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科技時代的政治主軸如何走？─(續)
─21世紀的地緣政治重心是世界島還是航海貿易？或者都不是？─*魏佳*教授
一、陸權和海權
20世紀初英國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提出過一個“世界島”的概念。從世界地圖上來看，亞歐非大陸是連在一起的一片陸地，全球大多數國家、人口都在上面，就像一個很大的島嶼一樣，可以稱為“世界島”。麥金德指出，東歐是世界島的核心，誰掌控了東歐誰就控制了世界島，誰控制了世界島誰就掌握了整個世界。
然而，陸地貿易需要修建公路等各種基礎設施，對軍事安全的要求比較高，需要的投入比較大。
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東羅馬帝國以後，歐亞大陸的陸上絲綢之路不再安全，西班牙、葡萄牙王室通過支持航海科技的發展開始了一個全新的航海時代。
15世紀後半期，哥倫布通過4次航海探險發現了美洲，葡萄牙的達伽馬通過好望角發現一條通往印度的航海路線。輕資產的航海貿易成為更經濟的貿易方式。
有趣的是，這以後世界政治經濟舞臺的主角也都來自麥金德所說的“世界島”的邊緣，從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再到美國。這些國家都以航海貿易起家，利用船舶、碼頭等輕資產發展跨洋貿易，再通過國際貿易帶動國內貿易和製造業的發展。
這些邊緣地帶的國家能夠突破地緣的限制、成為不同時代的主角，主要是因為它們代表了當時最先進的生產力。這也是為什麼英國能在短短一個多世紀裏後來居上，引領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
二、大國崛起的前提－貿易社會
英國在18世紀崛起為一個跨洋的貿易帝國，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它慢慢成為一個典型的貿易社會。
貿易社會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社會上很大一部分的人口不再從事農業或者畜牧業，他們的生活資源來自於市場上商品或者勞動力的交換。傳統的農業社會或者畜牧業社會也有貿易，但是他們的貿易起到一個輔助的作用，而貿易社會中人們的生產生活圍繞著貿易進行，貿易活動成為經濟組織架構的核心，決定以及每個人對世界的認知、價值體系和生活方式。
17-18世紀，貿易逐漸成為國家事務，它慢慢滲透到外交、軍事、財政體制、法律法規等方方面面。當然，封建社會到貿易社會的轉化是在整個歐洲這個大背景下進行的，當時歐洲各國的貿易競爭非常激烈，各國都在競爭殖民地、港口以及海上路線的控制權。國際貿易慢慢成為國家間競爭的最大籌碼，同時它也深刻地影響了每個國家的內政外交。在這個歷史進程中英國慢慢成為近代歐洲一個最發達的貿易社會，引領了科技的發展。
中國也有很長的海岸線，但是和西歐國家，比如西班牙、威尼斯和佛羅倫斯，有著非常不同的特性。
地中海地區的人喜歡探險，因為他們有一定的航海技術就可以前往很多不同的國家，就可以開展貿易、或者征服那些民族，這些交流使他們形成了勇於探險、對新鮮事物有很多好奇心的品性。
但是中國的地理條件不同。雖然有很長的海岸線，但是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浩瀚的太平洋，是古代科技無法跨越的大海，這給我們帶來的不是對未知的好奇，而是絕望。所以，中國一直到近代一直是一個內陸國，而不是海洋國，我們傳統的政治文化裏海洋的元素幾乎為零。
鄭和的航海事業成為曇花一現，因為航海探險不是當時大多數國人能夠從事的職業，我們的主流政治文化也不可能接納它。然而，過去30多年中國的發展邏輯與18世紀的英國非常相似，都是通過航海貿易推動了國內製造業的發展，利用本土低成本的勞動力等優勢在國際貿易中勝出。不同的是，中國不管是土地、勞動力還是資本都遠遠大於歐洲諸國，在競爭中可以更好地發揮規模優勢。
三、新興科技主導新的地緣政治格局
那麼，未來幾十年，甚至一個世紀裏，究竟是陸地還是海洋的世紀呢？也許，兩者都不是。我們要看新興產業在哪里爆發。因為歷史經驗證明，哪里有新興的產業，哪里就會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哪里就會形成一個新的貿易和物流體系，哪里就會催生出新的地緣政治格局。
人工智慧是21世紀潛力最大的科技之一，它和物流技術的融合會給現有的供應鏈管理帶來一次新的革命。
近幾十年來，物流行業的發展一直落後於其他部門，主要是因為即便是一個最簡單的供應鏈都牽涉到太多的公司和個人，包括生產商、經紀商、零售商、交通運輸企業和客戶等等，即使沃爾瑪和亞馬遜這樣的零售商都無法對它們的合作夥伴提出硬性的技術要求。而人工智慧發展以後，全球貨物運輸的方式也隨之改變。自動駕駛會使得空中物流運輸成為可能，全管道零售也會大大縮短目前的供應鏈、降低物流成本。
上圖是17世紀荷蘭的貿易路線圖。當時的“海上馬車夫”——荷蘭通過控制了西非、東南亞、南亞、美洲的多個港口建立了非常先進的殖民貿易網路體系。21世紀物流革命的未來是，人工智慧科技最前沿的公司會慢慢壟斷全球的供應鏈，改變目前以航海為主的貿易物流體系。
如上圖所示，未來物流貿易體系不再局限於港口，而是把全球的港口、公路、鐵路、機場納入整個物流體系，掌握這個貿易物流體系的電腦控制中心將成為這個體系的核心。
這會給地緣政治帶來什麼樣的衝擊呢？首先，這個物流體系的掌控者將壟斷全球大部分貿易財富，成為國際政治舞臺的主角。其次，爭奪這個物流體系的主導權將成為地緣政治博弈的核心，也就是說，國與國之間不再為貿易戰打得不可開交，它們更關注的是是否能將重要的物流節點納入自己控制的貿易體系中去，而這會催生出更多的地緣衝突。
國際物流體系的建立不僅僅需要掌握最先進的人工智慧科技，還要將全球重要的公路、鐵路、碼頭、機場納入整個系統中來。對中國來說，發展目標不應僅僅局限於幫助歐亞大陸的眾多國家修路，更重要的是，通過新興科技把國際物流體系整合為一個高效的貿易網路。 (2017-12-01 07:10 來源：搜狐)
﹝註﹞：魏佳 博士，副研究員，碩士生導師
教育經歷：
2008.9-2012.6 中國礦業大學管理學院學習，獲管理學學士學位
2012.9-2017.6 中國礦業大學管理學院學習，獲管理學博士學位（碩博連讀）
•工作經歷：
2017.7— 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 講師
•研究方向：
能源與環境行為管理、能源經濟與政策
獲獎情況：
2016.09/2015.09 博士研究生國家獎學金（2次）
2016.04 中國礦業大學優秀創新博士研究生獎學金
2015.11 中國礦業大學2014-2015年度校級優秀學生
2015.11 中國礦業大學優秀研究生創新創業團隊（排名第1）
2015.08 INE杯第一屆全國大學生能源經濟學術創意大賽一等獎
2015.07 第四屆中國能源與資源“6＋2”經濟管理論壇優秀論文一等獎
2014.09/2013.09 中國礦業大學研究生一等學業獎學金（2次）
2013.04 江蘇省普通高校本專科優秀畢業設計（論文）一等獎
2012.06 中國礦業大學優秀畢業生
2017.06 中國礦業大學優秀博士論文
•科研專案：
1. 江蘇省普通高校學術學位研究生科研創新計畫項目“城市居民碳能力演化機理及驅動因素研究”（專案編號：KYZZ16_0207），主持人員（省部級課題）；
2.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專案“煤礦安全心理生態的交互結構、演化機理與引導政策研究”（項目編號：71473248），主要參與人員；
3.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專案“煤礦安全監管尋租機制、生產力效應及管控對策研究”（專案編號：71673271），主要參與人員；
4.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科學基金專案“規範-價值觀錯位視角下城市居民親環境行為選擇機制研究”（項目編號：71603255）主要參與人員；
5. 某集團公司公開招標專案“基於靶向特徵的職業健康管理體系建設研究”，主要參與人員；
6. 某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科技計畫專案“全面積極安全管理模式與方法研究”，主要參與人員。
─中國崛起引發世界秩序重組─*朱雲漢*教授
中國崛起和中國發展模式的出現，對世界而言是石破天驚的歷史劇變。對東亞來說，21世紀最重要的挑戰就是去理解、應對中國崛起及其帶來的世界秩序重組。過去300年裏，只有4個歷史事件可以跟中國崛起相提並論。第一是18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第二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第三是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第四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美國的崛起。後兩個事件深刻塑造了20世紀至今的世界秩序。十月革命不僅將馬克思的理論變為現實，也向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展現了另一條現代化之路，同時加劇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危機。美國崛起的影響更大，其完成了英國、西班牙、荷蘭都不曾完成的霸業，在生產貿易、軍事安全、貨幣金融和意識形態領域都建立起“一元化”的霸權。
中國崛起開啟了人類歷史上最快速的持續經濟增長、幅員最大的全面工業化以及最大規模的減貧。中國發展模式震動了西方，也讓許多發展中國家思考，如何在社會公正、可持續發展和自由市場競爭間更好地取得平衡。從大歷史觀看，中國的高速增長只是要恢復其曾在東亞和世界的地位，這也是“非西方世界”崛起的重要標誌。
世界將越來越依賴中國。2012年，美《外交政策》雜誌與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分析中國正進行的城市化時認為，2025年，全球最具活力的75個城市中將有29個出現在中國，美只有13個，歐洲僅3個。2011年底，英國《經濟學家》雜誌分析和預測了中美過去10年和未來15年多項經濟指標，其中中國鋼產量2011年即達到美國的6.6倍，手機擁有量達3.3倍，2015年底全球經濟增長三成的貢獻將來自中國。
中國擁有三大得天獨厚的優勢。
一是特殊政治體制的優勢。許多學者認為，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9年改革開放，中國前30年都浪費掉了。然而恰恰是這個時期，中國以高昂的社會代價建設了動員能力特別強的現代國家，完成了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將土地和工業資本全面公有化，建立了非常強的國家意識，這成為中國近30年快速發展的基礎。如果將中國與印度相比，社會政治體制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更為明顯。20世紀50年代，印度與中國處在同一發展水準，到2014年，印成人識字率仍未趕上中國1990年的水準，在健康、衛生、平均壽命等指標上，印都落後20年以上。西方媒體總是給印冠以“世界最大民主國家”的頭銜，但印的民主只是空有其表，無法有效增進大多數民眾的福祉，仍不能滿足大多數普通民眾（特別是婦女與穆斯林）的需求。大多數曾在中印做過實地考察的學者都承認，中國政治體制的治理能力要遠強於印度。
二是“規模大”的優勢。中國可充分發揮“規模優勢”及其帶來的“磁吸效應”。在現代經濟中，許多核心產業若沒有規模是無法發展的。韓國很難建立一個完整的航空工業體系，臺灣也很難建起獨立的高鐵工業體系，因為它們都沒有巨大的市場和規模。全球現在完整的航空工業體系只有兩個：一是美國，其代表是波音公司；二是歐洲，其代表是空中客車公司。因為美歐都有巨型的市場、人才儲備和資源。第三個最有可能建成完整航空工業體系的是中國。
規模優勢帶來的“磁吸效應”也十分驚人。全球500強企業基本上都制定了中國市場戰略，韓國現代汽車將中國市場列為最重要的市場，其7個年產30萬輛車的生產線中有5個設在中國。2014年現代汽車公司在中國市場銷售量近100萬輛，相當於其國內市場的3倍，也比在美市場的銷量高出70%。在跨國企業搶著擠進來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可對外資怎樣進入中國，設定許多特別的、一般情況下跨國企業不會輕易答應的條件。如美通用汽車公司進入中國，就把新的研發中心放在上海，而對其他國家的要求，通用根本不會理睬，因為它們沒有市場這個“籌碼”。
因為有規模優勢，中國已建立自己完整的科技與產業體系。例如，中國具有發射一個人造衛星所需的所有知識與技術體系。中國改革開放前30年的自力更生逼著它去建立一個完整體系。雖然該體系的水準可能參差不齊，有的可能接近國際水準，有的還很落後，不過沒有關係，一旦具備這樣的體系，再去追趕、學習、模仿、改良都很快。
三是“後發優勢”。後發有時候是可以先至的，其中有許多要訣，例如可學習過去的經驗，避免錯誤，少走冤枉路。特別是若有能力去模仿、複製，然後在複製的基礎上再去改良，就可以進步神速。中國明顯採取了“蛙跳式”的技術更新。當其連普及有線電話都很困難的時候，卻同時進入了無線與數位通信階段。中國雖在第三代手機技術方面輸給韓國與西歐，但卻最早佈局第四代和第五代移動通訊。中國的傳統金融業尚未充分市場化，但“互聯網金融”卻沖到世界最前沿，這就是“蛙跳式”的技術更新。
到底是“世界的中國”還是“中國的世界”。2013年加州州長布朗訪華，訪問的目的是要引進中國的高鐵系統，他特別乘坐了京津高鐵。隨訪的《紐約時報》記者刊發系列評論感歎道，150年前中國曾幫加州修鐵路，但那時只是輸出苦力，現在中國有能力提供所有設備、技術、工程師和貸款。這150年的變化可謂滄海桑田、主客易位。《紐約時報》評論反映出近20年來西方對中國態度的巨大轉變。20世紀90年代西方媒體圍繞著“中國崩潰論”打轉，等到中國安然度過亞洲金融危機，這波輿論明顯退潮。
21世紀頭10年，西方媒體的焦點是“中國威脅論”，即中國是否會和平崛起，美能否坐視中國坐大，中美戰略攤牌是否難以避免等。隨著中美經濟依存日益緊密，以及中國成為帶領世界走出金融危機的火車頭，這一波輿論也明顯減弱。現在西方輿論的焦點則是中國崛起與國際秩序的關係，中國是更加融入世界，成為世界的中國，還是會另起爐灶，使世界成為中國的世界？英國《獨立報》前副總編馬丁·雅克與劍橋大學資深教授哈爾珀先後出版《當中國統治世界》與《北京說了算》，將這波輿論推向高潮。西方主流媒體越來越擔心崛起的中國會挑戰西方建構的國際秩序。他們擔心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挑戰西方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的政治制度將比西式民主對發展中國家更有吸引力；甚至歷史上的“朝貢體系”也會以某種形式再現，衝擊美西方主導下的國際秩序。
西方世界的焦慮是可以理解的。因為100多年來，西方社會早已習慣以其為中心的世界觀，早已習慣指導非西方社會，改變他人而非被他人改變。然而不同文明間相互激蕩、交流與影響，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原動力。14世紀至17世紀，伊斯蘭世界曾對歐洲文藝復興與現代化轉型產生巨大影響，但與之相伴隨，卻是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激烈衝突。今天，中國與西方的關係也來到這樣的路口，中西關係將進入一個充滿摩擦、矛盾甚至衝突的過渡時期，但也意味著國際社會正在迎來一個新的國際秩序。
21世紀是“國家治理能力”競賽的世紀
20多年前，美國政治學家福山曾靠“歷史終結論”一舉成名，但他現在已不再高唱“民主至上論”，最近反而提出“21世紀國家競賽的主軸是治理能力建設”。福山有這樣的思路轉變，主要因為兩個趨勢：一是很多新興民主國家並未走上“良好治理”的坦途，反而陷入劣質民主的困境；二是在過去30多年，由於“自由化”“民主化”“市場化”思維的氾濫，國家職能被不斷削弱，逐漸失去增進人民福祉與維護社會公平的能力。
對此，福山提出一個口號，“沒有優質國家，就沒有優質民主”。過去，以美為首的西方國家在世界各地推行民主，卻忽視國家基礎建設，這是非常偏頗而天真的舉措，也背離自己的歷史經驗。殊不知，大多數西方國家在100多年前引進普選民主制之前，已建立較為完備的現代國家機構及其職能，包括常任文官體制、獨立司法機構、專業化軍隊、基礎教育體系、現代財稅體系、市場監管能力及中央銀行等。而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引進現代代議制民主時，現代國家機構及其職能都還處於發育不全狀態。
最近許多以援助發展中國家為職責的國際組織已意識到，國家建設比民主建設更為關鍵，但也更為艱巨。在現代國家機能發育不全的情況下，貿然實施普選式民主，反而可能阻礙國家能力建設。
─邁向21世紀的中國政治學─*朱雲漢*教授
一、中國發展道路影響人類的未來
36年以來中國發展模式的突出表現，震驚了西方主流經濟學，也撼動了國際機構對於經濟發展與治理的話語權。中國發展模式讓許多發展中國家思考，如何在社會公正、可持續性發展以及自由市場競爭效率之間取得平衡。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可能在美國式資本主義與西歐式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體制之外，開創了第三條道路。中國政治模式在引導社會追求最佳公共選擇上有其明顯的功效，能夠平衡程式、能力與結果三個環節。中國經驗在西方代議民主體制的經驗之外，開創了另外一種取得“政治正當性”的可能選擇。
二、西方學術界無法回應中國復興帶來的全球性歷史劇變
西方觀察家根據西方的歷史和政治經驗，很難理解一個政治體制雖然不具備“民治”的程式，卻有可能達成“民享”的實質結果。但是，他們確實無法否認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36年中所取得的具體成就。中國在舉辦北京奧運會、處理四川地震災難、應付全球金融危機等重大挑戰時所展現出的統籌能力，也令西方國家政府難以望其項背。最近，有西方觀察家開始承認中國的政治體制也有其優越性。他們認為這種體制有引導社會追求長期目標的優勢，這是陷入短視、民粹與分裂的西方民主所欠缺的，但東亞“家長式賢能政治”也必須納入公民參與與問責機制，才能適應21世紀的網路社會。
中國復興以及中國發展模式的出現，對於世界而言是一場石破天驚的歷史巨變。在過去300年的人類歷史中，只有四個歷史事件的重要性可與中國崛起相比擬：一是18世紀的英國工業革命；二是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三是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四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崛起。這四個事件塑造了19與20世紀世界格局，中國興起將帶動21世紀全球秩序重組。
中國復興帶動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它讓過去“南北經濟不對等交換關係”出現根本性的變化，也帶給發展中國家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加速了生產活動重心向非西方世界轉移，加速了全球財富與權力的重新分配。由此全面提升了非西方世界國家在全球協調與治理體制內的發言權，西方國家獨佔人類歷史舞臺的時代即將結束。對此，西方國家的有識之士也持有同樣看法。
中非合作面臨全新的發展機遇。中國和非洲貿易額2013年達到2000億美元，目前非洲18%的貿易來自中國，是美國的兩倍有餘。在非洲外國直接投資專案中，金磚國家投資比重已從2003年前的19%上升到2013年的25%。過去10年非洲的平均經濟增長達到5.5%。2001—2010年，中國進出口銀行為非洲這個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提供了672億美元的貸款，而同期世界銀行對這些國家提供的貸款為547億美元。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對30多個非洲國家提供的貸款餘額也達到189億美元，貸款對象包括中小企業。
中非合作在未來將全面升級。2020年中非貿易規模要達到4000億美元左右，中方對非直接投資存量向1000億美元邁進。中非之間將進行產業合作、金融合作、減貧合作、生態環保合作、人文交流合作、和平安全合作等“六大工程”的合作。中國將積極參與非洲公路、鐵路、電信、電力等建設，實現區域互聯互通。中國企業與非方建立合資航空公司，提供民用支線客機，共同發展非洲區域航空業，還將在非洲設立高速鐵路研發中心。
一位西方學者在《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中指出，當前的轉折是過去500年來人類歷史第三次重要的結構性轉移。第一次是歐洲世界的崛起，第二次是美國的崛起，第三次是非西方世界的崛起。
蘇格蘭經濟學家貝哲民提醒西方讀者，中國和中東互相以中文和阿拉伯文溝通，而且相互的交往及依賴愈來愈強，西方則被晾在一邊，西方對此既無參與，也茫然無知，終致無法應對這兩大偉大古文明攜手復興的挑戰。中國和中東這兩個偉大古文明愈來愈重視對方，攜手重新崛起，而西方對此喪失話語權，甚至連可以理解他們對話的人才都缺乏。
三、美國學術界的知識源頭出現了問題，以致戰後主流政治家問道于盲
美國的政治學研究的主要問題在於：一是完全效法新古典經濟學，淪為應用數學和應用統計學。二是沒有理解科學知識的主要探索對象不僅限於經驗世界，更主要的是經驗世界現象背後的產生機制；三是沒有理解知識活動的目的，在於發掘真實世界的構成本質與基於必然性的因果機制，而不是發現經驗性規律；四是沒有能夠理解社會結構的存在有時間與空間的局限性；五是沒有理解社會結構與行動之間具有相互構成關係，社會科學知識有轉化行動的作用。
西方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謬誤在於，其關注的歷史經驗局部而且片面。國際關係英國學派的代表人物近年來對於英語世界的主流國際關係理論進行了深刻的反省與檢討，認為主流理論存在著五種偏差與謬誤，即當下主義、非歷史主義、歐洲中心主義、無政府主義傾向、國家中心主義。主流國際關係學者只研究最近300多年以西方為核心的主權國家體系，而對超過千年以上的回教世界與東亞政治秩序，則處於無知狀態。
比如有學者以1592-1598年中朝兩國抵禦日本豐臣秀吉入侵朝鮮的戰爭為界限，探索歷史上中國權威的文化根源，提出為什麼在這次戰爭之前以及在這次戰爭之後，儘管中國、朝鮮、日本這三個東亞國家擁有發動大規模戰爭的軍事和技術能力，但卻保持了300年以上的和平狀態？要回答這樣的問題，以西方主流的國際關係理論就無法作出合理解釋。因為這涉及東亞地區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制度，這個制度以藩屬國家正式承認中國文化的優勢為基礎，這樣中國就形成對於周邊國家的一種微弱的權威。中國“微弱的權威”地位維持了東亞地區長時間的和平局面。
四、西方政治學不自覺地陷入意識形態的窠臼，對於現存世界秩序欠缺批判能力
支配美國政治學的意識形態立場主要有兩個：一是自由主義偏見。認為最好的制度一定是尊重個人的自由與選擇，是民主、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自治相結合的制度。二是西方中心論。認為歷史進步與落後的座標只有一個，非西方世界不是已經向西方模式靠近，就是處於頑抗西方模式的過渡階段，除此之外沒有別的選擇。這兩個預設立場，阻礙了他們認識與理解當前的歷史劇變，壓縮了知識活動的歷史關聯性。
其一，由於受到意識形態偏見的影響，美國的中國研究也難免不誤入歧途。一是永遠在找尋中國體系發生危機的線索，不相信這個體系有可能長期動態穩定。忽視了現存政治體制與時俱進的技能提升與機制調整。這些機制調整包括國家治理能力、調和社會多元利益、精英選拔與培育、內部權力制衡。二是指鹿為馬，生搬硬套自己的概念，比如資本主義、私有化、後集權主義、市民社會等，拒絕承認行動主體所奉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詮釋架構，拒絕相信“中國模式”有啟示意義。
其二，在國際關係研究領域，大多數學者在不自覺地維護美國的霸權。國際關係研究中的“霸權穩定論”、“安全的困境”、“自由制度論”、“民主和平論”，為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的合理性提供理論基礎。“典則理論”假設西方國家所推行的價值觀行為準則，可以成為普遍性的規範，基本上忽視非西方世界可建立新的協調與合作模式、體制。他們只能用自己的功利主義動機與行為模式來理解非西方國家的行動者，無法理解中國宣稱的“決不稱霸”與“和諧世界”理念。
其三，無視當前國際秩序的明顯缺失。當前，全球秩序是美國支配的霸權體系與西歐推動的法治體系的混合體，這個秩序面臨重大難題與危機。主要表現在：美國盛世下天下不太平，宗教、文明、族群、領土衝突不斷；全球環境與生態失衡的危機持續惡化；全球經濟嚴重失衡，西方國家舉債度日，國際貨幣體系動搖，金融危機不斷湧現；全球化的利益與風險分配極度不均，貧富差距、知識與數位差距不斷擴大，弱勢群體被邊緣化；富豪階層與跨國企業擁有制定社會遊戲規則的最終權力，國家的利益協調與保護職能日益空洞化。
其四，對美國例外主義熟視無睹，國內政治拒絕放棄美國在世界上的唯我獨尊地位。比如，美國是唯一沒有批准“海洋法”的國家；是唯一沒有參加“京都議定書”的國家；是唯一可長期維持龐大貿易赤字的國家；是唯一可以將海外用兵或駐軍的費用轉嫁給盟邦或地主國的國家；是唯一可以全面監聽全球網路與通訊的國家。而且，美國國會長期杯葛聯合國專門組織的預算；美國國會擱置國際貨幣基金認股權改革方案；反對美國釋放“網路功能變數名稱分配與編號公司”的監管權。
五、中國道路對政治學和西方國家世界觀構成挑戰
中國政治模式的實踐經驗，對現有的比較政治理論構成知識上的挑戰。政治學者必須重新檢討“民主”與“非民主”政體的傳統二分法，應該用廣義的“良好治理”指標，用能夠有效達成“社會最佳選擇”作為判斷，來比較各種政體的表現以及正當性基礎。當使用這些本質性的指標來比較不同政治模式的優劣時，我們才會對於政治體制的“程式”、“能力”與“結果”三者予以同等的重視。
基於主權國家原則建構的國際秩序認為，國家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符合自然秩序，強調普遍化原則，普世套用一個標準。但在中國傳統的天下體系世界觀看來，“獨善其身”並不可取，“兼濟天下”、“成己成人”才是理所當然；局部與整體是有機的聯繫，無法分割；追求局部利益不能危害全體。“多元一體、和而不同、休戚與共”才是合理的自然秩序。相對于中國傳統天下體系世界觀，主權國家原則下的形式平等是一種“偽善”，它讓強權擺脫了對於弱小者的道德義務，為實際上的支配與宰製提供掩護。中國傳統承認位階差序才能確立位於上者的特殊責任，確立大對小、強對弱的扶持義務。
六、巨變時代倒逼我們調整學術路線
學術界應該多研究“大歷史”與“結構轉型”。應該思考我們正處於什麼樣的歷史發展階段，我們從哪里來？可能往哪里去？我們所處的時代受什麼樣的歷史趨勢主導，又蘊含與累積了怎樣的趨勢轉折與結構轉型動能？要能提出根本性的問題，比如，我們現有的知識架構與分析工具是否能幫助我們回答這些大問題？我們熟悉的概念與理論是提升了我們的視野還是遮蔽了我們的視野？我們熟悉的研究議程是否仍具有時代關聯性？
未來的全球秩序可能出現兩種趨勢。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後，人類社會將同時面臨兩重歷史發展情境：一方面全球秩序可能進入一個較長的崩解與重組時期，在這期間一定程度的失序與混亂很難避免，許多全球層次的公共治理議題可能出現巨大的真空。另一方面，我們也可能迎接一個更公正的全球秩序之來臨。一個更符合對等與互惠原則的國際經濟交換模式，一個更尊重文化與宗教多元性的全球公共論述領域，一個更能統籌兼顧地球上絕大多數群體的可持續發展需要的全球經濟秩序， 一個更能體現“休戚與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秩序。
世界處於社會治理巨大變革前夕。網路社會和大資料時代的來臨，讓公眾、社區、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係互動方式面臨根本性變革。大資料時代的來臨，讓利益攸關方的多方協商與政府政策制定可以機動結合、及時反應，有百年歷史的西方代議民主與政黨政治模式將被迫轉型。
﹝註﹞：2015年10月16日，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校長卡勒親自向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臺灣大學教授朱雲漢先生頒發了“傑出成就獎”。卡勒在主持頒獎時，特別推崇朱雲漢在東亞政治經濟領域的卓越學術地位。他於2012年7月當選臺灣“中研院”第29屆院士，系1949年以來政治學門的第二位院士。
朱雲漢教授籍貫浙江諸暨，1956年2月3日生於臺北。1977年畢業于臺灣大學政治系，1979年獲臺灣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1987年獲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政治學博士，目前擔任臺灣“中研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他曾擔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客座副教授、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客座教授，目前擔任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學術顧問委員會委員、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諮詢委員，新加坡教育部社會科學審議委員，臺灣教育主管部門學術審議委員會政治學門召集人。
朱雲漢教授目前擔任“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專案總主持人，該跨國調查研究專案利用社會調查方法，長期追蹤東亞十四個國家與地區公民政治價值與行為的變遷，以及公民對於政治體制正當性以及治理品質的評價，其資料和研究成果受到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他曾三度獲得臺灣“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2015年6月11-13日，應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畫的邀請，著名政治學家、臺灣“中研院”院士朱雲漢教授訪問北京大學，圍繞中國崛起帶給世界秩序的衝擊、美國社會科學方法論反思等議題發表學術演講，並同政府管理學院、國際關係學院的師生代表舉行深入座談。
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畫設立於2012年，旨在通過在全球範圍內邀請各領域學術大師來校舉辦講座、開設課程、合作研究等，增強北京大學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綜合競爭力。迄今為止，已有包括弗雷德里克•傑姆遜、法蘭西斯•福山、王賡武在內的近20位學者入選。朱雲漢教授是繼聯合國前秘書長科菲•安南之後，2015年第二位受邀前來北大講學的知名學者。本次講學活動由北京大學主辦，國際合作部、政府管理學院承辦。
2015年6月11日下午，英傑交流中心陽光大廳座無虛席。朱雲漢教授的演講“中國再興與二十一世紀全球秩序重組”拉開帷幕。演講開始前，常務副校長吳志攀會見了朱雲漢教授，並向他頒發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銅牌和證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賈慶國教授、政府管理學院副院長徐湘林教授、政治學系主任燕繼榮教授等參與會見。
演講會由徐湘林教授擔任主持和點評。他首先介紹了朱雲漢教授的學術經歷和成就：朱雲漢教授目前擔任臺灣“中研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是臺灣最具國際聲望的政治學者之一。他的研究專長為東亞政治經濟、國際政治經濟、民主化，以及社會科學方法論，其研究成果具有廣泛影響。
在隨後的演講中，朱雲漢教授以獨特的“大歷史觀”概念，以敏銳的洞察力和深刻的思辨性，闡釋了“巨變時代”中國崛起和西方主導世界的歷史反轉。在當今世界，西方主導世界出現了四重歷史反轉：其一是以美國為核心的單極體系的式微；其二是“第三波”民主的退潮；其三是資本主義全球化陷入困境；其四是西方中心世界的沒落和“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其中，“非西方世界”的崛起是四重歷史反轉中最根本的結構變化，而又以中國崛起對全球政治、經濟和軍事所造成的衝擊，以及對全球秩序的重組影響最深。
朱雲漢教授認為，要理解中國興起對世界帶來的衝擊，首先要跳出習慣思維範式，對中國的發展模式進行客觀比較，才能全面理解。對於中國發展模式的奧秘，他總結出三個特殊條件：第一是特殊的政治體制，第二是充分發揮“大”的優勢，第三是在全球化時代發揮“後發優勢”。朱雲漢教授大膽指出，西方國家所熟知的世界已一去不返。他以實證與資料說明美國霸權正在衰落，而以中國為首的“非西方世界”則迅猛興起，開啟人類文明以來少見的“奇跡”。
此次演講吸引了三百多名校內外師生。在朱雲漢教授的演講後，圍繞演講的中心論點和研究方法，以及民主化轉型、東亞政治經濟發展等相關內容，現場的嘉賓和同學們開展了廣泛而深入的互動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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