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武士《落花一瞬，帶著美去死》-*李冬君*
於日常坐臥中，決死而生，自然是在那一瞬死的決意。不過，正是此刻，為了死的決意湧出，平素就應視死如生。平日尤應留心，武士不能自辱其死。
人很脆弱，隨時都可能死，但不要被別人暗中罵死，更不能稀里糊塗地去死，最好使生活趨美，帶著美去死。
常朝說：為了容貌適宜，“最好不斷地照鏡子”，作為武士的教養，“胭脂之粉，還是經常裝入懷裡的比較好。倘若遭遇萬一，於醉醒或睡醒之時，臉色有時一塌糊塗”。作為武士，不能骯髒難看地死，死如落花一瞬，平素就要留意。
他說，生活在五六十年前的武士，他們每天早晨一起來，立即沐浴，然後剃淨月代，梳理好髮型，往頭髮上噴香，修剪手足指甲，用浮石打磨平滑，為了使它艷麗光鮮，再用“金色草”塗抹，時刻謹慎自己的起居坐臥舉止。如果是很邋遢的樣子戰死，那麼這武士平素的覺悟就值得懷疑，甚至被敵人鄙賤。所以，老人也好，年輕人也好，身體的教養要好自為之。他自己為此也花費了很多時間，因為“武士的工作，就是些這樣的事”。
五六十年前的佐賀藩的武士，那是連毛毯如何使用都不知道的鄉下武士，在時尚面前，他們土頭土腦，縮手縮腳，與上方風的流儀迥異其趣。可是，我們都知道，木村長門守重成，當其率先上陣，攻陷大阪時，他穿的盔甲是用香熏透了的。
還有，我們在《平家物語》中曾讀到： 梶原源太景季在一之谷的戰役中，將一枝梅花插在鎧甲之背上出戰。
他們是名人，當然與那些不知名的鄉下武士不同。但是，他們作為武士活著的生存方式，卻絕不是另類。把死這一嚴肅的事實，就擺在眼前。在日常生活中，美著，活著，那一瞬一瞬的美的累疊，就是一首詩。
將日常之美，日日經營，並付諸實施，可稱其為行動的美學。這樣的美學理想，在武士身上，大概就表現為用美來裝飾甲胄，以刀槍為藝術品吧。把他們的武器與歐洲騎士的武器拿來比較，簡直有云泥之別。
歐洲騎士們的武備，說到底也就是實用，想方設法，不過防衛自身。可日本武士使用的武器，已然超越了戰鬥中的血腥，與其說是製敵，還不如說是敵人使他發現了瞬間之美，他要穿透這一瞬間，去把握美的存在。美麗的甲胄和刀槍之屬，展示了武士的日常生活和內心世界。
武士的愛情，是“忍戀”，常朝說：“戀的極致，就是忍戀。”
然而，常朝說的“戀”，不是指男女之戀，在常朝看來，男女關係，沒有真正的愛情問題，那不過是家和家之間的關係，維持子孫的關係。而真正的愛情，必須建立在那種物質性的關係不能進入的地方。
“死戀之後的煙中，才知道他，只剩下虛無中的思念了。”
這是一首常朝經常引用的和歌，從這首和歌裡，我們能理解他說的“忍戀”了，那是一種至死不已的“戀”，是對像已經消失了的虛無之“戀”。說到底，也就是“戀”的本身之“戀”——被時間考驗的思念。
戰國武士的世界，是“狂”的世界，那是以“狂”而美的生活，“戀”而“忍”的愛情開場的。這是儒教所沒有的東西，但在《葉隱》中可以看到。常朝眼裡的世界，與本居宣長相似，各自從戰國武士和古人的心中，讀取了美的感情和日本式的緣由，而有了常朝的“無情”和宣長的“多情” 。
宣長批評儒教：應該高興的事，也並非那麼高興；值得悲哀的事，沒有那麼悲哀；應該震驚的事，並不大驚小怪，從來沒有激情的演出。人之事，應當由神裁奪，而非據理來主宰，雖顯而易見，可它歸根到底，還是神之事的外表，人之事如演出的木偶戲，而神之事，則深藏在幕後。
而儒教倫理，喜歡一一拷問人之事，卻忽略了神之事，宣長認為，這會使人過於窘迫，也不太符合神的意思，反而使人心萎縮，壞事變得多起來。死，什麼時候、以怎樣的姿態來探望我們，誰也不知道。非情的世界，偶遇殘酷的命運，要平靜地接受它，不動如山。
常朝舉例：堀江三右衛門，是一個從藩倉庫裡盜取金銀走脫的罪犯，抓到以後，被課以極刑。先是將他身體中所有的毛，用火燒光，他不動。隨後，剝下指甲，切斷全部筋脈，他還是不動；又插錐子，他依然不動。最後，縱向割裂開後脊背，將煮熱的醬油灌進去時，才把身體弄彎死了。拋開罪行不談，這從容受死的“不動”之美，令常朝讚歎不已。人皆有死，可有幾人，能死得如此從容，如此有尊嚴呢？
在神的眼裡，人之事，如落花一瞬，所有是非、善惡，都可以忽略不計，唯有美，被神關注。
日本人認為花有神性
世阿彌在《風姿花傳》中，談到了日本的花。年輕人，有年輕的花；老年人，有老年的花。燦爛的花，枯萎的花、幽玄的花、開在岩邊的花、能之花…… 這些花，處境不同、形態各異，各有其活潑而憂鬱的生命。無論興或衰，各有其美的存在。
美，是花的神性，也是日本人精神的底色。花因其美，而呈現神性，日本人看萬物皆如花，萬物皆趨於美。
木、石、竹、草，都變成了花，而有神性。
日本人從花里體認神性，而有花道，審美意識和宗教感結合，給日本人的知、情、意，打下神性的底色。
在日本，以花命名的物事很多，諸如人生之花道、男之花、花相撲等。
人生的花道、男之花，是指人的力量，於巔峰時，所顯現的自由，那是神性。從那裡登場、退場，就是花道。
人生經由花道，走向神性，而有神道。用自然之花，染織衣裳，叫“穿花”。日本人被稱為是“穿花”的民族，那些感受花之靈力的戰國武士們，在頭盔上插一枝菖蒲，那也是“穿花”。
“穿花”也有神性，表現在武家的紋飾和家徽上。各國都有徽章，唯獨日本的家紋特殊。日本的家紋，幾乎都用花，用櫻、菊、梅、藤等。
人生的花道、男之花，還表現在一種染布工藝——“花染”上。“花染”是用露草汁描下繪，在下繪之上再完成本繪，那淡淡的青色，經清水的洗滌，幻化為彩帶，熱氣蒸煮，升騰為雲妖，隨之，便消失無影。留下了手繪，顯示底色，那露草汁，何等重要，可使命一完成，便立刻雲散，留下素晴一片，所謂人生的花，就是這樣的花。
走過了花之流年，人生如花盛開時，便臻於極限。這花之流年的存在，猶如“花染”，一瞬間，了無踪痕。如花吹雪，美麗遷徙，落英繽紛，燦爛地散盡。生命的行色，載入“花染”流程。露草一閃，落花一瞬，留下“花染”。元祿時代，有“花染”繪，被叫作“幽禪”或“幽仙”。
日本人對手工活兒，認知獨特，多以審美之眼。草木之花，開放在山野，會因人生的聚散之緣而美麗。而人生之花，於彌留之際，也會留下善惡的餘味。世阿彌把花的種子，撒在舞台上，開出了“能”之花，演出本身，就是人生的“花染”。
觀花“要感哀地眺望”
人是什麼？這個答案是不能寫的。花也同樣，所以非常有趣，觀花之眼十人十色。多情善感、毫不留情、哀、殘酷，這些都是感哀。感哀過了，難免殘酷，殘酷之美，是日本文化的特色。
日本人觀花，情色皆美，然而內心焦慮，常常以“禪之花”定之，獨缺“悠然”，無如陶令公之“悠然見南山”者。日本民族，內心緊張，即使面對花，也不能完全釋放。日本，四面環海，茫無際涯，島國像落花一樣，漂浮在海面，被大地遺棄。
生長於斯的民族，也好像先天的，就被大陸流放了。文化的骨子裡，那宿命的浪人情結，感發了淒美的物哀之心。浪人尋求歸宿，目標是大陸，日本民族“感哀地眺望”，眷戀深深，眺望的情結，融入風土。
同樣是海洋民族，希臘民族因其與大陸相連，而有足夠的自信，去引領文明的風騷；日本民族則因其孤懸海外，處於文明的邊緣，而難免自卑。自卑，帶來了正反兩面，正面是歸依，反面是征服。
派遣唐使，當然是歸依，可是搶占朝鮮，覬覦滿洲，那就是要征服啦。
從奈良時代到江戶時代，日本人，有歸依，也有征服。期間，打了兩仗，跟唐朝打，跟明朝也打，結果，都像落花一樣，敗了。“記紀”時代，日本有古樹崇拜，“萬葉”時代，發生愛花思想。於是，“感哀”之眼初開，向大陸“感哀地眺望”時，發現了花。
先是從唐詩裡，“感哀地眺望”那想像的梅花，思想和信仰，因此由神聖而不朽的古樹，轉向易逝的鮮花，從偉大的永恆，轉向瞬間的美感。花與人心對話，有預示功能，花開表示神意，櫻花可以卜吉凶。
日本人忌花殞，花之飄零時，有鎮花祭，祈禱落花安息。不僅感哀花的姿與色，而且與花交心，於是花道初現，使花再生。單就“花”這一詞彙，它的周圍，就浮游了多少浪漫氣息？憑弔、嘆息、悲泣，當然，還有激動和欣喜，優美的心靈，與花同棲、共語。在“繪畫的世界”裡，花亦被“感哀地眺望”著。
奈良時代的繪畫，還沒有花和草，到了平安時代，應時而開的花草，便在和繪里出現，從鎌倉末期到室町時代，受漢畫影響，而有“花鳥畫”。
日本人對於自然的藝術的眼光，是被宋元水墨畫開了天目的，安土桃山時代的繪畫，從花鳥畫到花木圖，都出現了花的饗宴和美色亂舞的絢爛世界。日本一位植物學者說，沒有文化的地方，不會培育花。
喜馬拉雅原住民，就討厭家畜不吃的花草，那是實用而不是審美。而養花的文化中心，世界上只有兩個，西方從希臘到羅馬乃至西歐，東方是中國和日本。
唯美的信仰之花
對於日本人來說，茶道是化了妝的宗教。
一提到茶道，首先呈現給想像的一定是茶的唯美精神，當你從茶之湯的美好沉醉中醒轉來時，卻發現它所傳遞的是一套關於倫理和宗教的人生觀，唯美開出了信仰之花。作為美的信仰，日本人的教堂是茶室。
但日本茶室截然不同於西方教堂，也不具有建築學意義，它只適合日本人關於茶之唯美的理念。
人們常說，希臘的偉大之處，在於他們從不依賴過去。日本草庵茶室也一樣，它，既不依賴過去，也不再模仿唐物，每一間茶室都是茶師獨特趣味的展示和唯美思想的競放。
這便是“數寄屋”的由來，“數寄”是“好”，是愛好，喜好，是趣味，茶室因趣味而建造，是一種“空空”的趣味，空間的空寂味兒。潔淨簡樸中見自在，自然原始中現本色。
空如家徒四壁，不用任何多餘的裝飾，散發著黃土清香的泥壁，幾根天然曲致的圓木是泥壁的筋骨，支撐著草庵屋頂。僅在床之間上插一隻小花，空間便足以生動起來，給出唯美的信仰啟示。
茅草屋頂，暗示著短暫易逝；纖細彎曲的支柱，透露出脆弱的本性。
因此，永恆只能在唯美的信仰世界中去尋找。茶室如若徒重外表，對藝術便是一種戕害；在有限的形式裡認識無限，投下你驚鴻一瞥——一個認識的姿態。
藝術與宗教相似，會使人在短暫中崇高起來。因此，武士來到茶室，必須放下刀劍，躬身屈膝進入，謹慎恭敬屈膝。陽光把美感投射進來，武士在謙衝居下中，靈魂獲得了美的獎賞。
茶室光線的明暗，如同畫作的明暗，空寂中瀰漫著人生藝術情緒的悲傷或快樂，帶給武士卓然出世的和平感悟。
這樣的“教堂”，能幫我們感知並界定萬物彼此間的分際，在這個意義上，它是一套修身養性的方圓規矩，同時顯現了茶道中的東方真諦，不論高低貴賤，只要你是茶道信徒，就是品味上的貴族。
茶湯是茶室的主角。只要你手擎一盞茶湯，無論誰都可以聆聽到孔子沉默寡言的甘甜，欣賞到老子轉摺機鋒的奇趣，以及回味著釋迦牟尼本人出世的芬芳，這，便是茶湯裡的宗教情感。
而這種東方式的宗教體悟，連英國散文家查爾斯•蘭姆在茶湯中也深得其中三昧，他寫道：“就我所知，不欲人知之善，卻不經意為人所知，乃是最大的喜悅。”
只有在唯美的信仰中，在品味茶湯豐富的層次中，才能夠體會到那種隱而未顯的含蓄美感，體會到不擅張揚的善，此乃茶德之本，茶道之旨，只有日本茶道才有這種技藝，茶湯傳遞給人一個唯美的記憶，它一定是一種高貴的手法。
泡一碗好茶，就是一款瞬間消失的藝術作品。
茶是瞬間的藝術行為，就像“快閃”，在抓住閃電般的體驗中，主客已經來到高山流水的峰頂了。因此，藝術家的一雙巧手，要完成一碗絕頂好茶，一定是帶有自己對茶的個體體驗，思想的昇華。
茶中也有提香，藝術就是“藝術家”自己的敘事風格。真正的美，必是恆在自身之中，這是藝術與生命的法則，既簡單又根本，茶道正因如此，才能開出唯美的信仰之花。
據說，《詩經》中就有茶了，可直到唐代，茶才擺脫它的原始單純，獲得茶人心靈上的眷顧，幸得他們在精益求精中，釀成形而上的精神飲料。
陸羽是茶中的王者，他在茶中發現了遍存於萬物之中的和諧與秩序，他制定茶律，為茶立憲，泡一碗好茶，勝過求一個功名。
茶，在融於水的同時融化了物我之間的隔閡，人在唇齒間欣賞自然，自然在物盡其用後回饋人類以熱烈的擁抱。而人與茶相互碰撞的激情，為人過日子這件事兒給予了新的趣味。
從此，茶不僅為詩情畫意增添樂趣，更為重要的是促成了一種自我實現的方法，正如有人吟誦道：“沃心同直諫，苦口類嘉言”，茶對於人格有了塑造意義，才上升為唯美的信仰，成為日本茶道的終極關懷。
茶之細節，也可以說一種沖泡的藝術風格，反映了一個時代的風貌。這在中國尤為明顯，唐朝煎煮茶餅，宋朝拂擊抹茶，明朝沖泡茶葉，分別出不同時代人們對茶的情感悸動。
岡倉天心為此感動，儘管在他看來已經是相當浮濫的美學術語，但他還是給三個不同時代，分別掛上古典主義、浪漫主義與自然主義的流派之名。對於茶的不同泡法，標誌那個時代盛行的精神思想，生命本身的呈現和表達，不經意的舉動，反而洩露出自我內心最深處的生命狀態。
滿清以後，茶粗鄙起來，岡倉無不惋惜道：對於晚近中國人來說，喝茶不過是喝個味道，與任何特定的人生理念並無關聯。國家長久以來的苦難，已經奪走了他們探索生命意義的熱情。
中國人喝茶，已失去了唐宋的幽思情懷，茶碗裡看不見茶湯的浪漫了，變得蒼老而實際。那讓詩人與古人永保青春活力的童真，再也不是中國人託付心靈之所在。手上的茶杯雖然依舊美妙，散發出花香，然而杯中再也不見唐時的浪漫，或宋時的禮儀了。
幸好這些反而在日本茶道中保留下來了，抹茶還是日本的茶中茶。的確，也許日本因為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東西需要隱藏起來，才會在細枝末節上盡情展現自我。
哲學和詩歌的成就縱然高尚，但是日常生活中不足為道的小事，同樣堪為民族理念的註釋。
其實，西方人除了宏大的宇宙哲學外，也有生活之偏好哪一款紅酒的追逐。但茶是日本人的美的宗教，一如紅酒之於西方人的信仰。
對於日本來說，如果說武士道是關於死的藝術，那麼茶道就是關於生的藝術。
岡蒼天心在《茶之書》中說，“西方世界近來對日本的興趣，也只是針對'武士道'――這項讓日本軍士對自我犧牲如痴如狂的'死的藝術'，卻很少注意到深深代表'生的藝術'的茶道。”
一般來說，生死觀屬於人的信仰層面，日本民族的櫻花是他們對生死的豁解之花，茶將這花吹落在唯美的信仰之上，無論生死都會通向唯美的彼岸，而渡船就是茶道，從美麗的活，通往美麗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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