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榮幸能在香港做這次的演講，香港是我自己的城市，也是很適合談雜種和世界主義的城市。這個城市，在一百四十多年前，曾經包庇過一個清廷的通緝犯叫王韜，他在香港住了二十二年，以現在的標準早就算是香港人了，他在香港發表了許多言論，談世界大勢和中國自强之道，李鴻章之後，他是民間第一個提出變法的，香港學者羅香林甚至說沒有王韜在前，就未必有後來的康有為梁啓超變法維新運動。王韜是愛國者，卻也是他同代人中最早的世界主義者。下文我還會再說到他，並會提到世界主義也是中國思想當代傳統的一部份，並且與孫中山的亞洲主義和梁啓超的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可以互相補足。在這個中國崛起的戰略機遇期，大家都在反思，反思現代性，反思國族，反思中國自己的思想資源。我認為這個時候更有必要提倡一種經過反思的世界主義，以抗衡兩種我認為危險的民族主義。
我的題目是「雜種城市與世界主義」，我得先談雜種城市，然後再談一下多文化主義，才轉進去談讓雜種文化和多文化的存在變得有可能的世界主義，指出一種新的世界主義的面貌，和它與民族主義的關係，然後總結為什麼民族主義必須結合世界主義。這是個大題目，一個我認為是對當前中國和世界很重要的課題。我會盡量簡短。
雜種，hybrid，mongrel。
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
雜種城市
先說一下雜種城市。
艾耶爾(Pico Iyer)是個住在日本、在英國長大的印度裔美國籍的英文作家，他寫了本書叫《全球靈魂》，說世界上有一群這樣的人，飛來飛去，他們的文化是混雜的，這對我們香港人來說很好理解，因為香港本來就是個半唐番的地方，很多人因為工作或家庭的安排也經常飛來飛去，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在中國大陸出生，小時候移民到殖民地香港的人，歸化了加拿大籍，在英國拿MBA，加入了美國麥肯錫顧問公司，駐過德國法蘭克福、韓國首爾、印度Bangalore，現被派去中國上海。這樣的全球靈魂，往往是住在大城市的，生活習慣和文化取向很雜，還好，世界性的大城市，本身也是混雜文化的場域，既有麥當勞，也有越南餐館、印度餐館、墨西哥餐館，吃得到魚生、湯陰功和點心，可以看到好萊塢大片、港產片、歐洲藝術片甚至孟莱坞(Bollywood)歌舞片。世界越是全球化，這樣的人會越多。
艾耶爾認為最好的雜種城市是多倫多，那裡多民族多文化相處最好。可以說，所有大城市都有一定程度的雜種化，有些雜種程度極高，如紐約、倫敦，有些稍低，如東京、北京、伊斯坦堡，但大概也是該國家內人種和文化最雜種的地方。
如果說這樣的全球靈魂往往只是一小撮精英，代表著全球資本和跨國企業的既得利益，這說法也不完全錯，只是我們要知道這個精英潮也是很值得我們去關注的。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雜種城市文化有很多平民色彩的面向。就算多倫多也絕不是一個只有企業精英式全球靈魂才住的城市。
一種不一定屬於精英的交雜就是移民，包括非法移民和移民後裔在當地形成的少數民族多文化局面。另外還有异族通婚、外勞、留學、出國旅游和跨國文化交雜等。(當然，更有很多負面的交雜，如犯罪、疾病、環境污染、恐怖主義)。
現在中國發行量最大的電影雜誌叫《看電影》，是一本黑龍江的雜誌，裏面主要是介紹美國和香港電影，讀者遍全國，絕大部份是年青人和平民老百姓。互聯網對訊息的交雜更不用說。文化全球化大概是否認不了的了，不只是《哈利波特》在中國熱賣，也是金庸小說賣到英語、法語國家，十二女子樂坊打進歐洲和日本市場，北京畫家方力鈞的作品掛在巴黎龐比度中心。美國電視劇在東亞地區幷沒有多少大衆市場，電視劇比較區域化，韓劇《大長今》不只橫掃受儒家影響地區，而且在伊斯蘭的印尼和馬來西亞亦大受歡迎。
我們也可以說這些只是文化消費的雜種化，正如批評者說的把世界當作巨型超級市場，不過這也是很有意思的現象，而且消費雜種化在很多地方，特別是城市，已算不上是精英行為。
著名英語作家拉什迪(Salman Rushdie)是寫跨國雜種論述的一個代表人物。他在印度操Urdu語的伊斯蘭家庭出生，後歸化英國藉，他說：「 城市容許你成為公民，雖然你不是國民」。他 1989年出版的小說《撒旦詩篇》，引起當年伊朗的宗教領袖霍梅尼發出追殺拉什迪的教令(「菲特伍」fatwa)，在該教令一周年紀念日，拉什迪發表了一篇對雜種的禮贊，值得引用一段：「今日那些最吵嚷著反對撒旦詩篇的人有一種觀念，認為不同文化的互相混合將無可避免的弱化和摧毀他們自己的文化。我持相反觀點。撒旦詩篇歌頌雜配、不純、互相混合，轉化是來自人類、文化、思想、政治、電影、歌曲的新和不被期待的組合。它為雜種化而歡欣，幷害怕純的絕對…因揉合而改變，回連接而改變。它是給我們的雜種自我的情歌」。
雜種，就不是單種或純種，雜種文化不是單一文化，不是單一文化，就較有可能不執迷文化上終極的純正，故亦較有可能不對文化作出本質主義和不准質疑的理解，也就較不容易出現所謂原教旨主義。換個角度說，有了寬容，才有雜種。
美國學者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在《創意階層的崛起》一書內說，城市要推動經濟，需要創意階層，但如何吸引創意人才住到你的城市來呢？那城市一定要是個寬容的城市，寬容，才可能自由度高，才會出現文化多元化，這樣的城市才對創意階層有吸引力，而多元文化的交雜，更進一步的刺激創意。《華爾街日報》的資深作者扎迦利(Pascal Zachary)甚至寫了本書來說明，一個企業內，人種和文化的多樣化和雜種化，有利于創意和競爭力提升。不論他這個說法是否成立，但他有一個很好的觀察: 現在很多人渴求的是兼備「根和翼 」 ，根是指本地身份認同和本土文化傳統，翼是指去看世界和吸收外來文化，不再是一種純粹自閉傳統與無根世界的對立，而是既保留繼承下來的根 -- 所謂可以攜帶的根(portable root)，同時擁抱世界，幷各自作出混合以超越自己原來想像的自己。
雜種其實並不是無根，而是多過一條根，它的主體是複數的主體，它的身份是眾數的身份。譬如一些混血兒，他們往往比非混血兒更意識到自己身上的根源問題。一些移民的第二代也如此。他們在人數上雖只是少數，但却是這個越來越混雜的世界的集中表現 -- 其他人可能只是較不明顯和不自覺的雜種而已。
美國學者沃尔德伦(Jeremy Waldron)說，或許文化的混合是與文化的根源一樣歷史悠久，或許純正性與同一性從來就是迷思。
多文化主義
介紹了雜種這概念後，我要先談一下大家可能比較熟悉的多文化主義，這對我下面討論新的世界主義會很有幫助。
雜種是深層的文化混合，而不只是不同文化的並列。曾經有好一陣子，大家談到的多元文化，只注重了不同文化在一個國家內的並列共存，强調了不同文化的存在權利和承載者的身份歸屬性，即加拿大學者泰勒(Charles Taylor)說的「承認的政治」， 指在一個國家的範圍內，少數民族、女性、階級、宗教、世代、身體有不便者、不同地域居民、不同興趣團體、不同性偏好族群等，紛紛强調自己的特殊性，爭取保留甚至促進自己文化身份和生活方式的權利，形成了北美澳紐和一些歐洲多民族國家內的「多文化主義」，多元文化成了一種主義、一種立場，這場由那些國家的自由派和左派推動的多元身份認受運動，在過去的幾十年大範圍的改變了當地的社會風氣，並提升了不少人的權利、褔利和身份的安全感，以至後來當政的保守派也不能輕易否定。
但是一個國家內的多文化主義，因為强調身份認同，往往矯枉過正，僵化了差異，若推至極端更將出現不包容和原教旨的傾向，形成國族文化的分裂。為此，多文化主義惹來很多批評，除了保守派外，自由派也有人大不以為然，譬如，美國哲學家羅逖(Richard Rorty)在《成就我們的國家》一書中，抨擊這種強調差異的多文化主義，並主張提倡愛國主義和一些進步的美國主流價值。英國與荷蘭是歐洲最落實少數民族多文化主義的國家，但現在因國境內的極端份子的恐怖主義行為，該兩國政府也分別提出要境內少數民族遵從國族主流共識的“英國性” 、“荷蘭觀點” 。
然而，針對羅逖的主張，另一自由派學者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則在《愛國主義與世界主義》一文中提醒大家說，糾正多文化主義的，不是愛國主義，而是抱有對人類共同體更高理想的世界主義，她正確的指出，如果推到國際層面，所謂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其實就是多文化主義的變奏，只不過主體不再是某一國內的某一族群，而是國家民族。
的確，多文化主義對身份認同的强調，如果沒有世界主義的普世價值作為補充，推到極端就是國與國之間、族群與族群之間的互不相容。對文化相對主義者和西方多文化主義支持者來說，在多民族的前南斯拉夫解體後，或非洲的盧旺達，本來住在同一地區的不同族群出現種族清洗，是一個必須反省的歷史事實。這時候，有些論者認為應該重提世界主義。
雜種世界主義
現在我們再看看，雜種這個概念，是如何比多文化主義更符合世界主義的要求。
波斯裔印度學者巴巴(Homi Bhabha)就是以英文寫作，從左翼「後學」觀點，以雜種來一併消解民族、國家與多文化主義的論述建構。他認為大城市裡的雜種文化，是不能用單一的國族文化 -- 譬如說「英國」文化 -- 來說明，但也不能靠多文化主義或少數民族文化來涵蓋，因為這些都只談身份、風土習俗與原味，假設了先存的國族或族群身份，並帶決定論色彩，單向設定了文化只是這些身份的表達而已。用這些範疇來看大都會區的文化實況肯定是不足的 -- 當代大城市是一個人種、文化、生活方式不斷摻混的場域，它的文化是雜種的世界主義文化。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多文化主義思維，強調身份的多樣性，當時是為了破解強調身份同一性的國族論述，但因為兩者都是把身份放在討論的中心，結果都包含不了大城市的雜種世界主義文化。
雜種世界主義的文化跨越了國族疆界，既是傳統也是現代、既是東方也是西方、既是本國也是外國和跨國的，既是本地的也是跨域的，既是國內多數民族的，也是國內少數民族的，不光是多文化並列，而且互相混雜。
雜種世界主義是對多文化主義的改造，既重視身份認同，也歡迎溝通交雜。
我們可以看到在世界各地旅游的人，越是有這種多文化雜種世界主義精神的，越尊重和欣賞別個地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而不會以為自己的文化是唯一了不起的和正確的。除了老牌的世界主義組織如紅十字會、奧運會之外，現在眾多國際非政府組織，如無國界醫生、綠色和平，都可以說是帶著多文化精神的世界主義組織。新的思潮如環保人士强調的星球思維和發展經濟學裏面的社會能力發展觀，都是世界主義的，同時重視地方上的差异和資源。
甚至在西雅圖各地反全球化示威的人群，除了經濟保護主義者外，更多是來自各地的世界主義者，沒有世界主義精神，他們何必為了後代的環境或遙遠的發展中國家去反對經濟全球化。
瑞典學者汉纳兹(Ulf Hannerz)說：「真的世界主義首先是一種取向，即願意交往他者」。他強調世界主義是「對反差而不是對劃一的尋找」。
多文化雜種世界主義可說是新形態的世界主義，拒絕了各種原教旨、排他和文化沙文主義，消解了歐洲中心主義或其他種族中心主義，却是懂得欣賞特殊和本地、尊重各種社群、傳統、邊緣和弱勢文化。多文化雜種世界主義並非拋棄國族文化、傳統文化、地方文化、社群文化、特殊文化，而是從中吸收多過一種養份並作出不同的組合；並非追求一種抽象的世界或現代，而是有根的、有身份認同的、有嵌入性的，只不過不是一種而是承認了一個人可以同時有多種根、多重身份、多重嵌入。
或者可以說，今天的世界主義，是受過多文化主義洗禮的；同時，今天的多文化主義，也在世界主義的質疑下要自我修正，而大城市的雜種化既是成果也是催化示範。要強調的一點是，不論是並列的多文化或是混合的雜種文化，背後都需要寬容、開放、自由、交流、合作、睦鄰、和平這些世界主義價值觀。
沒有世界主義的支撐，城市的多元和雜種文化都會淍榭。
這就是為什麼我在下文要用很大力氣去談世界主義，並在這個民族主義復興的年代，談它與民族主義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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