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未來20年~吳養春 吳養春跟隨玄奘、馬可孛羅的腳步尋找香格里拉：這是一個沒有框框的旅行，進入喜瑪拉雅山的最深處，尋找真正的香格里拉… ★讓生命突然增加一點點驚奇、一點點彩色，一點點從來未有的生命經歷與真義。 ★人生短暫，生命也短暫；面對精采、美麗的世界，唯有珍惜…。唯有把握…。

6,102愛的鼓勵 5訂閱站台

數十年來，我心甘情願地生活於委屈之中；到頭來，上天報給我以更長的歲月，使我活得自由，樂得乾淨！

邂逅大師
   追憶似水年華，多少事物如浮光掠影、鏡花水月，一抹而過，無可捕捉！惟，常駐我心版深處、印象鮮活地，盡是黃友棣教授的音樂。《杜鵑花》、《輕笑》、《黑霧》、《中秋怨》、《當晚霞滿天》、《問鶯燕》、《遺忘》、《美哉台灣》、《思我故鄉》…等等膾炙人口的雋永名曲，雖已經過數十年的漫長歲月，至今我還能琅琅上口，而難以忘懷。感謝黃友棣教授，讓我青春不留白！
   猶記當年，1970年代初，某個夏日的晚上，在恩師蓬靜宸教授（1925-1981）指導的合唱課堂上，來了一位風度翩翩的不速之客，長得頎長俊秀、舉止溫文爾雅；他就是黃友棣教授！在蓬教授之引介下，他對著我們這些稚嫩的音樂愛好者，扼要地闡述了音樂的道理，當然也做了一番勉勵！在熟悉多首斯人斯曲後，終能如願以償地親眼見到仰慕已久的音樂大師，親炙他動人的風采，我心中之雀躍，
可想而知。
   今年，9月初的秋日午後，在一個契機認識黃友棣教授義女陳麗枝女士。當天即在她的帶領之下，很榮幸地，在高雄市郊風光明媚的澄清湖畔之名剎—圓照寺，再次見到黃教授！他於4月份因微恙住院，剛出院不久！前後兩次與音樂大師偶遇，雖已時隔30餘寒暑，但歲月似未在他身上駐足；他仍如當年，剔透俊逸！談起音樂，興致依然高昂！屈指數來，與民國同庚的前輩音樂家黃友棣教授，已是年近百齡的耄耋老翁呵！正如他常提到的一句西諺“Count all your blessings, name them one byone.”（且把你曾經獲得的幸福，不論大小，逐一計算出來，便可明白，上天待你不薄！），他知福惜福，樂於助人，並孜孜不倦於樂教工作，致力於使人們奏得開心、唱得開心和聽得開心！由於長年「積福在天」，上天報給他以更長的歲月！使他活得自由，樂得乾淨。

全人教育的樂教觀
   我除了曾在音樂課堂上、合唱團裡大量接觸黃友棣教授的歌曲創作之外，為了瞭解他的音樂哲學，亦曾廣泛拜讀他的諸多著作，以深入他的智慧光輝之中！閱讀黃友棣教授愈多，對他愈是孺慕與敬仰！他常能見人之所未見、發人之所未發，對音樂教育方面的見識，尤具高瞻遠矚，可謂為「樂教先知」。人們在介紹黃友棣教授時，恆以音樂家、作曲家、演奏家、教育家、文學家、哲學家…等種種美稱加諸於他的身上。他卻謙稱：「我從事作曲，但並非專業；稱我為作曲家，我實在未夠份量。我經常演奏，也不是專業；稱我為演奏家，我也是未能及格。我指揮合唱，我發表論文，我登台講解；但也不是指揮，不是作家，不是學者；老實說，我只是一個忠誠的音樂教育工作者而已。」（黃友棣，《樂海無涯》代序：＜樂花朵朵遍地開＞）顯然，黃友棣教授所認定的最大榮銜，是從事音樂教育工作。他更指出要評定他的音樂成就，應將觀照面放在他的「樂教設計」與「樂曲創作」等工作層面。畢業於大學教育系的他，對於能將個體的身心陶鑄至均衡完美境界之「全人教育(Whole-Man Education)尤其執著，並肯定「音樂」是達成此種教育理想的最佳工具！
   由於從事音樂教育之故，我常多方汲取音樂教學新知與經驗，其中以於1969年間在坊間所購得台灣盜印本之黃友棣教授的《音樂教學技術》一書，助我最多！內中充滿了他對「全人教育」的卓越見解，對於音樂教學的論述亦鞭辟入裏！如今書皮雖已近乎脫落、書頁亦逐漸泛黃，但我仍愛不釋手！據黃教授指稱，此書之初稿係他於1934年在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系的學士畢業論文《中小學藝術課程之改造》。此論文，自1930年起動手寫作，當時他僅是個大學新鮮人。值得一提的是，甫年滿18歲的他，音樂學習剛起步、演奏及創作能力皆未臻成熟，卻已能洞見音樂、美術等藝術的教化力量，彰顯藝術與人文教育之價值與意義！
   中國的新音樂教育係起自清末民初的「學堂樂歌」課程，由留日學生沈心工（1870-1947）、曾志忞（1879-1929）、李叔同（1880-1942）…等人仿效日本的學校唱歌而推動、展開的，1922年起公部門陸續頒行各級各類學校的音樂課程標準，1932年起音樂課正式成為全國普通中小學校各個年級必修課程，1934年教育部成立「音樂教育委員會」，至此，全中國的中小學音樂教育始漸臻完善。對照於黃友棣教授的成長過程：他的中小學階段，正值中國新音樂教育的萌發時期，學校的「學堂樂歌」課尚屬試驗階段，是個選修課程；直至他就讀大學之後，「音樂」始被正式定位為每個中小學生的必備課程。因此，當時整個大環境的音樂水準可以想見！每個音樂教師只知道填鴨地將課本上的西洋音樂知識硬塞在學生腦海中，遑論去尋求各種前進的「音樂教學法」，甚至觸及「音樂的存在性與功能性」以及「音樂與其他藝術學科的連結性」等之人文關懷議題，獨有年輕的教育系學生黃友棣例外。
   出身文人世家的黃友棣教授，由於自幼失怙，家道中落，從小即在貧窮窘困的環境中，掙扎求存；其音樂教育的養成過程，自是相對地艱辛與坎坷。但他洋溢的音樂才華，並未被窮窘的生活環境所埋沒。10歲時在高小的「學堂樂歌」課上，即初露頭角，能無師自通地將老師教過的歌曲在風琴上以右手彈出主調、左手彈出和絃。當時他既不懂得正確的鍵盤彈奏法，也無任何音階概念，直至中學階段，才由書中學得完整的音階組織等樂理知識。除此之外，他還自我摸索學會了揚琴、胡琴、月琴、秦琴以及小提琴等多種樂器，並為了研究樂理、學習和聲、分析和絃和磨練視奏，乃在衣箱上鋪了紙張手繪克難鍵盤圖，以進行「心物合一」的訓練，而突破沒有鋼琴可實際操作之困境。大學階段，他為了學習鋼琴，更與幾位同學合租鋼琴放在學校的貯藏室裡，每天再利用夜晚課餘時，苦練至深夜。誠如俗諺：「只有貧困的人，才會同情貧困的人！」上述種種摸索音樂的迂迴、辛酸過程，引發黃友棣教授立志從事音樂教育工作，以協助世人順利進入音樂的美麗境界、充實人們的日常生活，以
音樂之美促進人們的生活和諧，運用音樂的力量鼓舞人心、振作向上。他思索「學音樂，為何而來」的問題，並動手寫出與樂教議題相關的學位畢業論文，跨入音樂教育研究領域的第一步！他認為古今中外任何偉大的藝術家，其真正的價值應在教育方面，尤應具有仁者的教育精神。優異的表演技術固然是藝術家不可或缺的成功要素，但技術面不應是藝術的全部。如同所有的傳道者一般，藝術家亦屬「靈魂的工程師」，能幫助眾人獲得快樂的心靈生活。雖然凡人常不堪生活之憂苦，但身為藝術家應「歡喜做、甘願受」，而不改其志。黃友棣教授乃
表示，一個藝術家若能貫徹自己的教育設計，就算只獲得微乎其微的成就，亦不枉度此生了！而這也
是他的音樂人生之真實寫照！
   黃友棣教授發現社會上有許多人，常予人病態的觀感：表情呆滯、動作遲鈍、不善言詞，甚至不知如何解顏；他乃決心運用音樂做為教育工具，讓大夥兒活潑起來，靈敏起來！他堅信音樂的節奏，足以使人變得靈敏與活潑；唱歌可以使人在唱與講的聲音裡，表現出內在的智慧；聆聽樂曲可以使人培養出「心靈的耳朵」；音樂活動可以改善人們的儀容與姿態。於是，音樂教育可將個體陶冶成具有優秀品格的人，乃屬「整個人的教育」，是完備德、智、體、群、美等五育的重要手段！
   黃友棣教授在其樂教設計中，頗多借鏡瑞士籍音樂教育家艾彌爾．傑克－達克羅士(Emile Jaques -Dalcroze,1865-1950)之觀點。達克羅士以創造「體態律動教學法」(Dalcroze Eurhythmics)聞名，此種教學法主要包括Eurhythmic（體態律動教學）、Solfège（音感訓練）以及Improvisation（即興創作）等方面，強調身體動作與音樂的結合，可以促進個體對音樂節奏的適度反應，進而使音樂概念化。黃友棣教授亦將音樂的學習，分為創造的經驗、欣賞的經驗以及官能的經驗等面向，並提出「節奏訓練」、「歌唱訓練」、「聽覺訓練」、「儀容訓練」以及「品格訓練」等五種具體作法。他與達克羅士均提倡在音樂教學中融入戲劇、舞蹈、美術等相關藝術，但若仔細比對，仍可發現兩人主張之落差所在！達克羅士較偏重於以適當的教學法將音樂教好；而黃友棣教授則除設法教好音樂之外，還特別加入「儀容訓練」以及「品格訓練」等教學項目，其最終目的乃在於藉著音樂 完成「全人教育」，使整個人變得更為美好！
   近年來國內正如火如荼地推動中小學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之藝術統整課程，可視為「樂教先知」—黃友棣教授七十餘年來所極力鼓吹、履踐之「以音樂訓練進行全人教育」理念的延伸！

大樂必易的創作觀
   1968年是為我國訂定的「音樂年」，黃友棣教授是音樂年主辦單位特別邀請來的貴賓，應邀來台講學兩個月。於是，他攜著才出爐不久的嶄新音樂創作理論—《中國風格和聲與作曲》，風塵僕僕地在台北、台中、花蓮和高雄等地進行講課。他的演講主題曾引起台灣音樂界很好的迴響，同時也出現部分反對的聲音，甚至有些作曲家還向他遞交戰書，舌戰一番！就我的印象，在我就讀研究所期間，當年曾與黃教授爭辯的其中一位師長，在音樂分析課堂上就直言不諱地表示對黃友棣的觀點不以為然。他認為黃教授所使用的作曲手法，拘泥傳統，歌曲深度亦不夠！當然，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對黃友棣作品或學說的非議，並非某人說了就算數，而須深入探究其思維之所繫，也就可以更公允、客觀地看待其作品！詞作家黃瑩曾指出，黃友棣教授的歌曲，講求字韻自然、協和而貼近人心，唱他的歌曲就非常舒服快慰！古人曾云：「理之所在，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黃友棣教授在創作如此舒服好唱的歌曲之背後，自有其深長的考量及絕對的看法，他一生奉行不渝的創作圭臬是—「大樂必易」，而其最大的出發點，是在於「教育」！
   基於藝術文化，若無創造，即無生命。黃友棣教授在其音樂教育論述中，極力主張厚植創造的力量，以培養更多的音樂創作人才。他還主張在教學中所運用或創作的音樂素材，必須凸顯「實踐的音樂」、「積極的音樂」、「集體的精神」以及「兼顧民族性和現代化」等要素。因此，他要創作的是人們在生活裡所需要的音樂，是有生命的音樂；並具有鼓舞精神、振作志氣、掃除頹喪，以及美化人生的積極性作用；且應多運用集體的方式進行音樂活動，如合唱、合奏等；還須注意作品的民族性、時代性，以及世界性。亦因此，黃友棣教授心目中的好創作必須能達成「音樂生活化」以及「生活音樂化」之音樂普及目標，而其前提自是「大樂必易」！
   「大樂必易」一詞出自《禮記‧樂記》，推衍其意係指價值最高的音樂並不全然是艱深晦澀的，卻一定是人人喜愛、易聽易懂的。亦即，此種音樂並非是「曲低」的低俗作品，但必是能「和眾」的好作品。就此，黃友棣教授曾言簡意賅地表示：「內容真摯，乃能成其大；外形簡樸，乃能成其易。這絕非虛偽而空洞的作品所能做得到！」他以「樂聖」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為例，認為貝多芬曾創作許多氣勢磅礡之大曲，往往建立在單純易懂的小小「樂旨」之上，因其單純，乃利於樂章開展；並因其易懂，而惹人喜愛。貝多
芬以＜快樂頌＞為主題（僅以do、re、mi、fa、sol等五音構成）所構成的第九號《合唱交響曲》，就是其中之典範，其真摯、簡樸之音樂，內涵所蘊含的，正是貝多芬所言：「來自心靈的，乃能進入到心靈裡！」
   以聖哲明訓—「大樂必易」為本，黃友棣教授創作樂曲的先決條件是「不致離棄大眾而亂唱高調」，因為「音樂是屬於大眾的」！在創作歌曲時，他特別重視詩樂合一的問題，注意字韻與音律是否協調，以使歌聲轉折更為貼切；為凸顯音樂中的民族色彩，致力於融滙調式和聲、古典和聲與現代和聲等各種和聲學理論，而非一成不變地運用西洋大小調的調性和聲；因此，他在實踐音樂民族化時所使用創作的手法有六，即：

一、用調式曲調，明示東方音樂的色彩。
二、用調式和聲，表彰中國詩詞的美質。
三、用對位技術，開展藝術歌曲的內涵。
四、用民族樂語，增強器樂作品的趣味。
五、用朗誦敘述，發揚語言文字的特性。
六、用串珠成鍊，擴張民歌組曲的結構。

   除為了追求其創作具有民族音樂色彩之外，還為了瞭解「調式曲調」與「調式和聲」的對應關係，且由於西洋教會音樂與中國傳統音樂俱屬調式音階構成，黃友棣教授乃不畏46歲之高齡，迢迢遠赴義大利求經，以解決是些疑難。他在羅馬隨教廷聖樂院卡爾都祺教授（Maestro EdgardoCarducci）徹底研習西洋和聲學、對位法之所有音樂理論，經過六年的苦學生涯，終於洞曉調式和聲的道理所在，建立起「中國風格和聲與作曲」的學說，並努
力實踐其「中國音樂中國化」之創作理想。在他以中國風格和聲為核心之創作生涯中，已產生了逾2000首的作品，所呈現的創作走向及類型可謂多元，如：「中國化的中國音樂」、「大眾化的藝術歌曲」、「高貴化的民間歌曲」、「藝術化的愛國歌曲」、「現代化的傳統樂曲」、「榮耀古代詩人的創作」、「音樂前賢作品的再創作」、「寓詩於樂的設計」以及「朗誦歌唱之合一」等等，皆可在其洋洋灑灑的作品目錄中尋得實例。為了讓他的創作理念更易於讓世人瞭解，黃友棣教授勤於著述。他恆將深奧的音樂哲理借以生活化的小故事闡明，因此閱讀其著作亦如演唱其歌曲般地舒服快慰。凡此，均是其「大樂必易」音樂哲學之充分體現！
   瞭解黃友棣教授的創作主張之後，再回頭檢視他的作品，就可以體會他的歌曲為何易唱、耐聽、卻不入俗的原因所在，而更能認同他想以平易近人的音樂貼近社會大眾之用心良苦！佶屈聱牙的音樂創作，乍聽之下，極可能唬人一時，卻不見得能經得起時間與聽眾的考驗！畢竟，藝術創作貴乎真、善、美，如此才能達成「音樂生活化」及「生活音樂化」之樂教目標，並更能豐富人生！

虔誠的祝福
   1987年7月，黃友棣教授自香港珠海書院教職退休，移居南台灣的高雄市，成為新台灣人，迄今已逾二十個寒暑！定居高雄後，他持續貫徹其個人所主張的「音樂大眾化」之樂教理念，積極為國內各合唱團編作合唱曲、為兒童編作舞劇、為佛教寺院編作新歌、為禪學會編作安祥歌曲…等等。他更將熱愛台灣的心，化為一個個的音符：例如，以台灣民謠為主題創作了《天黑黑組曲》、《採茶組曲》、《農村組曲》、《火金姑組曲》等鋼琴獨奏曲；編作客家歌謠合唱曲如《苗栗客家歌謠合唱組曲》、《屏東客家民謠合唱曲》…。最特別的是，他來台灣後寫了相當多意境深遠、禪味動人的佛曲，大大提昇了本地佛曲的品質，對台灣佛教界的貢獻，可說是，至為卓著；贏得「音樂菩薩」之尊稱！
   「助人者人助，福人者人福」，親生女兒皆在美國定居，但一向悲天憫人的黃友棣教授，在高雄的晚年，生活並不孤單。高雄人視他為「音樂國寶」，小心翼翼地呵護他的生活起居，尤其是佛教界人士。今年春天起，因他年事已高，體力漸衰，好友曉雲法師（佛教華梵大學創辦人）的第二屆學生的師長—高雄圓照寺敬定法師不放心他獨居，乃將他接到寺院裡照料。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視創作如生命的黃友棣教授，雖在寺院靜養中，仍勤
作不輟！無怪乎，與他同輩的音樂家李抱忱博士（1907-1979）生前曾戲稱：「黃友棣兄血液裡爬滿了音樂之蟲，不作曲就渾身發癢！」我到圓照寺探訪他的那天，看到書桌上攤開的正是一首草擬中的佛曲呢！臨走之前，黃友棣教授在贈書上為我題了一段勉勵的話，當然主題還是離不開他念茲在茲的「教育」，畢竟，終身重視樂教，是他這輩子不二的職志。
   曾有學者認為黃友棣教授的音樂人生，具有「邊陲性」的特質，所持理由諸如：他之非學院派的音樂養成背景、遠離京城而長年避居南方廣東省和香港之一隅、晚年避開首都台北而定居南端之高雄…等等。事實上，在黃友棣教授就讀大學的時期，中國各地並未普設音樂科系，且他僅志在教育，乃進入大學主修教育，音樂，只是藉以完成教育志業的輔助手段而已；基於土親人親之地緣關係，他活躍於南中國之廣東和香港；晚年亦純因眼疾之故，而遷居氣候乾燥的高雄。再則，他珍愛生命又樂觀豁達，並能順天應人，以「預防交給自己，健康交給醫生，生命交給上帝」之簡約方式養生。職是之故，黃友棣教授的豐采人生，因為他「有能力客觀地看待自己，所以就是與他人截然不一樣」！（借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的一句名言）他的一生所有作為是否宜以「邊陲性」來概括之，於斯可以窺見！本文主要從我閱讀、接觸黃友棣教授的著述及歌曲等有限角度切入。誠然，如聖哲般的黃教授之浩瀚學識以及對樂教之無限貢獻，實非我這枝禿筆足以盡言；若有未逮之處，尚祈他老人家見諒！最後，謹將他語重心長的題字內容敬誌於後，以與關心樂教的朋友共勉！也祝福太老師—黃友棣教授，
永遠健康愉快！
   該用樂教之力，為全民提高生活品質！在這混亂時期，更需要樂教的功力，為大眾提高生活品質，使樂教全部發展！
   然後，使全民生活得高貴化！
   祝福所有樂教同仁，為民族努力！
※後記：教我教育學的恩師饒朋湘教授(1992-)，於1940年代初期在廣東國立中山大學師範學院曾受教於黃友棣教授。當時中山大學師範學院，並未設置音樂系；但每個大一學生，必修音樂課程。最特別的是同時有黃友棣、馬思聰和王慕理等三位音樂名師在該校任教，而成為一時美談。由於黃友棣教授講課生動有趣，頗為叫座，每堂課，均有無數學生修習，一般教室空間常無法容納，因而轉移陣地到廣闊的大禮堂上課，其盛況由此可見！課堂上學生們唱著校歌、抗戰歌曲，他則隨機地以小提琴相和；師生共聚一堂，其樂融融！接近米壽的饒教授，至今還懷念著黃老師的音樂課；數十年來，他始終畢恭畢敬地對黃老師執以弟子之禮，師生之永恆情誼令人感動！（本文稿酬捐贈高雄圓照寺，感謝敬定法師對太老師黃友棣教授的無私付出與關懷！）（於2008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