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盛世光輝的黯淡，中國古代社會盛衰的轉折，安史之亂誰之錯？
中國歷史上最輝煌最燦爛的時代是唐代，唐代最重要的歷史事件就是“安史之亂”，史學界一向認為“安史之亂”是唐代由盛轉衰的轉折點，而唐代又是中國古代社會盛衰的轉折點，由此而論，公元755年（天寶十四年）爆發的“安史之亂”可以看做是中國二千餘年古代社會歷史發展的一大關鍵。“安史之亂”爆發的原因，迄今史學界並沒有一致定論。
關於“安史之亂”的起因歷史觀點大致有五種說法。
其一是“府兵敗壞，外重於內”說，認為邊鎮節度使將帥久任、擁兵自重、尾大不掉、難以控制。唐初的府兵制，其勢力內重於外，到唐高宗、武后時，府兵制被破壞。到玄宗開元中期，府兵總人數僅有十二三萬，而且沒有戰鬥力。與此同時，邊疆十鎮節度使統兵四十九萬，多為久經戰陣的士兵。其中安祿山就有兵十八萬三千，外重於內之勢已成。
其二是階級矛盾說，認為玄宗後期朝政腐敗，農民多失去土地，承擔不起深重的賦役而四處逃亡。農民與統治階級的矛盾日益激化，給安祿山、史思明叛亂提供了可乘之機。
其三民族矛盾爆發說，隋唐以來，河北北部幽州一帶雜居著許多契丹和奚人，唐太宗在贏得對突厥戰爭後，將許多突厥人也遷徙安置在這一帶。逐漸產生民族矛盾引發叛亂。
其四是唐王朝將相不和說，先是蕃人與宰相李林甫的矛盾。史載：“皇太子及宰相屢言祿山反，帝不信。”（《新唐書》列傳），其次是安祿山與太子的矛盾。楊國忠繼李林甫為相後激化了與安祿山的矛盾，楊國忠將安祿山心腹或殺或貶，安祿山正是以此為藉口打著清君側名義發動反叛。
其五是唐玄宗怠政說，玄宗寵愛楊貴妃，整日沈溺於酒色娛樂，怠於政事，朝政大權被李林甫、楊國忠、高力士等人控制，他們結黨營私，排斥打壓異已，唐玄宗只喜歡歌功頌德，粉飾太平，即使安祿山的反狀日漸暴露，玄宗還不警覺，把告密者一律縛送安祿山處置。
我們翻看中國歷史會發現，歷史上西漢也有類似情形。在漢景帝時發生了“七國之亂”，但中央政府能夠把握控制外重內輕的局面，並且迅速平定叛亂。漢武帝晚年也是變成昏君，也權臣當政，但卻沒有爆發內亂。“安史之亂”的爆發還存在一些偶然性因素在起作用，比如權力的變更和權臣的奸佞跋扈等。
歷史記載唐玄宗即多才又有能力和魄力，擅書法，知音律，是一個在政治上和愛好上都有所成就的帝王，早年開創了“開元之治”局面，晚年則深居宮中，專以聲色自娛自遣。唐玄宗晚年奢侈和怠於理政是事實，但是說他昏庸則未必。史實證明他晚年對外重內輕、將相不和等政治危機仍然有敏感的洞察，並不糊塗。
唐代郭浞所作《高力士外傳》，是他與高力士同遭貶謫時據高力士口述而作，真實史料價值與眾不同。其中說到唐玄宗與高力士在開元二十三年、天寶十年、十三年的三次問答。
第一次玄宗問：“軍國政事，委以林甫，卿謂如何？”高力士答：“軍國之柄，未可假人。”玄宗說：“今所敷奏，未獲朕心。”
第二次玄宗問：“朕年事漸高，朝廷細務委以宰臣，藩戎不旮付之邊將，自然無事，卿謂如何？”高力士答：“臣恐久無備於不虞，卒有成於滋蔓。”玄宗說：“今日奏陳，雅符朕意。近小有疑慮，所以問卿，卿慎勿言，杜复洩露，應須方便，然可改張。”
第三次唐玄宗因左右無人，問：“自天寶十年之後，朕數有疑，卿總無言，何以為意？”高力士答：“自陛下威權假於宰相，法令不行，臣不敢言。”玄宗聽後久而不答。
從唐玄宗這三次問答來看，他對於當時時局是很洞悉的，也在思考如何破局，只是歷史沒有給他機會。
安史之亂後，唐玄宗曾評價歷任宰相，說到李林甫，說：“是子妒賢嫉能，舉無比者。”裴士淹問：“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玄宗默然不應。（《新唐書·李林甫傳》）
可見李林甫專權，唐玄宗是很清楚的。但他為何又對此默然不應，久而不答？唐玄宗的真實想法我們已不得而知，只能猜測可能有集權的需要。權臣並不等於就是奸臣，唐玄宗久任李林甫，應該是出於他利用李林甫實現集權的需要。他信任安祿山等胡人也是自唐初以來的傳統，後來平定“安史之亂”也任用了眾多胡人做將帥。
李林甫自開元22年起任宰相，前後專權19年。他在位期間，迎合上意，妒忌賢能，打壓排斥異己，深為當時文人士大夫痛恨。但他身居相位，“每事過謹，條理綱紀，中外遷除，皆有法度”。（《舊唐書·李林甫傳》）。
李林甫政治品行差，能力上還是很強，在開元時期做了許多製度化上的努力，他領銜編定了著名的《唐六典》。李林甫的精明與乾練有著過人之處。他在世時，不僅楊國忠，就連安祿山也不敢放肆。
天寶十載，安祿山第一次見到李林甫就心怵。他在朝中常不尊重群臣，但見到李林甫冬天也要出一身汗，史稱其“以李林甫狡猾逾己，故畏服之”（《資治通鑑》）。
又載：“李林甫為相，朝臣莫敢抗禮，祿山承恩深，人謁不甚罄折。林甫命王鉷，鉷趨拜謹甚，祿山悚息，腰漸曲。每與語，皆揣知其情而先言之。祿山以為神明，每見林甫，雖盛冬亦汗洽。林甫接以溫言，中書廳引坐，以己披袍覆之，祿山欣荷，無所喼，呼為十郎。駱谷奏事，先問：“十郎何言？有好言則喜躍，若但言大夫須好檢校，則反手據床日：阿與，我死也！”（《舊唐書·安祿山傳》）。
天寶十一載李林甫死前，楊國忠從劍南馳回叩見，“渴林甫，拜於床下，林甫垂涕託以後”（《舊唐書·李林甫傳》），林甫曰：“死矣，公且人相，以後事累公！國忠懼其詐，不敢當，流汗被顏。”（《新唐書·楊國忠傳》）。
尤其是，李林甫的“奸臣”和“叛逆”罪名是在他死後由楊國忠誣陷而致，歷史有記載。在李林甫死前，唐玄宗還專門登上降聖閣用紅巾招他，表示慰問，說明他自始至終都信任李林甫。當時距“安史之亂”爆發還有3年，這3年中政治權力發生了很多變化，如果說李林甫對安祿山叛亂負責任，理由並不充分。李林甫是歷史上始終沒有得到平反的一位含冤者，時稱“及國忠誣構，天下以為冤”。《舊唐書·李林甫傳》
高力士也是中國歷史上的大“奸臣"，事實上，雖然高力士受封從一品驃騎大將軍，經常守候在唐玄宗身邊，專掌詔敕，參預機密，權高望重。皇太子稱之為“兄”，諸王公稱之為“阿翁”，駙馬稱之為“爺”。朝中宰相李林甫、李適之、蓋痺運、韋堅、楊慎矜、王珙到楊國忠，邊將從安祿山、安思順到高仙芝，都由他晉升。但是他卻能一向忠誠謹密，善自約束，不驕橫干政。他和唐玄宗的私人感情也很好，士大夫也並不嫉惡他。在李林甫死後，高力土是唯一具有權威的大臣，尤其調解邊將矛盾一類棘手的事，都由他來處理。史稱“內侍如力士者甚少"（《史綱評要》），將“安史之亂"歸罪於他也是沒有道理的。
另據近年陝西出土、蒲城文管所藏《高力士墓誌》記載，高力士曾有平定“王鉷之亂”與在蜀平定“南營之叛”的功績，稱其“親執桴鼓，令於顏行日，斬級者無戰功，擒生者受上賞，椒擾之際，人無橫酷者，由公一言也”。又總評其一生：“左右明王，垂五十年，布四海之宏綱，承九重之密旨，造藤之議，削稿之書，不可得而知也。其寬厚之量，藝業之尤，宣撫之才，施捨之跡，存於長者之論，良有古人之風。”墓誌由知制誥潘炎奉敕撰文，寫於代宗時期，其中評價應該是比較中肯的。
和李林甫、高力士相比，楊國忠的政治才能就極其低劣。史稱其“無學術句檢，能飲酒，蒲博無行，為宗黨所鄙”（《舊唐書·楊國忠傳》）。楊國忠曾經對人說：“某家起於細微，因緣椒房之親，以至於是。吾今未知稅駕之所，念終不能致令名，要當取樂於富貴耳。”（《開元天寶遺事十種》）。由此可見其德行能力的低下。
李林甫死後，楊國忠的唯一政敵只有安祿山，他屢次言稱安祿山謀反。史載國忠寡謀矜躁，謂祿山跋扈不足圖，故激怒之使必反。（《新唐書·楊國忠傳》）為了證明自己判斷正確，他甚至圍捕安祿山的親信以激怒安祿山，逼其速反。安祿山叛亂後，舉國震驚，楊國忠反而面有得意之色，而安祿山反叛的理由就是清君側誅楊國忠，史稱安祿山對楊國忠“視之蔑如也”（《資治通鑑》）。後來楊國忠遭六軍斬首，也是咎由自取。
安祿山是當時最有能力的邊將之一，“性合韜鈐，氣秉雄武，聲威振於絕漠，捍禦比於長城，戰必克平，智能料敵”（《開元天寶遺事十種》）。他由被譽為“萬里長城”到發動“安史之亂”，有一個從平衡到失衡的過程。開元年中宰相張九齡一見安祿山便說他有“逆相”，斷定“亂幽州者，必此胡也”。這個說法並沒有依據，連唐玄宗都說：“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資治通鑑》）。天寶十載安祿山兼任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重兵在握，位極人臣。這時的安祿山可反可不反。
既然安祿山已經“富貴已極”，年過50，肥胖症和眼病都在加重，一般來說他是不會選擇反叛的。果然就在叛軍久攻潼關不下時，他便憂懼、後悔，責備謀臣，“怒不解”，（《全唐文》）。而田乾真則勸安祿山效法袁紹割據河北，還說可以堅持15年。
除了利欲以外就是實力。天寶初，唐朝共有平盧、范陽、河東、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四鎮、北庭及西川劍南九個節度，兵馬約50萬。除劍南外都在北方。其中安祿山統領平盧、范陽、河東三鎮，有兵馬20萬，實力最強。哥舒翰統領河西、隴右二鎮，兵馬15萬，次之。安思順統領朔方，兵馬6.5萬，又次之。高仙芝、封常清統領安西、北庭二鎮，兵馬5萬，最少。
當時的情景粗看是“外重內輕"，實際上又各個分立，誰都不具有絕對優勢。如果西北5鎮合兵，那麼兵馬就多達26萬餘，便是東北方面的3鎮所不能匹敵的，安祿山對此不能不有所顧忌。節度使的分置無疑是唐玄宗手中具有重要的威懾力量，而安祿山直到天寶十一載時也還在謀求與哥舒翰結好，稱二人“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資治通鑑》）。
“安史之亂”爆發的主因是楊國忠激化矛盾。但即使這樣，安祿山對叛亂成功也沒有充分的把握，可以說成功的機會很小。但是歷史總會有巧合，恰在此時，他遇到了一個偶然的機會，這就是在安祿山率所部叛亂時，節度使諸鎮中的幾名主將恰恰都不在任上。原任安西都護高仙芝已於十載回長安任右羽林大將軍；河西隴右節度使哥舒翰於這年二月入朝，路途得病在家休養；安西北庭節度使封常清於這年冬入朝，十一月十六日剛到長安，對安祿山最大的威懾已不存在。
同時，深通兵法的安祿山選擇了最佳時機，一反常態在隆冬季節突然發兵。此前，安祿山請求向長安貢獻3000匹馬，派本部士兵護送，並與甲杖同行，引起唐朝的注意，雙方有七月與十月之爭。安祿山請求七月至，玄宗告訴安祿山說：“與卿修得一湯,故令召卿至，十月朕禦於華清官中”。結果安祿山沒有來，卻在十一月九日突然發兵。安祿山的策略是冬天突襲,他預先準備了繩索草木破船橫貫黃河，結果一夜冰合成橋。唐朝毫無戒備,叛軍只用34天就攻下洛陽。
安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共15萬人，號稱20萬，以誅楊國忠為名反於范陽，誓師後率兵向南。軍情傳到長安，唐玄宗急忙任命哥舒翰、高仙芝為副元帥、封常清為范陽、平盧節度使禦敵，理由是藉其威名，且素與安祿山“不協”。當時安西、北庭、河西、隴右諸鎮兵馬都來不及調遣，良將手下無強兵，僅靠威名並不起作用。僅過了半年，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三位威名震邊疆的良將相繼被殺或被俘，唐政府軍一再潰敗。
最終唐朝歷經三帝八年時間才平定叛亂，為此付出的代價太多，北方基本被戰火摧毀，流民遍地，經濟民生凋敝。經此叛亂吐蕃趁機奪取了唐朝對西域的控制和隴西隴右，長安直接處於吐蕃的威脅中。唐朝內部開始形成藩鎮割據的局面，曾經強盛輝煌的大唐逐漸走向黯淡。不知玄宗如地下有知是否會後悔縱容楊國忠的所做所為？
參考文獻：1、《郭湜·高力士外傳》2、《新唐書》3、《舊唐書》4、《資治通鑑》5、《史綱評要》6、《高力士墓誌》 7、《開元天寶遺事十種》8、《全唐文》--本文來自大風號--
安祿山
安史之亂是唐朝於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由安祿山與史思明向唐朝發動，同唐朝皇室爭奪統治權的內戰及動亂，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轉捩點，也造成唐代藩鎮割據[3]。由於反唐戰爭的發起者以安祿山與史思明二人為主，故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亦稱天寶之亂。
唐朝歷唐太宗「貞觀之治」、唐高宗「永徽之治」、武則天「貞觀遺風」及唐玄宗的「開元之治」後，國勢大增，文治武功在唐玄宗開元年間達至鼎盛狀態，屬史無前例的盛世。安史之亂發生並席捲北方後（其時天下久承平，百姓數代不知兵），對唐朝乃至中原後世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藩鎮的設立與勢力坐大 在初唐之時，節度使僅負軍事之責，而且人選都為德高望重之臣，並有不久任、不遙任、不兼任之原則。但經唐太宗、唐高宗時期屢次開疆拓土，先後討平東、西突厥、高句麗等，使初唐時期建立起很遼闊的邊疆區。中央朝廷為加強對邊疆的控制、鞏固邊防和統理異族，便於唐玄宗開元十年（722年）在邊地設十個兵鎮，由九個節度使和一個經略使管理。然而，此等每以數州為一鎮的節度使不單管理軍事，而且因兼領按察使、安撫使、節度使等職而兼管豁區內的行政、財政、人民戶口、土地等大權，令原為地方長官之州刺史變為其部屬。據《新唐書·志第四十·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軍事與行政的統合使得節度使因而雄據一方，成為唐室隱憂。
外重內輕的軍事格局 唐初，全國實行府兵制共置634個折衝府，當中261個位於保衛京師長安的關中，故軍事戰略相對來說是外輕內重，保證唐室有足夠的兵力保衛京師及其政權。唐玄宗開元十年（722年）設之節度使，許其率兵鎮守邊地，軍力日漸強大，漸有凌駕中央之勢。開元十四年（726年）時，京師守衛改由彍騎負責。而天寶中期，邊鎮兵力達50萬。而安祿山一人更兼任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這三地之間地域相連，兵力又於諸鎮之中最強，光是帳面上的兵力即達18.39萬，實力強大。相反，中央兵力則不滿13萬，形成外重內輕的軍事局面，漸漸形成地方反過來威脅中央的危機。
玄宗怠政--開元末年，承平日久，國家無事，唐玄宗喪失向上求治的精神。唐玄宗改元天寶後，政治越加腐敗。唐玄宗更耽於享樂，寵幸楊貴妃，成就楊貴妃的禍水之名，由提倡節儉變為揮金如土，如曾將一年各地之貢物賜予李林甫。他又把國政先後交由李林甫、楊國忠把持。李林甫爲人陰險，有「口蜜腹劍」之稱，任內憑著玄宗的信任專權用事達十六年，杜絕言路，排斥忠良，以致言路壅蔽、諂媚當道、忠貞去國、貪饕升天、社鼠殘害、民不堪命。楊國忠因楊貴妃得到寵幸而繼李林甫出任右相，只知搜刮民財，以致群小當道，國事日非，朝政腐敗，讓安祿山有機可乘。
河北胡化--唐太宗至唐高宗、武則天時平定東突厥及契丹各族後，將其內徙至河北北部一帶，河北北部於是成為胡人雜居之地。當地胡化甚深，受到的漢文化影響很淺，因此與唐室的中原關係疏離。唐室為了便於統治，倚重能通多種胡語及了解外族民風者。李林甫出任宰相時，為鞏固權位，杜絕邊將入相之路，稱胡人忠勇無異心，建議玄宗用胡人為鎮守邊界的節度使，而且又放任他們擁兵自重。因此安祿山身為胡人等得以取得權力，東北城的鞠仁兵是安祿山部隊中最驍勇勁捷。而安祿山也因兼三大兵鎮獨掌十八萬三千九百人的兵力而有叛唐的實力及野心。
將相不和--安祿山擁兵邊陲，其手下驍勇善戰，甚獲玄宗寵信，引來宰相楊國忠忌恨。兩人因而交惡，而唐玄宗又對此不加干預。安祿山久懷異志，加上手握重兵，就以討楊之名舉兵反唐。
經過--安祿山起兵 天寶十四年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安祿山趁唐朝廷內部空虛腐敗，聯合同羅、奚、契丹、室韋、突厥等民族組成共約15萬士兵，號稱20萬，在薊城南郊（今北京西南）誓師，以「憂國之危，奉密詔討伐楊國忠以清君側」為藉口於范陽（今北京）起兵。當時全國承平日久，民不知戰，河北州縣立即望風瓦解，當地太守、縣令或逃或降。
唐軍抵抗--唐玄宗於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得知安祿山反訊，猶豫後任命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兼任范陽、平盧（今遼寧朝陽）節度使，準備防守；命皇六子榮王李琬為元帥、右金吾大將軍高仙芝為副元帥東征。
長安失守與玄宗退位--唐玄宗於十一月十五日派特使畢思琛往東都洛陽募兵防守。安祿山的大軍雖遇阻礙，但由於楊國忠的無能，使安祿山於同年十二月十二攻入洛邑。東京留守李憕和御史中丞盧奕不降，為安祿山所殺。河南尹達奚珣投降安祿山。負責守衛洛陽的安西節度使封常清、高仙芝採以守勢，堅守潼關不出。唐玄宗聽信監軍宦官誣告，以「失律喪師」之罪處斬封常清、高仙芝。天寶十五載正月初一，安祿山在洛陽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
朝廷處死封常清、高仙芝之後，任命哥舒翰為統帥，鎮守潼關。唐室本可利用險要地勢暫時死守，保衛京師；但唐玄宗與楊國忠急於平亂，迫哥舒翰領20萬大軍出戰，最後以失敗收場。潼關一破，都城長安震驚，失陷在即。
唐玄宗於六月十三日凌晨逃離長安，到了馬嵬坡（今陝西興平西北23里）。途中士兵飢疲，六軍不發，龍武大將軍陳玄禮率兵請求殺楊國忠父子和楊貴妃。楊國忠已經被士兵亂刀砍死，玄宗本欲赦免楊貴妃，但士兵繼續喧嘩，高力士苦勸之下，於是玄宗縊死楊貴妃。
後兵分二路，玄宗入蜀，太子李亨在靈州（今寧夏靈武）自行登基，是為唐肅宗。郭子儀被封為朔方節度使，奉詔討伐。次年郭子儀上表推薦李光弼擔任河東節度使，聯合李光弼分兵進軍河北，會師恆州（今日河北正定），擊敗安祿山部將史思明，收復河北一帶。
史思明奪權--唐肅宗至德二載（757年）正月，安慶緒殺父安祿山，自立為帝。命史思明回守范陽，留蔡希德續圍太原。同年，長安為唐軍收復，安慶緒自洛陽敗逃退據鄴（今河北臨漳），其部將李歸仁率精銳及胡兵數萬人，潰歸范陽史思明。因契丹、同羅等族組成的精兵大部歸史思明，安慶緒謀除史思明，史思明遂以所領13郡及兵8萬降唐，唐封其為歸義王，任范陽節度使。
唐廷對史思明存有猜疑，欲策劃消滅之，不料計劃外洩，史思明復叛，與安慶緒遙相聲援。乾元元年（758年）安慶緒為郭子儀等統兵20餘萬所圍困，後增至60萬。次年得史思明之助，大敗唐九節度使之60萬軍，其圍遂解（鄴城之戰）。宦官魚朝恩讒毀，郭子儀被召還長安，解除兵權，處於閑官。不久安慶緒被史思明所殺，史思明接收了安慶緒的部隊，兵返范陽，稱「大燕皇帝」。
戰亂結束--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史思明軍隊內訌，史思明為其子史朝義所殺，內部離心，屢為唐軍所敗。寶應元年（762年）十月，唐代宗繼位，並借回紇兵收復洛陽，史朝義奔莫州（今河北任丘北）。僕固懷恩率朔方軍追擊史朝義。 寶應二年（763年）春天，田承嗣獻莫州投降，送史朝義母親及妻子於唐軍。史朝義率五千騎逃往范陽，史朝義部下李懷仙獻范陽投降。史朝義走投無路，於林中自縊，歷時七年又兩個月的安史之亂結束。
唐廷基於迅速結束戰爭的考量，招降後任命安史餘部田承嗣為魏博節度使，李懷仙為幽州節度使，李寶臣為成德節度使，薛嵩為昭義節度使，此後唐朝進入藩鎮割據的局面。
影響
安史之亂歷時八年，雖然亂事最終得以平定，可是很多後世史家均認為安史之亂不但是唐帝國由盛轉衰的轉捩點，而且對中國後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對外關係的發展均產生極為深遠而巨大的影響。司馬光《資治通鑑》：「（安史之亂爆發之後）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
當時唐室為了早日結束戰事，不惜招撫安史降將如李懷仙、田承嗣等，大肆分封為節度使、觀察使，允許其保留所據地區與兵力，於是藩鎮數量激增，全國各地均置節度使。而安史叛將的舊有軍力得以維持，因此便割據一方，控制了地方的政務，「郡將自擅，常賦殆絕，藩鎮廢置，不自朝廷」，中央無法控制地方，形成藩鎮割據的問題。如安史舊將田承嗣據魏博、李寶臣據成德、李懷仙據范陽，皆領節度使之職，即河朔三鎮。當時藩鎮表面上臣服於唐室，但事實上卻割據一方，使唐帝國陷入分裂的狀態，當中以河朔三鎮為甚。田承嗣在魏博還公然為叛亂的元兇安祿山、安慶緒、史思明、史朝義四人立祠，稱為安史四聖，來攏絡河北士卒，甚至可說明河北軍心懷念安史，而非唐朝。河北的割據狀態可謂一直維持至唐亡乃至五代十國。唐末年，宣武軍節度使朱溫帶兵進入京師長安，控制唐室。其後當朱溫廢唐哀宗，建立後梁，自立為帝，全國各地隨即各自獨立。
安史之亂之影響也包括促使長安、洛陽的衰落與中國政治重心的轉移。自秦漢以來，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一帶均為政治上的首都，是中國的政治中心和中央政府所在地。自安史之亂後，因戰亂持續而殘破不堪，李庾《東都賦》描寫安史軍隊「殺人如刈，焚廬若薙」；洛陽「世治則都，世亂則墟；時清則優偃，政弊則戚居」，故五代之中只有後唐定都洛陽，其他四朝乃至北宋以後的各個皇朝均不再定都於長安或者洛陽。
經濟方面，華北，關中一帶的經濟因此而殘破，經濟重心再度南移，南方取代北方的經濟地位。安史之亂主要蹂躪唐朝人口稠密和經濟發達的地區，北方人民多流徙，北方的經濟大受破壞；相反，江南一帶並未如北方般受到戰亂的摧殘，使南方得以保全。而且大量中原人民南遷，為南方帶來勞動力，使江南的經濟則日益發達，最終其經濟規模凌駕於中原之上。
唐室為了平亂而向外族回紇、大食借兵，回紇自恃平亂有功，也屢屢向唐室勒索威逼財帛，連年的侵擾邊境，唐朝聲威至此淪落，天可汗制度無法維持。原本隸屬於唐朝的西域地區更是在之後三十五年時間內陸續被吐蕃和回紇所完全占領，結果導致陸上絲路逐漸斷絕，而南方的海上絲路則逐漸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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