律廢止”。《馬關條約》自屬廢止之列。
戰後時期-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台灣光復、告台灣同胞書、九二共識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國際協定重新肯定了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國共同簽署的《開羅宣言》中規定：“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 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 ”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後又有蘇聯參加簽署的《波茨坦公告》中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中的條款，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經過14年的艱苦抗戰，付出巨大的犧牲，終於同全世界人民一道打敗了日本侵略者，使台灣重新回歸祖國的懷抱，結束了台灣人民蒙受日本奴役的屈辱歷史。台灣人民歡天喜地，慶祝回歸祖國。 國民政府將台灣設置為中國的一省，省會定於台北，任命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行政長官。10月25日，中國政府在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台灣省日軍受降儀式，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代表中國政府接受日軍的投降，並正式宣告：“從今天起，台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權之下”。
台灣光復後，接管台灣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失當，官員貪污腐敗，軍警橫行，加上糧食恐慌、物價飛漲、失業嚴重，引起台灣人民強烈不滿。1947年2月28日，台灣省台北市人民為反抗國民黨當局的暴政、抗議反動軍警屠殺市民，舉行大規模示威遊行。2月底3月初，台灣各地漢族、高山族人民紛起響應，奪取武器，舉行起義，並攻占台中、嘉義等城市。國民黨當局從大陸調來大批軍警、特務，對起義群眾進行鎮壓。3月14日起義失敗。二二八起義雖然失敗了，但作為全國人民民主運動的組成部分，它有力地顯示了台灣人民的革命精神，鼓舞了全國人民。國民政府在“ 二·二八事件 ”後將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組為台灣省政府。
1949年，國民黨內戰失利，蔣中正（蔣介石）率部分國民黨軍政人員退踞台灣，5月19日頒布《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佈告戒字第壹號》（簡稱台灣省戒嚴令），宣布台灣處於戰時動員狀況，封閉全省，限制出入境，實行軍事管制，封鎖大陸消息，嚴禁一切違禁的言論、出版和罷工、遊行等活動。12月7日，國民黨政府遷至台北市。12月11日，國民黨中央黨部遷至台北市。至此台灣再次陷入與中國大陸的分離狀態之中。 國民黨遷台後進行大規模黨務改造運動，建立起蔣氏父子對國民黨的絕對控制權，經濟上進行財政整頓，改革幣制，穩定物價，實行土地制度改革，恢復與發展農業生產。
國民黨在戒嚴體制下鞏固與強化專制統治。1960年蔣中正通過修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獲得連任而成為“ 終身總統 ”。同時國民黨最高權力開始向蔣經國過渡。在白色恐怖統治下蔣氏父子對黨政軍嚴格控制，對反對勢力採取嚴厲打擊的高壓政策。
由於得到美日等外國資本的支持，實施利於經濟發展的政策，日據時期的基礎，美國提供數十億美元經濟軍事援助和運用從大陸運去的黃金、美鈔等外匯以及從大陸赴台的人才，台灣經濟從1960年代開始進入快速發展時期。 1960、70年代台灣形成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工業佔經濟中的比重逐漸超過農業，長期保持年均兩位數的經濟增長率。197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 宣布了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同時大陸停止砲擊金門，實現兩岸的真正停火。
1979年台灣與香港、韓國、新加坡被經合組織列入新興工業化社會，被稱為“ 亞洲四小龍 ”，台灣經濟奇蹟威名遠揚。1980年代台灣工業基礎完備，教育普及，人均GDP超過6000 美元，股市指數一度高達萬點，高新技術產業蓬勃發展，個人電腦主板產量世界第一。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發布命令，宣布解除實行長達38年的戒嚴體制，隨後更進一步開放黨禁及報禁、各級權力機構的全民普選、民眾赴大陸探親及與大陸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台灣開始朝向民主政治發展，海峽兩岸長期隔絕的狀態也被打破。《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於1991年廢除。
1990年台灣成立辦理海峽兩岸交流所衍生的各項事務的民間組織海峽交流基金會，1991年大陸成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1992年海協會和海基會達成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重要共識（“ 九二共識 ”）。1993年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和海基會會長辜振甫舉行會談。1996年台灣舉行首次領導人直選，國民黨參選人李登輝當選。
2000年在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執政50餘年的中國國民黨敗選，民主進步黨執政，陳水扁當選。2001年福建沿海實現與金門、馬祖地區直接往來。2002年以“ 台灣、澎湖、金門及馬祖個別關稅領域 ”名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04年陳水扁獲得連任。2008年馬英九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中國國民黨再度執政；同年海峽兩岸實現直接通郵、通航、通商（“ 大三通 ”）。2016年，蔡英文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
台灣當局採行孫中山提出的“ 五權憲法 ”架構，把台當局組織分成5個機構運作，分別是行政管理機構、立法機構、司法主管機構、考試機構和監察機構。台灣地區領導人，對內負責政治上的最高責任，為台軍最高統帥，對“ 五院 ”有協調爭議權，並直接任命最高行政管理機構負責人，對外代表台灣地區，1996年起實施直選，任期四年，可連選連任一次。
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戰的遺留問題，也是海峽兩岸重要的政治議題。1949年國民黨政府因內戰失利而退守台灣。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美國派遣第七艦隊侵入台灣和台灣海峽，於1954年同台灣當局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將台灣置於美國的“保護”之下，造成台灣同中國大陸分離的狀況。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兩國發表《上海公報》。
1979年1月1日中美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並聲明與台灣當局“斷交”，廢除《共同防禦條約》以及從台灣撤軍。但中美建交三個月後，美國參、眾兩院通過《與台灣關係法》，經美國總統簽署生效，繼續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扶植台灣。中國政府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是“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 但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並在2005年制定的《反分裂國家法》中以法律的形式進一步明確了一個中國的原則。
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宣布採用和平方式統一祖國的方針。20世紀80年代初，為解決台灣問題，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並首先用於解決香港和澳門問題。
兩岸事務主管部門
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與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一個機構兩塊牌子，是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的辦事機構，是貫徹執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確定的對台工作的方針政策的機構。 “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是由台灣行政管理機構轄屬的，處理海峽兩岸事務的官方對口機關。
【台灣的軍事體制】
台灣的軍事體制，在2002年3月1日改革以前，基本沿襲國民黨當局退踞台灣前在大陸時期的軍事體制，並參照美國的模式，即“總統”為台軍最高統帥，通過軍政和軍令兩大系統領導全軍。在軍政系統上，“總統”通過“國防部長”對軍隊行使統率權；在軍令系統上，“總統”通過參謀總長對軍隊行使指揮權。除軍政、軍令系統外，台灣當局還設有“國家安全會議”，主要任務是研究和規劃“國防”安全及“國家”建設大政方針。 台灣軍事體制 台灣軍隊自退台以後，大體經歷了四個發展階段。
第一為依美建軍階段（1949—1969年）。這一時期主要依賴美國的軍援，並在美國軍事顧問的督導下進行全面整頓和改編。軍隊建設的特點是，編制體制上全面仿效美軍，武器裝備上全部依賴美援，作戰訓練上接受美軍指導。
第二為調整過渡階段（1969—1979年）。這一期間，中美關係逐步有所改善，美台關係開始發生變化，台灣軍隊在繼續爭取美援的同時，開始調整軍隊建設的方針，在武器裝備上註重自行研製和仿製，力求擺脫對美國的依賴程度，在戰備訓練上由美台聯合逐步走向獨立進行。
第三為自立建軍階段（1979—1990年）。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美台斷交後，美台“共同防禦條約”被廢止，雙方“聯合作戰計劃”亦隨之取消。自此台軍確立了“獨立自主”的建軍方針，在兵力結構上加強海空軍建設，力求三軍均衡發展；在武器裝備上加快更新步伐，提高自行研製和生產能力；在戰備訓練上強調諸軍兵種協同作戰，提高獨立防禦作戰水平。
第四為“二代兵力”建設階段（1990年以來）。台灣當局自90年代以來，根據島內外形勢和兩岸關係的變化，強調走“質量建軍”的道路，不惜重金研製和購買大量高性能的武器裝備，對主戰武器裝備實行全面的更新換代，並對軍隊編制體制進行大幅改革，精減員額，力圖建成一支“量少、質精、反映快、效率高、戰鬥力強”的現代化軍隊。
“國防部”隸屬於“行政院”，主管“國防”行政事務，負責軍隊人事安排、組織編制、軍費預算、武器研製與採購、軍隊設施建設等。“參謀本部”為最高軍事指揮機構，“參謀總長”在軍令系統為“總統”的軍事幕僚長，掌握軍隊指揮大權；在軍政系統上同時又為“國防部長”的幕僚長。“參謀本部”下轄陸軍、海軍、空軍、聯勤、憲兵、海岸巡防及軍管區司令部。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等依據軍隊的建軍方針及原則，擬訂本軍種的建設規劃和作戰計劃，戰時組織指揮戰鬥行動，平時組織部隊訓練。台軍還設有總政治作戰部，並在軍隊各級單位設有相應機構，主要負責對官兵的思想教育和部隊的內部控制，以及對大陸進行“心戰”策反。
李登輝主政後，一直醞釀改革現行軍事體制，擬將以前的軍政、軍令二元化軍事體制改為一元化。1998年5月21日，台灣“行政院”通過了“國防法”草案及“國防部組織法”修正草案。2000年1月29日，《國防法》、《國防部組織法》正式公佈，並由“國防部”組成“國防組織規劃委員會”，在規定的三年時間內，推動軍事體制的改革。2000年底，與之配套的《參謀本部組織條例》又通過立法。2002年3月1日，“國、防二法”正式實行，新的“軍政、軍令、軍備”三大系統一元化的軍事體制至此完全確立。
新的體制架構，實行軍政、軍令一元化，即“國防部長”由文人擔任，為“總統”的軍事幕僚長，“總統”通過“國防部長”行使統帥權指揮三軍。而“參謀總長”為“國防部長”的軍事幕僚長，“參謀本部”為“國防部長”的軍事幕僚及三軍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參謀本部”改稱“國防部參謀本部”；原隸屬“參謀本部”的各軍兵種司令部等改為直接隸屬於“國防部”，必須在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和聯合後勤司令部、後備司令部、憲兵司令部前加上“國防部”三個字。“總統”對軍隊行使統帥權時，將直接下令“國防部長”，由“國防部長”責成“參謀總長”指揮軍隊。
依據新的軍事體制，“國防部”下轄軍政、軍令、軍備三個體系，分別由軍政、軍備副部長、參謀總長督導。
軍政體系即“國防部”，編設六個司六個室和兩個委員會。六個司是：戰略規劃司、人力司、資源司、法制司、軍法司、後備事務司；六個室是：部長辦公室、史政編譯室、督察室、整合評估室、人事室、會計室；兩個委員會是：訴願審議委員會、國軍官兵權益保障委員會。“國防部”所屬機關有：總政治作戰局、主計局、軍醫局、軍備局和中山科學研究院、國防大學。
軍令系統即“參謀本部”和聯戰指揮機構。參謀本部下設七個室，包括軍務辦公室、通信電子資訊參謀次長室、後勤參謀次長室、作戰計劃參謀次長室、情報參謀次長室、人事參謀次長室、聯合作戰訓練暨準則發展室。
軍備體系即“國防部”軍備局。2003年元月3日，台“立法院”三讀通過了《軍備局組織條例》。“軍備局”下設五個處三個室，為“國防部長”掌理軍備決策事務的專業諮詢幕僚機關，並為軍備事務的主管機關，台軍武器系統的獲得、軍事採購、“國防”工業發展、軍備交流合作、營產管理和整體後勤支援等重要軍備整備工作，均由軍備局依專業分工原則管轄。
“國防部”下轄各司令部的組織體制為：
陸軍總司令部內設主要機構及直屬單位有：人事署、情報署、作戰署、計劃署、後勤署；總政治作戰部；航空特戰司令部、後勤司令部、教育訓練暨準則發展司令部；飛彈指揮部、砲兵指揮部；督察室；兵整中心；六軍團司令部、八軍團司令部、十軍團司令部、澎湖防衛司令部、金門防衛司令部、馬祖防衛司令部、花東防衛司令部。
海軍總司令部內設主要機構與直屬單位有：人事署、情報署、作戰署、計劃署、後勤署、戰系署；總政治作戰部；督察室；作戰司令部、艦隊司令部、陸戰隊司令部、後勤司令部、教育訓練暨準則發展司令部。
空軍總司令部內設主要機構與直屬單位有：人事署、情報署、作戰署、計劃署、後勤署；總政治作戰部；督察室；作戰司令部、防空警衛司令部、後勤司令部、教育訓練暨準則發展司令部。
聯合後勤司令部，執掌三軍軍工生產和三軍後勤支援，內設主要機構與直屬單位有：辦公室、聯絡室、政治作戰部、人事署、兵工生產署、工程署、測量署、經理署、物資署、財務署、主計署、留守業務署、美援物資接收處、軍眷業務管理處、總務處、主計處、採購處、管制處、分發處、綜合財務處、物資供應處、建築工程處、副食供應處、糧服生產處、營房管理處、軍品鑑定測驗處、軍法處、外事服務處、研究督察委員會等。直屬機構有三軍總醫院及兵器生產廠、儲備庫及運輸、油料支援指揮部等。
“憲兵”司令部：台灣當局主管軍隊紀律、協助治安之警察、特工機構。其職權是：主管“憲兵”警備，統一指揮台灣地區“憲兵”，協調督導軍事“憲兵”，執行聯合勤務、軍事和軍中司法警察勤務，維護軍紀，協助治安，支援作戰。內設主要機構與直屬單位有：政治作戰部、辦公室、研究發展室、人事室、情報處、訓練處、警備處、後勤處、計劃處、主計處、軍法處、總務處、通信處、補給處、勤務中心、軍事訓練中心等。並設有“憲兵”指揮部、“憲兵”營、調查組、機動組、“憲訓”中心、軍人監獄等業務機構。
台軍由陸軍、海軍、空軍三大軍種組成，戰時可納入海巡、警察等執法機關為輔助戰力。 目前常備部隊約21萬人，後備軍人約300萬人。
【中評社：對蔡英文當局新軍事戰略的初步看法】-*鄭劍*-北京-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專家委員、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由於政治及軍事理念差異，民進黨競選期間即主張調整國民黨當局制定的軍事戰略。蔡英文剛上台，便指定台“國防部”2017年1月前完成一套“確認方向、改變文化的軍事戰略”，並要求達到讓人“耳目一新”的效果。此後還具體提出“防衛固守，有效嚇阻”調整為“建立有效嚇阻與防衛的能量”，特別著重建立“多重嚇阻”的防衛能量。3月2日，姍姍來遲的新軍事戰略初步公佈：“防衛固守，重層嚇阻”。馬英九執政時代的“防衛固守，有效嚇阻”宣告廢止。3月16日，“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報告進一步披露了相關內容。
據說，台軍也曾設想用“多重嚇阻”替代“有效嚇阻”，但最終還是確定將“多重嚇阻”改為讓人有所疑惑的“重層嚇阻”。從報告內容及“國防部長”馮世寬等在“立法院”的答詢初步分析，這個所謂“防衛固守，重層嚇阻”新軍事戰略，大體相當於陳水扁執政時代“有效嚇阻，防衛固守”軍事戰略的升級版。之所以令人疑惑，就是“重層嚇阻”是何意涵、與“有效嚇阻”區別在哪？
台軍方語焉不詳的公開解釋
關於“重層嚇阻”內涵為何，3月2日、16日先後在“立法院”答詢的台“國防部長”馮世寬說不清楚。馮解釋到，“重層嚇阻”字面上講是要“多重、多方、多能力戰備”；若大陸對台發起攻擊，台灣不再是守勢，“重層嚇阻”就會實現。他還稱，“重層”除了擊敵半渡、岸灘決戰、陣地防守外，還有最重要的是讓敵方海空兵力不能順利達到登陸目的，“是一層層消滅，有不同手段拒阻敵方”。
有“立委”直接問，“重層嚇阻”與“有效嚇阻”有什麼區別？難道過去就不是一重重嚇阻嗎？參謀本部作戰參謀次長姜振中中將解釋說，“重層嚇阻”是建構式三軍平衡戰力，著眼不只在戰力保存，也著眼戰力發揮。意思是過去陸海空三軍嚇阻任務有輕有重、手段比較單一、不夠多樣，如多依賴雄風-2E巡航導彈、F-16和IDF改進型多用途戰鬥機突襲及外島遠端炮兵火力打擊等，現在則改為各軍兵種、各種手段聯合形成嚇阻能力；過去更側重消極的防護，現在則強調以攻為守。
但以往台軍真的不注重攻守一體、既躲又打嗎？事實並非如此。國民黨逃台後，最早的軍事戰略就是“攻勢戰略”，企圖軍事“反攻大陸”。只是到“反攻大陸”無望的上世紀60年代，才漸取守勢。但到1980年代，蔣緯國將軍以中華戰略學會名義發起軍事戰略大討論，還是轉而確立了“攻守一體戰略”共識，也就是說那時起就“著眼不只在戰力保存也著眼戰力發揮”了。其他像“把戰火引向大陸”、“把主戰場推至海上”等等，都是上世紀90年代已提出的目標。如此一來，姜振中此刻強調戰力發揮，頂多不過是把軍事戰略的重心向“打”的能力而非“躲”的本事更傾斜而已，並非“耳目一新”之舉。
與軍事戰略的演變相配套，台軍的作戰思想長期強調主動性進攻性。這是其逃台後總結與解放軍作戰經驗得出的結論。所以，諸如戰略守勢戰術攻勢、逆襲、逆登陸、先制、反制等等，是台軍作戰教科書的常用術語。
也正因為如此，儘管台軍方對新軍事戰略幾經解釋，但外界還是霧煞煞。套用在場質詢的民進黨籍“立委”羅志政的說法，“我真的不知道‘國防部’在講什麼。在美國軍語中沒有‘重層嚇阻’，未來怎麼跟美軍及國際說明都是問題。”不知道籠罩在“防衛固守，重層嚇阻”戰略上的這層“戰爭的迷霧”，是緣於馮世寬自己又犯了不做功課的老毛病、原本就不清楚？還是軍事戰略調整的具體方案尚待研究所致？亦或台軍內部對蔡英文調整軍事戰略決策有抵觸，重複了當年對付陳水扁那一套“換湯不換藥”的糊弄把戲？這樣的話，筆者也只能對“防衛固守，重層嚇阻”猜想一番了。
新軍事戰略的突出特點
與馬英九當局“防衛固守，有效嚇阻”軍事戰略相比，“防衛固守，重層嚇阻”新軍事戰略的突出特點：
一、是以全勝性止動武念頭。孫子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台軍一貫崇尚“孫子兵法”，其新軍事戰略明顯帶有孫子思想的烙印。與其說台當局公佈新軍事戰略是一種“軍事透明化”措施，不如說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之“全勝策”，意在使大陸始終處於“非危不戰”的戰略猶豫之中。這些年來，隨著兩岸軍事力量對比加速向大陸居絕對優勢方向傾斜，台軍無論數量、品質及發展前景均已無法與解放軍抗衡。解放軍優勢越大，美軍馳援越不可能，台軍就越不敢打仗。但一方面“台獨”要冒險，台軍必須備戰；另方面力有所不逮，台軍必須止戰，解決這個矛盾的唯一出路就是“威懾”。所以，“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及官員解釋突出渲染台軍所謂強大威懾能力，“防衛固守，重層嚇阻”戰略實際上是圍繞增加威懾力構想出來的。
綜觀“防衛固守，重層嚇阻”戰略，突出了“威懾”二字。戰略目標重以懾止戰，作戰思想重先制反制，武器裝備重不對稱打擊，戰場建設重全維攻防，後勤保障重持久作戰。歸根結底，就是企圖使讓大陸認識到無速勝把握而慎重用兵、面臨巨大代價而不敢用兵、將鈍兵海上而無心登陸、會受困於戰爭泥潭而止步台灣本島。在威懾與實戰之間，新軍事戰略更重威懾。正如民進黨“國防藍皮書”所言，台軍“首要核心任務仍為建立有效嚇阻與防衛的能量，以嚇阻‘中國’對台軍事冒進”。
當然，台軍本來也不具備對解放軍戰而勝之的信心。從歷次演習看，台軍作戰預案基本建立在堅守一段時間、等待美軍馳援、爭取國際干預的想定基礎上。只不過即便是對於美軍戰時是否會賣力馳援，台軍實際上並無把握。如在“立法院”歷次有關答詢時，台軍標準口徑是立足獨立作戰。這是出於無奈，也是基本的事實，並非怠敵的詐術。因為假如美軍馳援台灣有如馳援韓國那般把握的話，台軍當然會用美軍增添軍事威懾可信度。故對美軍馳援問題，台灣當局和軍方行動上一直做兩手準備，一方面發展準軍事同盟關係，平時造美軍馳援之勢，戰時成美軍馳援之實，另方面發展獨立作戰能力，嚇阻大陸動武念頭。
二、是以進攻性強威懾能力。就是通過發展對大陸的戰略先制、反制打擊能力，提高軍事威懾的有效性。“進攻”是此次台軍方高層宣傳新軍事戰略的“主題詞”之一。馮世寬等反復強調，台軍不再是守勢；“重層嚇阻”不是消極防衛而是積極地“一層層消滅”；不讓戰火發展到台灣本島。有“立委”問，新戰略指導是否包括主動出擊？馮直截了當回答，是手段之一。又神秘地稱，細節不能講，但可從研發武器看得出來。說得夠明白了。消息靈通的台綠營背景“自由電子報”則直言，“重層嚇阻”就是在敵軍攻擊前先發制人。
如果說以往“有效嚇阻”更多注重通過增強專守防禦的韌性、讓解放軍“打不動”來支撐威懾效能，輔之以政治緩和措施、自我約束進攻性軍事能力以求和平的話，新軍事戰略則更強調主動進攻、給大陸造成得不償失的損失以懾止戰爭。這是民進黨的一貫思想，與陳水扁時代“境外決戰”戰略思維一脈相承，反映了民進黨人的冒險性、盲動性、挑戰性。民進黨人的思維模式植根於反國民黨的“政治正確”，凡是國民黨主張的民進黨就要堅決反對，軍事戰略亦然。國民黨當局軍事戰略歷經調整，總方向是由攻轉守、前出轉收縮、軍事轉政治，所謂“三分軍事七分政治”、“老虎不出洞”就是生動體現，背景則是“軍事反攻大陸”無望，轉而政治守成拖以待變。民進黨作為國民黨的天然對立面，要實現“台獨”的夢想，必然成為政治上的挑戰者，加之其軍事思維受西方現代戰爭思想及日本軍國主義理念影響深，故必走進攻和冒險路線。陳水扁執政時提出所謂“境外決戰”戰略，大力發展中程彈道導彈、遠端巡航導彈、空對地導彈等進攻性武器，揚言導彈“打上海”、“打香港”，突襲三峽大壩，千方百計阻止大陸以武止“獨”。
蔡英文當局有沒有條件實行新軍事戰略？根據馮世寬等人一些說法，台軍目前似乎即具備某些物質基礎。如在回答台軍“以往也是陸海空多重防禦作戰，‘重層嚇阻’新意何在”的質疑時，馮語帶玄機地稱，當台軍設定“重層嚇阻”即代表戰力比去年強，有多方面作戰能力。他似乎是暗示台軍有了什麼“大殺器”，可以實施“重層嚇阻”了。又如，3月16日民進黨籍“立委”王定宇質詢，直接面對台灣的大陸東部戰區，距離台灣最近250公里，最遠1380公里，台軍是否有能力、有計劃、有信心能拒解放軍1300公里以外？姜振中斬釘截鐵地回答：有這個能力，訓練和計畫都有。從武器裝備角度看，估計馮和姜指的是台軍裝備的雄風-2E巡航導彈、中程地地彈道導彈及F-16戰鬥機加強版、IDF戰鬥機對地攻擊版。另據“自由電子報”透露，台軍的雄風-2E巡航導彈的射程已突破馬英九時代限制，超過1000公里。
三、是以全維性增防禦韌性。台軍方稱，解放軍已具備從東西海岸同時進攻的能力，因此，行之多年的“防衛固守，有效嚇阻”戰略指導改成“防衛固守，重層嚇阻”。馮世寬進一步解釋，“重層嚇阻”就是運用多層嚇阻手段，達到防衛固守的目的，“是敵人陷入多重困境，嚇阻其不至於輕啟戰端；如對方執意進犯，拒敵於彼岸、擊敵於海上、毀敵于水際、殲敵於灘岸。台軍方強調，過去「有效嚇阻”意指開戰即決戰，一戰決勝負，“重層嚇阻”則轉而積小勝為大勝。
從上述闡釋可以看出，新軍事戰略之所以使用“重層嚇阻”這樣晦澀難懂而非“多層嚇阻”這樣簡單明瞭的用詞來概括，其主要用意，一是避免誤解，二是強調網路。所謂“避免誤解”，是避免誤認為“重層”是線性地理空間概念，即台軍自西向東設置一道道防線，逐次抵抗解放軍進攻。新軍事戰略將是空間上的全向防禦、時間上的持久防禦、手段上的無縫防禦，企圖使大陸攻台部隊在空間、時間、公域上處處受阻、處處挨打、舉步維艱，由此拓展防禦的縱深和韌性。也就是說，“重層”的“層”不僅是地理概念，還有類似美軍“全球公域機動與進入”戰略中的“公域”概念，包括陸、海、空、天、電、網等諸領域。特別是所納入的網路、電磁領域手段，便不好與傳統手段的“層”並列，因為網路、電磁是一個“融入”的概念，與台軍全部作戰體系融合在一起發揮作用。民進黨十分重視網路空間作戰，長期主張建立與陸海空三軍並列的第四軍種——網軍。此次出台的“四年期國防總檢討”雖未決定建立網軍，但突出了網路戰建設。如此一來，台軍使用“重層嚇阻”不如使用“全維嚇阻”來得更容易理解些。
至於台軍有無“重層嚇阻”的能力，台“國防部”強調，台軍從空中、水面到水下，都在非常努力研擬不對稱作戰，比如“智慧型水雷”就是有效嚇阻。此外還希望發展可攜帶進攻性武器的無人載具。換言之，台軍已經在向這個方向努力並具有初步的手段。
四、是以死戰性求持久勝敵。即以魚死網破的戰爭意志和全面抵抗精神，對抗大陸動武。台“國防部”官員稱，“重層嚇阻”與前“國防部”副部長林中斌倡議的“多重嚇阻”主張相同，即以“水泥叢林遊擊戰”對付解放軍的戰機、軍艦和導彈突擊，“讓共軍知道，若攻台必定傷亡慘烈，動手前會三思”。林中斌曾說過，他的主張就是伊拉克遊擊隊對付美國的辦法，使用的不是什麼昂貴武器，卻讓美國灰頭土臉，只好宣佈撤退。可見，林中斌的“高見”，追求的是孫子兵法的“鈍兵挫銳，屈力殫貨，諸侯乘其弊而起”的境界。
台新軍事戰略的這重意涵並不新鮮，就是台軍的“焦土戰”理念的延續。“焦土戰”理念大體形成於抗日戰爭時期，當時宣揚“焦土抗戰”、寸土必爭、抵抗到底。2002年4月陳水扁執政時期，時任“國防部長”湯曜明揚言，台海如果發生衝突，“國軍”不惜使用“焦土作戰”來維護安全。如果說“防衛固守，重層嚇阻”的“焦土戰”有什麼新發展的話，也許就在不僅堅持“焦土戰”傳統，即把台灣變成另一個“越南”、“伊拉克”，還包括不惜打到台灣全島“廢墟化”，讓大陸到手的是一座“荒島”、“死島”、“空城”。這裡面多少有點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味道，不由得使人想起二戰末日本保衛本土的全民殉葬式“焦土戰略”。問題是台灣能否做得到這個程度。
五、是以孤戰性代美軍馳援。“防衛固守，重層嚇阻”雖重視美台軍事合作，但同時立足沒有美軍馳援境況下的孤軍作戰，包括使台軍具備無援軍條件下的完整威懾能力、獨立堅守台灣的完整防禦體系等。這是不得已而為之。民進黨固然重視美台軍事合作，不遺餘力鞏固準軍事同盟關係，但其內心深處是不抱幻想的。因為他們知道，美國不支持“台獨”，從未承諾馳援“台獨”引發的戰爭；小布希時代對陳水扁的“脫韁行徑”已流露出“等待塵埃落定”苗頭，未來更難避免。正因為如此，民進黨的“國防藍皮書”十分強調“國防自主”，包括“國機國造”、“國艦國造”、國防預算提升至佔GDP3%等等。這些是競選時期的主張，也是其現行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蔡英文當局、台軍方公開場合很少向台軍基層官兵、島內民眾大力度鼓吹“孤軍作戰”。原因在於，美軍未必來援固然是事實，他們心知肚明。但美軍馳援是台軍作戰、“全民防衛”的心理支柱。假如這個支柱坍塌了，美國援軍無望了，台軍官兵必將士氣大落，台灣社會必將恐慌蔓延。所以，對於“孤軍作戰”這個前景，蔡英文和台軍高層也“只能做不好多說”了。
未來台軍建設的重點領域
隨著“防衛固守，重層嚇阻”新軍事戰略逐步推行，台軍整軍備戰的重點可能有所調整。未來凡有助於強化軍事威懾的舉措，可能都會成為台軍建軍、備戰、作戰的選項。
一、是加強中遠程進攻作戰能力。加速發展和升級各類地對地、空對地導彈，大口徑遠端火箭炮，察打一體遠端無人機，提高作戰飛機遠程突襲能力，為大型水面艦艇和潛艇發展和配備對陸攻擊巡航導彈。特種作戰部隊會得到進一步加強，向形成成規模滲入大陸一定縱深能力發展。
二、是發展不對稱新質作戰力量。“非對稱作戰”是世界潮流，台軍亦不例外。台軍將針對大陸作戰體系的要害和薄弱環節，發展令對手“出其不意”、“防不勝防”的新型高技術作戰手段，改進加強傳統作戰手段，形成不對稱優勢。重點是網路攻擊、電磁作戰、無人戰爭、精確制導及隱身飛機、新型潛艇、超音速反艦導彈、智慧水雷等等。蔡英文即主張，充分籍助台灣在資訊技術尤其是網路技術處於亞洲領先地位的優勢，提升資訊作戰能力，充分體現非對稱作戰思想。馮世寬稱，台軍正研擬“不對稱作戰”。
三、是探索準大規模毀傷手段。民進黨具有冒險性，發展軍事能力會不擇手段。筆者憂心的是，不能排除民進黨當局會鼓勵台軍發展具有大規模破壞效應的作戰能力，包括準大規模殺傷、打擊非軍事目標、癱瘓民生設施、傷害無辜平民等等。諸如大規模網路攻擊、攻擊大型水壩、突襲核電站等等，都可能成為其思考的方向。但這樣的戰爭冒險手段固然可能對大陸形成威脅，更會激化兩岸矛盾、招致更有力的應對舉措，其後果對台灣而言，純屬“自殺”。
四、是調整美台軍事合作。以迎合特朗普對盟友承擔自身防務責任的要求為名，爭取美支持台軍發展進攻性軍事能力、完善獨立作戰體系、構建新型軍事同盟關係。台會力爭美國在協助製造潛艇、購買F-35戰鬥機、建造“宙斯盾”驅逐艦、發展遠端導彈、完善美台聯合作戰體系等方面，大開方便之門。
五、是完善獨立作戰體系。以建立完善獨立作戰體系、擺脫對美軍依賴為目標，發展遠端預警系統、指揮控制系統、網電作戰系統、進攻作戰系統、遠端投送系統、戰場保障系統等等。台軍對美軍戰時馳援迫切需要什麼，現在就發展什麼，努力達至系統配套、自成體系。
為落實新軍事戰略，台軍將發展戰略威懾、聯合作戰、非對稱作戰及先制反制、縱深突擊、網電攻擊、特攻作戰、防空反導、水雷戰、反航母作戰、飽和攻擊等理論，編寫相應訓練演習教材，進行相關教育訓練，展開作戰實驗驗證。這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需要堅實經濟實力、技術實力、涉外事務實力及內部凝聚力，一以貫之、持續推動。否則只能是“鏡花水月”、空中樓閣。
對新軍事戰略的初步評價
台灣當局新軍事戰略是陳水扁時代“境外決戰”戰略升級版。無論思維方式、政治目的、策略手段、配套措施等，都有如當年“境外決戰”戰略的翻版。陳水扁的“境外決戰”戰略被時任台軍高層實事求是地打了折扣，被馬英九堅決地予以否定。但是，隨著民進黨重新執政，這個戰略死灰復燃，既說明了“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戰略決定於政略這一基本原理，也說明了民進黨“政治掛帥”、“政治決定一切”的執政方式何其登峰造極。
台灣當局新軍事戰略帶有極強冒險主義色彩。強調進攻就是強調打仗、突出威懾就是突出威脅、大舉出擊就是大舉挑釁，最終寄希望於大陸不敢打，豈不荒唐之極。面對“台獨”的挑釁，如果大陸軍事上無動於衷，其前提只有一個，就是鄧小平當年對柴契爾夫人講的：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共產黨是李鴻章；假如大陸判斷台灣的軍力即將發展到造成不可承受損失的程度，豈不會加速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因為按照《反分裂國家法》的規定，這樣的態勢會構成“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這一使用非和平手段的要件。換言之，蔡英文當局把威懾的希望寄託在冒險出擊、先制反制上，實質是把兩岸往戰爭道路上推。台灣能給大陸造成的損失越大，對台灣的戰略後果越嚴重。
台灣當局新軍事戰略不乏舊式戰爭思維。表面看，又是網軍、電磁頻譜，又是非對稱作戰、無人戰爭，“防衛固守，重層嚇阻”跟上了資訊化戰爭的時代步伐。但是，時尚的面子裡面包裹著的是過時的裡子。台軍在防禦上企圖做到時間、空間、手段面面俱到、不留空白，與一戰時期的“機槍加鐵絲網”如出一轍，是典型的陣地防禦戰思維；台軍的“焦土戰”可以像一些“軍事專家”對薩達姆軍隊遊擊戰、巷戰、地道戰的預判，但政治原因導致這一切並沒有發生，台灣軍民就會為“台獨”同仇敵愾、替蔡英文和李登輝之流“玉碎”？台軍企圖把台灣島從“硬殼核桃”升級為“吐著毒蛇信子的刺蝟”，令大陸不敢下口、無從下口，不由得使用人想起當年的“堡壘主義”戰略，這種“拒敵於國門之外”的消極防禦必敗無疑。
台灣當局新軍事戰略“不仁不義”。新戰略為主張“台獨”的民進黨量身定做，本身就是非正義的戰略。拿台灣2300萬民眾作為“台獨”的人質，向大陸施加壓力，“不仁不義”。問題的核心是，假如爆發戰爭的話，必定是“台獨”所引發，用全島內包括不贊成“台獨”的民眾為“台獨”做盾牌、質子，道義何在、愛台灣愛在哪裡？退一萬步講，未來如果大陸方面真的走到“久攻不下”的地步，會不會出更重手，使用更有時效、更有摧毀力的手段？
台灣當局新軍事戰略必然失敗。台灣經濟實力、國際處境、發展前景決定了“重層嚇阻”能力根本形不成、辦不到，是“虛張聲勢”、軍事“大躍進”“放衛星”。馮世寬為什麼大吹大擂台軍具備這樣的作戰能力？此舉恐怕也是其規劃中的“重層嚇阻”之一層：語言嚇阻！2003年，薩達姆政權的伊拉克新聞部長薩哈夫就用過這個把戲。當CNN播放著美軍坦克攻入巴格達城內實況時，這位近在咫尺的老兄還在信誓旦旦地宣稱美軍沒有進城；無法否認時，則宣佈“我們是故意讓他們進城的，因為這樣才能更方便我們消滅他們，我們已經把他們的退路堵死了。”
“吹口哨走夜路”，也是“重層嚇阻”之一層！
解放軍中將李際均先生在2011年11月台北“兩岸一甲子學術研討會”上有句名言：“如果台灣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比台灣用兵50萬都管用。”套用過來可以講，如果“重層嚇阻”能嚇阻得住民進黨搞“台獨”的話，就可以“防衛固守”住台灣島了。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7年5月號，總第2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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