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從北京瑞蚨祥及上海永安公司兩個商業機 探討清未到民國商業的改變
在有效的公司法(法律保障) ，開明的營商文化，公私擁有權的清晰界定，統一公平的會計制度，是現代商業的成功之道。然而，在傳統帝制下的滿清皇朝，仍有平民出身，建立跨地域，跨行業的大企業。筆者試從北京瑞蚨祥及上海永安公司兩個商業機構，探討清未到民國商業的改變。
四柱賬的瑞蚨祥
大約在1893年(清光緒19年前後) 在北京開設的北京瑞蚨祥京為例，以家族式經營的生意，財東是企業的擁有人也決策人，掌櫃雖然是管理層，但是是由學徒慢慢升起來，經由財東挑選，或帶有血緣關係的管理層，所以仍直屬企業的擁有人。
瑞蚨祥用的會計模式是老式的四柱賬，不是標準的成本會計賬目，財東把不同的項目分開記錄，大概可以知道每一年各頂目的支出和收入，但沒有折舊和撇賬的概念，所以對於總盈利支出的計算不準確，欠缺詳細的會計賬目有盈利，難以分攤股息。瑞蚨祥的資本需要長時間的私人累積，當時沒有類似現代銀行的專門機構，可以用商店及經營權作抵押，合法提供大量借貸。企業只可以血緣維持集團的擁有和經營，有如傳統帝制之下的中國皇朝。
中國傳統思想上沒有否定從買賣中獲利的合理性，皇權擁有國家、人民、甚至凌駕國家法律及商業的運作，國家對某些行業的壟斷經營，百姓不會認為不合理。由於當時沒有完整商業法保障企業的利益，與政府決策人和執政人的關係成為企業持續有效運作的先決條件，為了與當時的政府官員接觸和打好關係，孟洛川在發跡之後，捐了過江蘇侯補道，正式與當時官員交往。這種關係的成功，使瑞蚨祥在民國初年的軍閥割據中，在商界仍然長袖善舞，財大勢大。
在20世紀三十年代，瑞蚨祥已發展成為集布匹、綢緞、繡品、皮貨、織染、茶葉、首飾乃至錢莊、當鋪等眾多經營項目的商業王國。有30多家分號遍佈于北京、天津、瀋陽、包頭、上海等全國各商業重鎮。布在北京有東鴻記茶莊，瑞蚨祥總店 (也稱東號)，鴻記皮貨店，西鴻記茶莊，西鴻記綢布廟(也稱西號)。
在中國過去的成功企業，以瑞蚨祥的四柱賬會計賬目，雖然在晚清及民初的混亂政局，在有效的領導下，也可以大放光彩，形成跨市場、跨地域的大家族企業。但當這一代有效的領導退役時，公司的管理層承按，賬目就變得含糊不清。除非下一仕的領導者擁有與上一仕領導者差不多的抱負和勸力。這種情況，令筆者聯想到中國皇朝的歷代交接中，要把擁有權和管治權同時交接，困難度遠比分開交接或交托於不同的人或機構。瑞蚨祥就是失敗於擁有權和管治權交接，在孟洛川死後，家道衰落。
成本會計脹目的永安公司
香港永安公司(1907年)由華僑郭樂、郭泉、歐陽民慶、梁創、馬祖星、孫智興、歐陽品、容子榮等，合伙創設。於1907年8月開業，公司開始時已是合股形式，管理制度上也模仿英國的商業經營管理方法。雖然管理層有很多郭氏兄弟及親友，但仍會羅致有業務經驗的人加入管理層。企業是集體(沒有血緣關係)擁有 管理層和擁有權是可以分開，管理層便可以交由專業人士打理。永安公司有眾多股東合伙人，在1916年公開招股，成為公共有限公司，使用公平的會計賬目和派息計劃是吸引投資的必然選舉。
永安公司創辦的時候已經是合伙形式，其後上海的經營，有效的公司法規條，保障了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商業來往，使公司運作更加制度化。另外，在成本會計的賬目之下，使企業的賬目合符標準和統一，方便向銀行及市場融資。永安公司的快速發展，得力於當時銀行提供購貨賒借及股票市場集資，才可以短時間內籌集資金，平衡風險。
永安公司除以經銷百貨外，還經營悉尼永安果欄的貨物交流、華僑出國、回國手續、匯款及儲蓄。1910年在廣東開設永安銀號，1915年開辦永安水火保險公司1918年在香港開設大東酒店，1919年收購維織造廠等，業務多元化。由1907年開業，1919年合組上海永安，到1931年鋪面已擴大到30間。
永安公司則可以在郭氏兄弟的經營下，以小資本合股，以短時間內成立私營的大企業，執當時大企業百貨公司之牛耳。他的成功，是籍著有效的公司法和成本會計。在現代商業中，配售股份集資，分派盈利股息，得以短時間內籌得足夠資金，捕捉合適的機會，大大地擴張發展。
總結
兩個成功的企業，北京瑞蚨祥及上海永安公司，成就於領導者能看準當時的局勢，運用當時的政治及商業環境。民國商業的改變，在於現代營商工具的引進入中國。
商業法，現代成本會計，銀行融資，保險服務及貨幣是商業的工具。有效的成本會計，公開公平地分享盈利股息，可以提供標準的企業資產量度，使資金能短時間內匯集。方便的交易兌換單位(貨幣)，保障交易相方的利益，使買賣商業活動可能更靈活和快速。通用的會計制度，方便公司的合併、收購、平衡風險、擴張和結業。擁有權和管理權的分開，使公司的持續經營得到比較有效的延續，避免了擁有者的人為因數問題，使管理層成為「有能者居之」的格局。另外，隨著會計、銀行、法律等的專業團體的形成，使國家朝向社會精英領導。而一般工人、技術工人、專業團體及資本家的分化，使國家的人口漸漸走向階級矛盾，而政府又未及時疏導。
在清未的中國，政府沒有定下詳細的商業法，列明雙方的責任，保障交易雙方的權益，解決紛爭，要達成交易，靠關係和信義。商業上的融資以個人及田地為抵押，不能以商業的資產及經營權。四柱賬或流水賬會計系統，欠缺折舊概念，只有店內的每日現金數目不能反映出生意的實質盈利，不利企業擴張和集資，買賣和兼併，更不方便清盤結業。
沒有公司法，企業以家庭式經營為主，控產單位以血緣(祠堂)及地域性(會館)的組織為主。商業買賣貨幣以實質貴金屬的重量為計算單位，換兌面值的紙幣仍未在社會上被接受為儲存單位。
作為有遠見而負責任的政府，為了促進商業活動，很多不同工具(商業法、會計、銀行)，便會自然地產生 (透過學習、改進及進口)。最重要是執政的人有沒有決心和勇氣，把已然牢牢受控於朝庭的商業自主權下放給市場，甚至害怕專業團體及大資本家的形成，會削弱皇權。筆者相信執政者的決心和意向，是清未到民國商業的最大分別，這也是洋務運動失敗與中國80年代改革開放成功的原因。執政者對商業的壟斷及控制，是清未與民國營商環境中最根本的改變。
參考資料:
《上海永安公司的產生發展和改造》，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北京瑞蚨祥：典型企業調查資料》，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資本主義經濟改造研究所編寫，北京：三聯書店，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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