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鼎先生被稱為「台灣經濟建設的建築師」和「科技教父」，在經濟、科技和高等教育方面的貢獻，大家多耳熟能詳，不過他對台灣倫理情況變易的關懷和他所倡議的第六倫則較少人知道。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五日李先生應邀在「中國社會學社」年會演講，指出中國人重視和我們有特定關係的對象之間的倫理，也就是五倫，包括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和君臣，而不重視與無特定關係的陌生對象之間的倫理，他稱之為第六倫。李先生說，經濟發展，生產力提高，產業結構改變，人口都市化，人際關係改變，個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對陌生大眾的影響日愈重大。如不節制自己的行為，可能造成重大社會成本，不但妨礙經濟成長，而且導致社會不安。因此他呼籲，經濟發展不僅是一個經濟建設運動，也是一個社會建設運動，必須加強第六倫，才能從傳統社會進入現代社會。
李先生的演講引起社會熱烈的響應，他又於三月廿八日在聯合報發表專文，提出完整的論述。並將第六倫具體化為下面幾個項目：
˙對公共財物應節儉廉潔，以消除浪費與貪汙；
˙對公共環境應維護，以消除汙染；
˙對公共秩序應遵守，以消除混亂；
˙對不確定第三者的權益應維護與尊 重；
˙對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也應給予公平的機會，不加以歧視。
1991年李先生在一位企業界領袖的贊助下，創立「中華民國群我倫理促進會」，並擔任第一屆理事長，積極推行他於10年前首倡的第六倫。「促進會」通過各種活動包括音樂會、演講會、電視節目、出版專書等，將群我倫理的觀念及其在現代社會的重要意義加以普及，並製作歌曲與標誌，希望藉著歌聲與圖象使群我倫理「推我心、愛別人」即「推愛」的理念深植人心，建立一個「你喜我悅」的祥和社會。不過李先生後來看到台灣社會的一些亂象，感到失望，對推動群我倫理有點意興闌珊，他有次對我說：「現在五倫都沒有了，還談什麼第六倫。」李先生第一屆「群我倫理促進會」理事長任滿後不肯續任，由我擔任第二屆和第三屆理事長，接下來是王昭明先生和現在的許士軍兄。我相信昭明兄和士軍兄都不介意我說：我們都缺乏李國鼎先生的人望和他的感染力。不過我們並未放棄，只是改變了一些方向，過去十數年士軍兄和我一直努力推動台灣的企業倫理教育，並於2009年和很多朋友一起成立「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
李國鼎先生觀察到的一九七○年代到一九九○年代台灣的社會現象，正是經濟發展使傳統社會轉向現代社會，社會結構改變，人際關係改變，倫理需求也改變的過程。現代經濟學之父英哲亞當‧史密斯早於二百多年前在他的《道德情操論》中有幾乎同樣的觀察。
史密斯說，在法規與制度尚不足以保護人民安全的農牧社會中，同一家族的不同分支通常傾向於集居於一處，以維護共同的利益，他們之間的交往多於和其他族群之間的交往，同一族群的成員不管多麼疏遠，也主張和其他成員有一定的關係，希望得到與眾不同的對待。但在商業國家由於有了健全的法規和制度，例如清明的政府、公正的司法，以及各種有效的社會組織和共同信守的遊戲規則，個人不管走到何處，都會得到公平的對待，不致被欺騙或傷害，人們就會走出親屬鄉黨的小圈子，融入廣大的社會。用不了多久，他們不再彼此依賴，若干年之後，他們不僅失去關懷，也不復記憶原屬同一來源，以及他們祖先之間的關係。文明愈發達，家族關係愈疏遠。史密斯說：蘇格蘭的文明雖然日漸趕上英格蘭的水準，但親情在英格蘭較在蘇格蘭淡薄。
李國鼎心憂第六倫尚未建立，而五倫已呈現敗壞，史密斯告訴我們傳統親近的關係趨於疏遠是正常的現象，而現代社會倫理的建立需要健全的制度。
世界銀行在其《2003年世界發展報告：動態世界的永續發展》(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 Dynamic World)中有下面一段觀察：「過去150年最重要的社會經濟與文化變化，是從閉塞、排外、墨守習慣的農村社會，轉變為開放、包容、創新為念的城市社會。」世銀在這段話的腳註中說：「人口從農村移居城市經歷以下四個階段，即不同背景的人一起來到城市之初的「成形期」(forming)，他們的不同觀念發生衝突的「風暴期」(storming)，這些觀念不斷演進，漸為眾人接受的「規範期」(norming)，以及建設行為取代破壞行為的「成就期」(performing)，結果使城市成為一個中心，不同的價值在這裡匯聚，發展為相容的文化，配合不同的理念，為不同的次級社群(Subgroups)提供專業揮灑與創新的空間。」
其實在任何社會，包括傳統經濟停滯時代的社會和當前經濟成長時代的社會，倫理的實踐都不能光靠理想，除了崇高的理想，還要有健全的制度給予有力的支持。所謂制度在我國古代叫作禮(制)，晚近美國的社會學家從經濟學中的「資本」發展出「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
什麼是禮？司馬遷在《史記‧禮書》中說：「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的行為一方面受仁義誘導，一方面受刑罰約束，為了加強仁義的誘導作用，還要許以功名利祿，將所有人的行為納入一個理想的系統之中。司馬光在《資治通鑑‧周紀》中說過同樣的話：「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綱紀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名是名義，分是分際，名義既定，各按其分，再以綱紀加以節制，則社會秩序井然，安定和諧。所以齊景公問政，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子路問：「衛公待子以為政，子將奚先？」孔子說：「必也正名乎！」不幸在孔子的時代，王室式微，禮壞樂崩，倫理少去制度的支持，孔子那樣了不起的聖人也只有懷著遺憾離開他想拯救的世界。
我們只需將上述司馬遷在《史記‧禮書》中的話稍加引申，就可以得到1990年代以來西方所流行的社會資本的面貌。社會資本是指一國的制度與文化對其人民的為人處世所能發揮影響的能量，我將之具體化為六個項目，分為四個層次：最上層是人的行為(behavior)和人際關係(networks)，第二層是價值(values)和規範(norms)，人的行為受價值引導，受規範約束，就是司馬遷所說的「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不過價值包括倫理價值、社會價值、經濟價值和精神價值；司馬遷的「仁義」和「德高」屬於倫理價值，「位尊」和「寵榮」屬於社會價值，「祿重」是經濟價值；精神價值超越世俗，是一種怡然自得的心境。規範也有多種，刑罰只是其中的一種。第三層是使價值與規範發揮作用的實施機制(enforcement mechanism)。第四層也是最基層是實施機制所依附的各種機關或組織(organizations)。
3、4兩個層次就是我們所說的制度(institution)，廣義的制度包括第二層在內；1至4層是一國文化的整體表現。我們對人民在倫理方面的表現不能只靠教育和個人的品德與修養，還要有良好的制度和文化環境。當然在惡劣的社會環境下仍能活出高貴的品格更令人尊敬。
李國鼎先生逝世已經12年，他晚年最關心的台灣倫理的狀況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理論上我們應該看到，親情日遠，但群我關係改善。親情方面我缺少可信的證據。我這一代的朋友常感嘆，仰事俯蓄的傳統可能就到我們為止了，最多延續到下一代。我們最不願聽到的話是說將來多少工作人口養一個老人，因為我的朋友們幾乎都是在經濟上幫助成年的子女，很少成年的子女奉養老人的。這正應了亞當‧史密斯所說的，父母對子女疼愛的無微不至，不是子女對父母的敬愛所能比擬。不過每逢較長的假期，台灣都市的新舊移民紛紛返鄉探親團聚，高速公路車輛壅塞，台北市和新北市人去城空，而清明時節掃墓祭祖的活動連續數週，我又覺得台灣雖然現代化迅速，但仍然保存很多古老美好的傳統，真是可貴。我的一些後輩好友一得空就回家陪伴老母，孝子不匱，常令我感動。這都是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留下來的珍貴遺產。
在群我倫理方面更是有令人欣慰的進步，只可惜李國鼎先生未來得及看到。我在台大任職時，有一次聽林洋港先生演講，他說：「一個人為善做好事，天天充實自己，雖然表面上短時間看不出效果，實際收獲就像河床上的瓜，日夜都在成長。」我在一本拙著中引用這句話，並說：「回頭看，台灣社會倫理的瓜正在成長之中。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進步一樣，需要很多人很多時間的努力。」我們要有信心，只要是好的事，就努力去做。
李國鼎先生創立、現在由許士軍先生任理事長的「中華民國群我倫理促進會」自2001首次舉辦「台灣社會信任調查」，觀察經濟發展、社會變遷、人民對特定對象與一般對象的信任。2002年舉辦第二次，其後每兩年舉辦一次，今年舉辦了第七次調查。下表呈現2001年至2013年調查台灣社會信任的變化。此表提供豐富的訊息，不過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最重要的項目是對「社會上大部分的人」的信任；「社會上大部分的人」就是李國鼎先生第六倫所說的陌生大眾。台灣社會對陌生大眾也就是不認識的人信任度的分數，從2001年的2.80，一路提升到今年的3.47，只有2008年得分略降，應是受到當年世界金融海嘯的影響；最高分是5分。社會對陌生大眾信任度的排名則從2001年12個項目中的第九，提升到今年16個項目中的第六，其前依次是「家人」、「醫生」、「中小學老師」、「鄰居」和「基層公務員」。這是台灣社會倫理的重大進步。這樣顯著的進步只有在國民素質大幅提升、社會資本大量蓄積的情形下才會得到。
至於什麼因素為社會資本增添了蓄積，本表也為我們提供了若干線索。在中國歷史上，儒家一向希望聖君明主扮演好道德的典範。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又說：「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次是政府的高官，在古時候為卿相，現在如行政院長和部會首長。然而在現今民主時代，政治領袖和首長的道德地位要看自己的表現。在本表中，總統的信任排名從2001年12個項目中的第五名降至2013年16個項目中的第十名，「政府官員」則從第十名降至第十六名，奪取了過去五次信任調查「立法委員」永遠是倒數第一名的地位，真令人感到悲哀。
一個表現完全相反的項目是「企業負責人」，2001年在12個項目中排名倒數第二，得分2.52，2013年晉升到16個項目中的第七名，得分3.12，略高於2008年的3.06，唯尚未恢復至金融海嘯前2006年的3.22。而「企業負責人」在比較期間表現出眾，應是與這些年他們自己正派經營、關心公益、追求永續發展，知名大企業力爭上游，參加國際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永續發展評鑑有關；我相信遠見雜誌鼓吹企業社會責任、天下雜誌表彰企業公民，也有一定的貢獻。八年前信義文化基金會推出「企業倫理教育紮根計劃」，每年獎助大學教師從事企業倫理教學與個案研究，歷年得獎的老師和一些企業界的熱心之士共同發起成立「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大力推進企業倫理教育，目前企業倫理已成為台灣大學院校商管學院的顯學。
我懷念1970年代和1980年代台灣朝野充滿活力，蔣經國、孫運璿、俞國華、李國鼎等政府高官有担當、有魄力、有創意，為國為民，沒有私心，也沒有私人財產，覺得自己很幸運，曾經跟隨他們，略盡一點書生報國的棉薄之力，讓人生無憾。
(2013年5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