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的矽谷之旅※
其實創業投資額占全美總投資額三分之一的矽谷，不是美國任何一座城市，它坐落美國西岸加州的北部，是由多個縣市組成的一塊狹長地帶，原本稱作聖塔克拉拉谷（Santa Clara Valley），因為當地企業多數從事以矽為基礎的半導體晶片行業和電腦工業，才獲得矽谷的別稱。
矽谷的誕生要感謝史丹佛大學的特曼教授（Frederick Terman），他發現當地名校畢業生都選擇往紐約東岸發展，因此在校內找了些空間鼓勵學生留下來創業（惠普就在此誕生）。1951年他進一步設立史丹佛研究園區，將工業空間便宜租給新創科技公司，消息一傳十，十傳百，連諾貝爾獎得主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都來此創立半導體實驗室，而從這個團隊離開的工程師和技術員，又陸陸續續創立上百家科技公司，包含快捷半導體、美國國家半導體、AMD 和 Intel 等，帶動了矽谷的興起。
總部設在矽谷，又足以排上《財富》五百大企業的高科技公司隨便一抓就是一把，如甲骨文、Yahoo、eBay、思科、Facebook、Adobe 和愛立信等。矽谷引領著全球科技技術創新與突破，這讓世界各地的政府忍不住想在自家複製一個充滿創業與投資風氣的科技重鎮，以下帶你神遊五大洲，來一趟「世界各地的矽谷之旅」！
<1>中國矽谷
中國主要的科技重鎮有兩個，一個是科技網路創新聞名的北京中關村，一個以智能硬體為主的廣東深圳。
中關村位在北京海淀區，附近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中國科學院，1960年代就因「兩彈一星」政策培養出大批的科技人力，隨著中國創業潮逐漸轉型，再加上政府支持，短時間內發展出巨大的創業生態系。
除了搜狐、網易、百度和聯想總部都聚集在此，還可見到國際企業微軟、Google 等的身影，科技部落格「36氪」的調查顯示，全中國行動互聯網創業公司中，北京最多，占了36％，投資活躍性遠超其他地區。知名案例有人臉辨識技術的「face++」、為資料中心提供儲存系統解決方案的「麓柏科技」，以及數位影像檢測技術的「優納科技」。
深圳則是另一個中國科技重鎮，2015年中國前三季GDP成長僅 6.9％，但深圳卻高達8.7%，還超越北京和上海。
1980年代作為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深圳擁有眾多電子產品代工廠和相關電子零部件產業，經過金融海嘯的打擊，2010年起深圳將代工思維歸零，劃定產業升級轉型藍圖，把廠房升格為科技園區，吸引高階人才取代農民工，一步步走到今日。
握有QQ和微信的互聯網企業「騰訊」、靠網購物流起家的「順豐快遞」、無人機大戶「大疆」、電動車「比亞迪（BYD）」，驚動阿里巴巴的電商平台「微店網」和涉足血液與免疫檢測設備的醫療器材公司「邁瑞醫療」都是深圳企業。
美國被稱為多民族的大熔爐，矽谷更是如此。只要有足夠的實力，各國精英都可以在矽谷探求自己的創業機遇，實現自己的創業夢。
二十年的矽谷夢
20世紀末硬體時代，中國創業者在矽谷不乏闖出一片天的創業明星。鄧鋒等人創辦的網路安全公司NetScreen在2003年以42億美元價格被Juniper收購。謝青創辦的網路安全公司飛塔(Fortinet)在納斯達克上市，市值50多億美元。被稱為“矽谷紅衛兵”的朱敏聯合創辦的Webex後來被思科32億美元收購。戴偉立夫婦創辦的Marvell如今也是市值50多億美元。矽谷一度認為沒有“IC”就沒有“IC Valley”，其中I代表印度，而C代表中國。
華人一度是創業邊緣人
當進入到Web 2.0時代的21世紀，矽谷華人創業出現了斷層。雖然每年都有中國人源源不斷湧入矽谷，但卻鮮有價值上億美元的創業公司。而矽谷華人創業者似乎面臨著“進軍中國市場打不過中國人，開拓美國市場卻打不過美國人”，這種“在夾縫中”的尷尬似乎成為一種詛咒。
依據官方和非官方資料，華人在美國的人口比例大約占2.2%，而另據估算，在高科技產業中，華人人口比例超過10%，尤其在矽谷，華人的身影可謂隨處可見。然而矽谷華人創業者依舊是邊緣人。而相比之下，印度裔創業者則是風生水起。根據2014年的資料，目前矽谷大概有15%的創業公司都是由印度裔創辦。
印度人瘋狂擴展自己的創業生態圈
印度人起初在美國並不是順風順水，他們並不是天生的成功人士，也不明白如何領導好一個公司，美國人對印度人早期的刻板印象是他們只是優秀的工程師。
大約三十年以前，有一批印度創業者在獲得成功，他們花費了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建立屬於印度人的組織，特別是1992年成立的矽谷印度企業家協會。經過幾代印度企業家們的努力，他們已經在矽谷創造出了一個良性發展的印度創業生態圈，包括天使投資、法律服務、人才推薦等，專門幫助印度創業者。
印度移民的成功，打破了美國人對印度人的刻板印象，不再認為印度人只能成為優秀的工程師，也能成為傑出的管理者和創業者。
非得回國創業嗎？
相對于在矽谷創業的天花板，回國創業成了共同的“話題”。回到中國創業更容易獲得風投支持，而且有巨大的國內市場，似乎是一片坦途。
矽谷，一度被認為是科技的聖地，無數的文章在闡述著為什麼全世界的創業者要來矽谷創業。而在2010年的一份調查中，卻有近八成的矽谷中國留學生考慮回國創業。
這些從矽谷毅然回國的創業者背後，是否有些許不甘？
這種邊緣人的詛咒和在夾縫中的尷尬難道要一直持續下去？是時候重新贏得尊重了，華人不只是優秀的工程師，也可以是優秀的創業者，因為新一代的矽谷華人創業者已經上場了。
矽谷，該我們上場了！
2015年的矽谷，雨後春筍般湧現了大量華人團隊，也有大量的華人團隊取得突破。
張晟共同創辦的Wish獲得5億美元投資躋身獨角獸，黃河共同創辦的Moxtra獲得千萬美元級別B輪投資，另一個黃何創辦的公司MailTime(簡信)也獲得數百萬美元投資。
美國夢曾讓許多的中國畢業生在畢業後選擇了留在美國。但如今，中國科技巨頭和初創公司祭出三大法寶--快速增長的工資，機遇以及歸屬感--正悄然在矽谷的中國技術人員群體中掀起了一場「海歸潮」；而且這個加速成長的趨勢，能讓facebook和Google等矽谷巨擘感到不安。
如今37歲的王翌就是最好的例子之一。據《彭博商業周刊》報導，幾年前他懷著美國夢，當時他剛從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畢業並進入Google（谷歌）工作，他還在矽谷買了大公寓。不過，王翌在2011年某一天向他的妻子表示，他想回中國，他對在Google擔任產品經理感到無趣。王翌說：「當時我們剛發現她懷孕了，我們做決定的前幾周很煎熬，但她最後讓步。」
王翌的押注取得回報，他的英語教學App流利說大受歡迎，該App去年7月籌資1億美元。
報導指出，在美國接受訓練的中國人才，逐漸成為中國企業在全球拓展版圖和中國主宰AI和機械學習等下一代科技的關鍵力量。
中國大學畢業生曾渴望取得聲望很高的海外工作及海外公民資格，但許多人如今被中國就業機會吸引。報導說，在SpencerStuart工作獵才的肯齊說：「人才流動的情況愈來愈明顯，因為中國在創新領域動力愈來愈強，這只是開端。」
據報導，在美國科技巨擘工作的中國人曾擁有幾乎無人能敵的地位，但如今在騰訊等中國企業工作往往也擁有相同地位。目前阿里巴巴和騰訊市值已擠進全球前10名，與亞馬遜和facebook並駕齊驅。另外，全球價值前5高新創公司有3家總部設在北京，而非加州。
根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以及智聯招聘2017年對1821人的調查，科技已取代金融成為中國吸引最多海歸的領域，15.5%的海歸投入科技領域。另外，2016年從海外（主要是美國）返回中國的畢業生有43萬2500人，比2013年增加22%。
在中國祭出史上最嚴密網路監控之際，引誘人才放棄矽谷並不容易。不過，中國科技巨擘有3大優勢：薪資成長較快、機會和「家的感覺」。中國網路領域正蓬勃發展，該領域企業薪酬有時高於美國同業，中國一家新創公司據傳為招募AI工程師開出4年3000萬美元的薪酬，這筆薪酬包含現金及股票。
另外，相較於美國，中國升遷機會較多。儘管矽谷有很多中國工程師，外界普遍認為，晉升為高階主管的中國人相對較少，這個現象被稱為「竹子天花板」。
創投業者GGV管理合夥人童士豪說：「愈來愈多已在矽谷工作一段時間的中國工程師發現，進入快速成長的中國企業對他們的職涯較有利，Google、LinkedIn、UBER和airbnb的中國工程師正試圖決定他們應該留下或回到中國。」
網友對「海歸」返鄉潮現象表示，「中國人畢業後返回中國的比率增加，主要跟美國緊縮H1B工作簽證，不易取得移民身分有關。」也有人認為，「時空市場已變，為何一定要在美歐當二、三等公民，而只能為其打工，功勞及創新全歸老外呢？」
<2> 俄羅斯矽谷
2016年6月初，鴻海旗下的富士康傳出與俄羅斯簽約，將在有「俄羅斯矽谷」之稱的斯科爾科沃（Skolkovo）設研發中心，研發新材料，未來還可能支援當地的電動公車服務系統。
這個俄羅斯矽谷源自於2010年，當時的總理梅德維德夫（Dmitry Medvedev）推動斯科爾科沃創新中心計畫，要在莫斯科附近從零開始打造一座創新中心，發展航太和電信科技、資訊科技、生化科技、能源科技與原子科學等五大領域，並積極邀請歐美前來進行科技合作。
但隨著2012年新總理普丁上台，斯科爾科沃不再那麼受政府關注，網路法規也轉嚴，2013年還爆出貪腐弊案，之後的俄國與烏克蘭衝突更讓國際資金卻步，想要真正成為「俄羅斯矽谷」，軟硬體設備都需要一段時間改善。
俄羅斯擁有相當多的優秀科學家，也是全球第一個將人類送上外太空的國家，但蘇聯時代他們集中力氣主要發展國防科技，現在他們要轉向投資民生科技，計劃斥資150億美元打造「遠東新矽谷」。
俄羅斯是第一個把太空人送上太空的國家，這個國家有最好的科學家，他們注重在國防和軍事科技卻忽略了民生和應用科技，整整落後西方至少15年。現在他們要急起直追，建立了俄羅斯的新矽谷，這是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第一個從零開始打造的現代化科技中心。SK科學科技部總監費特曼表示，我們試著去打造一個環境可以把研究學者們、技術工程師們以及企業大型企業連結在一起，運用政府的支援來改善環境，政府像是橋樑般的功能來連結科學界和業界。
Skolkovo(斯科爾科沃)在2011年破土，2013年俄羅斯政府宣布將在2020前挹注資金150億美元砸大錢打造這個科技城，目的就是要重拾科技大國的榮光。費特曼表示，包括生物科技、資訊科技以及能源使用效應，還有我們俄羅斯兩項傳統強項包括核能技術和太空科技以及電信科技。
俄羅斯本身就是核能專家，發展核能技術似乎是天經地義，不僅可以開發產品還可以保持國防工業的競爭力。而太空技術的應用範圍更廣，從太空旅遊到衛星導航系統都有，全球市場大餅高達3000億美元。
俄羅斯人的基礎科學教育很札實，他們認為要趕上西方不是難事，而國際大型企業則是嗅到商機，包括芬蘭NokiaSolutionsandNetworks，德國的SiemensSAP，美國如Microsoft、Boeing、Intel、Cisco、DowChemical、EMC、IBM，瑞典Ericsson和法國的Alstom與荷蘭的EADS都有跨國企業來插旗，而台灣富士康轉投資的奈米公司「納諾科技」也榜上有名。
這裡有緊鄰工作地點的住宅區、高密度低樓層的建築物以及大眾交通系統。其實俄羅斯沒有想像中那麼有距離，西方世界應用在生活中的科技這裡也看得到。使用資本主義的APPLEPAY付款，穿梭在華麗而古老的莫斯科地鐵裡，而地面上的公車也一樣。12歲就在俄羅斯當小留學生的品君說，這幾年莫斯科的改變真的很大。
科技打破了地域疆界，不久的未來他們還要啟動電動公車的服務系統，未來幾年的莫斯科街頭如果出現無人車滿街跑的景象恐怕也不奇怪。
<3>歐洲矽谷
如果要談歐洲矽谷，一般人可能會猜德國或法國，但如果以擁有的科技中心數量來看，愛爾蘭的都柏林（ Dublin）才是「歐洲矽谷」。
2008年愛爾蘭一度陷入歐債危機，2011年接受紓困，但到了2015年愛爾蘭的出口成長率已高達21%，經濟成長率近 8%，靠的就是抓緊 IT 趨勢。愛爾蘭以外商低稅率政策、國民高教育水準及優質的勞動力，吸引全球超過1200家公司到愛爾蘭設海外總部，其中包含微軟、PayPal、Facebook和Twitter等IT企業，以及全球前十大的藥廠都紛紛設廠做研發。
不過，愛爾蘭新創團隊完成融資或公開上市的並不多，新創企業的投資環境還需要改善。
北加州矽谷被稱為令人稱羨的科技園區，可說是當之無愧。但目前法國的第6大城南特，它的新創公司數目和速度，可能就要超前矽谷。因為它的工作環境，跟倫敦、巴黎等大城市比起來，相對穩定而且安全，許多新創公司的辦公地點離住宅區很近，辦公室也設有桌球跟瑜珈課，打造最多元的工作空間。
輕鬆翹腳，在舒適的辦公空間完全解放，激發創意和想法。這種休閒式的矽谷辦公環境，現在也出現在法國第六大城南特。
檢查庫存，接著送貨，南特被形容是接棒美國北加州矽谷的後起之秀。尤其在法國當局的大力支持下，努力推動新創科技部門，讓南特的歐洲矽谷之夢得以實現，各行各業的新創公司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像32歲，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史派羅，曾當過矽谷人，卻在2016年毅然決然離開矽谷。
這股小城市實力不容小覷。不僅適合新創，而且這個充滿創意的城市也活力十足。原因就在於辦公地點離住家不遠，僅僅幾分鐘的路程，上班不用跋山涉水。
實際上有不少人都來自浪漫之都巴黎，但對大都市的美絲毫沒有任何眷戀。他們表示，南特的愜意根本讓大城市望塵莫及。工作要是沒有靈感，還可以作瑜珈、打打桌球，這麼悠哉的步調，恐怕讓許多過慣城市生活的巴黎人做夢都沒想過，各界也相當看好巴黎郊區的發展。
隨著創投公司的投資規模在歐洲創下新紀錄，加上小城市越來越具競爭力，也吸引許多新科技公司紛紛出走老牌大城市倫敦、巴黎和柏林，轉往進駐小城市創業。野心勃勃的南特預計將吸引更多創業投資人，超越巴黎不再遙不可及。
<4>其他想成為下一個矽谷的地方
(1)非洲矽谷
擁有廣大人口，經濟增長速度極快的非洲，是不少科技巨頭開拓市場的新目標，如Facebook開發可提供連網服務的無人機；Google在肯亞推出可使用Google 服務的免費網路；微軟想建造太陽能塔IBM打算與肯亞的新創團隊合作等。
非洲大陸最大經濟體奈及利亞，其經濟中心拉哥斯市（Lagos）人口成長速度驚人，創業氛圍更是濃厚，頗有非洲矽谷的氣勢。包含有非洲 Netflix 之名，已募得 3000 萬美元資金的IrokoTV、南非地區知名的職缺搜尋引擎Jobberman，以及奈及利亞最大線上超市與雜貨配送網Supermart 都來自這裡。
而肯亞政府2013年也在距離首都60公里處，重金建造IT園區「孔札科技城（Konza Tech City）」，目標2017年第一階段完工開始運作，目前肯亞政府積極鼓勵韓國、印度等國際企業進駐，想做非洲科技產業的樞紐。
當我們在談論非洲時，我們會談些什麼？
我們當然會先談到非洲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明，我們也會談到非洲壯美的山川、豐富的資源。但是，我們更常談到的應該是非洲的貧窮落後、瘟疫疾病和衝突戰爭。凱文·卡特（Kevin Carter）的那張讓人難以釋懷的攝影作品《饑餓的蘇丹》（The Starving Sudan）只是這塊大陸苦難深重的一個剪影；而發生在1994年的盧旺達種族大屠殺至今仍讓人心有餘悸。
我們是帶著一種優越感與僥倖感來審視非洲的。當我們談論起非洲時，我們經常會忘了談論一個非常重要的範疇：未來。似乎非洲一直躺在冷清荒涼的世界邊緣，似乎這片具有得天獨厚優勢的大陸註定與前衛的科技新潮流無緣。
然而，改變已悄然到來：開始崛起的非洲科技新生代正在源源不斷地為這片古老的土地注入新的生機與活力。
（一）兩個創業者的故事
（1）卡利烏基（Peter Kariuki）和 SafeMotos
2010年，剛滿18歲的“極客”卡利烏基從肯亞來到了盧旺達的首都基加里（Kigali），他在這裏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給城市公交系統設計一套自動售票系統。大屠殺後涅槃重生的基加里雖是非洲最整潔漂亮、犯罪率最低的城市之一，但它的公共交通系統和非洲其他城市一樣糟糕：上班族們寧願去搭乘私人“摩的”（Motorcycle-taxi），也不願選擇狹小、擁擠且緩慢的公車通勤。事實上，整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因交通事故而導致的死亡人數僅次於愛滋病和瘧疾；而據卡利烏基從當地警局看到的統計資料，基加里80%左右的交通事故都與摩托車有關。
眼光敏銳的他很快就從中發現了商機，並開始認真思考：如何才能為基加里提供安全、高效且廉價的、類似於 Uber 一樣的“摩的”服務呢？後來，他借助風投資金將自己的想法付諸實踐，于2015年創立了 SafeMotos 公司，專注於提供優質的共用“摩的”服務。到今天，SafeMotos是非洲第一家也是目前最大的一家共用“摩的”公司，旗下現有400餘位經過嚴格培訓的“摩的”司機，一年大概可接80萬單，根據公司提供的財報，其2017年的總收入有望達到110萬美元。這個從肯亞農村走出來的小夥兒最近在接受《國際地理》雜誌專訪時表示：“我希望將基加里作為大本營，接下來再將SafeMotos 至少推廣到十個周邊城市去。”
（2）柏賽兒（Peris Bosire）和FarmDrive
FarmDrive 是位於肯亞首都內羅畢的一家專門為非洲農民建立信用記錄，以助其從銀行申請小額貸款的公司。這家公司的創立者柏賽兒和卡利烏基有著相似的背景，同樣來自肯雅的偏遠農村，同樣相信技術可以改善現狀、改變未來。與卡利烏基不同，今年剛滿25歲的柏賽兒創業的動機主要來源於她的個人經驗：自己的父母當了一輩子農民，卻從未從銀行貸過一分錢，來提高生產效率、擴大生產規模。
在肯亞，有三分之二的勞動力在從事著農業或與農業相關的活動，但每年只有百分之一左右的銀行貸款流入到農民的手中。2015年5月份上線的 FarmDrive 現如今已基於其龐大的用戶群，建立了一個相對完善的資料庫，現在肯雅的銀行為了精准地定位潛在的客戶群體，反過來需要向 FarmDrive 支付一定的資訊使用費用。FarmDrive的目標受眾遠不止是肯亞農民，在其長期的願景裏，它試圖為非洲乃至亞洲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農民提供貸款解決方案。
（二）知識經濟和“草原矽谷”（Silicon Savanah）
在今天的非洲，以卡利烏基和柏賽兒為代表的科技新生代已然鋒芒出露，他們正在憑藉自己的頭腦和雙手，在植根於本土經驗的基礎上，致力於用科技創新來改善他們的非洲同胞們的生活。這一代的誕生並不是偶然的現象，他們的快速成長受惠於非洲互聯網的高度發展和廉價智慧手機的廣泛使用。進入新世紀以來，非洲諸國不論是在政策制定，還是在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都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和精力，為現在正在發生的變革、以及未來可能到來的變革提供了必要的土壤與環境。
卡利烏基的 SafeMotos 所在的盧旺達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九四年的種族大屠殺過後，整個國家都滿目瘡痍，百廢待興。2000年，保羅·卡加梅（Paul Kagame，1957-）當選為盧旺達總統，在當選之初的施政綱領中，他提出要用20年的時間在盧旺達發展出知識型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y），如此眼光在當時不可不謂超前。500元盧郎（RWF）的背面，就印著四位非洲學生使用筆記本電腦的圖案，顯示了盧旺達以知識立國的堅定決心。
在卡加梅的帶領下，到了2010年，通信網路已基本覆蓋全國，主要的無線通信運營商有MTN,TIGO和AIRTEL三家，在他們良性的競爭與互動下，目前盧旺達的手機普及率已達42%，盧旺達還是非洲第一個用上4G網路的國家。除了重視基礎設施建設外，盧旺達還大力發展教育。2005年底起，盧旺達政府開始實行小學和初中免費教育，教育經費占政府總支出的16%左右；根據官方提供的資料，盧旺達2000年全國在校大學生人數尚不足四千，而現在已達到九萬人左右。近五年來，盧旺達的年均GDP增長達到了7%，曾多次被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列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改革步伐最快的國家”。
卡利烏基和柏賽兒的祖國肯雅也同樣雄心勃勃。受到美國矽谷（Silicon Valley）集群化效應的啟發，肯亞政府於2008年批准立項、2013年開始動工在首都內羅畢附近建設“孔紮科技城”（Konza Technopolis），希圖將這座城市打造成非洲第一座集科技企業、投資公司、高校科研機構以及購物娛樂為一體的“智慧之城”（Smart City），期待它能成為非洲的“草原矽谷”，預計整個工程的造價將達145億美元左右。“孔紮科技城”是肯雅國家長期發展規劃“肯亞：2030年願景”（Kenya Vision 2030）的關鍵組成部分，在這一計畫裏，肯亞希望在2030年成為一個“具有全球競爭力、繁榮而有高品質生活水準的國家”。
憑藉著國內較為穩定的政治局勢，肯亞近年來成為了東非最大的經濟體，科技巨頭們，如穀歌、微軟、英代爾和 IBM 等，紛紛在內羅畢設立了辦公室和研究所，科技發展大步前進，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就是肯亞2007年推出的名為“M-Pesa”的移動支付業務在實際生活中廣泛應用。可以預計，在不遠的將來，肯雅政府為世人描繪的宏偉藍圖，定將吸引更多的外國投資者和本國創業者來到這裏；而這裏，也極有可能成為不斷壯大著的非洲科技新生代的夢想綻放之地。
理想很豐滿，現實卻總是骨感
非洲的科技發展確實有一些優勢的。比如，較高的人口增速和較大的人口數量，可以為壯大企業、發展科技提供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以及近乎完全沒有開發的龐大市場。又如，非洲總體的人口年齡結構是世界各洲中最年輕，這樣就意味著非洲諸國吸收、學習新技術潮流的能力非常強，技術轉型和經濟轉型的負擔和風險都相對較小。實際上，非洲有志於發展的各國結合自身特點，效仿的物件正是中國和印度。肯雅前資訊通信部常務秘書、現內羅畢大學商學院教授、同時也是“孔紮科技城”促成者之一的比特安格·恩德莫（Bitange Ndemo）的話就非常具有代表性：“看看中國和印度是如何在電子市場上與人競爭的吧。印度現在正在成為全球電子產品生產的中心，它是如何做到的？就是靠眾多的年輕勞動力做到的。還有那個大陸能做到這一點？非洲！”
我們在談及新興國家的技術發展時，常常會提到“後發優勢”這個詞，意即這些新興國家能夠充分吸收先進國家發展的成功經驗，汲取其失敗的教訓，最終實現迎頭趕上、彎道超車。然而，這樣的“後發優勢”是需要“前提條件”的，沒有“前提條件”的“後天優勢”註定只能是空中樓閣、鏡花水月。這些前提條件，包括完善的基礎設施建設、居民較高的受教育水準、穩定的社會局勢以及高效廉潔的政府管理等等。
目前的非洲對這些“前提條件”的佔據顯然是不充分的。首先，基礎設施建設的滯後。到目前為止，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現在有六成人口仍未通電；即使是在通電地區，用電情況也不容樂觀，根據世界銀行統計的資料，非洲地區2014年人均用電量只有483度，而這個數字在美國則是13000度。用電情況尚且如此，更遑論電腦、手機這類產品的使用、乃至建立在它們基礎之上的種種科技創新了。倘若 SafeMotos 或 FarmDrive出現於一個仍茹毛飲血的原始部落裏的話，無論卡利烏基和柏賽兒有多好、多強烈的回饋社群、族群的意願，恐怕也都無能無力了吧。
其次，整體教育水準的低下。其他方面的教育先姑且不談，我們只看與電腦技術相關的教育部分。據 Webometrics （這個網站按照使用的資料流程量來決定世界大學的排名）的統計，全球使用資料流程量排名前一千名的大學中，非洲只占了8所，除了其中的一所在埃及外，剩下的七所全在南非。如此貧乏的教育資源，使得非洲的科技發展困難重重。例如，卡利烏基曾談及，SafeMotos創業初期在相對發展程度較好的盧旺達竟然招聘不到一個靠譜的程式師，不得不將業務外包給一個波蘭團隊。在如此的教育“鴻溝”下，即使非洲有意奮起直追，也只能因缺乏核心競爭力而在科技發展中處於技術和利潤的下游——這就是非洲略顯苦澀的現實。
再次，政治的獨裁腐敗，局勢的動盪混亂以及政策的難以持續。姑且不論非洲大陸上眾所周知的種族流血衝突、軍事政變以及獨裁者的作威作福，我們單從扶植科技發展的政策的持續性來說明非洲的困境。還是以肯亞的“孔紮科技城”為例，這個項目被認為是實現“肯亞：2030願景”最關鍵的一環，但是因新舊政府的輪換、土地產權糾紛、時不時爆出的政治受賄醜聞以及繁複的行政手續，“孔紮科技城”的建設現在進展十分遲緩。連此項目的發起人之一、上文提及的恩德莫（Bitange Ndemo）都搖頭歎氣道：“速度？那兒沒有。”與孔紮的生氣沉沉相比，倒是位於內羅畢的恩貢路（Ngong Rd.）倒更像是肯亞版本的“矽谷”。恩貢路彙聚著一大批科技行業的草根創業者，依託著當地著名的“iHub”社區，從這裏走出了一大批本土科技企業，包括我們上文提及的由柏賽兒創立的 FarmDrive。
另外，非洲高速增長的人口也是一柄“雙刃劍”。拋開那些天朝人民熟悉的“人多壓力大”的論調，我們從一個更小的、卻也與每一個非洲創業者息息相關的角度審視這個問題。相信球迷們一定知道很多關於非洲球員的段子，最常見的莫過於所謂“一個球員養活全家幾十口”云云。玩笑歸玩笑，現實確是如此。如前阿森納球員、非洲前鋒阿德巴約就對此苦不堪言，在接受法國So Foot 雜誌採訪時曾說：“我很多次想自殺，多年來我一個人默默承受，事情發展到這樣讓我覺得噁心。……你拼了命讓家人脫離貧困，但他們依然和你作對。他們打電話來，不是問你過得怎麼樣，而是伸手要錢。”又如，前阿森納球員（怎麼又是阿森納）亞歷山大·宋據說有27個兄弟姐妹需要他養活，拿著高薪的他卻不得不靠隊友的接濟才能度日。
類似的苦惱也同樣地出現在非洲科技新生代的身上。例如，FarmDrive 的柏賽兒在一次採訪中傷心歎道：“家人現在和我分歧很大，他們都不理解我，一直追著問我，‘為什麼不寄更多的錢回家？為什麼不給兄弟姊妹們找份工作？’”在極重家庭觀念的非洲，這樣的事情每天都有，本就在“先天條件不足”與外國商業資本的夾縫中掙扎著生存的非洲本土創業者們，所面臨的壓力之巨大可想而知。
卡利烏基在其 Linkedin的個人簡介裏，稱自己是名駭客的同時，也認為自己是一個世界公民（Global Citizen），他說：“解決發展中國家的問題不應該只是照搬照抄國外的經驗，而應該創造出基於發展中國家本土經驗的新的商業模式和體系。全世界都期待著非洲能更好，作為年輕的新一代，我願紮根本土，成為改變這片土地未來的一員。”雖然仍面臨著這樣或那樣的不利條件，但也許，這樣的全球視野和骨氣，將幫助這批負重前行、掙扎著也勇敢逐夢的非洲科技新生代們穿過荊棘，最終抵達未來。
(2)澳洲矽谷
在澳洲，新南威爾士州政府正帶領矽谷投資者和全球 Fintech 巨頭認識雪梨，他們強調如果軟體部門駐紮在雪梨，能方便企業連接歐美並進軍亞太，澳洲的英語能力和歐美風格的法律也更容易銜接。澳洲非營利組織「TechSydney」也聯手40多個澳洲新創團隊、知名新創與科技企業Uber及Airbnb等，著手建立當地的創業生態系。
根據澳洲紐省政府的一項20年遠景計劃，悉尼港灣區包括內西區的一個廢棄發電站場址，將被打造成一個世界領先的科技中心。省政府在週四公布了這一計劃。
據澳洲廣播公司報導，這一名為「海灣區」的計劃將佔地95公頃，從皮爾蒙特（Pyrmont）的悉尼魚市（Fish Market）通過羅澤爾灣（Rozelle Bay）至懷特灣（White Bay）的廢電站。
「海灣區」計劃將設立八個獨立的區域，包括布萊克瓦托灣（Blackwattle Bay）的一個新鮮食品和魚市區，舊羅澤爾灣鐵路場址的一個住宅中心，並修復懷特灣的電站。
懷特灣的廢棄發電站建於1917年，在1983年停止使用，紐省政府將在下週開始接受改造這一電站的建議。
紐省省長貝爾德（Mike Baird）表示，投標商們將需要提供創建一個能夠與倫敦科技城和加州矽谷相媲美的高科技中心的辦法。「我們向世界上一些最優秀的公司提供了一個前來我們的港灣的機會。」他說，「各大學、產業、初創企業等都將在其中發揮作用。」
貝爾德說：「如果這一科技部門準備比其餘領域的經濟增長七倍，顯然我們需要增加更多的空間和更多的機會。」
紐省規劃廳長斯托克斯（Rob Stokes）說，該計劃還將包括一個五公里長的海灘散步區，連接不同的區域，使公眾能夠進入這些地方。「至關重要的是，當地的臨水區將得到維護，讓公眾可以使用這個一個多世紀來都不曾開放的臨水區。」
省反對黨領袖弗利（Luke Foley）警告說：「懷特灣周圍已經很擁擠，因此建造良好的公共交通，對該地區的成功是極其重要的。」
(3)拉丁美洲矽谷
而在拉丁美洲，許多國家都努力投資科技創新，如拉美第三大經濟體哥倫比亞，其2007年到2012年之間科技產業增長了177%，Facebook和Google都到擁有高教育水平的波哥大市設辦公室。而拉美地區網路滲透率最高的智利，也端出鼓勵科技創新與創業的策略「Start-Up Chile」，提供簽證、資金和優惠補助吸引創業團隊到聖地牙哥來發展。
簡單看完這些世界各地的科技中心與小矽谷。回到亞洲矽谷政策，我們可以發現其實矽谷是「蓋」不出來的，即使從零開始打造完善的硬體建設，更重要的還是匯集國際人才、積極的交流空間、創業與創新氛圍，以及適當的法規與補助，畢竟令人羨慕的絕佳矽谷工作環境，是這些科技公司成功之後的結果，不是原因。
“亞柴知識城”建設項目由厄瓜多爾總統科雷亞於２０１２年提出並列入國家發展規劃中的智慧城市專案。“亞柴”在厄瓜多爾原住民的語言中意為“知識”。在首都基多以北１５０公里的因巴布拉省聖米格爾附近，一片占地４４３９公頃、地勢平坦、氣候宜人的谷地成為知識城的選址。
根據厄瓜多爾政府規劃，知識城旨在建設集科研中心和大學城、經濟金融中心、工業園區、農業生產區、旅遊開發區和住宅區為一體的大型園區，打造厄第一個“智慧城市”。
特羅亞說，這裏承載著厄瓜多爾的“矽谷夢”。厄政府希望通過知識城的建設引領該國產業轉型升級與新一代資訊技術應用，打造一個推動厄科技發展的戰略制高點。
在已建成的亞柴高等技術學院，記者參觀了中國政府援建的中厄４Ｇ（第四代移動通信技術）ＴＤ－ＬＴＥ聯合實驗室。記者看到，鐫刻著“中厄４Ｇ ＴＤ－ＬＴＥ聯合實驗室”的中西文銘牌懸掛在實驗室門外的牆壁上，十分醒目。據校方介紹，這是厄瓜多爾乃至拉美地區唯一的４Ｇ實驗室。
在實驗室工作的厄方通信技術專家希門尼斯介紹說，這個實驗室擁有完整的４Ｇ通信設備系統。中國大唐電信集團的工程師花了６個月時間進行設備調試，並對厄方教職員工開展操作培訓。他說，這個實驗室是學院的重要資產，為厄瓜多爾通信領域專業研究人員及學生提供了良好研究環境，打開了從理論通向實踐的大門。“借助這個實驗室我們可以進行全球最前沿的通信技術研究。”
根據規劃，“亞柴知識城”一期工程由中國葛洲壩集團和中國電子進出口總公司承建。一期開發包含１９個子項目的建設，包括教學樓、實驗樓、高等科技研究院、兒童中心、醫療中心等。
中國葛洲壩集團“亞柴知識城”專案部副經理吳建軍告訴記者，“亞柴知識城”專案從２０１５年到２０４９年分為四個階段建設。葛洲壩集團參與的羅薩里奧市場、兒童中心和創業中心園區等工程已經完工，工程品質贏得了監理業主的高度評價。他認為，中國企業助力厄瓜多爾建設知識城，有助於厄瓜多爾大幅增加產品的附加值和進行產業升級，改變該國主要出口初級產品的現狀。同時，對於我國企業走出去、擴大對外投資與合作、在拉美地區打造中國產品的品牌影響力等有著重要意義。
中國電子進出口總公司厄瓜多爾分公司總經理汪飛認為，“亞柴知識城”的建設要圍繞兩個核心驅動力建設：高知識化和高資訊化。這將推動“亞柴知識城”智慧城市形態的形成。他認為，這個專案是中國企業依託強大的技術優勢與發展中國家開展科技合作的有益探索，也有望成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面向拉美的“絲路驛站”。
<5>亞洲的矽谷─印度‧班加羅爾
班加羅爾是印度南部城市，卡納塔克邦的首府，印度第五大城市，人口約850萬人。印度在1947年獨立以後，班加羅爾發展成重工業的中心。高科技公司在班加羅爾的成功建立使其成為印度資訊科技的中心，被譽為“亞洲的矽谷”。班加羅爾是印度科技研究的樞紐，其中的印度科學學院是印度歷史最為悠久的大學和研究所。其他重要的研究院還有印度天文物理學學院、拉曼研究學院、賈瓦哈拉爾·尼赫魯高等科學研究中心、印度國家生物學中心和印度統計。
班加羅爾(Bengaluru)海拔922米，由一城堡發展成印度南部經濟、 文化中心之一。分新舊兩城：舊城為商業區，新城為工業區。附近盛產棉花、稻米、油料作物、煙草。印度重要的重工業中心，有機械、電器、化工、飛機、鐘錶、金屬加工等工業，還有傳統的地毯編織業、棉紡織、絲紡織和現代化的制革業。多條鐵路與公路在此交會，有航空站。
印度35%的IT人才都在班加羅爾打拼,他們創造的收入在印度GDP中佔據了很大比重.微軟、惠普、3M、Infosys等世界知名企業都在這裏設立了辦事處.除此之外,生物科技也是它的一個拳頭產品.
班加羅爾意為“煮豆”，建於16世紀。自1831年起， 被英國殖民主義者佔領，直到1947年英軍才撤離該市。1958年，德克薩斯公司在班加羅爾建立了一個設計中心，為其他跨國資訊技術公司來此設點開闢了道路。六十年代，中央政府把重點國防和通訊研究機構，如科學研究所、國家航空研究所、雷達電子發展公司等設在該市，使該市的資訊技術產業得到迅速發展，目前它已經變成印度的科學和技術中心。
班加羅爾也是印政府工業投資的重點地區之一。有印度主要的飛機製造廠，電器、通訊設備、機床、汽車製造、制藥等工廠。
班加羅爾也是印度最富裕和最有活力的城市，她的崛起，離不開城市南郊的電子城。電子城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興建，逐漸發展成為全球第五大資訊科技中心，班加羅爾也由此成為“印度的矽谷”。這裏不僅有印度知名的印孚瑟斯公司，還創造了“印度的比爾·蓋茨”———該國首富普雷吉姆，有131家國際大型IT公司在此落戶。
印度位於德幹高原，在海拔921米的丘陵脊頂上。氣候溫和宜人，最熱月 （5月） 平均氣溫27℃，最冷月（12月）平均氣溫21℃。年降水量為924毫米。1681年以後是邁索爾王國的主要都市，殖民地時代是重要的軍事據點。印度獨立後，工業化發展迅速，是商業都市，印度南部的經濟中心和通往馬德拉斯、孟買、海德拉巴等地的鐵路、公路交通樞紐。擁有鋼鐵、機械、電子、化學、紡織、皮革、食品等發達的現代工業。班加羅爾位於坎納達、德盧固與泰米爾文化的交匯處，成為活躍的文化中心，設有班加羅爾大學、印度科學院、印度科學研究所、農科大學、國家動力研究所等教育研究設施。市內還保留有1761年所建的石造城和古寺院等史跡，古堡中心的旁邊，有廣大的庭園，及宏偉壯觀的現代化建築。
印度第5大城市，面積174.7平方公里，人口850萬，是卡納塔克邦的首府，也是南印工業城市和商業中心，很多軍工廠都建在這裏。這座繁榮的現代化商業中心有印度的“矽谷”、“花園城市”之譽。
班加羅爾是一座“IT化”了的城市。各檔酒店鱗次櫛比，但遊客來此若不預先定房，就很難找到落腳的地方，全球、地區和印度國內的各種IT商務研討會議，排滿了班加羅爾的城市日程。班加羅爾的夜生活十分有格調，“酒館文化”頗為盛行。人們到此可以忘卻宗教、種族、性別的差異，在浪漫的音樂聲中一品清醇而又廉價的印度幹啤。不過，享樂並非所有人的目的，很多人來此是洽談商機或找尋工作機會的，還有不少“人才獵頭”穿梭其間，遞給你一張名片，邀請你到他們的公司發展。
印度政府對班加羅爾的IT業發展給予了充分的政策扶持。1999年，印度成立資訊科技部，成為當時世界上少有的專門設立IT部門的國家之一。2000年10月17日，印度IT法案生效，為該國電子商務的穩步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海歸派”對印度IT業的發展也功不可沒，他們為印度帶來了充足的資金和尖端的技術。同時，大量會說英語的廉價勞動力也吸引著西方IT精英公司紛紛將班加羅爾作為發展的橋頭堡。
IT業的強勁發展為班加羅爾積聚了大量財富。印度2003年IT業創造的產值為120億美元，預計到2009年將增至620億美元，而班加羅爾在其中將佔據1/3的份額。班加羅爾在本財政年度已吸引外資180億盧比，預計今年IT業出口將增長32%至35%，大大超過29%的預定目標。但是，班加羅爾乃至印度的IT業也面臨不少難題，主要是印度整體經濟不發達、基礎設施落後，特別是人才依然短缺。
據印度資訊科技部資料顯示，到2009年，印度在IT領域的人才缺口仍有50萬。印度首富普雷吉姆也說，印度的IT科技產業有80萬從業人員，而美國有1020萬，印度的通信領域有從業人員30萬，而美國有600萬。為此，印度政府正考慮推行稅收和財政支持政策，以吸引更多人才投身與IT相關的服務行業及IT核心領域。
IT業的發展使班加羅爾人的生活更接近外面的世界。28歲的司機兼導遊薩吉德是個穆斯林，他在班加羅爾已經生活了10年。薩吉德熱情四溢、笑容燦爛，對IT業的富豪們如數家珍，還知道中國香港地區的李嘉誠。他幾次大聲地對我們說“我是班加羅爾人，我愛班加羅爾！”這讓人想起印度首任IT產業部部長帕拉莫德曾說過的話：“過上個三四年，我們要讓每一個印度人，都能感受到IT給他們生活帶來的變化。”
矽谷跡象─迄今為止，在印度“矽谷”創立的高科技企業達到4500家，其中1000多家有外資參與。班加羅爾已成為全球第5大資訊科技中心，被IT業內人士認為已經具備了向美國矽谷挑戰的實力。這裏不僅有印度知名的印孚瑟斯公司，還創造了“印度的比爾·蓋茨”——該國首富普雷吉姆。
HOSUR是班加羅爾的的一條著名商業街，漫步其中，滿眼望去都是IT公司。到班市的高科技園區走一走，英代爾、通用、微軟、IBM、SAP、甲骨文、德州儀器等131家國際知名品牌公司挨肩接踵，印度本地的著名軟體企業資訊系統(INFOSYS)、惠普羅(WIPRO)和TATA諮詢公司等雄踞一方，讓人深切感到其雄厚的實力。美國財經記者BEEBE在考察完印度INFOSYS公司呼叫中心後感歎不已：“這個城市的步伐從未停止過，她也從未入睡。”
現在，班加羅爾擁有近11萬IT外包員工，居印度各城市之冠。此外，這裏還有約11萬人在為美國、歐洲、日本以及中國的企業編寫程式、設計晶片、進行電腦維護、金融服務以及其他重要的地區或國際性工作。其中，印度本土公司資訊系統、惠普羅更是吸引了西文許多的外包項目。為了進一步說明這種印度矽谷跡象，我們還是看一組數字吧。
全球有5000家軟體發展公司，對其評級的CMM(CapabilityMaturityModel)分為1至5等，5等為最高。目前全世界大約有75家資質為5等的軟體研發企業，其中有45個在印度，而這其中又有將近30個在班加羅爾。
目前在卡邦有1500家軟體研發公司，其中外國公司超過150家，絕大部分在班加羅爾安家落戶。卡邦科技部前副部長庫爾卡尼表示，過去4年中平均每週有一個公司來班加羅爾註冊，這個速度在印度是獨一無二的。在班市軟體園區短短1.5公里的核心區內集中了4.5萬個外包工作機會，僅在通用電氣公司的印度研發中心內就有1800名博士在從事軟體研究開發工作。
印度2003年IT業創造的產值為120億美元，預計到2009年將增至620億美元，而班加羅爾三分有其一。班加羅爾在本財政年度已吸引外資180億盧比，預計今年IT業出口將增長32%至35%，大大超過29%的預定目標。
成功秘笈─班加羅爾的成功，主要歸結為3點，環境、教育和政府投入。
一是自然環境。上世紀50年代初印度剛剛獨立之際，尼赫魯政府為選定印度的高科技發展基地煞費苦心。經過反復比較，決定選擇海拔700多米、四季氣候宜人、乾淨整潔美麗的班加羅爾作為首選城市，其主要理由是，班加羅爾的空氣品質很好，符合精密製造業研究發展的要求。
另外，由於環境、氣候條件好，大批科技人才願意前來這裏定居，有利於吸引人才。正是從50年代開始，印度負責火箭和衛星空間研究的國防研究發展組織、印度科學研究組織、國家航空實驗室、印度斯坦飛機製造公司等一批國字頭的高科技研究機構在班加羅爾安營紮寨，形成了以空間技術、電器和通訊設備、飛機製造、機床、汽車等產業為龍頭的一批產業，逐步奠定了班市雄厚的科研基礎，成為印度有名的“科學城”。
二是教育環境。卡邦從70年代開始進行教育改革，目前是印度平均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邦之一。現在，卡邦共有工程學院125所，在數量上居印度首位，是美國工程學院數量的一半。班加羅爾還雲集了如印度理工學院、印度管理學院、國家高級研究學院和印度信息技術學院等許多名牌大學。
由於有上述條件，班加羅爾從80年代末期開始吸引了國際軟體和高科技公司的注意。1987年開始，德州儀器開始在班市開展外包業務。1991年，國際商用機器IBM進駐班加羅爾。
之後的通用電氣在此設立研發中心，才真正標誌著班加羅爾作為高科技之都的“第一桶金”，正式開始了其蓬勃發展的歷程。
三是政府扶持。創業伊始，班市的基礎設施還比較落後，面臨的一個最主要問題是“最後一英里障礙”，即所有管道都鋪設好了，如果只有最後一英里沒有通，整個系統就無法工作。當時對於軟體公司來說，這個“最後一英里障礙”就是資料傳輸問題。為解決這個問題，印度政府於1991年投資興建了可高速傳輸資料的微波通訊網絡SoftNET，“這在當時是個創舉，至少滿足了10年內軟體企業的發展需求，這也為後來班市能夠不斷吸引其他著名企業前來提供了很重要的幫助。”
1999年，印度成立IT產業部，成為當時世界上少有的專門設立IT部門的國家之一。2000年10月17日，印度IT法案生效，為該國電子商務的穩步發展提供法律保障。此外，政府還提供了完全免稅的進口硬體和軟體，到2010年前為止免除公司所得稅(最高比例達90%)、允許設立100%外資獨資公司、購買國內資本貨物時免除消費稅等許多優惠政策。
交通之痛─人們漫步在美國的矽谷，都會由衷地讚歎那兒優美的自然環境。但是，你走在班加羅爾HOSUR大街上，你似乎不會感到身處一個世界科技的中心、美國的“後臺辦公室”之中。在這兒，低矮的房屋綿綿不斷，人畜並行的現象隨處可見。此外，城周圍湖泊藻類及水葫蘆植物的瘋長造成了許多魚類的大面積死亡，水質也遭到嚴重污染，使該地區成為蚊子的滋生地，從而增加了城內居民因蚊蟲叮咬而造成傳染性疾病的風險。 更為糟糕的是班市的交通。每年，HOSUR大街已成為班市因交通事故致死人數最多的地方，平均每年約有800個生靈喪命車輪之下。
身處這兒，你會發現汽車、三輪摩托計程車、兩輪摩托車、自行車、公共汽車和行人等在狹窄的街道上擠成一團。尤其在市區南部高新技術公司比較集中的地方，交通高峰期道路更是擁擠不堪。一家軟體發展公司的總經理阿維納什·瓦希斯塔說：“毋庸置疑，這裏的基礎設施每況愈下，班加羅爾不再是一個理想的生活之地。”據統計，從1992年到2002年，班加羅爾的人口從450萬猛增到650萬。
人口增長自然造成車輛增加，目前班加羅爾有各種機動車輛200萬輛，已經超出市政道路設施的承受力。同時，人口增加導致各種物質需求的增加，因此給交通運輸、電力、住房等基礎設施帶來很大的壓力。另外，由於印度法律嚴格保護私有財產，使得在市區內進行拆遷和道路改造工作舉步維艱，高架橋建設進展緩慢，結果造成交通堵塞現象日益嚴重。
班加羅爾的交通擁擠、供電不足和基礎設施差等問題已經嚴重影響了當地公司的工作和生產效率，引發許多公司的抱怨和不滿。一些大公司則已陸續在其他城市建起新的研發和生產基地。目前，邦政府已經制定了一個詳細的基礎設施發展綱要，計畫從明年開始修建兩條貫穿東西南北的城鐵，增加高架橋和立交橋的修建，拓寬部分道路，同時鼓勵新公司到交通狀況較好的北部地方建廠，以緩解南部的交通壓力。
俗話說，“要想富，先修路”，看來這同樣適合印度的國情。英代爾印度技術公司的公關主任克裏希納斯瓦米說，“印度的資訊技術產業發展很快，這給班加羅爾既帶來機遇也帶來挑戰。如果卡納塔卡邦政府不能迎接挑戰，那麼將會失去繼續發展的機遇。
文化教育─班加羅爾大學BangaloreUniversity班加羅爾大學（BU）成立於1964年7月，是印度最大、最有名的大學之一，該大學的軟體工程教學與研究居世界前列。是印度最好的25所五星級高校之一，在全印度高校中排名第九位，設有400所學院，它不僅是印度最大的大學，還是亞洲、世界上最大的大學，在校學生人數達到了34萬。其所在的城市班加羅爾是印度“軟體金三角”之一，具有印度“矽谷”之稱。隸屬于班加羅爾大學的裏瓦科學管理學院由DivyaSreeGroup於2002年出資建立，坐落于南亞“矽谷”班加羅爾，隸屬于班加羅爾大學，班加羅爾大學是印度南部卡那塔卡州三所名校之一。
大學所在地班加羅爾在規模上是印度的第四大城市，但是在經濟、環境、科學技術方面它是印度排名第一的城市。它在印度有很多美麗的稱號，如印度最美麗的“花園城市”、“科技之都”、“知識之都”、“航空技術中心”、“生物技術中心”，在世界上更享有“最大矽谷”的美譽。印度班加羅爾的IT教育、科研產業在印度舉足輕重，這裏有250多家高科技跨國公司和60多家世界500強企業的分支機搆。另外，班加羅爾氣候宜人、四季如春。最熱的4月份平均溫度27.1度，最冷的1月份平均溫度20.4度，在炎熱的印度這是難得的一塊福地。
風俗─3月14日，在印度城市班加羅爾，一名參加灑紅節慶祝活動的女孩臉上被抹滿鮮豔的粉末。灑紅節（又名胡裏節）是印度最古老的節日之一，代表著色彩單調的冬天終於結束，並預示著春天土地的豐饒。每年印度曆12月的月圓之夜（西曆的2月底或3月初）就是灑紅節開始的日子，人們會在自己的臉上和身上塗上顏料，還向別人身上塗抹各種顏色。
旅遊印象─班加羅爾還有印度“酒吧之都”的雅號，到市中心的甘地路和布萊各德路，這裏小酒吧比比皆是，每一家都有獨特的音樂風格與裝飾，成為許多年輕的軟體工程師放鬆休閒的好去處，也構成了班加羅爾夜生活的一道亮麗風景。燈火通明的商業街，各種時尚專賣店讓貴為首都的新德里也相形見絀。
從資料上瞭解到，30年前，肯德基由於與印度當地發生商業糾紛，一舉撤出了印度市場。為此在印度與辣雞翅無緣，有記者2004年時到印度去，當時印度惟一一家肯德基店就在班加羅爾。其實肯德基為什麼會首先選擇班加羅爾，答案與英代爾、IBM（國際商業機器公司）、微軟、惠普等國際巨頭落戶此地一樣。
如今，班加羅爾有超過30家的肯德基。上世紀90年代初，印度政府在班加羅爾建立了全國第一個電腦軟體技術園區。1991—1992年度，班加羅爾的電腦軟體出口僅為150萬美元，2000—2001年度猛增到16.3億美元，10年內增長了100多倍。如今，班加羅爾已經成為印度名副其實的軟體王國，吸引了海內外400多家著名信息技術公司，世界500強有65家落戶這裏。
在班加羅爾的帶動下，金奈、海德拉巴等南部城市的高科技工業園區也接踵而起，與班加羅爾交相輝映，成為印度南部著名的軟體“金三角”。一位就職於IBM的印度軟體工程師介紹，班加羅爾成功吸引國際商家的關鍵，是當地政府制定了完備的經濟自由化和科技發展的政策，加上充足的優秀人才作為堅實的後盾，以及良好的社會治安和生活環境，讓這座花園城市贏得了國際聲譽，成為聯合國開發計畫署榜上的世界第四新興工業城。
班加羅爾城市充滿了灰塵，雖然灰多，但是綠化也不是太差，參天大樹比比皆是。只是人行道不象國內搞得整整齊齊五顏六色那麼乾淨，而是純自然的泥土，再加上不怎麼下雨，空氣中的灰塵多來自於此。
IT公司─2009年，全球領先的快閃記憶體卡製造商SanDisk公司宣佈在印度班加羅爾成立SanDisk設備設計中心有限公司，該設計中心的工程師們將研究公司快閃記憶體產品裏的核心元素。
SanDisk公司聯合創始人Mehrotra說：“對我們來說，拓展我們全球的研究和開發中心網路是適宜的，因為印度擁有許多優秀的人才，同時也因為我們與那些在硬體、固件及軟體測試中對我們支援的公司建立了關係。”
他補充說，由於消費者對手機及MP3播放器不斷增長的需求，預計印度將是SanDisk公司產品的一個主要市場。他說：“我們必須要有一個穩定的業務，來推廣我們的品牌，並利用印度零售領域成長的機會。今年，我們提高了我們的快閃記憶體的產量，因此我們有意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印度。
SanDisk設計中起初將集中於包括SanDisk快閃記憶體卡核心的NAND記憶體、USB驅動有MP3播放器。隨後，該團隊將擴大包括對ASIC控制器的開發研究。
Mehrotra指出，作為快閃記憶體卡領先的供應商，SanDisk公司要想實現快速成長就必須在設計及製造領域採取全球化策略。SanDisk公司除在加利福尼亞州的矽谷開展其廣泛的研發活動外，還在以色列、日本以及蘇格蘭設有研究機構。
印度“矽谷”遭遇水荒 或將“不適合居住”？
素有印度“矽谷”之稱的班加羅爾市眼下正遭遇嚴重水荒，一方面是由於連年乾旱，另一方面是由於河流污染以及缺乏有效儲水和節水措施。不少專家警告，如果不採取有效應對措施，這座印度科技之都到2025年將變得“不適合人類居住”。
嚴重缺水
法新社報導，印度卡納塔克邦首府班加羅爾自來水供應短缺，1000萬居民中超過半數不得不依賴水井和運水車。
隨著連年乾旱，班加羅爾地下水位不斷下降，挖掘水井日益困難。現年30歲的當地居民納格拉傑告訴媒體記者：“這裏嚴重缺水，今後將會很艱難。難以想像人們要去何處尋找水、如何存活下去。就算我們往下挖1500英尺（約457.2米），也找不到水。”
納格拉傑所住的街區毗鄰班加羅爾市最大的湖泊貝蘭杜爾湖。不少市民還記得，這座城市曾經湖泊眾多，但隨著印度外包產業興起，高樓大廈和工業園區越建越多，許多湖泊遭到填埋、讓位給鋼筋水泥的森林，另一些湖泊則受到嚴重污染，包括貝蘭杜爾湖。
2018年1月19日，班加羅爾市發生一場奇特的火災：貝蘭杜爾湖突然起火，持續1天仍未撲滅，初步推斷是由於附近工廠和居民長期往湖中排放污水，化學物質導致湖水“易燃”。
班加羅爾市的自來水主要來源於高韋裏河，而這條河還流經泰米爾納德邦。長期以來，卡納塔克邦與泰米爾納德邦圍繞這條河的水資源分配多次鬧糾紛。兩年前，泰米爾納德邦農作物乾旱嚴重，印度當局裁定讓該邦多分些河水用於灌溉農田，結果激起卡納塔克邦民眾抗議乃至流血衝突，數以百計公司關門。
2018年2月，印度最高法院援引班加羅爾市水荒，對高韋裏河的水資源分配作出有利於卡納塔克邦的裁定。
專家支招
印度生態學專家拉馬錢德拉認為，班加羅爾遭遇水荒，主要歸咎於“支離破碎、未經協調的治理模式”。例如，如果有效儲存雨水，班加羅爾每年降雨量完全能夠滿足居民的用水需求。
不少專家質疑，印度政府高額補貼自來水和淨化水專案，導致多數民眾缺乏節水意識。卡納塔克邦科技委員會成員A·R·希瓦庫馬爾注意到：“在班加羅爾，1000瓶淨化水送上門來，我們只需支付6盧比（約合0.58元人民幣）……這樣一來，缺乏節水激勵機制。”
希瓦庫馬爾給自家設計並安裝了一套儲存雨水的裝置，效果不錯。據他回憶，日常收集的雨水足夠全家人使用，已有23年無需購買自來水。班加羅爾市政府對這類裝置頗感興趣，要求新建樓盤都要配備儲存雨水的裝置。
另外，一些專家提醒，印度當局對挖掘水井缺乏有效監管，加劇地下水資源枯竭。( 2018-03-19 來源：新華網 )
◎回頭來看看台灣◎
台灣的企業在過去幾年接連錯過了軟體革命、網路革命、行動的革命，當年的經濟奇蹟早已不在。其實，我們心裏都明白，「慣老闆」只不過是這無望世代下的衍生物而已，企業不賺錢，薪資就凍漲，消費力降低、企業也賺不了錢，就像惡性循環般，無法止息。在我看來，目前政府所能做的，除了積極吸引外國投資外，便是鼓勵創業，以創新創業的能量重新驅動經濟成長，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因此，蔡政府在今年上台後，便提出了「亞洲矽谷」的產業發展計畫。
亞洲矽谷的政策目標試著將台灣營造成亞太青年創新與創業的發展基地，以桃園作為研發中心與試驗場域，並以雲端、物聯網為重心，優先發展智慧物流、未來汽車、健康照護、機器人應用、智慧城市等。然而，政府的實際作法卻還是留在「拼硬體、蓋園區」的舊思維，忽略人才培育及整體生態圈的營造。也許，政府在發展這項政策前，可以先以國際知名的新創生態環境作為借鏡。
根據Startup Genome所公布的《The 2015 Global Startup Ecosystem Ranking》，全球新創生態環境的第一名是美國矽谷。亞洲方面，第一名則是以色列，全球排名第五。東亞方面，新加坡則為冠軍，全球排名第十。我想除了瞭解矽谷外，台灣更應以新加坡、以色列作為參考，畢竟東西方的文化還是有所差異的。
美國矽谷
若以矽谷中間的85號公路作為分界線的話，85號公路以東的公司大多為昔日大品牌，例如IBM、Microsoft、HP、Apple等等，但到了85號公路以西，往舊金山灣區的方向走，一路上則是Google、Facebook、Twitter、Pinterest等目前全球最熱的創新科技公司。矽谷之所以有今日輝煌，大致來自以下三大要素：
ㄧ、人才。矽谷匯集了全球最優秀的人才，在這裡有一半的企業是由移民創造。此外，矽谷的企業採扁平式管理，有很強的反問文化，每個人都很勇於表達自己的看法，在這樣的環境氛圍下，創新的點子自然源源不絕。
二、市場。矽谷有強大的美國市場作為支撐，美國經驗成功後，便快速導入全球。
三、資本。在矽谷創業，資金周轉相當靈活，有許多天使投資人（例如：PayPal創辦人—Peter Thiel、Twitter聯合創辦人—Jack Dorsey、Linkedln聯合創辦人—Reid Hoffman……等）、創投（Sequoia Capital、SV Angel……等）在旁伺機投資，甚至會教創業新手寫商業計劃書、幫忙找團隊夥伴，與創業者一同成長。
以色列矽谷
以色列的崛起與其先天環境的困乏有很大的關聯，成功的因素大致可分為以下三個構面：
ㄧ、教育。以色列鼓勵國民多閱讀、多思考，才有創新的本事。因此每人平均一年讀64本書，教育支出佔整體國民預算9%以上。
二、環境。猶太人在亡國後便開始四處流浪，過去他們沒有土地、沒有政治權利，為了生存，慢慢累積出經商的能力。在以色列，除非你是宗教人士，不然不論男女、只要滿18歲皆得參與募兵制。在軍隊中，長官勇於向下授權，使士兵有權在戰場上做出決策，也培養出他們隨機應變的能力。也因此，在高強度的訓練下，許多士兵退伍後便成為了卓越的創業者。
三、資本。以色列自然資源匱乏，但在這樣的情況下更激發出創新的動能，例如以色列在現代農業、軟體、半導體、醫療方面都相當先進，因此也吸引了全球各地的創投、資金前來投資。
新加坡矽谷
ㄧ、制度友善。在新加坡做註冊公司採一站式服務，短短一週就能辦妥。不像台灣制度繁雜，往往耗時二、三週。
二、新創生態圈。在新加坡的新創生態圈中，方圓五公里內就涵蓋當地頂尖大學、科技園區、政府機構、創投、46個加速器、700多個新創團隊，匯集超過30個國籍的人才。
三、資金充沛。新加坡匯集了亞洲最多的國際創投，根據《亞洲創投期刊》指出，亞洲創投資金有19%落在以新加坡為基地的新創公司，已領先日本、韓國、香港。
四、政府跟投。新加坡政府願意以5:1的出資方式與創投合作成立新公司，也就是說，創投只要投資1元，政府就會投資5元，最多到五十萬星幣為止。在政府與創投共同分擔風險的情況下，自然吸引更多創投資金進駐，新創公司也能因此受惠。
台灣的矽谷
觀察矽谷、以色列、新加坡之後，最後，我們回頭檢視台灣矽谷政策的可行性。
ㄧ、選址。台灣的亞洲矽谷政策，將創新基地設址在桃園。然而，當地雖有中央、元智、中原大學，但人才磁性低，缺乏新創團隊進駐，距離竹科更有40公里遠。不像新加坡，幅員五公里內都是新創生態圈。
二、政策方向。亞洲矽谷政策點名扶植物聯網，但在我看來，政府不應急著幫產業訂題目，更該做的應是像以色列、新加坡一樣，給與新創團隊一片滋潤的土壤，讓企業家、創投自由發展，以免忽略其他產業的機會。
三、資本。如上所述，新加坡政府跟投的比例為5:1（政府：民間），但在台灣卻只有1:3。在政府無法與創投資金共擔風險下，自然無法引入國際創投進駐。
四、人才。新加坡為了吸引國際人才進駐，除了創業家本身，連家眷也能同時擁有當地簽證。相較於新加坡，台灣的制度還是過於嚴苛，2015年七月開辦的創業家簽證，原本預計發2,000張簽證，但到了2016年五月，只有21人申請，14人通過，在在顯示台灣的政策還是停留在管制階段，而不像新加坡是在鼓勵。
五、教育。亞洲矽谷政策對於人才培育方面並沒有提及太多，不像新加坡、以色列般積極培養。
瀏覽以上四國案例後，在我看來，台灣若欲打造亞洲矽谷，首要目標就是得先打造出完整的創新生態系，而這樣的生態系重點並不在於硬體設備的投資，而是在於人才的匯集。短期而言，政府必須在人才來台政策上進行鬆綁，並爭取更多的國際企業來台設立據點或研發中心，促進人才的交流與典範的移轉。長期而言，政府應從教育進行改革，為台灣注入創新及創業的血液。期許政府能針對以上幾個構面進行改革，給創業家一個良好的創業環境，也給出走的人，一個回家的理由。
如果聽到有人在矽谷工作，多半人內心的想法都是：「哇！在矽谷工作耶！那一定賺很多，不但開名車、還住在高級住宅裡，多麼美好的人生呀！」但這是我們這些局外人的想法，覺得在矽谷工作的人，都頭頂著光環，屬於人生勝利組才能擁有的光環。
不過事實才沒那麼簡單呢！為了瞭解矽谷的生活，有人在知名的問答網站 Quora 上提出了一個問題－「矽谷的黑暗面是什麼？（What’s the dark side of Silicon Valley?）」此題一出，就有許多矽谷的谷裡人出來發聲了，以下是jensen為大家整理、節錄出的幾段說法，參考看看囉！
1. 什麼都貴翻了！收入難以敷出
如果你只擁有一份正常的薪水，這個「正常」指的是年收入 10 萬美金（約 300 萬新台幣），這筆收入很難讓你在矽谷撐起一個家庭所需的花費；因為整個區域產業的發展，進而把此處的房價拉抬到了天文數字了。因為我和我太太都有在工作，我們才得以在聖荷西買下我們的家，不過是買在被房地產業者稱為首購屋族群們聚集的區域。最近，我們的第一個孩子誕生了，正準備要送她到日間托兒機構；光一年的日間托兒服務所花費的金額，就比我自己五年大學的生活總花費還要高。如果我太太沒在工作，那無疑地我們家的財務狀況會出現很大的問題，只靠我一個人的薪水，可能連付帳單沒辦法，更別說再多生一個孩子了。
2. 在矽谷工作，難以兼顧家庭
由於矽谷昂貴的生活費，讓許多家庭無法擁有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孩子們在托兒機構、課後輔導中心裡長大；或者是自己在家，因為父母親都要長時間通勤上班；這樣的生活方式，對於在這裡長大的孩子在態度和性格上，有很大的影響。父母迫於工作的關係，無法參與小孩的生活。
3. 在朝氣蓬勃的矽谷，年齡是件大問題
沒錯，就是年齡歧視。應該不會有人去懷疑一位四十歲以上的工程師的工作能力，但年齡在矽谷成了一個大問題。在矽谷，人們認為年長人士的工作能力比較差，所以不願和他們共事。多數的科技新創公司不會去聘請一位五十歲的非常務董事，因為他們想要的是一個二十二歲，能夠超時工作，而且懷抱著在矽谷工作，最後不是成為億萬富翁，就是變成 Sequoia Capital 的一份子的年輕人。
4. 新創產業生態圈，沒你想得那麼美好
假導師（Fake Mentors）：有很多自稱為導師的人出現在這裡，他們會成為你新創公司的顧問；但只是佔著你的股份，並介紹那些沒用的人脈關係給你。
交流活動上的怪咖（Aimless Networking Junkies）：在一些業界交流的活動上，總是會遇到很多不是創業家，但裝成是創業家的怪咖出現。請遠離他們，他們只會浪費你的時間，不會對你的新創事業帶來任何助益。
騙人的育成加速機構（Incubator Gators）：在矽谷有很多打著育成加速的機構，但只有很少是真的；大多只是在幫他們自己賺錢。所以在選擇育成加速機構前，一定要做調查，或去找在業界已經有好名聲的公司，如 YC。
活動經理人（Event Manager）：所謂的活動經理人，就是那些受過訓練，可以聽出產業最新趨勢的前交流活動怪咖，他們從本來的參加活動，變成現在舉辦活動罷了。我的建議是－去認識他們，並且讓他們對你印象深刻；因為哪一天你可能要辦一場演說，或是發布你的新創公司消息，這時你就會需要從他們那裡得到一些「獨家活動」的消息。
矽谷對創業人來說的確帶有一圈奪目的光暈，但有些現實的東西還是得釐清。我們分享這篇文章並非要戳破「矽谷神話」，只是想讓大家知道，進入「神話」前，得先披荊斬棘，過個三、五難關。畢竟，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來源：Qu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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