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中只有永遠的利益”，這句話常常被人誤用，因為人們將石油，礦石，天然氣當成“利益”，卻忘記安全才是一個國家最大的“利益”，如果把國際關係理解為“弱肉強食”或者“叢林社會”，那麼就只能剩下無意義的歪曲和陰謀論。
美國出爐的一份最新民調顯示，美國人在外交上越來越傾向於孤立主義，希望政府更多地關注本國經濟，而有超過4成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是全球第一經濟強國。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出臺的報告顯示，44%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是當前世界經濟的領導者，只有27%的人認為，美國繼續保持經濟實力的領導地位。在2008年2月的調查中，只有30%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是世界首要經濟強國。不過，有53%的受訪民眾認為，中國的崛起對美國構成威脅。
另外，民調也顯示，49%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應當更加關注自身的經濟，並讓其他國家以他們認為的最好方式去發展。這也是40年來美國孤立主義情緒最高漲的時候。這項調查結果似乎和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激進外交政策相矛盾。民調顯示，只有32%的美國人支持奧巴馬政府向阿富汗增兵，40%的人表示，美國應當減少駐阿美軍。41%的受訪者認為，比起十年前，美國如今在國際上作為世界領導者的角色正在變得不那麼重要和強大，這一數字甚至高出了2001年911事件後25%的比例。
皮尤研究中心主席柯胡德表示，糟糕的美國經濟是造成美國民眾孤立主義情緒急升的主要原因，民眾因此對美國進行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感到不滿。
布希總統在2006年的國情咨文中對孤立主義進行了言辭激烈的警告：“我們的敵人和朋友應該確信，美國不會從全球問題上抽身而退，我們也永遠不會向邪惡勢力投降。美國拒絕孤立主義帶來的緩和假像。”布希屢次指責並非空穴來風，而是針對公眾意見近來的顯著轉變。
2005年10月佩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意調查發現，孤立主義情緒在公眾當中有了明顯的復活。高達42%的美國人認為美國“在國際上應該操心好自己的事務，聽任其他的國家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這一比例比三年前增長了12%，甚至達到了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越戰後所未見的高度。最近40年中，也只有1976年(41%)和1995年(41%)的調查結果在孤立主義的路上走得這麼遠。
對美國進行全球參與的看法和受訪者的黨派立場聯繫緊密。現在，認為美國“在國際上應該操心自己事務而不要管別的國家”的民主黨人是共和黨人的兩倍，民主黨人還會更多地說“我們應該在國內問題上集中精力，而不是在國際問題上考慮那麼多”。
不過，這種黨派關聯也在隨時間發展而變化。在整個克林頓政府任內，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一樣對美國的國外參與政策持懷疑態度。即使在9.11恐怖襲擊的前夕，希望美國從世界事務中抽出身來的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也有相同的比例。直到最近幾年，共和黨人慢慢轉變態度，支持更加接觸性的外交政策；而從伊拉克戰爭開始，民主黨人的態度則轉向“孤立”。
事實上，現在的孤立主義情緒主要是公眾對伊拉克問題——包括開戰的決策，當地持續的暴力事件，美國全球地位所受到的影響——的直接反應。71%的受訪者認為，伊拉克戰爭是全世界人民對美國不滿的主要原因；只有16%的美國人對世界局勢的發展表示滿意，這是最近十年來的最低比例。
儘管孤立主義情緒在美國公眾中升溫，但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仍有84%的美國人認為，美國保持和西歐的緊密關係很重要，大多數人也對美國可以忽略全球人的意見或者從世界事務中抽身而出的這類觀點持否定態度。儘管公眾普遍對聯合國表示不滿，但大多數人仍然相信，美國應該與其充分合作。略超過一半的美國人說，對威脅美國的勢力進行“先發制人”的軍事打擊至少在有些時候是正當的。
即便在最近幾年，美國人在不同情況下也會支援非常具有參與性的外交政策，比如對人道主義事件作出反應(如2004年的海嘯)或應付軍事威脅(如伊朗核問題)。
“在這樣一個深具考驗性的特殊時期，我們不能通過放棄承諾和撤回本土來得到安全！”布希領導下的美國已經打了五年反恐戰爭，但仍身陷中東泥沼。可以預見，在未來幾年裏，特定環境和美國領導人的領導能力將是影響已身心疲憊的美國民眾是否同意參與國際事務的主要因素。
共和黨議員派特·布坎南自稱是“新孤立主義者”，他要求美國政府終止對外援助，還主張將聯合國趕出美國，關閉世界銀行，減少或制止外來移民等。持類似觀點的還包括在美國極有影響的眾議員榮保羅，他不僅反對美國參與任何海外戰爭，甚至主張美國退出聯合國，不再繳納會費，也不再承擔任何維和任務。
他們認為美國沒有必要關心其他國家的境況，而美國如此強大，也不會有國家願意主動挑起與美國的戰爭，美國可以獨立於世界之外享受永久的和平。不要以為這只是極端人士的囈語，以上兩位都曾經被共和黨作為總統提名候選人，榮保羅還以自由党候選人身份參加過總統選舉。
美國會致力於維持產油國穩定，會維護海運線的暢通，這就是世界員警的本義：提供安全，有正的外部性，非世界員警的其他國家可以搭便車。打利比亞是不是為了石油？但為了把事說清楚，姑且假設打利比亞就是為了石油。這個假設純粹基於利害，所以推導也會基於利害，不摻雜道義：一切從石油出發。記住了，千萬別講道義！
先看看利比亞的石油行業情況：“利比亞重新成為石油出口大國，是晚近的事情。根據國際能源署報告，利比亞有探明石油儲量440億桶，在非洲國家中最高。卡紮菲1969年上臺，對歐美保持敵對。1988年利比亞製造洛克比空難事件，泛美航空103號因炸彈襲擊墜毀在蘇格蘭洛克比，270人死亡。美歐聯手制裁利比亞，跨國石油公司被禁投資利比亞石油工業。利比亞石油工業趨於衰敗。2003年以後，卡紮菲宣佈對洛克比空難負責，向受害者家屬支付數十億美元賠償，並放棄開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利比亞才得以恢復與國際社會接觸，重啟對石油工業的國際投資。2005年，跨國石油公司重回利比亞。目前利比亞每日出口石油約150萬桶，排名前十大石油出口國，但仍未恢復到制裁前出口水準。”
如果打利比亞是為了石油，那推翻卡紮菲政權後會發生什麼？國際政治沒有實驗室，無法做實驗。幸而就在中東，在另一個產油大國，已經有先例。美國2003年發動伊拉克戰爭，推翻薩達姆政權。伊拉克的石油儲量比利比亞更大。同樣有很多觀察者認為美國發動伊戰的真實目的也是石油。在美國的扶持下，伊拉克產生了新政權。接下來發生了什麼？
2009年以後，伊拉克重啟石油招標，全世界石油公司雲集。誰拿到了最大的項目？中石油。歐美能源公司也跟，但不如中石油進取。詳情可以看財新《新世紀》週刊這兩篇文章：《中石油伊拉克歷險記》、《石油鐵娘子》。絕不能說中石油就是撿到了便宜。伊拉克政府不僅開出嚴苛條件，還改變了招標慣例，由過往的分成變成桶油報酬，石油國家與國際能源公司的合作模式為之一變，國際能源公司獲利大幅減少。中石油願意接受現實，玩這個新遊戲，占了一定先機；在認清形勢後，其他國際能源公司正在猛跟。遊戲變了，所有人還得接著玩。
美國發動戰爭不是為了石油嗎？為什麼伊拉克傀儡政權在石油上還能這麼自主？為什麼石油開採權還會落到非美國公司手裏？陰暗的解釋：伊拉克現政權不能脫離美國的支持而生存，但這不意味著美國可以徹底控制伊拉克現政權。在石油這個對伊拉克至關重要的議題上，伊拉克政權保住了決策權和控制權。隱含的推論是，石油是伊拉克的最大利益，卻不是美國在伊拉克的最大利益；為了換取伊拉克現政權支持美國在伊拉克的更重要利益，美國容許伊拉克行使對本國石油的決策權和控制權。
好繞啊就算是這樣陰暗吧，咦，不是為了石油才打仗嗎？回到正常解釋的軌道：美國的石油安全戰略，不在直接控制石油資源本身，更不在美國石油公司去採油，美國航運公司把油運回國，並由美國煉廠煉化，甚至也不在石油價格上。美國的能源安全戰略載明在各種能源戰略白皮書裏：全球能源供給穩定，不受擾亂（disruption）。
美國能制定這樣的能源安全戰略，底氣使然：不論誰把石油采出來，投放在國際市場上，美國就有能力以市場價格獲得它。這一戰略不是出自利他動機，卻有利他效果。美國會致力於維持產油國穩定，會維護海運線的暢通。是的，這就是世界員警的本義：提供安全，有正的外部性，非世界員警的其他國家可以搭便車，中國在伊拉克就搭到了便車。這些國家當然有理由擔心員警翻臉，但這個遊戲也只能跟。如果如許多人所願望的那樣“XX必有一戰”，海運安全、油氣管道安全、油田安全、煉廠安全，都是空中樓閣。
有了對美國能源安全戰略的認知，有了伊拉克先例，如果卡紮菲政權被推翻，新政權在美國為首的西方力量支持下上臺，會發生什麼就很清楚了：
——新政權會恢復執行與國際能源公司達成的石油協議，其中當然包括與中國石油公司的協議，不然你以為中國從600萬人口的蕞爾小國利比亞一舉撤出3萬多人是幹什麼的？時間間隔越短，協議恢復出現變數的機率越小。要是像伊拉克這樣等上六年，好多事就可能推倒重來了。
——新政權會啟動新石油專案招標。我想很可能採取桶油報酬方式。中石油將不出意外地成為最激進的競標者，有其斬獲；中石油能不能重現伊拉克奪標第一的場景，當然還要看其他國際能源公司包括美國能源公司有沒有吸取伊拉克招標教訓變得同樣進取了。
——利比亞從2005年以後重啟的石油公司再投資會提速，不論誰拿到開發專案，產能都會大幅上升。這對石油供給的緊張狀況是一個緩和因素，對石油進口大國中國絕對有利。
這些可能的好處，都建立在卡紮菲政權垮臺的假設上。如果卡紮菲保住政權，國際社會必將經濟制裁，利比亞石油投資必受重創。這對在全世界範圍內激進尋找油源的中國能源公司不利，對提升石油供給不利，對石油進口大國中國不利。
如果打利比亞是為了石油，利害關係就是這樣清清楚楚。現在，你是不是想講講道義？而共和黨外交的道義色彩則似乎沒有那麼強烈，他們的動武理由也有更強的霸權主義色彩。美國最近進行的戰爭中有三次是共和黨政府發動的：
1991年的第一次海灣戰爭，理由是制止伊拉克入侵沙烏地阿拉伯，維護中東的秩序與和平；2001年的阿富汗戰爭，理由是打擊和消滅恐怖主義者；
2003年的第二次海灣戰爭（伊拉克戰爭），出兵的藉口是消除伊拉克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真正目的是把薩達姆趕下臺，在中東地區建立同美國關係密切的民主基地。在共和黨政府所發動的戰爭中，安全的考慮是第一位的，往往用先發制人手段，消滅對安全的潛在威脅，也即實現所謂“主動安全”。
美國不僅是外交關係上的霸權主義大國，也是理想主義大國。美國外交上的理想主義可以追溯到威爾遜總統提出的十四點計畫，後被稱為“威爾遜主義”。可以說，不懂威爾遜主義，則不懂美國外交。
理想主義--威爾遜主義的核心是：一個國家不能單靠自己來尋求安全，而應當通過多邊組織或國際組織來尋求共同安全，這才是世界和平的保障，“要讓世界為民主提供安全保障”。自由、民主和人權不是實現美國國家利益的手段，它們本身就是國家利益的組成部分，而且應當視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
威爾遜主義的“四項基本原則”可以簡化為：（1）道德律令——道德應當是一切外交政策的出發點；（2）多邊律令——多邊主義應當是實現外交政策目標的基本手段；（3）民主律令——在美國領導下實現世界的民主是實現永久和平的前提條件；（4）民族自決律令：任何民族都有權決定自己的政府形式。不過最終令國際社會失望的是，國會拒絕美國加入威爾遜一手創辦的國際聯盟，沒有美國的國際聯盟在二戰開戰前威信喪盡，迅速解散，直到二戰之後，各國改進國際聯盟的理念，成立了聯合國。
最安全的國家：很難互相開戰！如果問中國人世界各國可以分成哪兩個部分，回答多半是“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而如果問美國人同樣的問題，基本上會回答分為自由世界與專制統治，或者自然主義與宗教世界。
隨著哲學家波普爾的名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名噪一時，西方人越來越傾向於將國家劃分為（憲政民主的）開放社會，和（專制主義的）敵人。正是基於這種劃分，1986年，美國學者邁克爾·多伊爾提出了“民主和平論”的主題，他認為民主國家之間很少或不輕易打仗，原因在於制度的約束和文化規範的自律。就理論而言，“民主和平論”承繼了康得的“永久和平論”，並與威爾遜主義的“為民主創造一個安全的世界”相關聯；就經驗來說，二戰以來民主國家之間沒有開戰的事實似乎使“民主和平論”不證自明，成為國際政治中的“公理”。不過，其實“民主和平論”並不是一個絕對性結論，它只有在作為“兩國民主化程度越高，則相互動武可能性越低”這樣一個趨勢性描述時是可靠的。
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戰爭爆發。隨著薩達姆政權被推翻，在美國的推動下，伊拉克開始了政治重建工作。在歷經臨時管理委員會（臨管會）、臨時政府和過渡政府後，伊拉克戰後首屆民族團結政府於2006年5月正式宣誓就職。這在形式上標誌著伊拉克政治重建工作的完結。但實際上，在伊政府內部，什葉派、遜尼派阿拉伯人和庫爾德人三大派別之間存在著嚴重的教派和民族矛盾，給伊拉克民族和解進程造成巨大障礙。隨著矛盾的不斷激化，從2007年4月開始，什葉派“薩德爾組織”、遜尼派政黨聯盟“伊拉克共識陣線”
以及世俗政黨“伊拉克名單”相繼宣佈退出或抵制由總理馬利基領導的政府。這造成伊內閣約半數部長職務空缺，遜尼派人士全部退出內閣的情況。
伊拉克各派別之間的矛盾主要集中在石油法、憲法修改案、省級選舉、解散民兵武裝、如何對待前復興社會黨成員，以及駐伊美軍期限等問題上。為推動深陷困境的伊拉克政治進程和實現民族和解，馬利基政府和美國在各派之間展開斡旋。
今年1月12日，伊拉克議會通過一項名為“責任和正義”的法案，規定除了一些薩達姆時期的復興社會黨高級成員外，中、低層成員可以重新在政府內擔任公職。2月13日，伊拉克議會通過了2008年預算案、省級選舉法案和大赦案三項重要法案。同月27日，伊拉克總統委員會批准了2008年預算案和大赦法。此外，總統委員會雖然未能就省級選舉法案達成一致，但同意於今年10月舉行省級選舉。
分析人士認為，大赦法的通過意味著一大批由於安全原因被拘押但沒有遭到起訴的伊拉克人將獲得釋放。而進行省級選舉則被認為是有利於遜尼派政黨的舉措。這表明伊拉克政治進程已出現轉機。
不過，由於各派在石油法和憲法修正案這兩個關鍵立法問題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拉克政治進程仍面臨嚴峻挑戰。在石油法問題上，伊拉克政府早在去年2月就通過一項石油法草案，但草案因遭到庫爾德人反對而“流產”。雖然石油法草案後來經過修改，但各派之間在石油利益分配、地方政府許可權等關鍵問題上仍難以達成一致，致使草案至今未能交付議會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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