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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你一覺醒來，你的家被劃定都市更新；有一天，你翻開報紙，你家旁邊的土地標了天價，你再也很難換屋。曾幾何時，我們的土地，變成了別人的豪宅。當薪水不漲，房價節節攀升，我們該向誰發怒？要如何抑制炒地、炒房？

怪象：十年的房子被都市更新

趙醫師：我沒有什麼條件，只是房子不要拆

對台大醫學院畢業，太太還當過衛生署高官的趙醫師而言，活了七十年，從來沒有這麼弱勢過。兩年前，一位陌生人找到他板橋的診所說，相中他仁愛路杭州南路附近的房子要做都更。「我的房子蓋好才十年，兩個小孩住的好好的，根本沒興趣，就不理他。」之後，他收到說明會通知，也都沒去。

直到有一天，他收到通知，十年新的房子已被台北市政府以「建築物因年代久遠有傾頹或朽壞之虞、建築物排列不良或道路彎曲狹小，足以妨害公共交通或公共安全」劃定更新。

過了沒多久，他又收到建商的通知，知道自己雖然沒有出席說明會，但「在律師的見證下，已被代抽，分配到後棟六樓，與地下第六層的車位」。原本幽靜的生活環境，突然變成二十八層住商混合大廈裡的二戶。趙醫師這才知道，即使沒有他同意，五分之三的鄰居就可以決定他的命運。而他的房子，關係到面積可否達一千五百坪，建商能否拿更多容積獎勵。

「我已經老了，根本不在意賺不賺錢，我沒什麼條件，只是想保住自己的房子而已，」已經退休的他，為了保住自己的房子，第一次變成陳情人。在會議上，他得以陳情三分鐘。

怪象：市價兩千多萬，建商估價只有八九六萬

機車行老闆彭龍三：我是用肉身在擋推土機

彭龍三用他指縫間有著油污的手，翻著手上一大本一大本的都更資料。第十年了，從民國八十九年，位在捷運永春站旁的機車行及二樓住家，被政府劃定為都更區後，彭龍三生活從此大亂。

彭龍三是住在這裡的第三代，當年阿公從新竹走了三天三夜落腳到台北當佃農，靠著耕者有其田翻身，分到土地。到了父親這一輩除了種田，又開了機車行迄今，一家人吃穿都靠這間店面。

新設計，都更建商分五一％，地主住戶分四九％，他原本二十二坪的店面，都更後只分到十五．六坪，與補償金一八○萬。很難再開店，一家居住空間也變小。他更氣的是，目前市價兩千多萬的店面，在建商五年前的估價裡只有八百九十六萬。他不平，向政府索取估價報告，卻不行。

負責該案實施的森業營造建設開發部經理李政道說，這個案子是九四年送的計劃，當然是以當時的估價。目前森業和彭龍三正在相互提告中。

彭龍三感慨地說，住戶陸續都遷走了，加上漫長的抗爭，老社區已經瓦解了。他的生意也大受影響。「我知道，這個案子拖最久，推土機要推，我們一定是第一個，我是用肉身在抵擋推土機，」他說：「但我要保住我的家。」

怪象：綠地消失，豪宅聳立

作家古蒙仁：此生已註定無望

三月底天母聖道兒童之家的標售，被譽為天母新地王的誕生，作家古蒙仁憤怒地在報上喊出「此生已註定無望」。三十年前，古蒙仁從大直一直找到天母，看上天母到處都是綠地，矮矮的台銀美軍顧問團宿舍，低密度開發的特質。許多天母人都跟他一樣。

但這十年，天母的天空快速被遮蔽了，先是《中央日報》被標走，蓋了三十層的大樓；士林紙業也蓋起來；天母公園旁的台銀宿舍全被買走，現在都在蓋一棟又一棟三十多層樓的豪宅：「我不知道為什麼都市計劃沒有限制高度，現在走在天母會覺得自己好像走在曼哈頓，到處都是摩天大樓。」

古蒙仁只有一間房子。對他而言，房價上漲毫無意義，他不可能賣掉，因為賣掉之後，就再也買不起了。「對土地問題，政府一點因應對策都沒有，我真的很痛恨政府沒有一點社會正義，沒有一點作為。」

每個人都該有一首屬於自己的心曲。曾幾何時，台灣中產階級的心曲，因為土地，正慢慢地變調為一首首無奈、憤怒與絕望的歌。

連前中研院長李遠哲，上週末都在建商好友的慶功酒會上說，「現在台北的房價高得連中研院士都買不起。」影響所及，連中研院想請海外學人回國擔任院士，他們都因買不起房子而拒絕。

三月二十六日，二十一年前帶領群眾夜宿忠孝東路無殼蝸牛運動的李幸長，再度與群眾走上街頭。

「政府只會徵詢企業大老、建商公會的建言，從未聽聽大多數想有個住所安身立命百姓的心聲，更未曾對中下勞工、弱勢族群的房事有過關愛的眼神，因此我們只好自救，集結公民社會的力量，讓總統馬英九、行政院長吳敦義正視我們這些『庶民』的苦痛，」無殼蝸牛聯盟聲明：「年底要用選票表達憤怒。」

吳敦義卻回應，房價是市場供需決定，台北精華區房價，「我沒有能力也不該打壓。房地產是火車頭工業，現在好不容易有點火苗，要是打下去，全民經濟會『down』下來。」

地價、房價狂飆，真的是一句「供給與需求」就能解釋的嗎？為什麼從老醫生，機車行老闆，到作家，這些原本不是弱勢的人，都這麼憤怒？

建商用這麼昂貴的價格去標地，為什麼不趕快開發？事實上，建商養地的手法全都符合法令，「我照你遊戲規則走，你不能講我囤積土地有錯。關鍵是政府要有作為，要逼得地主受不了，一定要開發，」宏大不動產鑑價董事長卓輝華說。

土地稅制，是縱容建商囤地、囤房的主要元兇。從建商的「養地」水位，就可以發現台北市的土地供給並未如外界所言緊俏。

財政部出身，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協理吳金終說，在先進國家中，大概就屬台灣的土地稅制最為落後。

台灣一塊土地有四種價格，除了市價，三年調一次的是公告地價；根據公告地價上下二成的申報地價是課地價稅用的；公告現值是課土地增值稅用的。「就連大陸課土地增值稅都是用實際交易價格，」吳金終批評，台灣所得稅、營業稅都現代化了，只有土地稅都不動。

全世界最落後的土地稅制

台灣的房屋價值，也有兩個。市價之外，房屋稅則是根據各地地方稅捐稽徵處評定的「房屋構造標準單價」。這個單價已經二十七年沒有修改，立委賴世葆曾估計，目前一平方公尺四五八○元的單價，只有實際價值五分之一。

價格不透明，房地產交易因此也怪象叢生。卓輝華直言，在台灣，不少房屋買賣簽三份合約，一份是「公契」，提供政府單位報稅用；「私契」，雙方真的買賣用的；還有一分「假契」，銀行貸款用：賣一千萬，寫一千三百萬，跟銀行借個七成，全是靠貸款買房。

政府也有建停車場減免地價稅的優惠，囤地成本更低。

台大城鄉所教授華昌宜直言，台灣的土地稅制關鍵不在稅率不高，而在稅基。台北市公告現值最接近市價，但也是打七折；公告地價更是只有四成，導致台灣的土地稅、房屋稅率表面高，但是加總實際負擔，只有美國的十分之一。「台灣的空屋、空地持有成本太低了，大家都把房子當黃金一樣買，有錢就買了放在床底下，」他形容。到底台北市有多少空屋，這個數字卻無人知道。

吳金終說，當年是因為支票匯款不發達，都用現金交易，查緝不易，為了避免爭議，才權宜用公告地價或公告現值。現在二十一世紀，誰買賣房子是用現金？要掌握交易價格一點都不困難，問題在政府要不要改。

建商囤地居奇  還給獎勵？

「囤積大宗物資是刑法，要抓去關；為什麼囤土，這種沒辦法進口，又稀少的民生物資，我們還要幫他省稅、給他獎勵、還借他錢？」國家資產搶救連線成員張維修憤怒。

房地產價格的資訊黑箱，讓國有地標售背上「助長房價炒作的黑鍋」。新任國有財產局長張佩智解釋，國有土地的標售的確和房地產景氣連動緊密，但應該說標售創高價是高房價後的結果，並不是導因。

對於建商常以「台北市已經沒有土地」作為抬升房價的理由，張佩智更是不以為然。他以去年國有地的標脫率為例指出，台北市僅有四四％，也就是整年度有超過一半的台北市國有地乏人問津，而中南部更是僅有一八％。「講穿了是建商聰明，利用標售土地的資訊來炒高他的土地行情，」張佩智說。

「其實台北市的住宅區土地一直以來都是足夠的，」宏大不動產鑑價顧問董事長卓輝華直言，只是有人會去炒作，說土地不夠，所以價格才會飆漲，「說土地不夠都是騙人的！」

土地之怒３：法律只保護懂法律的人

資訊不對稱，市場就會失靈，這是經濟學的ABC。不斷降低門檻的「都市更新條例」，讓處於資訊弱勢的小老百姓連自己的家園都保護不了，成為新土地之怒的來源。

在國外，長期應可抑制房價的都市更新，在台灣反而已造成中古屋房價上漲。

「政府對於都市更新的宣導是錯誤的，之前都是強調蓋新房子賺錢，問題是，利益是對建商而言，對想要住在原地的民眾來說，關鍵應該是重建家園，」 第一銀行都更部李振祥分析：「我常跟找我問都更的人說，你要創高價就去找建商，建商才有能力蓋豪宅。問題是蓋了豪宅，反而會把你趕出去！」

李振祥分析，不算開放空間與停車獎勵，光靠都更，台北市可以拿到三成容積獎勵，台北縣可以拿到五成。簡易來說，一旦建商要分超過三成，住戶的居住面積就會縮小。

政府宣導都更一開始就教錯重點，強調會賺大錢，導致不能賺大錢的地方，即使最需要再生，也無人聞問。台北市都市計劃委員、總統馬英九住宅的建築師張樞直言，台北市政府第一期劃定的三十多個隅陋地區，是在大同、萬華，但這幾個區都沒做，市政府也沒錢自己做。

後來開放建商與民眾做，結果都更都出現在房地產好的地區，文山區最多，其次是大安區，變成有房價，才有都更。

政府打建商主意，想用民間的力量，讓市容快速變美。但建商要賺錢，民眾要不吃虧，換新屋，成本就由全民買單。

都市更新委員張樞說，本來老房子換新房子就已經是賺到了。但台北的地主不但要房子不比現在小，甚至更大，至少有一個停車位。拆房子要賠償、搬家費及出去租房子的租金都要建商負責。「為了要滿足他，加上建商的利潤，都是用全民的容積來造就，」總在委員會上扮演黑臉，不怕得罪建商的張樞，說出了容積獎勵背後的無奈。

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執行長丁致成也批評，台灣地主真的很難搞。在日本，絕不會發生住戶與建商私下見面的事，因為在日本社會去私下索取自己的利益很丟臉。但台灣民情卻非如此，恨不得自己拿最多，才有本事。

都更完全是利益導向，但卻能戴著整頓市容的公益皇冠拿優惠。住戶想發財的私利，容積率卻要市民買單。加上台灣政商共生的全力助攻下，「都市更新條例」成為立法院修法最頻繁的法案之一。十二年修了七次，今年還要修第八次。

根據律師蔡志揚整理，民國九十二年，立法院修法放寬協議合建的門檻，由原先百分之百的住戶同意，降低為八成。民國九十四年第三修，將原先都更區裡的公有地，應該要權利變換（分房子）的規定，改為建商可以用現金買。民國九十五年第四修又放寬，公有地建商有優先承購權，可不用標，直接讓售。讓售價多是公告現值，遠比公開標售低許多。

這個都更與畸零地讓售的漏洞，直到國有財產局兩次遭到搜索，前後兩任副局長遭到起訴後。去年初才被堵住，才半年，公有地參加都更採讓售降低一半。

現在，「都市更新條例」已經送進立法院進行第八修，對住戶更加嚴苛，一旦通過，如果反對都更者只有五戶以下，可出動警察，來驅離民眾。民眾可以看的公共展示期，要由現行三十天縮短為十五天。

「公權力早就該介入了，大家都把目光焦點放在陳情人上，這樣對更多等著要住進新房子的都更住戶公平嗎？」一位專門從事都更的建設公司總經理有不同的看法。

將八修的都更法，對建商又更加寬限，一旦都委會通過都更案，實施期可由一年直接延長到六年。「不讓人民看，卻讓建商可以先圈地再說，」張維修解釋其中的不公。

多位都更自救會成員都批評，台灣的都更法，讓民眾與建商武器完全不對等。建商鮮少走完全公開透明的管道，因為賺不到錢，而普遍採取的管道，合建綁權利變更，私下議約，讓每個住戶各顯神通去談條件。

譬如：估價過程中決定房屋價值的三家估價師，都由建商找，但費用其實是「共同負擔」。而估價報告只提供給都委會，人民無權查詢。多數民眾在簽同意書，讓建商去送都更計劃審核時，只知道未來房子長什麼樣，但自己到底能分多少坪？分到哪一層，哪一戶？卻不準確。

問題是都更事業計劃一旦核定，根據第七次所修的都更法，同意書不得撤回。「為什麼建商是『公共利益』，小市民就是釘子戶？建商與小市民的公平協調機制是不對等的，」張維修說。

「法律向來不在保護好人，而是在保護懂法的人，」李振祥分析。建商現在就是利用資訊的優勢，一旦住戶對於都更的知識愈來愈正確，建商空間就愈小。在日本，現在幾乎都是由民間自力都更。最著名的六本木案，則是銀行推動。

更大的隱憂是，都更很快地摧毀，台灣好不容易發展出的社區意識與信任。同社區住戶，因為立場不同而分裂，巷子裡錯身也低頭而過，誰私下拿了什麼好處的傳言滿天飛。

土地之怒４：噬土政權毫無作為

更令中產階級憤怒的是，從土地稅到都更爭議，政府不是看不見，也不是不知關鍵。但從中央到地方，所有政治人物全被綁架了。

「台灣是一個噬土性的政權，土地開發是從中央到地方一個重要的利基，不論供需，還是要不斷的開發，地價就是要這麼貴，」政大地政系系主任徐世榮說。

一位活躍於政商工會圈的知名企業員工說，現今的政治生態，唯有土地利益才撐得起一位民意代表。否則「現在隨便一場選舉經費起碼是一億起跳，政治人物光靠工程分配款早就不夠看。」

複雜的政商共生結構，使得根本不用修法，地方就可以自己調整的公共地價、公告現值、房屋評定價值，根本沒人要動。華昌宜生動地描述，當年他向某縣長建言，應該調整地價與房屋價，以解決地方財政窘況：「他急忙搖頭說，你這是學院派不食人間煙火，我還要選舉哩，不可能，不可能。」

解決民怨該做的四件事

「想要有個負擔得起的房」已經成為中產階級最大的心曲。政府要解決這股龐大的民怨，首先，必須讓房地產交易價格透明化。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協理吳金終，認為一般民眾抗拒加稅並非無解。

在美國，各地方政府本來就可根據自己財政狀況，對財產稅打折。政府不妨第一步先讓真實地價浮上檯面。起碼土地增值稅先按實價課徵，抑制炒作。財產稅則可打折，以降低自有房屋者的反對阻力。

第二，如果實價不可行，政府可以成立獨立的房地產鑑價單位，來決定公告地價。「就是要擺脫地方政商共生的結構，」華昌宜說。

第三，「國土計劃法」趕快通過。華昌宜指出，過去幾年，台灣引入開發許可制的觀念，權力下放到都市審議委員會或縣市層級，使得台灣國土加速支離破碎。

台灣哪些地方應該是保護區，哪些地方應該是城鄉發展區、農業區？城鄉發展區裡，又該有什麼規範？都市的天際線要多高？這些全要靠「國土計劃法」做上位法規，地方政府依循。否則「這些委員會審議時，看到的就是這塊土地，看不到全貌，」華昌宜批評。

第四，短期內，為了遏止囤地歪風，國有土地標售，不妨設立開發期限條款。事實上，現行壽險業資金管理規範中就明定，壽險業買地兩年內一定要開發，杜絕囤地炒作。

民國七十八年，無殼蝸牛運動唱起的憤怒之歌，二十一年了，人民繼續憤怒著。當政府用「進步」、「供需法則」來搪塞人民，我們不禁要問，進步是為了誰？發展又是為了誰？空有美麗的房子，卻少了庶民的呼吸與靈魂，多了因為黑箱而存在的猜忌。空有軀殼，又有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