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講到科技先進國家，言必稱美歐日。時至今日，已慢慢習慣再加上一個韓國。這也難怪，據英國諮詢公司Interbrand公布的二○一一年全球百大品牌排行榜，亞洲地區有十大企業入圍，日本占了七家，其次是韓國的三星和現代，台灣宏達電第一次上榜，排名第九十七。
以蘋果的iPhone為例，據《金融時報》引述亞洲開發銀行二○一○年的報告，一部手機的生產成本為一七八美元，其中六十美元流向日本，三十美元流向德國，二十三美元流向韓國。中國所得僅六．五美元。每個製造過程的技術含金量，立見高下。
韓國是亞洲較早實施科技前瞻計畫的國家，一九六六年成立科學技術研究院，次年成立科學技術部，主導科技政策。當時的韓國，仍是未開發國家，經過推行「定向」和「導向」的經濟政策，確定科技立國的策略。
韓國採取中央決策的模式，有宏觀目標：汽車工業超越美國、電子產業超越日本、漢醫藥研究超越中國的願景，定下二○二五年成為全球科技前七大和資訊化前五大的國家。韓國的資訊產品行銷全球，電子產品攻占了原先由日本主導的市場；二○一○年的生產總值世界第十三。如今三星集團DRAM與ＬＣＤ面板的全球市占率達第一，手機居第二。
韓國的策略影響深遠，目前在亞洲三十五個經濟體的競爭力居首；產業結構以垂直整合為主，經營項目幾乎涵蓋上中下游所有範圍，自創多個知名的品牌。
以汽車為例，上世紀九○年代推出時，售價比歐美同等級車低三十％至五十％，即使銷量欠佳，仍堅持走「自主開發、自主建設、自主生產、自主銷售」的道路。到二○○四年，打造出「現代」、「起亞」、甚至超級跑車，品質與性能媲美歐美汽車，並適時將附加價值高的電子控制技術與電子依存度高於三十％的高檔車相結合。「現代」去年上半年全球銷量達三一九萬輛，超越豐田的三○一萬輛，成為世界第四大汽車集團。
以航空業為例，在上世紀七○年代，韓航由於飛行事故頻繁，被列為「航空界安全紀錄最差的公司之一」。時至今日，韓航與任何航空公司相比，在安全性上毫不遜色。知識經濟部二○一○年宣布，發展航空工業，致力研究發達國家不願轉讓的先進技術以及乘坐舒適、飛行安全的航空電子系統，務求於二○二○年躋身世界前七位。
韓國於二○○五年宣布太空計畫，在十年內投入四十一億美元，研製衛星，制定宇宙開發專案的目標：預計二○一七年啟動探月軌道飛船一號的研發計畫，二○二○年升空；二○二一年啟動飛船二號的研發計畫，二○二五年發射。
韓國重視文化推廣，並與科技發展相提並論。去年九月，香港城大獲得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資助一三○萬美元，從事韓國哲學研究就是一例。與此同時，加拿大、德國及日本的一些大學也獲得資助，從事相關研究。深耕自有文化，再扶植發展具有韓國文化特色的產業；近年來，由影、視及流行音樂和化妝品匯合而成的滾滾「韓流」，席捲全球，與政府的政策支持是分不開的。
去年四月韓國宣布，在二○一三年投入四千萬美元，計畫將韓國料理發展成為「世界五大飲食之一」。總統夫人積極推廣「美食外交」，每有外賓來訪，必親自下廚烹煮「雜菜炒冬粉」，希望這道菜能和日本壽司及義大利披薩餅一樣名揚四海。政府還計畫將首爾國際機場打造成結合文化與科技最人性化的現代機場。甚至積極主持中國文字標準化的國際中心。
台灣一度是四小龍中表現最優異的經濟體，不曾將韓國放到眼裡。然而，不進則退，我們未能適時帶動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產業，令人汗顏。舉例來說，韓國寬頻的平均下載速度遠遠領先台灣，而今在國人普遍排斥密集的基地台的現況下，要在年內擴充頻寬至韓國的水準恐怕不易；即便如此，台灣對於４Ｇ釋照仍在爭論和遲疑中打轉。在文化層面上，台灣是中國文化保存理想的地方，可是我們又有哪些策略來研究，使台灣成為全球中華文化的重心？觀人鑑己，可從韓國科技崛起的經驗，聚焦台灣產業的發展方向。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校長）
內閣如何改組近日引發關注，而馬英九總統也宣示大刀闊斧用人，讓台灣脫胎換骨。展望未來，如何系統性的找出全觀型治理的幹才，顯然是艱鉅的挑戰。大刀闊斧用人指的是，馬英九要脫離用人的小圈圈，更要唯「拚才」是問。為了不要重蹈用人不明的覆轍，馬總統思考內閣改組的問題，用人的價值觀也需要大刀闊斧的改變。
第一，首要考慮是任命「強將」，避免自我複製、自我設限。歐巴馬的名言是：「我強烈相信，個性鮮明的人會有絕佳的想法」。歐巴馬任用希拉蕊擔任國務卿，毫無疑問是一著險棋，但是希拉蕊表現非凡，讓歐巴馬國際外交虎虎生風。歐巴馬透過領導者之間的差異，產生建設性的衝突，雖然用人未必完全成功，然而用人哲學首重「幹練之才」，是絕對正確的。
第二、在制度性革命的前提下，組成「衝刺團隊」。我國和先進國家同樣面臨全球化、科技化、國際分工所造成的全球暖化危機、少子化、高齡化、貧富差距擴大、青年人失業率提高、政府財政赤字大幅提高、醫療保健支出大幅成長、金融危機隨時可能發生的現象，可謂危機四伏。相對的，台灣正站在中國經濟由世界工廠轉型為「世界市場」的第二次大機會點上，需要最強健的菁英領導團隊往前衝刺，同時不被攻城掠地的韓國丟在後頭。未來一、二十年的大陸服務業，將會像過去製造業高速成長的情形一樣，帶來無窮商機，但是需要整合型領導團隊來制定國家策略。
第三、政治人才篩選有道。積極面而言，馬總統在遴選人才之際，雖然需要注意學經歷，但更需要的是詢問候選人曾經做過哪一些具體的制度改革，曾經展現過何種過人的企圖心。舉例而言，如果不是工程會主委在選前就堅持處理高鐵沿線地層下陷的問題，十年之內高鐵恐怕只能通行台北到烏日。如果不是李鴻源具有堅定的專業知識，也就不會考慮建立公共工程的智庫，以便處理問題多如牛毛的公共建設。
消極面而言，遴選人才也可以採用歐巴馬用人的篩選機制，要求政務候選人先行回答六十三項問題，清楚交代專業背景、私人關係、財稅資料、訴訟關係、各項言行。如此就可避免任命之後常會發生的品德、倫理爭議。
馬英九總統可以從容思索：內閣改組及部會首長，是否能給台灣一個幸福的未來，開創台灣的百年盛世？畢竟這才是馬總統對全國人民莊嚴的承諾和歷史責任。也就是，只要候選人才沒有法律問題，任用「最優秀、最適當的人選」，才應是最重要的考慮，年齡、性別等等則不必多慮。（作者為台灣競爭力論壇理事長，中央研究院歐美所副研究員）
「韓國能，為什麼我們不能？」這句叮嚀，在過去十年中不知被提起過多少次；更早的時候，是「新加坡能，為什麼台灣不能？」也有媒體做過「愛爾蘭能，為什麼我們不能？」
當然，更多的時候，這個命題可被轉化成：「當中國都能，為什麼台灣不能？」譬如說最常見的批評是：大陸年輕人拚命探出頭，想在國際上揚眉吐氣，但台灣年輕人鎮日晃蕩，不知人生目標為何，只剩下「上課吃雞腿」這種純生物性的行動能量。
這些陳述已經太司空見慣、太政治正確，正確到我們不假思索，忘了應該用批判性的思維，好好來檢視。
第一個疑問是：為什麼「韓國能的」，台灣就一定也要能；換句話說：為什麼韓國（或任何剛冒出頭的「新勢力」）會是個問題？
第二個：「韓國能，為什麼我們不能？」這句號召，召喚了什麼？它對作為閱聽人的我們，意義是什麼？
其三：如果我們據此採取某些行動，到底是誰（隱藏在幕後）在我們的行動中得利？
當我們相信「韓國能，為什麼我們不能？」是個真實的恐懼，那也就意味著我們對「零和」存有著高度、甚至過度的共識——韓國贏走的，就是我們即將失去的。恰好的是，當下的台灣DRAM產業搖搖欲墜、TFT LCD岌岌可危，而它們的對手就是韓國企業。但我們別忘了：強調「經濟規模」、具備「排它性」的景氣循環產業只是眾多產業的一種，它天生便具備著往成本效率低的地方流動的慣性，今天即使不是韓國，也會有別的地區來搶走不效率台灣公司的地盤。我們何不想想，荷蘭人、矽谷人、巴黎人他們為什麼從不會有「ＸＸ能，我們不能」的喟嘆？
當媒體拋出「韓國能，為什麼我們不能？」的大問號，它召喚的是「重新團結」（re-united）的行動主義，畢竟在國際市場中「被擊敗」，是一種全體人民的「受難經驗」——被強國ＫＯ也就罷了，但被韓國此一早年的「後進國」超越、羞辱，孰可忍孰不可忍，吾人自當在生活場域重塑某種「臥薪嘗膽」的禁慾生活才是，據此，「大學生課堂上吃雞腿」就是一種極不得體、東亞病夫的行為。
然而，弔詭的是：當我們團結起來「面戰韓國」，卻恰恰遮掩了我們自身不效率的事實，也模糊了經濟世界中許多非排它性產業的繽紛圖像（舉例而言：好萊塢電影工業就是；只要有好看電影，你不會一年就看十部，一百部都有可能）。事實上，「韓國恐懼」論述的生產者、得利者恰是台灣最該被淘汰的人，而這個論述之所以有效，在於我們太容易被「集體行動」這一溫暖、熱血、淚光滿盈的奉獻儀式所吸引，它透露著我們一腳踏入「個體化」年代，一腳仍踩在昔日「集體化」意識形態裡的尷尬事實。
當你愈恐懼韓國的DRAM、中國的年輕人、印度的軟體業、泰國的設計業……，你就愈保護台灣失去競爭力的出口產業，愈壓抑「小我」的渴望，殊不知，這正是荷蘭人、矽谷人、巴黎人他們的文化產品秀異於世界市場的原因。
台灣真正該問的是：「為什麼蘋果能，台灣不能？」我們活用DRAM就好，幹嘛去生產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