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是一個高度工業化的市場自由經濟體。人均產值相當於其他西方先進國家，如法國、德國、瑞典、英國等。芬蘭最大的經濟部門是服務業，占經濟的65.7%。其次是製造業，占經濟的31.4%。農業占經濟的2.9%。芬蘭的經濟成長速度超過很多歐盟國家，並且一直擁有溫和的通貨膨脹率。芬蘭有60%的貿易都是在其與歐盟國家之間進行的。主要的貿易夥伴包括了德國、俄羅斯、瑞典、英國、美國、荷蘭、中國等。目前芬蘭是北歐唯一的一個歐元區國家。
芬蘭財長烏爾皮萊寧2012年10月28日表示，如果明年全球經濟繼續低迷，該國可能重新陷入衰退，其GDP增速將在0%到1%之間。由歐債危機引發的不確定性持續增加，芬蘭各大銀行均採取了收緊貸款政策，導致芬蘭中小企業申請貸款的難度不斷增大。
目前已有部分銀行明顯提高了貸款門檻，尤其是對中小企業以投資和運營資金為目的的貸款拒貸率不斷升高。同時，銀行對中小企業申請貸款的額度及企業信用的相關審查也較以往更加仔細、嚴格，令芬蘭許多中小企業置於進退兩難的境地，一方面他們需要資金在明年進一步發展業務，屆時還須應對增值稅上漲1%的新規定；另一方面又受限于自身條件和目前形勢，無法獲得所需貸款。
此外，芬蘭過高的勞動力成本嚴重打擊了其出口產業。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芬蘭單位勞動力成本一路攀升，已超過歐元區平均水準。據測算，過去4年裏，芬蘭單位勞動成本增長高達12%，超過歐元區其他國家。芬蘭技術產業協會稱，因芬蘭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高且創新能力較強，使芬蘭在國際競爭力排名中始終名列前茅。但是，在歐債危機爆發後，受危機影響的國家被迫削減勞動力成本，以提升本國競爭力。目前，一些南歐國家競爭力已超過芬蘭。
芬蘭總理卡泰寧日前表示，政府應把促進經濟增長和創造更多就業崗位作為決策的重點。另外，芬蘭勞動力的潛力還有發揮餘地，數據顯示，2011年芬蘭人平均每週工作37.8小時，少於歐盟38.7小時的平均水準，為歐盟國家最短。
一些芬蘭經濟學家認為，歐元區經濟衰退、世界經濟復蘇緩慢、本國出口不景氣，所有這些問題都在把芬蘭經濟拖向衰退。但多數經濟學家認為，衰退將只是短期的。
由瑞典、挪威、丹麥、冰島和芬蘭等國組成的北歐理事會第64屆會議10月29日到11月1日將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舉行。今年是這一組織成立並提倡加強北歐合作60週年，各國首腦、政府部長及議會各黨派代表將就目前北歐國家所面臨的多重挑戰進行討論，並提出相關建議。
本次會議所要討論的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如何應對福利國家模式所面臨的挑戰。北歐國家創立的高福利模式一度被人追捧，但在遭受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衝擊之下，冰島宣佈國家破產，使人們對這種模式的可持續性產生了懷疑。在本次會議期間，5國政府首腦將舉行峰會，討論在人口結構持續老化、勞動力規模越來越小的情況下，如何完善福利制度，其中包括增加外來移民，提高年輕人就業率。
北歐理事會主席薩西日前接受採訪時表示，經濟危機的發生並不說明北歐模式過時了，相反，這種模式還得到了發展和加強，原因就在於北歐國家能夠在經濟活動中量力而行，關照所有社會成員，並且發揮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
會議關注的第二個問題是加強國際合作。首先是加強成員國之間的合作。北歐理事會成立以來，通過建立各種專門機構，執行共同的計劃和項目，在促進各國經濟發展和合作、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和社會福利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會議期間，各成員國還將繼續推進相關合作。
與此同時，以北歐理事會為整體，加強與周邊國家的合作也是本次會議的議程之一。北歐5國首腦將與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羅的海3國首腦舉行會晤，商討應對歐債危機、加強能源合作等方面的內容，象徵著這兩個相鄰地區之間的合作進一步加深。另外，5國首腦還將與丹麥所屬的格陵蘭、法羅群島這兩個相關地區的領導人進行會晤。
此外，會議將討論北歐國家的共同外交國防政策和經濟合作問題。各國外長將就建立北歐共同駐外使領館、建立北歐數字通信網路、北極開發合作等問題進行專門協商。會議還將專門討論資本、人員、貨物等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問題，創立北歐共同市場，並且扶植北歐國家的公司通過並購，擴大規模，以參與國際市場競爭。薩西認為，北歐國家需要通過共同的外交國防政策以及更為緊密的經濟合作，實現可持續發展。目前北歐國家中，只有芬蘭是歐元區國家，而挪威和冰島還沒有加入歐盟。與此同時，挪威、丹麥和冰島加入了北約。
各國在各個領域都存在著明顯差別，因此如何消除相關分歧，統一外交國防及經濟政策便成為各國應該積極解決的問題。薩西沒有排除北歐國家實現貨幣聯盟的可能性。他認為，一旦歐元崩潰，統一的北歐貨幣聯盟對穩定這一地區的經濟是有好處的。但目前最應該做的事情是打破妨礙北歐各國之間貿易往來的壁壘。
歐美金融危機：2008–2010年美國和歐洲的央行抱有與90年代的日本央行相同的信念，所以突然採取量化寬鬆政策。這政策嘗試透過削減短期目標利率以外的手段刺激經濟。轟動爆發於2008–2010年的美國和歐洲，各中央銀行所訂的短期息率已經接近零。
在2010年10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解釋美國聯邦儲備系統如何執行另一種貨幣政策——通貨創造——去對抗流動性陷阱。斯蒂格利茨指出聯邦儲備系統預期，透過印發6000億美元並直接將之注入銀行體系，逼使銀行貸出更多本地貸款和抵押貸款再進行次貸。可是，他亦提到銀行會寧可把錢用作投資往更有利可圖的海外新興市場。斯蒂格利茨和其他人亦指出，銀行亦會投資外幣，這有機會引發貨幣戰爭，尤其中國或許將有所反應。
日本迷失的十年：新古典經濟學家斷言，因為庇古效應，增加貨幣餘額對總需求有直接影響，所以即使處於流動性陷阱，擴張性貨幣政策仍能夠刺激經濟。在1990年代，這斷言給予日本銀行信心去著手進行量化寬鬆。流動性陷阱的概念在日本經濟陷於已經零息、又處於特長地停滯發展的期間再次受到廣泛關注。1985年美日簽署「廣場協議」，日本政府承諾日元升值，日本出口競爭力大幅衰退。
1990年代以後，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後即陷入流動性陷阱，保羅·克魯格曼說：「日本已經落入流動性陷阱之中，它無法通過傳統的貨幣政策得以恢復，因為即使利率為零也還不夠低。」日本自1990年開始調降利率，1991年僅有6%，1996年企業負債比增加了75.4%，1997年又將消費稅由3%提高到5%，最後日本利率已降至「零利率」的水平，卻仍無法誘發企業貸款投資，史稱空白十年。
流動性陷阱的概念發展：流動性陷阱是凱恩斯最先提出來的。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中，流動性陷阱是指一個當貨幣政策完全沒法刺激經濟的情況，無論降低利率抑或增加貨幣供應量也沒有作用。典型的流動性陷阱在當預期經濟不景氣出現（例如通貨緊縮，總需求不足，發生戰爭），使持有流動資產的人不願意投資。
凱恩斯曾指出當一定時期的利率水平降低到不能再低時，此時無論貨幣數量如何增加，利率再也不會下降。即使是利率低得接近於零，也不能夠使銀行貸款、商業投資、消費真正運作起來。利率太低，人們寧願持有現金，最後擴張性貨幣政策失去了作用。在流動性陷阱的情況下，投機性貨幣需求的利率彈性為無窮大。
在原本概念中，流動性陷阱發生在完全彈性的貨幣需求（即貨幣需求曲線是水平的）的情況，再多的資金注入經濟體系也不能壓低利率。而基於狹義的凱恩斯經濟理論，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刺激只限於它對利率的影響。因此，若一個經濟體掉進流動性陷阱，無論貨幣數量如何增加，利率再也不會下降，貨幣政策對經濟的作用亦完全失去。
由於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凱恩斯主義革命的浪潮，許多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企圖把流動性陷阱的概念弱化。他們提出，即使利率不會下調，在某些特定條件下，貨幣政策仍然會對經濟產生作用。他們指出因為庇古效應，即使經濟正處於流動性陷阱，貨幣政策亦能夠有效刺激經濟。
庇古效應之名來自英國經濟學家阿瑟·賽斯爾·庇古，庇古效應指，實際貨幣餘額是總需求函數中的重要構成元素，故此貨幣餘額會直接影響ISLM模型中的IS曲線，及貨幣政策會因此而有效刺激經濟，即使正處於流動性陷阱。雖然很多經濟學家對庇古效應會否出現及其效力如何存有很大疑慮，但到了六十年代經濟學界還是不太相信流動性陷阱的概念。
凱恩斯方程式把流動性陷阱的出現歸咎於在某正利率下的水平貨幣需求曲線，但有指1990年代出現的流動性陷阱只不過是因為零利率政策的緣故。這個說法是，由於利率不可能低於零，貨幣政策將在這些情況下，如有人斷言它是流動性陷阱的元凶般軟弱無力。
雖然這後來的概念不同於凱恩斯所提出的一個，但兩者在兩點上相同。首先，兩者都先假定了貨幣政策只能透過利率對經濟產生影響；第二，兩者都同樣得出貨幣政策在流動性陷阱下失去經濟刺激的能力的結論。
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2011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為15.09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一），人均GDP（2010年）為48352美元（居世界第7）。美國經濟是混合經濟體：大多數微觀經濟決策由公司或私人企業做出；政府則以法律法規、財稅政策、貨幣政策等方式對經濟進行干預或宏觀調控，並在基礎研究和教育、公共衛生、社會安全保障、儲蓄保險等領域提供一部分資助或服務。
經歷了1970年代的滯脹以後，近年來美國經濟大致呈現緩慢增長的狀態。2007年以來則經受了金融危機的影響。美國經濟面臨的長期問題包括：巨額貿易赤字及政府財政赤字，1930年代以來最低的儲蓄率，日益增長的高額負債如逾14萬億美元公共債務，約9萬億美元公司債務，超過15萬億美元房屋抵押債務，30萬億美元潛在的醫療負債，12萬億美元的社會安全保障基金的缺口，等等。
美國經濟依然有世界上最大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其他的正面因素包括：活躍的風險資本網路及鼓勵冒險與創新的文化，比較成熟和規範的金融市場及背後的法律制度，按人均計算較為豐富的自然資源，相對開放、覆蓋廣泛的公共教育以及高等教育體系，在高科技領域擁有眾多如蘋果公司、谷歌、微軟這樣具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及對研發的持續投入，對新移民人才的吸引力，一定的社會福利等等。
目前2012年10月歐債危機尚處於高峰期，歐洲央行已實施的低息貸款計劃及將要啟動的直接貨幣交易計劃（OMT），將為市場注入上萬億歐元流動性。而日本央行此前已將資產購買規模擴大至80萬億日元，但日本經濟仍需更多流動性支持，該國央行已經宣布了進一步的寬鬆措施。此外，日本將于2014年實施大幅增加銷售稅舉措，若沒有寬鬆貨幣政策支持，此舉將對日本經濟增長造成巨大負面影響。預計日本將在今後較長一個階段內實行寬鬆貨幣政策，流動性擴張是可以預期的。
此外由於全球經濟環境持續疲軟，拖累亞洲等新興經濟體增速放緩，其貨幣環境逐漸寬鬆，更擴大了全球流動性過剩的規模。弗里德森表示，由于全球經濟疲弱，公司盈利能力難以突破預期，流動性對股市的正面影響將相對較小，全球資產配置會偏向高收益公司債券和黃金等貴重商品，但高收益債券市場易受衝擊，將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和不可持續性。
附：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2012年10月30日下午發表--
*把脈國家資產負債表*
隨著經濟全球化逐步深入以及經濟活動日趨金融化，債務危機已經成為全球經濟危機的基本要素。歐洲深陷國際債務危機尚不得解，國家資產負債表的分析架構變得尤其重要。國家資產負債表的主要功能，就是用精心設計的理論框架、一係列定義清晰的概念和一整套處理數據的科學方法，表列整個國家的“家底”。
在尚未有官方編制的情況下，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帶領一個團隊，用了半年多的時間，對中國主權資產負債表進行了試編。按寬口徑匡算，2010年中國主權資產凈值接近70萬億。按窄口徑匡算，同年中國主權資產凈值在20萬億左右。
針對國家資產負債表對高層決策的參照作用，李揚接受了《財經國家周刊》記者的專訪。李揚認為，從發展趨向來看，中國各年主權資產凈額均為正值且呈上升趨勢。在未來一個相當長時期內，中國發生主權債務危機的可能性極低。但是，企業負債率高懸需要時刻警惕，包括養老金缺口在內的或有負債風險值得關注。同時他指出，目前中國經濟最大的係統性風險，主要體現在企業債務與銀行貸款的關聯。企業一旦出問題，銀行肯定會跟著出問題，這與發達國家不一樣。
《財經國家周刊》：從治理國家的角度來講，國家資產負債表可以為決策層提供一個怎樣的政策參考？
李揚：國家資產負債表其實就是一個國家總賬的概念。國家負債問題始終存在，這次危機爆發，使之更為凸顯。比如現在的歐、美，其發生經濟危機的主要根源就在于負債率過高，且在較長時期內降不下來。如此等等的情況，通過分析他們的資產負債表可以一目了然。
我們用這個框架去分析日本，它所以發生“失去的二十年”，重要原因就在于國家負債太高，已經把自己逼到了墻角。同樣，美國採用量化寬松政策，主要也是因為其政府債務過高且國會為之設置了上限。所有這些，都可通過資產負債表的分析，得出清晰的結論。所以說，資產負債表主要是為國家和國際戰略提供一個適當的分析工具。
根據這個架構放眼分析當今世界，在未來五至十年的期限內，中國的資產負債表最為健康，這是批駁國外做空言論的最好數據。當然，我們也看到，總體狀況不錯並不能掩蓋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換言之，分析我國的國家資產負債表，要看總量，更要看結構。
目前編制的國家資產負債表還比較初步。在接下來的研究中，我們還要進一步增加一些新的內容，並對若幹關鍵指標進行更深入、全面的分析說明。比如負債高的問題，負債高說明效率高但可能風險也高。目前，我們強調的是風險高，這並不全面。今後，我們要對高負債進行更深入分析，不僅說明利弊，更要分析利弊轉換的條件。另外，一些錯配問題，包括期限錯配、貨幣錯配、資本結構錯配以及清償力缺失等等，也還須進一步全面分析。
《財經國家周刊》：近些年，金融體係中的影子銀行發展得很快卻一直無法統計。國家資產負債表對這一塊數據的統計能夠提供怎樣的參考？
李揚：影子銀行可以通過資產負債表捕捉到它的一面，即，因影子銀行發展引發的負債看得清楚，這對我們進一步加強監管提供了一個非常堅實的參考。但是，由之產生的資產卻分辨不清。這對我們的未來研究提出了新的課題。影子銀行是個非常大的問題。從流量上看，它對中國金融體係有非常大的影響。不要簡單認為影子銀行繞過了監管，這樣的判斷不符合實際。我們認為，影子銀行是代表金融創新的動力，同時也是監管的重點。對它的分析必須堅持兩點論。
貨幣是幹嘛的？首先是交易媒介。但是如果不用貨幣，基于現代的科技也可以實現交易。就像當前的第三方支付，不需要貨幣本身，大量的交易就完成了，這個交易成本很低，通過結算機制就可以滿足。這就是影子銀行。判斷現行金融體係的發展狀況是代表未來還是落後，最主要依據其是否與科技發展方向相互一致。
2011年，影子銀行貸款規模大致是9萬億，已經超過信貸的投放。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就難以精確進行信貸調控。因此，要加強宏觀調控，我們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心中有數”。資產負債表分析，可對此提供極好的手段。以前的一些決策容易陷入盲人摸象的境地。現在的“十二五”規劃和國家領導層都在強調頂層設計。我們花了一年多的時間來制作國家資產負債表，就是為了能看到經濟的全景，為頂層設計提供可靠根據。
《財經國家周刊》：目前，中國的經濟已經出現了一些風險，這些風險到底能不能通過這個表真實地顯示出來？
李揚：中國經濟的最大風險，是企業債務與銀行貸款高度關聯的係統性風險。企業一旦出問題，銀行肯定也會跟著出問題，這個狀況，跟發達國家還不一樣。我們的表已經證實，地方政府如果出現問題，國家肯定是要兜底的。現在的問題是風險鏈條出現了問題。
資產負債表可以清晰地表明，從實體經濟到金融係統，風險真正有多少，以提醒當局注意。以美國為例，其實，他的企業基本沒有問題，問題主要體現在居民和政府身上，從而連帶金融企業出現問題。同樣，德國企業也沒有問題，企業的健康正是經濟恢復的動力和基礎所在。但是，我們的很多企業並不健康，這從資產負債上可以清晰地看出來，企業負債率佔GDP比重太高了。2000年至今，企業資產負債率（企業負債/企業資產）大致保持在57%—58%的水平。
盡管在國際比較上，中國企業負債率並非最高，但是2010年，企業部門債務佔GDP比重已逾100%，超過了OECD國家90%的閾值，值得高度警惕。在銀行主導、信貸資產構成我國金融資產主體的金融背景下，這種狀況蘊含著較大的係統性風險。
《財經國家周刊》：現在一些企業已經開始出售手裏的金融資產，這是出于一種怎樣的考慮？
李揚：地方政府出售資產是挺好的。就是在總的架構裏面，進行結構調整。這說明：一在總體上來看，地方政府基本健康；二是資產結構上嚴重扭曲，負債太多、資產太少；三是證明多數地方政府自身可以平衡，只通過資產負債在各部門間進行轉移。
2004年開始的國有銀行改革，就是資產在各部門中進行資產轉移的一個適例。當時，國有銀行不良貸款規模已經使銀行瀕臨破產的境地，國務院通過外匯資產的置換就解決了問題。換言之，那時，我國的資產負債表總體上沒有問題，只是其中的一些部門，主要是金融機構存在問題。進一步看，如果問題僅僅是結構性的，則使用結構性調整手段便可解決。用外匯資產解決我國金融機構再資本化問題，就是一個典型的資產負債表結構調整。當然，做這種事情需要有政治決心。
反觀歐洲、美國政府，其債務大都沒有相應的資產，也沒有其他部門的資產來進行填補，于是只能向國外求助。中國的地方政府在賣資產，說明他們還有可變現的東西，這意味著未來中國還會有比較好的增長勢頭。當然，結構不平衡之中，也蘊含著巨大風險。
《財經國家周刊》：政府的資產和負債都很高，這是中國資產負債表的特色。從效率來講，政府擁有這個資產的效率高一些還是民間擁有並運用這個資產的效率高一些？
李揚：這個問題需要小心回答，而且要根據具體的對象，根據發展階段，根據需要解決的問題，沒有統一的答案。總體來說，我國政府擁有大量資產，其效率並不低，尤其是在著力于“趕超”的高增長的條件下，政府擁有大量資產，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好處。然而，這個結論根據條件變化是變化著的。在正常情況下，利用市場機制，有民間資本擁有資產，其效率更高些。大致可以這麼說，中國經濟已經走到一個前沿，前面沒有成功經驗可借鑒。再往前走，政府的效率可能就沒那麼高，應當更多地發揮企業和市場的作用。
現在，中國經濟總量已經超過日本，位列第二，未來往哪走，美國人不清楚，中國人也不清楚，這就需要探討。我以為，面對不清楚的未來，讓市場去做更多的探討，讓市場去承擔更多風險，同時也讓它們分享更多收益，是適當的。也就是說，所有的模式和道路都是相對真理，都是此時此地此階段是對的，失卻這些條件，真理就變成謬誤。
有學者擔心我們的結論會被誤讀。有人可能斷章取義，說是現在搞得好，今後就要繼續這樣下去。這並非我們的本意。同時，我們清醒地意識到，這種狀況的存在，確實也給我們提出了新的挑戰。我們將在這個研究基礎上，再做更細致的分析。如此，我們的有關國家資產負債表分析，就有可能走在世界的前列。國家在轉型，世界在變化，未來十年至關重要。在此嚴峻挑戰下，我們制定長期發展戰略，需要國家資產負債表這個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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