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我們喜歡與否，今天的世界就是希特勒製造出來的結果。】
一些納粹頭目和20世紀初有影響力的德國生物學家在著述中都曾披露，達爾文學說及其著作對納粹種族政策有重要影響。希特勒（Hitler）認為，人類基因庫可以通過選擇性繁育加以改善，就像農民選育優良種牛那樣。希特勒政府制定種族政策時，十分倚重達爾文主義，特別是斯賓塞（Spencer）和海克爾（Haeckel）的學說。
因此，希特勒政權的一項核心政策便是制定並實施旨在保護 “優等種族”的各種政策。最起碼必須禁止“劣等種族”的人與被判定為優等種族的人通婚，以減少對優等種族基因庫的污染。“優等種族”論者認為，每個物種都有優劣之分，這是達爾文最初提出“適者生存”理論所依據的重要猜想與必要條件。 “優等種族論”最後登頂成為“終極方案”，致使大約600萬猶太人和400萬其他種族的人慘遭屠殺，他們都被德國科學家判定為“劣等種族”。
希特勒神話與傳說至今仍在全世界有廣大市場的原因，和三個因素有關。
第一，希氏本人是西方近代史上最有領袖氣質的統治者，拿破崙的時代太遠了，只有希特勒才有真實感和現代感，他的一言一行和一舉一動很容易吸引無數的崇拜者。
第二是世界各地仇恨猶太民族的人相當多，這批人認同和欣賞希特勒對猶太民族進行種族滅絕的手法。這種種族仇恨主義和文化極端偏狹主義在各地世代傳承下來，他們崇奉希特勒屠戮六百萬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
十年前，《時代週刊》為選拔「世紀人物」，向全球知名人士徵求人選（最後由科學家愛因斯坦當選），當時的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猶太裔的李察．郝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推選希特勒。他的理由是，希特勒主義所象徵的是種族主義、族群仇恨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和國家屠殺暴力，這些質素不但未隨第三帝國而沉淪，反倒在今天仍大行其道。因此，郝爾布魯克認為，對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不論好壞，希特勒應為首選。
第三是，希特勒所創建的第三帝國雖僅存在十二年，但這個帝國所激起的狂風暴雨，真正改變了世界（至少改變了歐洲）。而第三帝國所代表的紀律、氣勢、效率、規模、創造力、爆發力、機動性、科學與文化建設的前瞻性（如火箭、高速公路），都使後人贊嘆不已。六十多年來，西方有關納粹和希特勒的著作與電影，如汗牛充棟，年年都有新產品問世，世人對希特勒的好奇從未衰退過。
希特勒所達成的功業、成就、破壞及罪行，都是如此令人覺得不可思議：在短短幾年內，從沒沒無聞的窩囊廢變成了天才橫溢的行家，帶領德國從戰敗後的衰頹深淵一躍而為世界強權，幾乎主宰整個歐洲大陸；接著又以頑固不合邏輯的執著，不顧可能導致戰場上的失敗，堅持做出了駭人聽聞的大屠殺罪行。
在世界歷史當中，怎麼樣都很難找到任何人採取了與希特勒相同的方式，以無可比擬的行動，卻得到了與其既定目標截然相反的結果：希特勒意圖讓德國在歐洲取得霸主地位，並直接統治俄國。結果卻是美國稱霸西歐、俄國稱霸東歐、德國一分為二，以及所有歐洲殖民帝國的解體；希特勒意圖消滅猶太人，卻讓其在蹉跎了二千年光陰後再度擁有自己的國家。
對世人來說，希特勒就意味著一個謎。可是不論我們喜歡與否，今天的世界就是希特勒製造出來的結果。
希特勒陰魂不散-無法理解的新納粹
希特勒已死了六十四年，但陰魂不散，有關他的一些小道消息仍不時傳出，活像個新聞人物。
一個美國研究員最近說，現存放在莫斯科國家檔案館的希特勒頭顱，不是希特勒的，而是屬於一位年輕女性；於是，希特勒當年沒死而可能逃亡的傳說，又被炒熱。然而，存放於莫斯科特務機構檔案館的希特勒下顎骨，卻又證實是希特勒的。關於希特勒之死，比較可信的說法是：希特勒和女友伊娃．布朗恩在地下坑道正式結婚後兩天，於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雙雙自殺，死忠的黨衛軍把汽油澆在希氏和伊娃遺體上，點火燃燒。
蘇聯軍隊的反間別動隊於五月五日找到了希氏和伊娃被燒焦的屍體。別動隊隊員只得把頭顱和下顎分別帶走，並找到希特勒的牙醫助理確認帶有牙齒的下顎是希特勒的。下顎即一直保存在蘇聯秘密員警總部魯布央卡（Lubyanka）檔案館裡，頭顱則存在人民內務委員部（即國家安全委員會ＫＧＢ前身）檔案館。也許蘇軍別動隊當時拿的是伊娃的頭顱，以致那位美國研究員說他看到的不是希特勒而是女人的頭顱。另一個可能性是，希特勒頭顱在轉運過程中遺失或被掉包，而隨便找一個頭顱取代。
他的神祕性，從未消散；他的魔力（或魅力），引起全球一代又一代的濃厚興趣與著迷。納粹軍隊的真品與仿製品，一直是美國骨董與仿製市場最暢銷的物件。搜集希特勒和納粹第三帝國遺物的人，遠多於搜集邱吉爾與羅斯福遺物。
希特勒神話與傳說的煽動者，第一個人就是史達林和俄國情報機構。史達林曾被希特勒當猴子耍，也遭希特勒詐過。他對希氏又恨又怕又好奇又敬佩，蘇軍包抄希氏最後藏身的地下坑道時，史達林下令情報別動隊一定要找到希氏的遺體，他要知道所有細節，當別動隊盤問希氏的貼身侍衛、僕人和助理，史達林命令別動隊每天要用保密電話向他報告。
但是，狡詐多疑的史達林卻又玩弄兩面手法，不讓蘇聯軍方和最高指揮官朱可夫知道希特勒的下落，他甚至指責朱可夫為什麼找不到希氏的屍體。而蘇聯軍方和特務則公開宣揚希特勒並沒死，而是逃至德國巴伐利亞一帶，巴伐利亞剛好是美軍占領區，蘇方散佈這項謠言的用意是美國把希特勒藏起來了。戰後不少納粹中、高級人物逃至中南美洲，謠言之一是希特勒亦匿身阿根廷或巴西。
希特勒是人類史上第一個使用現代科技大量殺人的領導者，但如論及殘害自己的同胞，則希特勒仍遠不及毛澤東及史達林。毛澤東不像希特勒，從未侵略別的國家，但在他二十七年統治下，至少有三千多萬中國人被他害死。希、史、毛三人被一些史家並列為二十世紀三大暴君（魔王），他們都有一個特色，都是手不釋卷的愛書人。老毛的大床上擺滿了線裝書，希特勒地下坑道的書房亦放滿了精裝本，史達林以擁有二萬本藏書而自豪。
希特勒的一萬六千本私人藏書，戰後被美軍運至華府，國會圖書館特闢專室庋藏，看過這批書的人說希特勒幾乎都在每一本書上作眉批、寫注釋。有一位學者很不解地嘆道，出了貝多芬和歌德的土地，怎麼會出個希特勒呢！同樣地疑問是，俄國有托爾斯泰、普希金、杜斯陀也夫斯基，也有史達林；中國有李白、杜甫、蘇東坡和曹雪芹，但也出了個毛澤東。
紐約歷史悠久、備受尊敬的「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簡稱ＣＦＲ）」，接連發表了兩篇專論。一篇由挪威籍史卓曼（Oyvind Strommen）執筆的，題作「暴力的反伊斯蘭主義（Violent "Counter-Jihadism"）」，副題是「What-and Who-Inspired Anders Breivik's Violence?」。史卓曼認為布雷維克只是個人行動，並無共犯。他說，「恐懼伊斯蘭教（Islamophobia）才是真正的問題！」
另一篇由ＣＦＲ的阿雷希（Christopher Alessi）主稿，內中引述《紐約時報》報導有關網路部落格的消息，說有人不滿穆斯林教義對西方文明的影響力日漸增加，準備對此採取具體對抗行動。布雷維克那篇宣言另外有個副題，就是《二○八三—歐洲的獨立聲明（2083－A European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此外《時代週刊》和德國的《明鏡週刊（Der Spiegel）》也都報導，「新右派（the New Right）」思想正席捲歐洲。
什麼是新右派呢？他們的特點是親西方，特別親美國和以色列，贊同基督教的基本教義派，但極端反穆斯林、並反對所有自由主義的、左派的、多元文明的與國際主義的思想。換句話說，希特勒當年的「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又借屍還魂了。
今日六十歲以下的人，對廿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歷史所知有限。希特勒當年正是以德意志民族的優越感，號召德國人肩負起歷史賦予的使命，先併吞奧地利後，又威脅捷克的蘇台德區（Sudetenland），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難怪《美國觀察者（The American Spectator）》七月廿八日那期刊出編輯R. Emmett Turrell的文章，題目使用這兩人的名字，就叫〈希特勒和布雷維克（Adolf and Anders）〉。
有識之士無不憂慮，今日世界混亂情形下，任何極端主義都有抬頭的可能。放眼歐洲，希臘、冰島、西班牙、義大利，乃至愛爾蘭，所欠債務都超過它們一年的國民總生產額。它們中間會不會有極少數國民把過錯都怪罪到某一外國，例如「九一一」後的美國呢？只有天知道。
老天爺是公平的，不會因為你的強大而厚待你，越是強大和具有破壞力的物種越容易有危機，要不然恐龍也不會滅絕。希特勒把雅利安人的“優點”發揮到極致，大肆屠殺猶太人和其他民族，同時將這個民族許多人送上了斷頭臺和歷史審判台。
現在的德國人從一戰和二戰失敗的陰影走了出來，歐盟成了德國的歐盟；所以現在一些德國人又找回了自信，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別的民族都是劣等民族。當別人都覺得你強大的時候，你應該懂得如何使自己在別人眼裏卑微一點，否則爬得越高摔得越重。
德國一敗再敗總是有原因的，說的好聽是嚴謹，說的難聽就是“惡習不改”。“德國人在青島修了最牛下水道”只是無數謠言中的一個，不知道中國社會怎麼這多人會莫名的對德國有崇拜感。現在歐盟已經在解體關口，德國人不會笑到最後，而默克爾的移民政策將成為壓垮歐盟的最後一根稻草。
利用進化論讓德國存在種族主義名正言順
施萊恩尖銳地指出, 達爾文1859年出版的著作對德國和對猶政策有直接影響，其原因在於：
“達爾文的競爭生存的學說……得到當時最新科學觀點的接納，使優等民族、劣等民族、優等國家、劣等國家這些概念名正言順，使優劣民族之間、優劣國家之間的爭鬥合法化。”
達爾文進化論及其在德國的主要代言人、聲名最顯赫的科學家海克爾教授的著作，讓種族主義分子有恃無恐，堅信自己的種族信念有真憑實據。支援進化論科學的確立，較之其他方式更加助長種族主義思想的廣泛傳播，而‘過去和今天達爾文及其追隨者關於種族的種種預判其實都是科學真理’的說法也非常蠱惑人心。
科學賦予種族主義者的觀點無與倫比的權威。當時最傑出的一位動物行為科學家康拉德·勞倫茲（Konrad Lorenz），常被譽為這個領域的奠基人，他指出：
“……正如治療癌症的最好方法是儘快根除寄生瘤，優等種族人群同樣必須採取極端手段保護自己不受被污染的劣等種族人群的惡劣社會影響。如果劣等人群沒能從（健康）人群中有效地清除出去，那麼——正如坐視惡性腫瘤在人體中擴散——它們不但會毀滅自己，也會毀滅宿主身體。”
在納粹制定要消滅寄生腫瘤式的低等種族大屠殺政策時,勞倫茲(Lorenz)著作的作用舉足輕重。德國政府確保讓“德國人”保持種族優勢的各項計畫非常周密,使種族主義幾乎無懈可擊。雖然金（King）曾公開抨擊“大屠殺打著基因科學的幌子作惡”，但那個時代的政府和大學精英的立場非常堅定，就連當代都很少有科學家真正質疑過。德國人民的反猶態度只是導致大屠殺的部分原因，只是當達爾文主義同先前存在的反猶態度摻和到一起時，才導致了致命的後果。
愈發極端的優生學
優生計畫的首要步驟是要確定哪些種族是優等種族；此標準受到文化的極大影響。理想的特徵為：
“……據人種理論家漢斯F.K.昆塔(Hans F.K. Günther)的描述，此類人：身材修長，頭骨較長，臉龐較窄，白裏透紅, 發質柔軟，金髮淡眼，眼距較寬，鼻窄梁高，下頜略凸。”
外在特徵雖能使絕大多數人對種族作出籠統的分類，但深入觀察時，納粹分子就發覺種族特徵很難界定。在他們眼裏的劣等種族，諸如斯洛伐克人、猶太人、吉普賽人等，很難和純雅利安種族區分開來。按種族給人分類遴選“最優種族”時，納粹測量了各種各樣的人的體貌特徵，包括顱骨尺寸。納粹分子嚴重依賴耶拿大學“種族學”教授漢斯·K.F.·昆塔（Hans F.K. Günther）的著作。雖然昆塔教授“個人同納粹党的關係時有風波，但他的種族思想卻得到了認可”。他的思想得到德國政府各層面的支持，對政府政策產生了重大影響。昆塔意識到，雖然“一個種族整體上也許不純，但內部成員卻有某些共同的優秀特徵”，生搬硬套的刻板標準就這樣逐漸成型了。
昆塔斷定所有的雅利安人都有理想的北歐人體型，這種體型和他所認為的混血猶太人的截然不同。昆塔重視研究人的家族譜系，人類學頭骨測量和體貌特徵評價，這些資料都用於確定他們的種族。即便體貌特徵受到重視，“但人體是靈魂的展示廳” “靈魂才是首要的。”有優等種族必要特徵的女性被精選出來安置在特別的房子裏，只要還把她們留在人種純化計畫內，就讓她們不斷懷孕。然而，對此項優種實驗中所育後代的研究表明，他們的智商退向群體平均值，且後代的智商總體低於父母的。這一點現在眾所周知。
壞血學說
達爾文主義不僅影響了納粹對猶太人的態度，也影響了其他文化群體和族裔群體。甚至精神病人隨後都被歸入此類，部分原因是那時有人相信遺傳和精神疾病密切相關（可能他們體內有猶太人或非雅利安人的血液），因此,猶太人必須被毀滅。波力可夫(Poliakov)注意到，20世紀早期很多知識份子認可先父遺傳理論，其理念為“壞血”會永久性地污染種族血脈， “壞血排斥好血，正如假幣取代真幣”。唯種族滅絕可永久清除劣等遺傳鏈條，從而推動物種進化。
達爾文甚至收集了大量的案例，由此得出結論說壞血污染整個遺傳鏈條，會產生永久不純的後代。眾多有名望的生物學家如慕尼克大學的恩斯特·芮丁(Ernst Ruedin)及其同僚赫爾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弗蘭西斯·高爾頓(Francis Galton)，後來還有耶魯大學精神病學教授尤金·卡恩（Eugene Kahn）紛紛積極宣導此遺傳學說，他們也是德國為防止有缺陷的人或“劣等”人污染雅利安基因庫而立的幾部強制絕育法令的起草者，隨後“有劣等遺傳基因的人”被判為“無用的廢渣”，大屠殺就有法可依了。被斷定為劣等人種的群體逐漸擴大至其他種族和民族，後來就連體弱年老者，癲癇病人，輕度或重度精神病患者，聾啞人，甚至身患絕症的人群也被囊括進來。
再後來，“劣等人種”擴大到黑色人種、黃色人種（又稱蒙古人種）、吉普賽人，和那些沒有通過顱相學種族測試的人，那是納粹公然巧妙設計的一套測試，人們現在知道那些測試毫無價值。傑西·歐文（Jesse Owen）在1936年柏林奧運會上奪得四枚金牌後，希特勒竟斥責美國人居然讓黑人進入比賽。
一些進化論者甚至鼓噪說，從進化論角度講女性不如男性。羅伯特·沃頓伯格（Robert Wartenberg）博士，後來成為加州傑出的神經學教授，認為女性沒有“男性的保護”就無法生存，他試圖以此證明男優女劣。他的結論是：作為弱者的女性受到此種保護才沒被快速淘汰，因而進化速度較慢，所以大自然對女性的選擇遜於對男性。尚不清楚怎樣從女性中“挑出”弱者進行淘汰，也不知道“弱者”的判斷標準。納粹德國公開禁止女性從事某些職業，法律要求她們做好傳統女性的角色。
進化論與納粹德國的戰爭
達爾文主義不僅使德國人對他們近期的軍事動作有了有理有據的詮釋，而且也為他們未來的軍事入侵提供了正當理由：“德國在俾斯麥當政期間的軍事成就完全契合達爾文主義……為生存而戰的思想，（顯明）德國有適應戰爭的能力。”戰爭是股積極力量，因為它不僅淘汰了“劣等”種族，而且還剔除了“優等”種族中的弱者。希特勒不僅公然蓄意繁育一個優等種族，而且在種族滅絕和戰爭政策中極度公開推崇達爾文思想。這是納粹德國公然崇尚戰爭的部分原因，因為戰爭是淘汰最優種族中不適者的重要手段，也是“升級種族”的必要步驟。克拉克大量引用了《我的奮鬥》一書的觀點，遂得出結論：
“希特勒對國際聯盟和對戰爭與和平的態度基於同樣之原則：‘世界法庭……竟會是個遭人嘲笑的笑柄……整個自然界充滿著弱肉強食生死之戰——強者永遠勝出，如若不然大自然會了無生機。任何國家，凡（違背）此基本法則者必衰無疑。……想活必戰。在這個世界上，爭鬥不息是生命法則，不想爭鬥就沒有生存權。’不這樣想就是‘冒犯’大自然。‘大自然會報以悲傷，苦難和疾患’”。
希特勒強調，德國的強大主要因為他們是沙文主義者，所以，他們幾百年來不斷淘汰其中的弱者。然德國人對戰爭並不陌生，但這個新理由對其政策提供了強力支持。消滅弱小種族是進化的主要源泉，威伽姆（Wiggam）就此做了充分解讀：
“……曾幾何時人類大腦和其近親類人猿即猿猴相比幾乎不分伯仲，但人類用拳打、用腳踢，用牙咬，……以智克敵，智商不濟體力不支之輩皆被屠戮罄盡，唯此人腦才得以極大擴充， 人，即便體型不魁偉, 卻以智慧靈巧見長……”
換句話講，戰爭從長遠來看確有助益，因為唯有生死相搏，人類才能進化。希特勒甚至宣稱，我們所知的人類文明因不斷的戰爭才得以保存, 這種矛盾的論調他竟奉為真理。很多和他同時代的重要科學家也公開聲援此論調：海克爾尤為讚賞古斯巴達人,他認為他們是通過社會批准的生物優選機制勝出的成功優秀者。斯巴達人只“保留完全健壯的兒童”，其他的兒童一律消滅，這使斯巴達人“一直體格健壯充滿活力。”德國應效仿斯巴達人的做法，因為滅殺畸形嬰和病嬰“無論對嬰兒和對社會都是有益的”。畢竟, “人人價值均等”“人人都應該有生存的權利”這樣的說法，只是“傳統的教條”，不見得是科學真理。
然而，人們通常假定, 歐洲文明的進步遠遠超過了世界其他地區的文明, 這主要因為歐洲有其他國家所沒有的好戰秉性，但這種說法是荒謬的。除了生活在食物殷充的某些小島的部落群體或在極度寒冷地區的人們以外, 戰爭實際上幾乎是全人類特有的。歷史上非洲許多部落不斷捲入戰爭，亞洲和美洲多數國家也不例外。
納粹主義——應用進化論
從我們現今的視角來看，很多人認為二戰及戰後種種惡果源於一個邪惡狂徒的妄想及其沆瀣一氣的政府。然而希特勒認為自己不是在做惡，而是在造福人類。他認為許多年後，全世界都會對他和他的人種純化計畫感激不盡，因為他的人種純化計畫禁止與劣等種族通婚，制止了種族污染，從而使人類基因達成更高級的進化。
“希特勒畢竟深受19世紀社會達爾文主義流派學說的影響，他們認為：人類猶如生物材料，總是同籌畫建立某種社會的衝動息息相關。希特勒確信德國種族正在瓦解，正在因錯誤繁育而衰退，其原因在於雅利安優等種族與劣等種族及所有非雅利安人的異族濫交，污染著種族的血統。一系列積極的治療方法應運而生：講究種族衛生，用優生學擇偶，用優選劣汰的方法進行人類繁育。”
有些人再三再四為希特勒辯解，說他費盡心機地把眾多劣等種族的人投入集中營不是什麼嚴懲重罰，而是一種保護性安全措施，正如隔離病人不讓傳染病擴散那樣。拿哈斯(Haas)的話講，納粹分子認為“殺掉猶太人和其他種族的人,其實在客觀上起到了更好地造福人類的作用, 既科學又合理”。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指揮官魯道夫·霍斯(Rudolf Hoess)也說過:“這種鬥爭，最新科學觀已解釋為正當，證實了種族主義者的民族和國家都有優劣之分、他們之間有優勝劣汰之鬥爭的觀點是合理的。”德國許多有識之士認識到達爾文主義的危害，諾迪施奧德(Nordenskiöld)記載，1875年普魯士王國教育部長曾頒發禁令，一度禁止達爾文主義的傳播：
“……普魯士王國教育部長發佈通告，嚴令禁止本國小學校長與達爾文主義扯上任何瓜葛……以保護在校學童免受其蠱惑。”
一個有趣的問題提出來了，如果那條禁令一直有效，納粹大屠殺還會發生嗎？海克爾身處這場論戰的中心，獲得了自由思考的人們的大力支持：
“……這個熱切的願望很容易實現，在禁傳達爾文主義思想的嚴格措施實施期間，比如前文提到的學校不准講授達爾文主義課程的禁令，就有一群思想言論自由的朋友，心懷熱切希望，聚集在海克爾的身邊，他們可不在乎他那許多妄想。……結果更加證明海克爾的理論言之有理；達爾文主義或許在學校得以禁止，但進化論的思想和方法卻到處滲透……不可否認，海克爾對此結果所起的作用比其他大多數人大很多；他的言辭,凡有價值的，都已成為永恆，而他的大謬不然竟理所應當地被人遺忘”。
如果今天的生物學家發表以上言論,他肯定會刪掉“理所當然”這四個字，因為今天海格爾被認為是個肆無忌憚的造謬大師,他在20世紀30～40年代發生的可怕事件中發揮了不小的作用。
雖然達爾文主義對大屠殺的影響記錄在案有據可查，但大眾媒體卻一直極力淡化。就達爾文主義、納粹種族理論，以及依據該理論制定的政策三者間的密切關係，現代的作家往往遮遮掩掩，視而不見，甚至蓄意扭曲。但斯坦（Stein）告誡說：
“幾乎可以斷定，種族中心主義思想、種族主義思想、民族主義思想和排外思想的歷史，是人們用科學的歷史，也是科學家支持這些思想和社會運動的行動史。很多時候，科學顯然只是用作原材料或證據，由熱衷於這些思想的政治行動者用來佐證他們先入為主的觀念。大多數當代社會生物學家和生物政治學者都認為，以這種方式用科學的種種圖謀其實只是偽科學……”
他還說,幾乎可以斷定,當代的這種自我保護的態度源於：
‘……對歷史的某種蓄意誤讀。種族中心主義等的歷史，也是當時許多備受尊敬的科學家的歷史，他們都用其科學家的權威以科學的名義相當積極地推動和支持種族主義、排外政治理論和社會理論。因此，如果當代科學家利用現代科學來推進種族主義，那只是庫恩式遺忘或庫恩式歷史粉飾的一種形式，稱過去的濫用只是偽科學，從而消除人們對當代可能濫用科學的擔憂。’
達爾文不只是回應人們常常對他那個時代的文化的斷言。用赫爾（Hull）的話說，“我們都頻頻聽到，達爾文學說之所以充滿……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是因為達爾文所處的社會同樣表現出那些歧視。”赫爾沒怎麼回應從達爾文時代至今的這個變化，他指出，達爾文不至於“那麼欠缺經驗，他只是把他那個時代的社會特徵看成是自然特徵罷了。”
納粹主義往往被當做讓人警覺宗教狂熱危險的例子，它只是偶然在法蘭西斯·高爾頓（Francis Galton）的優生學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前文提到的他的表兄查理斯·達爾文宣導的自然選擇論為優生學提供了理論依據。優生學在當今世界依然陰魂不散。直到1955年，一位加拿大動物學教授指出“有一點或許意義最重大，他（達爾文）終於把人性從教會的禁錮中大大解放出來，為他的同胞贏得了幾個世紀都未曾有過的思想自由”。他還稱，削弱教會在社會的影響力不僅使人們發現了進化方法，而且發現了人類運用這些方法的知識，有了這些知識，人類可以引導進化，也可以引導人類自身的進化，甚至還有更糟的，可以對抗進化的推動力，阻止進化，致使人類退化。
羅文指出，人類悲哀地選擇了對抗進化。“選擇對人類進步至關重要，一如既往。偉大的達爾文學說仍在……”。後來他又補充道，“人獲得智力後在動物界開啟了前所未有的一條新路，走這條路靠的不是體力的增強，而是智力的增長，同樣還有理智的選擇。”遺憾的是，他竟得出結論：人類正在“拯救”智力上的劣等人，卻沒能依據生物法則把事情管好。這種說法聽起來委婉，實則明確：進化論者認為誰不適應，誰就要被淘汰，至少我們應該少費力去拯救他們，應該讓大自然去做優勝劣汰的工作。我們若不這樣做，人類最終會滅亡。
希特勒堅信達爾文進化論是真理，把自己看成人類現代的救星。他覺得有一天人類社會將尊他為偉大的“科學社會主義者”，全人類的大恩人。通過繁育優等人種，世界會把他當成推動人類進化到高級階段的人物。若達爾文主義是真理，希特勒就是大救星，可我們已經把他釘上了十字架，人類將會為之哀哭切齒。若達爾文主義不是真理，希特勒的圖謀必定位居史上滔天大罪之列，達爾文也必定列為史上最具破壞力的一位哲學之父。
“優生學黑暗面的頂峰，自然是阿道夫·希特勒鼓動純‘雅利安’通婚並殺害他所指的攜帶劣等基因的600萬人以圖謀創造一個‘優等種族’。把大屠殺歸咎于高爾頓, 甚至歸咎於他未能預見到他對這件事主張的後果,這是有失公允的。但他無疑是優生學的主要創始人，而希特勒無疑對此學說執迷不悟。因此，就其後果而言，優生學定被列為有史以來最重大的一項科學謬誤。”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