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完丹麥導演拉斯馮提爾執導的《厄夜變奏曲》,和老公走出瑞典首都的維多利亞戲院。當時心中激動不已。同行的老公問我:你覺得導演所描述的是美國嗎?
天才馮提爾怎麽可能只單純指涉單一國家呢?我在心想嘀咕著。
“我覺得影片所指的可以是瑞典,丹麥或者世界任何一個角落吧。” 我說。
雖然影片最後所播放的美國剪影讓人不免有此聯想,加上導演本人相信解釋是多餘的,因此這部電影的探討内容便成了影片與觀衆之間的秘密,導演功成身退,不再置詞,讓觀者與畫面有了更多的對話空間。你覺得影片要說的是什麽,就是什麽。整個格調灑脫到一如影片的拍攝手法:地上畫條狗,這地方單名就叫“狗鎮”(Dogville);鎮上唯一的一條大馬路,地上斗大的寫著“榆樹街”,儘管這貧瘠的鎮上一棵榆樹也沒有。隨著演員舞臺劇般的表演,主題直接切入,更直接的把人性微妙的呈現在大家面前。
在開門與關門的假動作中,我們一再的被提醒著:這,只是一部戲,然而隨著馮提爾對戲劇情緒的掌握能力,我險些又要隨著他的影像飆淚了。
時隔不久,在馮提爾的祖國-丹麥,票房結果揭曉了。首映以來賣座結果相當的差,戲院的觀衆席竟然不滿五成。想來丹麥人英文能力應該不錯,看外語片的翻譯字幕應該也不成隔閡。推測和丹麥觀衆的看片習慣並無太大關係,此外在瑞典似乎也沒這麽冷清的現象。讓人不免與這幾年來丹麥嚴格的驅逐移民畫面串聯起來。當外國人已被幾近掃空之餘,丹麥人對移民局的滿意度也淩越北歐其他兄弟國(對於入境與護照管理的不滿意指數。挪威17%,瑞典11%,丹麥4%。根據政府清廉調查報告),丹麥可以說已關起門來,不願意再淌難民/移民這淌混水了。因此,即便這部新世界首部曲在有些人看來是對美國社會的映射,難説不是這幾年來丹麥社會變動所引發的漣漪。
兩週後,瑞典日報(DN)的全版影評也終於出爐了(刊載於10 月5 號的文化版K2)。標題為“我們全都住在這個狗鎮裏”(片名Dogville。直譯:狗鎮),文章不只把我一步一步地帶回讓我心臟緊縮的那些情節,同時也排除了影片的純粹反美意味,反而將北歐社會對移民的心態做了一番反省。
人,生而不平等。我想這是個無庸置疑的事實。在張揚人性人權的北歐,甚至中西歐,對於平等社會的努力國際社會有目共睹。許多北歐人到東南亞是不願意坐上人力車的,因爲他/她覺得這是一種殖民時代的剝削,一種階級的象徵。
在金融界工作的瑞典朋友說,他不贊同瑞典的大企業到第三世界國家,以極爲低廉的工資,甚至聘用當地的童工,進行後殖民時代的另一種“剝削”。基於好奇,甚至有點想挑戰他觀點的緣故,我問他:“但是這一份工作或許可以讓她或她的家人不必以身體換取金錢呢?”朋友說:“儘管如此。對我個人價值觀來説這仍是不對的,因此我拒買他們的產品。”
普遍來説,歐洲人的政治正確指數是相當高的,其中又以北歐人爲最。瑞典社會對於平等觀念的教育相當成功,不僅一般家裏絕少雇請傭人;外來移民甚至只需2年便能取得永久居留證(丹麥最近已改成7 年),在各方面也能享有和瑞典公民同樣的社會福利與醫療保障。但是實際觀察這個北歐社會,我們會看到一些共同點:這些移民(不論是第一,第二或第三世界國家)在自己的國家就算已有相當高的教育程度與工作經驗,甚至也能操一口流利的當地語言;在求職時,仍然有一堵無形的牆講他們區隔在外。留給他們的多是些清潔,教職,餐飲服務與看護一類的工作。除非個人的專業能力不在此限,才有機會走出這個框框之外。在文化與國家之間,讓異鄉人陷入這種不平等的因素,是祖國的經濟實力。而讓一個社群無法接納外來者的原因,則是對其他文化的陌生和不信任。
前幾天讀了瑞典文老師給的一篇德國版的白雪公主。話説當白雪公主在小矮人的家中醒來後,矮人們因爲同情公主的遭遇,有一段經典對話:“只要你願意幫我們洗衣,做飯,鋪床,打掃房子,就可以和我們一起待在這兒,遠離邪惡的皇后”。和《厄》劇一開頭如出一轍的提議不是嗎?但是美麗如白雪公主般的Grace卻有相當不一樣的一段遭遇。
當女主角Grace(由尼可基曼飾演)一如往常的踩過兩顆蘋果樹間的小逕時,一位女鎮民忽然叫住Grace並且告訴她:“你怎麽可以從樹間穿越過去呢? 這不是走道,你不能從這兒走的!”
“大家向來不都從這兒走過去嗎? 而且這小逕旁的圍欄不就説明了這是條通道嗎?” Grace雖然訝異卻客氣地問道。
“但是你並不是當地人啊。”鎮民冷淡的回答。
相當經典的一段對白。自此,劇情直轉而下。鎮民收起當初的援手,同樣的一雙手轉而掐住這個外來者的脖子。自大人到小孩皆對她施加了各種淩虐與屈辱。歸咎原因,是Grace這個身份在這個荒蕪貧瘠的小鎮上所代表的弱勢,更有甚者,也因爲女主角本身對人性及善的堅持,而讓自己一步一步地走入這個由衆人與自己所合導的試煉當中。
隨著劇情起伏,大家不免會想怎麽Grace 還不擺脫這些自欺欺人的村民呢?直到片尾當她的被黑手黨父親帶著一票黨羽出現時,我們才了解到原來Grace原來出身自如此的家庭,雖然她從頭到尾清楚的看著村民一步一顯出人性的醜陋與軟弱,確又想印證自己對善意的執念。
Grace這個角色讓我一走出戲院大門,便聯想到馮提爾鏡頭底下的其他角色;即「破浪而出」裏頭的愛密麗華生與「在黑暗中漫舞」碧玉,總結這三個角色都帶著一種天真及對愛的信仰特質,同時也為自己的信念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然而從訪談紀錄中發現,導演本人並沒有把這些角色賦予性別的區隔。馮提爾本人覺得《厄》劇中的Grace像是他對自己的期望,然而真實世界中的他卻比較像《厄》劇中的湯姆,帶著有仁無勇的性格;男主角湯姆在一開始時以正義之名施予援手,但是在如何延續善意時,才發現原來自己也是懦弱的。然而現代人大抵都屬於“湯姆”這一類人吧。
影片所探求的,可以説是:關於人從施捨中,所得到的自我陶醉與自我膨脹的情感需求。也可以説是對性善與性惡的臆測;或者說是,對人性過分天真的結果。此外,彌漫於大家心中另一個疑問:《厄夜變奏曲》所探求的是美國社會的不公嗎?
我不是專業影評,也沒讀過符號學。但是對我當下所處的北歐時空與社會環境而言,我想這大概是存在於世界每個角落的厄夜情節吧。
◎文章發表於時報浮世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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