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蒋介石曾孙蒋友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其祖父当年杀害中国人的行为坦诚道歉，并援引R.J. Rummel教授《Death By Government》一书提供的资料说道：“（据该资料）我曾祖父于1921年到1948年所带领的国民政府总共杀害约1000万中国人；……虽然杀人并不是我曾祖父亲手扣的扳机，但毕竟他在当时代表的是那个执行的政府。”…[详细]
Rummel教授的统计是如何做的？蒋介石政府真屠杀了1000万国人吗？
按夏威夷大学R.J. Rummel教授《Death By Government》一书统计，国民政府（China(KMT)）1928-1949年共屠杀了1007.5万人，在“20世纪大屠杀排行榜（Twentieth-Century Democide）”中位居第四，排在苏联和纳粹德国之后。但细读其统计依据，有诸多揣测之辞，数据价值有限。
按R.J. Rummel教授的解释，其大屠杀（Democide）指的是由政府主导的对民众的所有谋杀行为，种族灭绝、政治谋杀、饥荒拒绝援助、酷刑、集中营等均在其内，如其书名所示，包括一切“政府导致的死亡”。基于这一语境，R.J. Rummel考察了国民政府大陆时期的历史后，得出结论：“总而言之，从早期到他们（KMT）在大陆最终失败，民族主义者屠杀的无助百姓数量的范围，在不足600万到超过1850万之间，大概可以算作1020万。”具体数据如下图：
资料来源：R.J. Rummel，《Death By Government》 原图注：1、所有数字都是最高值和最低值之间的估计值，对尾数作了四舍五入。2、总数字里可能包括来自其他军阀的大屠杀的数据；3、“饥荒”部分数据指的是不包含在大屠杀范围内的部分；4、战争/暴动死亡数据仅指中国人之间的战争死亡人数”。
《Death By Government》一书第七章名为《10214000 Murdered：The Depraved Nationalist Regime》——《10214000人被谋杀：堕落的国民政府》，专门讨论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大屠杀”的数据。但其讨论并不严谨。其一，作者对“国民政府”存在的时间没有一个确切的界定，对其统治范围也没有确切的界定，更没有区分蒋介石主持的中央政府和不受控制的地方军阀政权，这种模糊化的处理，固然使作者在分析时省却了很多工作量，但同时也使其数据的可靠性大打了折扣。
其二，作者在数据的使用上所采取的，也是一种笼统的主观估算。据R.J. Rummel的论述，国民政府的“大屠杀”主要由三大块构成：1、源自意识形态分歧的国、共斗争；2、民生层面的“谋杀”，如大饥荒的不作为与反作为；3、战争层面的“谋杀”，如抗战期间暴戾的壮丁征募制度。作者没有立足于大量的史料占有，而更愿意用主观估算来讨论这三个方面的“国民党大屠杀”数据。譬如，关于意识形态方面产生的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屠杀”，作者认为：“根据来自共产主义方面的一份资料，仅在某个根据地分区，返回的民族主义者们（即国民党）就杀害1万多人，考虑到共产主义者们所占领的地区有超过1亿的农民，其人员死亡必然是巨大的，我估计它是120万，但即使两倍于这个数字，也不会令人惊讶。”再如，作者谈到了1942-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认为有200万到300万人饿死，还谈到了1943-1944年的广东大饥荒，认为有超过150万人死去。作者同时说，这些死者当中，无法确知有多大比例应归咎于政府，只能是一个主观判断。作者认为，“一半的比例，也就是175万-240万人的饿死政府应该负责，是比较合理的。”
这种主观估算很显然损害了数据的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数据毫无参考价值。举例而言，据蒋纬国编著的《国民革命战史》记载，抗战八年，国民政府共计征募壮丁13558493名，此外，“八年抗战各战区工事之构筑，军用道路之开辟，被炸桥梁之抢修，以及敌军可能利用之道路的破坏，先后所发动之民工，当在一亿人以上。”这些巨量的壮丁和劳役征发背后，隐藏着巨量的死亡。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蒋梦麟1941年7月给蒋介石的一篇关于兵役状况视察报告描述：“梦麟此次视察桂湘红十字会医务工作……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柴，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踯躅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二）在马场坪见一落伍壮丁……倒外街旁，以电捧照之，但略举目，已不能言语，翌晨死矣。（三）在离龙里县城一华里公路旁，牛前十时左右，见一大黄狗在一死壮丁左臂大嚼。……（六）黄平县长检得道旁卧病壮丁七人，送医院治之，死其六，其余一人病愈逸去。……（八）据镇远红十字分会长云：‘分会有掩埋队，见有死而暴露者，有半死而活埋者，有将死而击毙者。’（九）韶关解来壮丁三百，至筑只剩二十七人。江西来一千八百人，至筑只剩一百五十余人。而此百余人中，合格者仅及百分之二十。龙潭区来一千人，至筑仅余一百余人。以上所述，言之者有高级丈武官吏医生教员，所言大致相同。（十）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脸，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按蒋梦麟“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的比例计算，1400万壮丁，死于途中者将达300余万。这虽然与R.J. Rummel的结论——“Often only 10 percent of the conscripts would arrive alive”（通常情况下，只有10％的应征入伍者将活着到达）——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但也已足够说明当日的壮丁征募制度下给民众带去的沉重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