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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嚴重的全民健保，已經到了難以支撐的時刻。因此當初參與催生健保制度的衛生署長楊志良，從上任之初即念念調整保費。但不知是個性太過率直，還是政治智慧不足，每次提出的時刻都恰逢執政黨最為焦慮的選舉前夕，因而兩次三番被打回票，還被冠以白目、敗選禍首的罵名，終以調漲費率的主張不符行政院長的期待而掛冠求去，還同步發出聲明，譴責選舉過多、禍國殃民。

楊署長的率直、有擔當、有骨氣，反而於其忿而辭職時更受民眾賞識；有民調顯示，若此時他與馬總統競逐總統大位，只略遜5個百分點，聲勢如日中天。相對地，堅持要讓75%投保者不增加負擔，而將450億額外收入全數加在其餘25%所謂「能者」肩頭的吳院長，則一方面顯示其不尊重專業，自以為是地堅持一個不妥善的要求，一方面則更坐實他一意討好選民、不問是非的民粹傾向，受傷至深。

這兩方看似一高明一民粹的主張，關鍵差別在於前者堅持讓59%的投保者不受影響，後者則執意提高到75%；前者堅持提高單一投保費率，後者則要求對那25%能者採取累進費率，以達「能者多付」的目的。因而16%的歧異及在5.14%到6%間是否累進的爭執，似乎就是決定真理站在何方的關鍵。

其實大謬不然！因為雙方的基本立場有嚴重偏差，偏愛59%還是75%，根本就是50步笑百步，皆不可取。在此前的社論中我們已明白指出，健保的保費乃完全跟隨勞保制度，依投保人的薪資高低，決定繳納多少保費。因而薪資高者，如月薪5萬以上，即被視為能者，要一肩挑起450億的健保虧空。但隨著全球化的加快、加深，所得分配向非薪資所得偏移，平均薪資不增反降，因而那些來自利潤、不動產增值、股價上漲等收入，超比例地增加。

就此而言，全體薪資所得者乃是輸家，真正贏者是從事股市、房市投資與投機，靠天生特殊稟賦或祖上積累資產坐享豐厚收入的非薪資所得者。但不論吳院長或楊署長，都獨厚這群富人，將他們摒諸「能者圈」之外，甚至視同失業者，給予低保費優待。吳院長與楊署長的差別，只在於對剩餘那些輸家宰割分配的方式略有不同而已。

面對如此明顯而重大的偏差，全社會不論學者、媒體還是官員，竟無一人指出，每天卻圍繞著59%與75%上面論斷孰是孰非、誰該退讓，乃至頻繁的國內選舉要如何整合，甚至修法令其干擾減少。這個社會竟似患了集體失智症，上自總統下至庶民，都真如楊署長經常掛在嘴邊的，完全理盲而濫情！

直到昨天，我們才見到前健保局長朱澤民在本報名家觀點中直指行政院與衛生署均未見目前獨惠非薪資所得富人的保費制度之不合理，也都未將二代健保視為當務之急，更無視對25%至41%薪資所得較高者加重計費可能對企業、尤其是薪資較高的高科技產業造成衝擊。

有一個至為淺顯的例子，可以凸顯問題的癥結：一個月薪8萬，家中有三個扶養人口的家庭，依4.55%的舊費率，本人與雇主每月共扣繳14,560元；若被吳院長視為能者而提高費率至6%，要每月多付4,600元。但若是夫婦二人，沒有子女，每月薪資各4萬元，則每月僅扣繳7,280元，由於戶長薪資較低，不必受「能者」的懲罰，在調整費率後，不需多付一毛錢，比前一個不幸的家庭少付近1.2萬元；如果這對夫婦又擅理財，每月從股票、房地產、租金上獲得10萬元的收入，他們仍不是能者，所以也不需多付一毛錢。達官貴人如果看得懂這個例子，就不必再計較那16%了，快推二代健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