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賴仁中／專訪
律師見被告，檢察官派人監視，律師傳達被告想法，法務部說詆毀司法，要求查辦…，這都不過幾天前的事。
突然之間，人們錯愕、不解，不禁懷疑「台灣人權到哪去了」、「律師權的核心價值還存在嗎？」。
這不能等閒視之，也不只是律師和被告的事，它攸關國家公權力是否被濫用、人民還有沒有言論思想自由等基本人權。
台北律師公會前理事長、現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董事長黃瑞明一言以蔽之：「這實在是台灣人權的大倒退。」
他說，歷史告訴我們，掌握國家公權力的人，對人權的侵害不見得少於黑道或犯罪份子。黃瑞明非常憂慮最近司法單位的種種作為，務期執法者節制。
最近法務部和檢方作法 壓縮律師權
問：法務部以發言不當，行文要求調查鄭文龍幾位律師，律師界能否接受。
答：過去幾年，律師界很自豪台灣已成「人權輸出」國家，但最近法務部和檢方作法是在壓縮律師權，導致刑事司法人權大倒退，再不節制，將是民主台灣最大的悲哀。
問：過去如何人權輸出、現今倒退得多嚴重？
答：二○○○年我接台北律師公會後，公會加入聯合國國際人權組織（ＩＣＪ），台灣是重要成員，當該會發布某國律師受到不當對待時，台灣就走出去聲援，我和一些會員就曾發動前往墨西哥，聲援一位打擊人口販賣遭到黑道懲罰的律師，墨國非常訝異遙遠的台灣，會來關注他們的人權，我們卻很自豪。
這八年來，我們也一直和中國作對比，之前他們連維權律師都沒有，只有極少數特例，有律師為政治異議份子辯護；反觀「台灣經驗」，美麗島時代律師已很完整，然後政黨輪替，律師當上了總統，刑事辯護制度上，人民享受到人權受保護的地位等。
然而最近接連幾件事，使台灣人權急遽倒退，比如蘇治芬未傳即拘、拘後就聲押；鄭文龍等律師幫被告傳話，法務部馬上行文檢方、公會調查，更派檢察事務官監視，在旁出言「你要注意」等語，這已經干預律師跟當事人接見，律師和被告完全不享有秘密通訊的自由了。
干預律師跟當事人接見 有違憲之嫌
問：從法制面看，可以這樣嗎？
答：現行法制，不能說檢方這麼做違法，但律師和當事人沒有秘密通訊自由，這樣的法律本身有問題。
我引台大教授王兆鵬「偵查中之辯護權」一文來說，律師權的重要基礎，就是被告與辯護人完全充分及自由的溝通，被告毫無恐懼、毫無疑慮地向辯護人吐實，不用擔心今日所述成為明日的不利證據，若被告恐懼可能遭竊聽，即不敢充分溝通，這種恐懼愈強，被告的律師權就愈虛無，因此被告與律師完全充分及自由的溝通，是律師權的核心價值。
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非有實質正當理由，不得以法律限制被告與辯護人溝通的權利。基此原則，我國現行法已有違憲之嫌。
過去實務上用錄音，讓被告和律師無法隱密溝通，已不妥了，現又派人干擾、做配音，還發文傳訊律師，讓律師心理受到很大的壓迫，對於有違憲嫌疑的法律，竟然還用這麼高強度的方式執行。
傳達被告審判以外言論 屬思想自由
問：似乎應該修法。
答：我們已著手推動，包括修正律師法、刑事訴訟法等與刑事人權及羈押有關的一些條文。
問：檢方辦案，人人可批評，律師和被告見面出來卻不能批，豈不奇怪。
答：扁說被追殺九族等，他們擔心會鼓動情緒，造成聚眾、不安，事實上，台灣已經習慣不同的聲音，法務部不用擔心一個人講什麼，會對社會造成多大影響，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已經是定律了，他在獄外的言論，社會上已有公斷，進了監所影響力會突然倍增嗎？而律師代為傳達被告審判以外的言論，這完全是言論的、思想的自由範疇，沒有理由不能對外傳達。
律師倫理規範要求，律師也要注意維護法院的尊嚴和光榮，不能隨便詆毀法院，我認為律師應該遵守這一條，但這個案子律師評價的時候，有用情緒的、無理由的謾罵嗎？律師只是傳達被告的個人感受，我不認為法院尊嚴會因此受傷害。
司法要人民信任和尊重 惟節制權力
問：執法者的心態是否該調整？
答：執法人員最引以為榮的是，他們在打擊犯罪，保護公益，但我不得不指出，執行法律的是平凡人，當一個平凡人擁有極大國家權力的時候，他的人性、個人修養，是不是足以抗拒濫用這些權力的誘惑。
偵查當中為什麼要保護被告人權，很大程度就是為了要抵抗國家權力可能的濫用，歷史上有太多例子，侵害人權的事，是掌握國家公權力的人發動的，他們侵害人權，不見得少於黑道或犯罪份子對人權的侵害，這樣講也許對執法人員不公平，但歷史確實記載許多擁有國家權力者，逐漸形成法西斯心態。
像美國為了反恐，這種心態馬上出來，還好美國有內部機制反擊，包括法院判決來加以節制，連擁有悠久民主自由傳統的美國，它的執法人員都容易濫權，要靠經常不斷的、制度性的節制。
國家權力發揮到極點的是德國納粹，但德國戰後對納粹的反省，直接深入到人性深處，三個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全都反極權、反國家光榮主義，他們對中國態度是歐洲最強的，德國總理不去奧林匹克（北京奧運）、敢在總理府接見達賴，他們深切了解，什麼東西都可以犧牲，人權絕不能妥協，若這部分妥協，接踵而來的問題會非常嚴重，梅克爾講過「人權問題不能以任何條件來交換」。
我國檢察官擁有很大權力，他們同時極力爭取法官的同等身分，並受憲法保障，好處是可以不受政黨和政治左右，但壞處是他們能夠充分運用權力、又受憲法保障，若不節制，這個權力是很可怕的。
被告未確定有罪前，應視同無罪之人，但最近我們看到，有執法者非常痛恨這些「壞人」，在庭上訓斥、大聲指責，國家並沒有給他們這個權力，他們要做的是發現被告有沒有罪而已，他們沒有資格去踐踏、侮辱別人的人格與尊嚴。惟有懂得節制權力、顧及程序正義，司法才會得到人民的信任和尊重。
若律師變成犯罪者共犯 刑法有處罰
問：律師和被告秘密通訊，萬一協助串證怎麼辦？
答：這是個好問題，我從法務部王部長評論律師談虎的話來談，她說，律師應該為社會公益著想，不應洩漏當事人的秘密，我承認律師也該為公益角色而存在，而不只為當事人的利益存在，若此，那有什麼理由不能讓律師和當事人秘密接見呢？
如果出發點是擔心律師變成犯罪者的幫凶，當然要對他嚴格限制，但訴求是為公益角色存在，就該賦予公益角色的地位、身分及機會，律師能單獨秘密接見被告，有些案件可以曉諭認罪協商可能對被告是最好的，這就是執行公益角色。
也許有少數不肖律師，利用這個機會做不該做的事，那他已變成犯罪者的共犯，不是執行律師職務，刑法訂有處罰規定，應給予最嚴厲的處罰，讓他一次就永難翻身，相信律師界不僅不會反彈，還會拍手。
現在把整體律師看成罪犯，嚴格限縮職權，律師功能無法發揮，卻又要律師做公益的角色，不但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保護人權的意義也無從實現。
問：律師倫理規範不能幫當事人傳送物品，鄭文龍律師的作法有無違背？
答：他只是傳述被告感受，這也是思想自由的問題，還記得「雷震回憶錄」，五百多頁就這樣毀了，大家覺得可惜，如果監所人犯有書信溝通自由，有些資產就可以保留下來，思想自由應該受到保障。
運用羈押衝擊被告心理 即押人取供
問：充分保障偵查中人權，會不會影響到發現真實。
答：反而有助於發現真實，一般人很難理解，收押對人內心的衝擊有多大，一下子被押，他們想到整個家庭、人際關係，所有運作的程序都毀了，多數人一心只想早點回家，在這種心理下，有時可能會承認自己沒做過的事、或指認不存在的事，有律師在旁邊，做他的心理支持與諮詢，較能避免在這種不正常心理下，做出不實陳述。
我認為現在檢察官辦案，相當程度是運用羈押帶給被告的衝擊，來取得他的自白，這就是押人取供。注重程序正義與被告尊嚴，案件辦出來的結果才能讓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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