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頂商人*胡雪岩*的成敗：得罪*李鴻章*─政治上幼稚
--摘自香港《大公報》
一八二三年，胡雪岩生於徽州績溪，幼時給人放牛為生，稍長被親戚薦到杭州
于姓錢莊學徒，深得老闆賞識。年輕玲瓏的胡雪岩清醒地意識到，要想掙大錢，必須有政治靠山。
一番苦心尋覓，目光落在官場潛力股─落泊潦倒的“候補浙江鹽大使”王有齡。胡挪用五百両銀票送給王有齡托人買官，自己卻被趕出錢莊。王有齡北漂，碰上兒時好友副部級高官戶部侍郎何桂清，在其幫助下撈到浙江海運局局長的實職。王有齡知恩圖報，從公款中借了二十萬両白銀給胡雪岩辦阜康錢莊，使其生意越做越大。
一八六一年，清軍和太平軍歷時十四年戰爭進入最後階段，浙江巡撫左宗棠因軍餉無著一籌莫展時，胡雪岩無償送給他二十萬石大米，一下子拉近了兩人的感情。
從此，他包攬了左宗棠手中幾乎所有的政府訂單。左宗棠轉戰南北，胡雪岩形影不離，當他的財政大臣和後勤部長。每戰結束，左宗棠都不忘向朝廷給胡雪岩請功，計達九次，戴紅頂子、穿黃馬褂，那可是時下實力派企業家頭上的光環所望塵莫及的。
太平軍消滅後，胡雪岩的銀號開進杭州，專門為左宗棠籌辦軍餉和軍火。依靠湘軍的權勢，在各省設立阜康銀號二十餘處，同時兼營藥材、絲茶，開辦了至今仍在營業的胡慶餘堂中藥店。
一八七三年，左宗棠出兵西北肅州，鎮壓回民造反，結束了二十多年的內戰。此時他建議朝廷乘勝追擊收復新疆。一八七四年五月，日本出兵登陸臺灣，從而引發另一個重要的防禦問題“海防”。清帝國當時內外交困，國庫空虛，連吃飯都成問題的國家財政，哪里拿得出錢同時打兩個大型戰役呢？這樣，在國家高層政治勢力角鬥中就有了“海防”與“疆防”之爭。代表人物是李鴻章和左宗棠，兩人都位高權重，雄心勃勃，都想幹一番扭轉國家乾坤的實力派。那時打仗，有點像時下地方政府超過經濟承受能力搞形象工程。在政府財力有限的情況下，要想讓形象工程上馬創造政績，就得自己想辦法籌措部分資金。方法是現在仍被廣泛運用的─企業墊支，政府埋單。對於胡雪岩而言，顯然這是一筆利潤豐厚的大買賣，更可助左宗棠撈到更大的政治資本。於是，他向左宗棠拍胸脯，你放心接活，至於鈔票和軍火都包在我身上了。
最終，中央批准了左宗棠收復新疆的計畫，胡雪岩也毫無懸念地從新疆戰役中大大地賺了一把。
按說，富可敵國的胡雪岩至此該好好享受一下人生了。然而，他賺錢的欲望卻越來越大。一八八三年，掌握中國生絲絕大多數貨源的胡雪岩決定傾個人之全部財力和外資競爭。可意想不到的是，國內生絲嚴重減產，義大利生絲卻大獲豐收，胡雪岩虧了四百萬両。年關將近，胡雪岩囤絲資金嚴重短缺，各地票號、錢莊因擠兌提現紛紛倒閉。他連忙給遠在福州的左宗棠發報求救，結果石沉大海。屋漏偏逢暴風雨。清政府這時出面干預，追查出胡雪岩虧欠公款計達二百四十多萬両。胡雪岩被革去道員，紅頂商人的神話徹底破產。
胡雪岩所不知道的是，在他拿下左宗棠西征新疆的訂單後，就完全得罪了李鴻章和盛宣懷，促使這對官商緊緊勾結。李鴻章深知，左宗棠之所以為功勳卓著，都因為是胡雪岩的財力支持，所以明確提出“倒左先倒胡”。通過裏應外合，胡雪岩和商場對手盛宣懷利用關係，在胡囤絲欲拋時，不買他的貨，使其庫存日多，資金趨緊。這時，左宗棠行軍打仗所籌的八十萬白銀正趕上還款期，名義上是左宗棠代表政府借，借條卻是胡雪岩打的，人家只管跟胡雪岩要帳。李鴻章乘機向慈禧太后打小報告，說胡雪岩向外國銀行替政府貸款時加了利息，太后得知大怒，下令一查到底。在胡雪岩錢莊被資金困擾時，李鴻章和盛宣懷又托人到胡的錢莊擠兌。胡雪岩發現情況不對向左宗棠求救為時已晚，盛宣懷通過自己辦的電報局，把那份救命電報給扣壓，從而使胡雪岩失去了唯一可以改變命運的機會。
胡雪岩如夢方醒知道是李鴻章與盛宣懷的算計時，他才意識到，那怕朝廷裏有十個左宗棠他也無力回天。當逮捕他的聖旨送達，胡雪岩已憂憤而終，死後連家也被抄了。順便提一句，比胡雪岩還要牛的紅頂商人盛宣懷，最後因“鐵路保有令”引發保路運動，更導致了清王朝的覆沒。
可以看出，胡雪岩的成功，其根本得益於在朝廷裏找到了左宗棠這座政治靠山，使他拿到了大筆的政府訂單。因為有胡雪岩這個超級包工頭墊支工程款，也使得左宗棠在國家沒錢投資的情況下把蕩平太平天國、鎮壓回民起義、收復新疆、援越抗法、擊退倭寇等耗資巨大的政府工程辦得轟轟烈烈、驚天動地，成就了他的一世英名。
左宗棠的過人之處，在於公私涇渭分明。胡雪岩墊支替他搞後勤，那是為國家效勞，你胡雪岩做政府工程賺得盤滿缽滿，我反正不收你的紅包，心安理得。胡雪岩的糊塗，是不按經濟規律辦事，其他商人搞多元化經營，投資新興產業，他卻把所有的家當都押在政府投資上。此外，胡雪岩還有些狂妄自大，驕奢淫逸，認為富可敵國，有錢就可以擺平一切。說明他在政治上極其幼稚，充其量只是個有錢的商人而已。官商勾結，無論稱兄道弟，多麼鐵杆，骨子裏是權錢交易。一代商神胡雪岩，成也紅頂，敗也紅頂。他的敗亡，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這當引起那些把寶押在政府官員身上的超級包工頭們注意，胡雪岩的成敗，值得借鑒。
胡雪巖（1823年9月29日－1885年12月6日），名光墉，字雪巖，以字行，幼名順官，安徽績溪人，晚清時期的紅頂商人。現在在杭州鼓樓有修復過的胡雪巖故居。
胡雪巖幼年喪父，家境貧寒，流離失所，曾做過火腿行夥計、米店夥計等，而後因為記帳仔細，會計高段，因而走入金融業。
傳說胡二十六歲時，在錢莊工作，與「候補浙江鹽大使」王有齡結識，胡雪巖挪用了錢莊的伍佰兩白銀，幫助王有齡補官。而後事發，胡雪巖被破門，只好四處工作數年，終於籌款，自行開設錢莊，王有齡入仕後，擔任浙江海運局「坐辦」，於是把收到的公款寄放胡雪巖處，胡雪巖挪用了此筆款項，從事放貸與貿易，而後將原本公款補齊，交還官府，大發利市。另說則是胡雪巖原本是錢莊老闆的掌櫃，老闆因無子，將他視如己出，死後將價值數千兩白銀的錢莊交由胡雪巖繼承，胡雪巖苦於沒有做大生意的機會，透過關係與王有齡結交，在咸豐元年（1851年），王有齡署理（代理）湖州府知府時，胡雪巖說服王有齡將湖州府公庫的銀兩存到自己的錢莊，他運用了這筆錢去做蠶絲、中藥與高利貸生意，並運用官府的漕運運送自己的貨物，因而富裕起來，由於浙江巡撫黃宗漢不滿，胡雪巖也設法與黃宗漢「結交」，並將黃宗漢拉為事業合夥人，事業更盛。
王有齡逐漸升官，升至浙江巡撫。鹹豐十一年（1861年）太平軍包圍杭州，胡雪巖協助，由上海運軍火、米糧、銀錢以接濟杭州府清軍，但被太平軍擊退。杭州最終因乏糧陷落，王有齡自縊殉國。次年，清軍克復杭州，胡雪巖在浙江布政使蔣益澧引薦下，協助時任閩浙總督的左宗棠與「常捷軍」聯繫。胡雪巖的作為給左宗棠留下了深刻印象，左宗棠後來在奏摺中提到：「按察使銜福建補用道胡光墉，自臣入浙，委辦諸務，悉臻妥協。杭州克復後，在籍籌辦善後，極為得力。其急公好義，實心實力，迥非尋常辦理賑撫勞績可比。」同治五年（1866年），胡又協助左創辦福州船政局。同年左調任陝甘總督，胡在上海為左辦理採運、籌餉以及訂購軍火，代其向外國銀行團借款，開中國政府商借外債之先例，涉及本金達1595萬兩白銀。
胡雪巖以杭州經營的錢莊為本業，發跡後擴展至當鋪、房地產，也觸及鹽業、茶業、布業、航運、糧食買賣和中藥行、甚至軍火等事業。其中主要以在各行省設有二十多個支店的「阜康錢莊」，阜康錢莊之典據在於《華陽國志》中「世平道治，民物阜康」，以及創建於杭州清河坊大井巷的國藥號「胡慶餘堂」為兩大主要事業。 胡雪巖長於經營之道，富甲一時，被譽為一代巨賈；同時他也具有清朝官員身份，並積功升遷至「布政使銜」的從二品官階，所戴朝冠頂上飾以鏤空珊瑚，俗稱「紅頂子」，故又被稱為「紅頂商人」。以商人的身份，戴紅頂子，是清朝極少數的特例。
胡雪巖事業有成後，大興土木，營造庭園，並擁有眾多妻妾。曾紀澤就斥責胡雪巖為「奸商謀利，病民蠹國」。據估計其資產最多時曾達一億兩白銀。
胡經營出口絲業，投資五千萬兩銀屯積生絲，壟斷居奇，「舉江浙二省之育蠶村鎮，而一律給予定金，令勿售外人，完全售與胡氏」，1882年洋商想購買蠶絲，卻「一斤一兩亦不可得」，對胡的壟斷無可奈何。次年胡又試圖聯合華商壟斷，無人理睬，此時洋商已經徹底被激怒「共誓今年不販生絲」，加上美國鐵路股票崩盤，導致世界經濟危機，使上海生絲停滯。胡放了一年的生絲不得不折本出售，損失八千萬兩。此時李鴻章為了遏制左宗棠的勢力，所以「排左必先除胡」，決心打擊胡雪巖。李鴻章向上海道道員邵友濂表示「白銀更勝白米，錢根即是命根」，要邵友濂故意拖延胡雪巖的餉款二十日。胡雪巖缺乏現金，無奈之下從自己的錢莊，調現銀五千萬兩周轉。消息傳出，一時市面大傳，胡雪巖積囤生絲，大賠血本，並挪用錢莊的存款，故杭州府存戶開始擠兌，於是胡氏杭州的「泰來錢莊」倒閉，接連各地皆發生擠兌風潮。童元松評論說：「1883年爆發的金融風潮是19世紀中國影響最大的一次，是由胡光墉囤積生絲投機失敗引起的。」1883年12月3日，京師阜康分號關閉。接著，鎮江、寧波、杭州、福州、金陵、漢口、長沙等分號亦相繼閉歇。1884年終於破產，負債累累，胡雪巖遣散姬妾僕人。
1885年十一月初一日（新曆12月6日），在孤寂潦倒中離世。十一天後，戶部尚書閻敬銘奏請速將胡「弩交刑部嚴追定擬治罪」，並將其「家屬押追著落，掃數完繳」。杭州知府吳世榮率領錢塘、仁和兩縣令，發兵前往抄家查封，結果發現「所有家產，前已變抵公私各款，現人亡財盡，無產可封。」
高陽《紅頂商人》評胡雪巖︰「其實胡雪巖的手腕也很簡單，胡雪巖會說話，更會聽話，不管那人是如何言語無味，他能一本正經，兩眼注視，彷彿聽得極感興味似的。同時，他也真的是在聽，緊要關頭補充一、兩語，引伸一、兩義，使得滔滔不絕者，有莫逆於心之快，自然覺得投機而成至交」。
红顶商人《胡雪岩》01 (共23集電視劇) –可惜沒字幕顯示 要仔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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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競悅：為何三井財閥富可敵國，而胡雪岩傾家蕩產？2017-08-05
1673年，三井財閥的創始人——三井八郎兵衛高利在江戶和京都開辦綢緞莊，並兼營錢莊，建立起了三井財閥的基礎產業。
三井是日本的四大壟斷財閥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該財閥一直居日本四大財閥之首，是日本經濟工業化進程中的重要推動力量。三井依靠政府起家，與政府之間互相扶持、相得益彰。其影響力延續到今天，櫻花銀行、東芝、豐田等均屬三井的產業。相比之下，中國的胡雪岩也是靠政府起家，而且還被授予一品頂戴，被稱為“紅頂商人”，一度在官商兩界如魚得水，但是終究沒能逃脫傾家蕩產的厄運。
依靠政府發家
三井財閥的成功得益於依附權力。在幕府時期，三井家族是德川幕府的御用商人，在吳服和錢莊經營方面享有特權。三井的吳服店於1687年獲得幕府御用吳服商的地位。當時各藩上繳幕府的貢奉需要運到江戶（今東京都中心千代田區），交通不便，而且路上盜匪出沒，很不安全。三井設立的兌錢店解決了這個問題，三井負責收繳大阪地區的貢奉，然後以匯票的形式發到江戶錢莊，再由江戶錢莊把匯票兌成金銀交給幕府。三井被幕府指定為御用錢莊，在兌錢的過程中，幕府允許三井在一段時間內用“公款”放貸。於是三井借此機會不斷擴張家業。
幕府大政奉還之後，三井又成為明治新政府的御用錢莊，錢莊80%的存款來自政府。新政府初期，為籌措資金，還由三井為政府發行國債，並可以從中提成20%。三井借著這個機會申請成立西方式的銀行（Bank），成為日本第一家銀行的股東和經營者。在“金行”與“銀行”之間，三井家族選擇了“銀行”這個名詞，“銀行”的說法從此誕生。
胡雪岩的發家歷程大體相似。首先，胡雪岩結識了浙江官員王有齡，獲得了政府採購和管理政府度支的差事。他通過政府採購賺取差價，並且通過墊資收取利息。他還利用管理的政府度支從事信貸業務和實業。接下來，胡雪岩把自己的業務擴展到了京城，吸收官員存款。由於胡雪岩的信譽極佳，許多官員都把“灰色收入”存到他這裏。王有齡殉國後，胡雪岩又結交了左宗棠。在幫助左宗棠籌借洋款的過程中，胡雪岩獲得了大量回扣。
政商關係
靠權力得來的利益，如何能不被新的權力所沒收呢？
三井得以長久生存與日本當時的多政治核心狀況有關，而且站隊正確。
三井依靠幕府成長起來，成為幕府的官商。但是在幕府末年，隨著危機四起，幕府也開始吃大戶，三井責無旁貸，對此三井積怨日深。後來，三井挪用幕府的公款十萬兩進行放貸，結果招致百萬兩罰款。而三井的帳面只有15萬兩，百萬兩罰款等於是要讓三井破產，最後，在周旋之下，罰款減為18萬兩，且可以分期付款。此事雖然擺平，但是三井卻有了心結，開始暗地裏與維新派接洽。
政治權力助推了三井的發展，三井也對政治權力予以資助，起初是支撐幕府，後來腳踩兩條船開始與維新派眉來眼去。可以說維新派如果沒有三井的資助，很難上臺。
1867年10月14日，德川幕府把權力奉還給天皇。以朝廷為中心的新政府成立後決定用武力給幕府殘餘勢力施壓。為了籌措軍費，新政府發行了代金券，相當於國債。三井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新政府，而多數富商則對新政府的籲請裝聾作啞。三井的選擇立刻收到了回報，新政府宣佈三井為御用商。
三井資助維新派上臺是一回事，維新派上臺後是回報三井還是過河拆橋是另一回事。慶倖的是，明治新政府的性質決定了其需要財閥資本的合作，於是出現了政府與企業之間相互扶植、相得益彰的局面。在日本近代崛起過程中，財閥資本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當時新興的三菱也是支持倒幕的財閥，後來實力直追三井。
三井始終得到日本最高權力的支持，這一點很重要。但是最高執政者也會有人事變動，企業的長久生存還需要制度保證。當時與三井家走的最近的維新派當權人物當屬一度擔任大藏大輔（相當於財政部副部長）的井上馨。此人是“長州五傑”之一，倒幕前曾到英國留學，是日本較早接觸西方的政治家。井上馨積極宣導日本“脫亞入歐”，主張日本的資本主義要跑步前進必須走政商結合的道路，因此對大商人格外倚重。大久保利通掌握實權後，提出了“殖興產業”政策，就是運用國家權力加速資本原始積累，以國家的力量扶持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最終實現日本與西方列強比肩。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政府本質上是一個資本主義政府，但屬於國家資本主義，傾向於通過政府力量扶植大企業，幫助日本迅速實現工業化。官方對企業的基本態度是，既不眷顧也不為難，以政府利益為重。
長州五傑指的是日本江戶時代末期長州藩政府秘密派往英國留學的五位藩士，包括伊藤博文、山尾庸三、井上勝、井上馨、遠藤謹助。他們均在後來明治維新和之後的明治政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明治政府的扶植下，三井的產業迅速擴張，形成了一個覆蓋金融、商業和近代工業的經濟帝國。到二戰結束時，三井財閥幾乎控制了日本十分之一的財富，富可敵國。反過來，三井也在日本近代的擴張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三井積極發展軍工，支持日本的軍國主義。三井的海外業務為日本政府收集情報，為其侵略探路。軍國主義對於世界而言是場災難，應該批判，但這裏體現出的和諧政商關係值得注意。
當然日本也有被政府逼到絕境的企業。當時日本從事放貸業務的企業都有泡沫，這不利於經濟的健康發展，於是政府讓他們交夠儲備金，通過這個辦法淘汰了一批不合格的商業資本，留下了值得政府扶持的大商業資本。這主要是從國家利益出發，而非私人恩怨。
反觀胡雪岩，白手起家，從草根成長起來，始終未能夠到最高權力，主要是與地方官員熟悉。當時的中國處於君主專制王朝末期，地方官員自身的安全都沒有絕對保證，更別說保護自己的商人朋友了。左宗棠同情慈安太后，得罪了慈禧太后，但是以左宗棠的地位，慈禧不會輕易動他，卻可以拿他的身邊人開刀。當然更根本的在於，對當時中國的官僚體系而言，商人只是附庸。大商人幾乎都要捐官，才能具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地方官員與商人結交往往有私利在裏面，有人是為了讓商人幫助自己謀求更大的政績，比如左宗棠與胡雪岩的關係，但也有人是為了中飽私囊，這種私利為國家的正式法律所不容。加之官員之間難免相互傾軋，把別人的官商關係作為攻擊政敵的藉口。比如左宗棠的政敵李鴻章一系，就把攻擊胡雪岩作為攻擊左宗棠的缺口。在這種傾軋之中，道義是非被放在兩邊。商人生活在夾縫之中，常常是“神仙打架”，商人遭殃。
此外，中國雖然有著悠久的大一統歷史，但企業發展卻常受到地方保護主義的制約；而日本雖然有著長期的藩國傳統，但在明治新政府之後，企業發展卻很少受到地方政府的擠壓。
清朝末年，隨著對外通商、洋務運動，江南地區的經濟迅速發展，許多錢莊都存在泡沫。對此政府缺乏管理經驗，沒有有效的舉措控制風險，加上洋商的擠壓，政府非但不保護民族企業，還充滿了內鬥，胡雪岩等鉅賈都倒在了當時的“經濟危機”中。
實業維艱
從發家的產業來看，三井與胡雪岩具有類似之處，三井是靠吳服和錢莊發家，胡雪岩是靠錢莊和生絲發家。不過後來，三井的錢莊發展成了現代銀行。但從“第一桶金”來看，三井與胡雪岩都具有前現代的特徵。近代以來，重工業的發展愈發重要。然而重工業需要較大的投入、見效週期長，對於後發國家而言，政府的幫扶尤為重要。三井、三菱等財閥在日本政府的幫扶下不斷壯大，而胡雪岩基本上沒有涉足重工業，積極投身重工業的唐廷樞等則下場淒涼。
晚清改革的羈絆
平定太平天國之後，清政府先後在上海、福建設船廠，開始製造輪船。輪船業的見效週期較長，但是清廷卻缺乏耐心，更有人從中作梗。一是朝中的清流，他們不瞭解現實，專門針砭時弊，有的是出於公心，有的難免有私人意氣在裏面。同治十年十二月，不受重用的內閣學士宋晉上折要求停止造船，認為：造船費用太高，應該把該項經費轉到戶部，以備急需。對此，李鴻章上奏《議複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折》。經過爭論，清廷最終還是採納了李鴻章等洋務派的意見。最後李鴻章實行了折中策略——輪船招商，購買國外輪船，從事民用運輸，同時發展軍事艦隊，用現在的話講就是“軍民融合”。
二是傳統產業擔心被替代而百般阻撓。現代輪船業直接威脅漕幫，而漕幫也是官商，勢力極大。比如朝廷讓總理衙門會同南、北洋大臣共同商討籌辦輪船招商一事，曾國藩死後，何璟主持南洋事務，何璟支援漕幫，因而對主持北洋事務的李鴻章不予配合。
三是民眾的傳統觀念難以接受新事物。比如百姓認為，採礦破壞了風水，視洋人工程師為異物。自太平天國之後，維穩是政府的要務，政府自然要考慮民意，避免激起民變。
起初中國的輪船業採用了官本官辦的模式，但是由於用人不當，進展不順。而且由於產權不清，主管者借機以權謀私，用遠超市場價的價格購進已落伍的輪船。後來不得不改采官督商辦模式。唐廷樞任輪船招商局總辦，雷厲風行，積極募股，實現了以商本為主的混合所有制。但由於政企不分，還是處處受政府掣肘。為政府利益，經常接手一些賠本的買賣不說，還要照顧各種關係，為政府或官員個人解決一些難以處理的開支，安排一些不必要的職位。如果靠關係進來的人有能力還好說，就怕一些胡作非為的人來壞事。中國近代的企業始終沒有解決官商不分、私人財產與公司財產不分的問題，想不出經濟問題都難。在這種公司治理不完善的情況下，如果再開放股票市場，無異於放大風險。
唐廷樞一直想擺脫官股的控制，但是在運作不暢之時又不得不求助於官家。對於輪船招商局，李鴻章始終念念不忘官本官辦。最終借由整頓之機，李鴻章的心腹盛宣懷為了攬權，趕走了唐廷樞，改變了輪船招商局的經營方針，甚至高管都要穿官服來開會，最終輪船招商局的業務大大縮水。
明治維新的近代工業探索
日本在明治維新前就出現了一些近代工業的探索，當時主要是各藩自己的摸索。這或許也是一種優勢，日本當時有200多個藩，也就是說有200多個出資主體。而清政府往往依靠中央權力推行洋務，只有一個出資主體，讓地方政府出資就要協調和平衡各方關係。在日本明治初期，政府出面舉辦了一大批近代工業，涉及鐵路、礦山、造船、水泥等各個領域。但同時政府也鼓勵民間資本投資近代工業，還給民間資本提供優惠貸款。一段時間之後，官營與民營在效率上的差距顯現出來。官營企業往往攤子鋪得很大，卻收效甚微。民營企業卻能更好地集中資金、人才和技術。明治政府在認清形勢之後，於1880年開始陸續處理官辦產業，由官營轉為民營，走直接扶植私人資本的路線。三井、三菱等財閥在這個“賤賣國有資產”的過程中迅速壯大。表面上看，當時政府是吃虧了，但長遠看，這些大財閥對政府的回報巨大，而那些產業如果繼續官營將難以逃脫破產的厄運。
在具體業務上，日本政府對待實業的態度依舊是不眷顧、不為難。特別的眷顧難免有偏私，故意刁難則會限制企業發展。當企業的行為可能危害整個行業甚至國家之時，政府才會出手。比如三井與三菱在海運方面的競爭，使得日本的海運實力壯大，貨船先進、船隻數量龐大、噸位數驚人……對此，雖然雙方都朝中有人，但是政府並不介入二者正常的商業競爭。隨著競爭逐漸惡化，雙方勢同水火，這時政府才出面調停，讓雙方成立了合資的物流公司“日本郵船”，讓日本的海運業繼續壯大，而不是在內耗中衰落。反觀清政府，對於同業之間的惡性競爭不聞不問，個別官員不落井下石就不錯了。
然而，由於明治政府過多地插手經濟，出現了產能過剩現象，工業品價格暴跌，同時米價上漲，一些企業停產，經濟危機接踵而來。面對這種局面，政府主導拿出了以收縮戰線為主旨的改革方案，使日本經濟得以軟著陸，保住了剛剛興起的現代產業。
超越家族企業
三井雖然最初也是一個家族企業，但三井並非一家，而是包括了血緣相近的11家，一開始就具有了企業集團的特徵，需要加強內部管理。在擺平幕府罰款一事中，三井依靠的是三野村利左衛門，這是三井的一個額外收穫。出身微寒的三野村利左衛門的出現從本質上改變了三井的家族企業結構，開始有外人進入企業的高管層，一步步把三井推向巔峰。三野村受到了三井家的優待，這昭示了三井的開放態度——不論出身，只要有才華，都能在三井找到一席之地。後來正是許多外姓人的職業經理人，書寫了三井的輝煌篇章。在中上川負責三井銀行期間，他毅然斬斷了依仗政府高官的畸形關係，遵循市場規則辦事，改革薪酬人事制度，使三井進一步洗脫了身上的封建殘餘。1891年，設立了“三井家臨時評議會”，類似於董事會，除了三井家組的8個成員外，還有7個外姓人，對重大資產事宜進行決策。
反觀胡雪岩，基本上是一言堂，其與各“分公司”主管之間的關係主要靠人情維繫。由於缺少有效的內部治理和內控機制，他的上海錢莊的檔手老宓挪用公款，這成為胡雪岩資金鏈斷裂的導火索。
家族企業的發展如果最終不能超越家族企業，將很難長久。
胡雪岩等人的經歷令人唏噓不已。中日兩國商人在近代史上的不同遭遇昭示了不同的國家實力和國運走勢。對照日本財閥的發展經歷，其背後所體現的政商關係、企業發展模式、公司治理等問題值得深思。
作者介紹：*畢競悅*--現為神華集團研究院戰略研究人員，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憲法與國家治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有多年智庫工作經歷，曾任《改革內參》執行主編、華中科技大學普通法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學術興趣為能源與環境政策、公法與規制。
日本的三井財閥創始人——三井八郎兵衛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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