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的一篇文章，轉載自中時電子報，人間副刊。
（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content/newscontent-artnews/0,3457,112007112500277+11051301+20071125+news,00.html）
零度水
作者：阿貝爾 (20071125)
哀鳴結束了，琴鍵起伏得更為洶湧。時間讓記憶變成了一根纖細柔韌的細麻繩，勒進了舊傷疤，勒到骨頭。
「我的一位朋友為情自殺了。」她在信裡告訴我，並發給我一曲叫「辯護」的音樂。她似乎有了某種預見。為我講述卡繆，講述卡繆對於自殺的觀點。
我感覺她的悲傷在漸漸變硬，像零度水。
我知道無論是誰，把自殺上升到理性的層面去想，都會是否定的。卡繆也不例外。活著是否有價值？忍受人生的種種折磨是否有必要？卡繆的回答是：生命的存在自然荒謬無理，人卻不能以自殺的方式告別。
「如果此生如病，那麼我們重要的不是治療痊癒，而是與自己的疾病共存。」
那個寄給我音樂的人像是從卡繆的回答裡獲得了清醒。
他屬於早熟。總愛在喊「起立」的時候伸懶腰，把胳膊伸出去，把手張開，碰同桌的乳房。同桌發育得還不是很好，胸脯剛開始有些輪廓。碰到了，他裝著無意，並不立即收手。整個初中二年級，他都坐我前排。他的同桌是個苗條瘦弱的女生，也敏感，每次都會羞紅臉，不敢抬眼，顯得無辜。
我能猜到他背地裡還做了什麼，因為青春期。我自己也正做著。
他帶我去他家吃梨。郊外的果園。一梯梯的黃土地。他家前院是梨，棵棵高大，要爬上去得費很大的力。
他扔給我一個手抄本看，就上樹摘梨去了。我接了他扔下的梨，邊啃邊看手抄本。梨是好梨，熟得剛好，甜，水分充足。顏色也剛好，青裡帶黃。我坐在一輪廢棄的磨盤上，梨水從嘴裡滴下來，打濕了手抄本。
那個手抄本叫《少女之心》。
我記不得我吃了多少梨，滴下多少梨水。
他當兵走的時候，見過他那個靦腆的同桌。她轉告我，他當兵去了。
我是一個思想時常陷在「死」裡的人。死之於我，猶如燈之於黑夜。
很小的時候，我就時常看見死，江邊的跳河鬼，門枋、樹上的吊死鬼，拖拉機輪胎下的短命鬼……死不只是硬邦邦的屍體，也是棺材、花圈、紙錢、長孝和嚎啕，也是墳墓、香火和刀頭，甚至包括墳墓四周的野草和灌木。
我從晴朗的夏日的午睡中醒來，忽然想到死，我個人的死。我掰著指頭計算著我的「餘年」，和可能的死亡的年歲，六十、七十，甚至於二十、三十。我看得見窗外明媚的陽光，鍍金的櫻桃葉。屋子裡亮晃晃的。竹稍在晃動，頭頂的亮瓦忽暗忽明。聽得見風吹過屋頂的聲音。每每那時，我便會感覺時間在萎縮，甚至空缺，幾十年變成了一天。雖然躺在床上的我還是一個少年，領受到的卻已是暮年的惶然。 他在我教書的小鎮上找到我，躺在枇杷樹下看星星。他正在被人追殺。他開車軋死了兩個人。八年了，他當了汽車兵，他退伍了，他結婚有了兩個女兒。我一無所知。他一聲接一聲歎息。他沒錢賠償死者家屬，公司開除了他，老婆向法院遞交了離婚訴訟。
已是冬天，枇杷樹不剩一片葉子，從光禿禿的枝條望過去是寒冷的星宿。他說他也不清楚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天下著雨，路很濕滑，方向盤、煞車連同他的腦殼一起失了靈。在成都北門外的天回鎮，滿載木材的卡車過了石橋便直衝衝地駛向了街邊的貨攤。
他說到命，且說這命是我早先給他安排的。我納悶得很。他說我初中二年級的時候寫過一個小說，寫他初中畢業沒考上高中，當了汽車兵，回來開汽車，軋死了人。我在記憶裡使勁搜索，可一點印象也沒有。他從棉襖裡掏出一疊稿紙要我看。
我在街邊一家小酒館請他喝了酒。兩個人都喝得一塌糊塗。他高大英俊，內心卻細膩軟弱。我借著煤油燈的光亮看了那疊稿紙，是我的筆跡，情節也確是那樣。
天很黑，窗外像颳起了風，煤油燈被吹滅了幾次。
他淚流滿面地和我在小鎮的午夜告別。他不聽我的話，強著走了。風從扁擔街的東口灌進來嗚嗚地哭。
他的哭泣無聲，只是流淚。
我不知道我的抑鬱是與生俱來的，還是來自那些午睡之後的冥想。它們到來的時候，總是攜帶著長長的黑暗，像後來那些走近我又離開我的長裙，連幾個鈕釦的光亮也沒有。一個禮拜，或者更長時間，它們把你悶在石油裡，讓你漂浮，讓你沉，讓你聞它們的氣味。你看上去是自由的，實際上已經被沾黏，被束縛，它們不給你安全感，不給你平靜和希望；你除了感覺破落，便是感覺到好不容易積蓄的一點點溫暖的流失──你低估了石油的吸附力，它們像一萬隻蜘蛛或蒼蠅的嘴。
我總是在閱讀時著迷於書中人的生平，即便是從世紀初活到世紀末的高壽者，在我的感覺中也是朝生暮死。時間像野草，生命也像野草，剛才還是嬰孩，轉眼就是如花似玉的少女，再轉眼又是憂心忡忡的中年。野草一下子就乾枯了，荒蕪的時間只是牆腳的一捧灰燼，只是乾涸的河床，它的裸露讓時間失去流動，讓我們的目光慌亂。生活的細節非但不能挽留他們有過的時間的真實長度，反倒把本來寬餘的時間襯托得只剩幾條潦草的線段。我必定是要拿自己擁有過的時間去比照。1969，我4歲。 1976，我11歲……1989，我22歲，在一個小鎮的葡萄架下承受精神的崩潰。2002，父親的病故，讓我經歷了最具體的死。2030呢？2055 呢？我已經習慣了向後去看人生，雖然後面是衰草連天。我著迷於那些衰草。我向後看見了廣大和幽深的衰草，比柏拉圖和莊子還要久遠的衰草，那些遮蔽在早已褪色的草叢裡的腳印縮短了我和遠古之間的距離。都像是發生在昨天，岩壁上的圖騰，黃土裡的青銅，火燒灰裡的燕麥……還有那些未留下任何痕跡但我們完全想像得到的美妙的性事。甚至都像是發生在一霎那之前，就像你剛剛潑灑在地板上的水，留著大片的濕跡。
在擁擠的水果市場被他拉住。他指指地上的桃，說他在賣桃。又指指蹲在桃邊的女人，說是他的女人。
「不是我們的同學吧？」
「不是不是，比我們高一個年級，初八零級的。」
女人沒說，他在說。女人看著我，笑得很大方。女人矮，臉蛋也不漂亮，已經出了老相。
是個桃子爛市的六月，夜晚剛下過雨，水泥地有些泥濘。太陽很乾淨。在乾淨的太陽裡賣桃看上去是一件很美的事。兩山桃就堆在地上，下面墊著塑膠布。一山是篩選出的好桃，一山是選剩的次桃。
我不知道他是如何逃過那一劫的，但他肯定的是逃過了；看他壯實的身體，看他紅潤的臉膛，就知道他早已過上了安康的日子。對於我，他過去的那一劫是一個謎，一個有著無數細麻繩一樣的細節纏繞的謎。也許細麻繩上還沾著血，還裹了什麼致命的病毒。
我把他拉到一邊，想問問他，話到嘴邊又嚥了下去。畢竟是他的傷疤，摸著或許還會疼。我們寒喧了幾句，皮鞋上濺了很多泥。他女人給我裝了一大袋桃，要我拿回家吃。我不肯收，要他們留著賣。他說，桃爛市了，賣不到錢。
我提著桃擠出人群，他又跟了出來。他告訴我桃是他女人種的，他是幫她賣，他在銀行開運鈔車。
以後，我每年都要遇見他幾回，不是在街上，就是在城外通往他家的路上。他騎自行車，或者步行。看見我，總要從自行車上下來，走過來說幾句話。但都是無關痛癢的話。要是順路，他就一直推著自行車，直到分路。我的感覺是變了，他變了，他把他的心遮掩了起來，只拿客套來對待我，而且他的心是有深度的。
我懷念初中時候的他，懷念那個趁喊起立伸懶腰去摸同桌女生乳房的他，我甚至懷念那個躺在枇杷樹下一聲接一聲歎氣的他。
記得那一天，我在燈具店買吊燈，看見銀行門前排起了長隊。燈具店老闆告訴我，那是在買紀念幣。老闆拿了他買的紀念幣給我看。紙幣，桃紅的顏色，紙張和圖案也都有別於普通紙幣，且多出一行文字和一小塊錫箔。
我跑去排隊，輪到我的時候卻沒有了紀念幣。正當我有些怨忿的時候，他來了。他按著喇叭，把車停在大廳外，提著一捆紀念幣走進來。他看見我，依舊是那種笑，木木的。知道我也來買紀念幣，他叫我在外面等著。那是個陰天，午後的烏雲壓得很低，像是要下雨。我站在大廳外面一邊等一邊望天。又見到他，我希望烏雲間能裂開一道口子，傾瀉出油菜花一樣的陽光。
目睹過一樁樁突如其來的死，我變得更為脆弱敏感，也更為警惕。因為死亡，我質疑過生命，否定過時間。從很年輕的時候開始，我一次次答著自己為自己設計的選擇題：石頭、河流、豬、狗、兔子、鳥兒和樹木……我早先的答案是鳥兒──因為自由。而後選擇了石頭──因為無知無覺，因為不死。僅僅要乾淨，我選擇植物，比如山蕎、燕麥和樺樹。要長久，我選擇松柏、海龜或槐。但凡生命總有死。選來選去，還是發現做人最有意思，因為意識，因為審美，因為歡愛。
二哥年輕的時候「神奇」得很，誰與他交往甚密誰便夭折。林兵，二哥初中時候的密友，一個奶油小生，可愛得像個靚妹。他每次走進我們家大門，我都會感覺到一種柔情與光芒。因為他倆，我們家與林家都有了至親般的往來。有一天，二哥告訴我林兵死了。他幫一個熟人開拖拉機裝水泥，開進了涪江。死之前他時常開了汽車往我們家跑。徐剛，二哥高中時候的密友，好得天天在一個飯盒裡扒飯。畢業前跟二哥到我們家吃魚，結果被魚吃了──在涪江裡游泳被水沖跑了，連屍體也沒找到。很多年，二哥跟拖拉機手胡玉國形影不離，因為偷雞還一起蹲過拘留所。沒想到，開了半輩子拖拉機的胡玉國死在了拖拉機的輪胎下面──他的拖拉機壞了，搭別人的拖拉機上街買配件，打盹栽了下去，後輪恰好輾在腦殼上。
身邊很多的死擠在一塊，也像石油，讓你窒息，讓你很難找到自由呼吸的空間。它們擾亂了你的審美，打亂了你的理性，掠奪了你的安全感。我知道，人是明白死而到死也找不到對付死亡辦法的物種。老子？莊子？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除了莊子自己，誰真懂莊子？除了老子本人，誰真認得老子？所有宗教都是拿來對付死亡的。結果只能是自慰器。死是生的Ｂ面，有生便有死──關鍵的是，一個人無法消除他的生??除了自殺。
看多了身邊的死，我不再認為死都是別人的。死也是自己的，雖當下不是，當下卻是對死的排練。
2002年正月初九，我進城去為病故的父親預訂花圈。沒想到在花圈店看見了他的名字。是他的名字，一筆不差。花圈立在門外，輓聯飄飛起來又垂下。我的血液一下子聚到了頭部。
「邱明倫，是哪個邱明倫？」我問正在忙碌的店主。
「木泥城的。」 店主說。
我感覺腦殼之外的部分全都沒了知覺。
「是在銀行開車的邱明倫嗎？」我不相信是他，我希望只是一個與他同名的人。
然而是他。他死了。不是車禍，不是械鬥，不是急症。是為情喝了農藥。
他愛了一個別的女人──他裝著懶腰去碰的那個同桌。他當年過那一劫，也全仗了她的說明。我不知道他和她到了一個怎樣的境地，但我能夠想像他們的感情與身體早已淪陷，而且隨同淪陷的還有他的家庭他的全部生活。「我們的生活不是生活」，里爾克的這句話就是對他的寫照。他有一米八的個頭，有一百七十多斤的體重，從肉體看，他是一輛加重車，但是他的靈魂是很柔弱的，而且自閉。他有著怎樣的身體就有著怎樣的黑暗。他有一個善良能幹的妻子，有兩個聰明漂亮的女兒，有一百隻乖順的羊；他也有一個情人，一個救他於患難的情人，一個放在天平上分量毫不亞於妻女和羊群的情人。
他別無選擇。
我在反覆響起的「辯護」裡完成這些文字，完成他，完成對所有自殺的超脫。
哀鳴結束了，琴鍵起伏得更為洶湧。時間讓記憶變成了一根纖細柔韌的細麻繩，勒進了舊傷疤，勒到骨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