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英、法、德三國對外干涉的理論與實踐”
─歐洲近代自由主義思想家對帝國的想像
*段德敏*-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
( 2017年12月5日 來源：新聞頭條 )
段德敏：我今天的話題是“歐洲近代自由主義思想家對帝國的想像”。這個問題來源於這樣一個現象，即自由主義和帝國主義在近代歐洲的共生共存。這兩個概念本身大家其實都已經非常熟悉了，但很多時候我們是把這兩個概念分開來看。
自由主義一般被當作政治理論、政治思想的概念或某種意識形態去討論與分析，這裏可能會涉及到一些歐洲的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密爾等等。而帝國主義在很多時候則被放在國際關係、政治史的發展中去理解。絕大多數時候這二者不會被放在一起講。然而，如果我們仔細觀察歐洲近代的歷史，會發現自由主義和帝國主義出現的時間是高度重合的，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或政治理論發生、成熟的時期，也正是歐洲帝國主義從出現到鼎盛的時期。這個現象是不是值得我們去重視以及去分析？我覺得是的，這是我今天發言的初始。
關於這方面已經有一些相關的研究，我先介紹一下在我看來比較重要的研究，然後提出自己的分析和觀點。首先給大家介紹一本書，這本書翻譯成中文是《轉向帝國》（A Turn to Empire），是美國政治學家皮茨（Jennifer Pitts）寫的。《轉向帝國》提到很大一批思想傢俱有自由主義的立場，同時也具有帝國主義的立場。“轉向帝國”是什麼意思？19世紀初期以前，很多歐洲的知識份子都比較傾向於批評帝國主義，但是半個世紀後，大量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突然轉向對帝國主義的擁抱。這是皮茨發現並討論的一個現象，也是其書名的由來。皮茨說，“在1780年代左右，對特定的帝國主義行為和無限止的擴張計畫的懷疑在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中幾乎是毋庸置疑的共識。然而，僅僅五十年之後，我們就很難看到有重要思想家批評歐洲帝國主義。的確，十九世紀最偉大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包括托克維爾和約翰·斯圖亞特·密爾，都是熱心的帝國主義者。”
自由主義思想家對帝國的態度
“轉向帝國”之前、之後都有哪些人？早期反對帝國主義的有亞當·斯密、邊沁、柏克、康得、狄德羅、孔多塞等，轉向支持帝國的包括詹姆斯·密爾、約翰·斯圖亞特·密爾、托克維爾、魯瓦耶—柯拉爾、基佐等人。這些人大體來說都算是自由主義思想家，雖然我們對自由主義是什麼可以有不同的定義。一般來說，如果我們把概念範圍放得較寬的話，以上這些都可算是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他們基本都會批評專制權利，宣導個人權利和個人自由。
試舉其中的一些例子：狄德羅是比較早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歐洲知識份子，他在1783年就說過，“歐洲的探險者們來到一個‘舊世界’中的人從未涉足過的‘新世界’，然後立刻埋下一塊小金屬條，上面寫著：‘這個國家屬於我們。’ 但為什麼它屬於你？你對這個國家的自然資源沒有任何所有權。你沒有將這個國家的人看作你的兄弟，反而將他們看作你的奴隸。哦，我的同胞們！”
而密爾則是支持英帝國的，他曾經在《論自由》這本書當中就這麼說過，“在與野蠻人打交道時，專制主義是一個合法的統治形式，前提是這一統治的目的應在於促進他們的進步，以及統治的手段事實上能達成這一目的。”他在《論代議制政府》中說，“落後人類的一個共同且迅速成為普世性的境況是，他們要麼處在更先進人類的直接統治之下，要麼生活在其完全的政治優勢之下。”大家都非常熟悉密爾的《論自由》，我們國家的嚴複先生很早就把密爾的“On Liberty”一書翻譯成了《群己權界論》，我們也很熟悉他關於代議制政府方面的理論。而密爾恰恰在這兩本他的代表作中寫過這樣的話，可能之前很多人沒有太注意到，或注意到了也沒有太重視。
托克維爾在1837年說過，“我毫不懷疑，我們有能力在非洲海岸豎立起一座象徵著我們國家光榮的豐碑。”他在《論美國的民主》中說“有一個時期，我們也曾有可能在美洲的荒野上建立一個大法蘭西國，同英國人在新大陸上平分秋色。往昔，法國在北美擁有的領土，幾乎有整個歐洲那樣大小……但是，一連串舉不勝舉的原因，使我們失去了這筆可觀的遺產。”
梅塔：自由主義“天然地”具有帝國主義內核
以上這種例子很多，因為時間關係就不一一列舉。關於自由主義和帝國主義共生還有更多的相關研究，比較典型的是梅塔在《自由主義和帝國》一書中認為自由主義基本上無視特定地域在人們的情感中的力量，經常抱持著一種狹隘的進步觀，這使得它“天然地”具有帝國主義的內核。
印度裔的著名政治學者烏代·梅塔（Uday Mehta）就曾專門分析過自由主義與帝國主義之的關係，他基本上認為自由主義事實上應該為多種形式的帝國主義負責。他在《自由主義和帝國》（Liberalism and Empire）一書中指出，自由主義常常堅持一種普世主義的價值觀，因而容易導向某種狹隘的進步觀，無視或漠視特定地域在人們的情感中的力量，這使得它“天然地”具有一種帝國主義的內核。
而皮茨則拒絕這一觀點，她認為梅塔忽視了自由主義本身包含的對批判帝國主義的潛力，從而是對自由主義的一種錯誤理解。對皮茨來說，即便存在支持帝國主義的自由主義思想家，我們也很難說自由主義在本質上是帝國主義的。皮茨認為，自由主義和帝國主義事實上互相糾纏在一起，“自由主義可以以多種形式出現，它可以被‘表現’（presented）為帝國主義的或反帝國主義的。從而，我們應該考察自由主義在特定的時期、特定的思想家那裏是如何獲得此‘帝國主義’首碼，而不是否定自由主義本身。”
皮茨：托克維爾的悖論
我自己在這裏要提出的觀點是，如果對某一位或者幾位元思想家的作品做細緻的觀察和分析，上述歷史或者思想史的建構都很成問題。我在這裏主要以托克維爾為例，並且比較托克維爾和密爾，來說明這點。
首先是皮茨的“思想史-歷史”建構在托克維爾身上的應用。如果從字面意思上去理解，托克維爾的很多文字表述看上去都直接和帝國主義立場是相對的，比如他說“根據現代的、民主的，以及我們可以說唯一正確的自由的觀念，所有人都從自然那裏獲得指導其自身行為的智力，他們在只涉及其身的所有事務上不應該受他人的干涉，應該有權以其自身的意志規劃其未來。”皮茨認為，這一段文字表達了“托克維爾在原則上對所有人的自治能力的信任，”從而也在事實上無條件地否定了帝國主義。也就是說，如果托克維爾能夠自圓其說的話，那麼他一定會否定帝國主義。換句話說，托克維爾對帝國主義的支持和自身理論上、思想上的立場無法相容。進而，他的帝國主義立場一定是出於某種理論或者思想之外的原因，不能從理論當中找這個原因。
這個原因是什麼？皮茨的解決辦法是將托克維爾放到當時的歷史環境中，認為是特定的歷史時期的壓力和焦慮導致了托克維爾接受了帝國的立場，儘管他的思想和理論本身只能是反帝國的。皮茨說，法國當時面臨著很多內部和外部的問題，危機重重，包括剛發生不久的法國大革命所帶來的持續不斷的動盪，人們希望建立穩定的共和國而不得。這反映在托克維爾這樣的知識份子身上，就形成了對作為微觀個體的他的某種壓力或焦慮，進而促使他開始擁抱那種和其自身的自由主義思想完全不相容的觀點，即戰爭和擴張似乎能對國家危機有所緩解，有助於法國漸漸過渡到一個穩定的共和政治體制之中。
另外一方面的歷史因素是政治文化的氛圍轉變。皮茨提出，18、19世紀文化和政治氛圍的變化主導了人們對歐洲以外人民及其文化的態度，隨著歐洲人對自身文化的信心逐漸加強，他們對歐洲以外的文化和人民的態度也從包容（甚至某種程度的仰慕）轉向批評和排斥。
作為一個嚴肅的思想家，托克維爾的“壓力”和“焦慮”到底來自於哪里？皮茨說，托克維爾所處時代的社會——包括法國——自由所面臨的最大威脅是個人從公共領域中的撤退，現代的個人主義在物質主義的伴隨下蠶食著自由賴以存在的政治共同體。如果不存在一個有活力的政治共同體以及公民對公共生活的積極參與，現代社會將面臨著新的專制主義的危險。為了回應這種“壓力”和“焦慮”，托克維爾越過了紅線，對國家榮譽的嚮往導致其對帝國主義的支持，這關鍵的一步使得托克維爾與其自身思想中的自由主義原則不相符合。
其實，皮茨也不是第一個提出這個觀點的人。早在托克維爾自己的時代，其好友密爾曾經就給托克維爾寫過信，他說：“最愚蠢和無知的人也很清楚地知道一個國家在外國人眼中的真正的重要性不在於其大聲的、喧鬧的對此重要性的宣稱，這一宣稱的效果只能是帶著憤怒的軟弱的表現。一個國家的真正重要性在於其工業、教育、道德以及良好的治理。”密爾在這裏其實是在批評托克維爾的帝國主義立場，認為他不應該因為某種虛幻的國家榮譽而去支持法國的對外擴張。但正如前面所說，其實密爾自己也持帝國主義立場，他背後的意思是，你支持帝國主義可以，但是你的理由和動機錯了。
巨大的誤解
在我看來，無論是皮茨還是密爾其實都對托克維爾有巨大的誤解。就以皮茨來說，其“歷史-心理學”解釋有兩大缺陷：第一，對托克維爾帝國主義傾向的心理分析大大降低了有關帝國的文字在他的整體著作和思想中的重要性；第二，由於皮茨將托克維爾對政治共同體的強調看作一個“錯誤”，她大大低估了這一點在托克維爾自由概念中的地位。換句話說，皮茨認為托克維爾寫了那麼多關於帝國的文字，並支援帝國，他其實是犯了一個錯誤。儘管考慮到當時歷史情境，這一錯誤可以理解，但這無疑導致了托克維爾思想內部的自相矛盾。
我完全不同意皮茨的這一解釋，我認為托克維爾沒有自相矛盾。相對於其《論美國的民主》等書來說，他關於帝國的文字也不是某種思想水準上的降低。一個重要例證是，托克維爾寫那些關於帝國的文字的時間，和其寫《論美國的民主》、《舊制度與大革命》等書的時間高度重合。我們能說托克維爾今天寫《論美國的民主》，明天寫關於帝國的文字，好像人格分裂了嗎？不可能，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再比如托克維爾對於殖民暴力的分析。當時很多“帝國主義的自由主義者”試圖美化殖民暴力，說殖民統治能使“落後文明”進度到“更高級”的文明，典型代表如密爾。托克維爾對此類觀點極其鄙夷，他對北美印度安人在歐洲殖民者的統治之下的悲慘境遇做過十分具有洞見的分析。還有其他更詳實的證據，時間關係就不再一一細講。
托克維爾：基於現實政治的考量
那麼托克維爾支持帝國的原因是什麼？有非常多的證據可以證明，托克維爾支持法國帝國擴張政策的主要原因是現實政治的考量，他不希望法國當時淪為第二等級的國家。也就是在托克維爾看來，當時法國可以持一個非常高尚的立場，從帝國擴張的事業當中退縮，但如果這麼做肯定會有一些後果，後果是什麼？他認為法國一定會在歐洲淪為第二等級的國家。因為其他歐洲國家都在這麼做，特別是英國、德國等等，如果你不這麼做，你可以在道德立場上滿足自己，但後果一定是法國被擠出歐洲強國俱樂部，被其他歐洲國家支配。
這個後果會延伸很多年，對所有法國人及其後代的生活帶來很大影響，這樣的後果國民願不願意、能不能夠承擔？托克維爾的一個擔心是：當時很多法國人並不十分清楚他們面對的是怎樣一種選擇。所以他支持法國的對外擴張，尤其要守住在北非一帶（也就是後來的阿爾及利亞）的領地，防止他們落入其他歐洲國家之手。但他並不像他的好朋友密爾那樣，認為北非那裏的人很野蠻，建立帝國就是要讓他們變得更高級、更文明一點。
托克維爾給密爾的信中這樣寫道：“親愛的密爾，我無需告訴你，威脅著如我們一般組織起來的人民的最大病症是民情的逐漸衰弱、心性的墮落、品味的平庸化……。我們不能讓這一民族輕易地養成犧牲他們認為崇高的事業以獲取安逸、放棄偉大的事物而安於庸碌的習慣；這樣做是不健康的：允許一個民族認為她在世界上的位置比現在更低，她要從祖先為其安排的位置上衰落下來，但她可以從建造鐵路、和平地獲取繁榮—不管這種和平是在什麼條件下取得的—以及私人個體的福利中找到安慰。”
這裏托克維爾對“崇高事業”的強調要和上述現實主義立場聯繫在一起看，不能像皮茨一樣簡單地把它看作托克維爾被某種民族主義情緒衝昏頭腦的證據。而前面引的密爾給托克維爾的信其實就是對這封信的回復。比較這兩封信，我們就可以看出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自由主義者支持帝國的立場。他們倆曾經一度是非常好的朋友，在思想也有很多共鳴和互相影響，但恰恰就是因為在帝國的問題上的分歧，後來他們就基本不再說話了。通信到這兒，他們友誼的小船就翻了。
“自由”概念之 古與今
至此，我們可以看出，試圖在思想史和歷史上建構一種自由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關聯基本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們仔細觀察，每一個思想家都有自己特定的動機和理由，不能輕易地說他們在思想上是分裂的、自相矛盾的。自由主義思想家的“帝國時刻”各自有別，歷史建構需慎之又慎。
另外一個重要啟示是，很多時候我們做思想史或歷史建構都會預設某種觀念，進而用它來梳理長時間段的歷史。但我們要問的問題是，有時候同樣一個詞，它在我們今天的含義和幾個世紀以前的含義是否一樣？“自由”一詞即是這方面重要的例子。其實托克維爾的“自由”概念和今天所熟悉的自由主義的自由觀相差很遠，我們不能想當然地用今天的所謂“自由主義”去套他的思想。（完）
（本文為嘉賓在鏡廳論道“近代英、法、德三國對外干涉的理論與實踐”的圓桌論壇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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